1989年，医生发觉我患了扩散性喉癌，为我动了手术。手术十分成功，只有一个问题——切除时，需切除的部分比最初估计的深得多，我右边的声带只剩下一小截。
我大受打击。癌魔固然祛除，但我几乎连低声说话的能力都丧失了，而我一直靠说话为生，在舞台上、电视上都是如此。第一个到医院探望我的朋友，是东尼。我们合作演出已有30年了。
他安慰我说：“你会好起来的。”我用手势表示，失了声让我十分愤恨。这时，他很认真地说：“杰克，你如果要恢复工作，我会安排，这不是开玩笑。”
东尼素来言而有信。我开刀后过了3年，听说有些小报准备发表报道，说我命在须臾。这纯粹是虚构，我没想过东山再起，但癌症确是被我击退了。我决定接受电视访问，发声专家兼歌唱老师加里·卡托纳看到了，便和我联络。
他说：“我也许能够帮助你。”之后4个月，我致力于做些奇怪而剧烈的练习。加里说，只要我左边的声带够强劲，或许可伸展过去，搭上右边声带的剩余部分。这对我来说有如科幻小说，但过了一段时间，我的确听到自己微弱的声音了。
电话似乎通灵，这时响了起来。“杰克，我是东尼！你知道吗？要是我们能够在百老汇演出一场《难兄难弟》，就可以替国家
演员剧场募得100万美元。”这剧场是他的心肝宝贝，但那时我还是说话维艰，就叫他别指望了，随即挂断电话。
我跟加里淡到这件事。他说：“告诉东尼，6个月后你就可以和他同台演出。”我向来不想显得软弱经不住打击，我渴望重过演艺生涯，也知道东尼努力为我打气。那6个月我不断吸蒸气，锻炼声带，进展不错。难以听到的低语慢慢变成了声音。
演出的日期来临了。我在后台等待，一颗心怦怦乱跳。到我出场了，我说了第一句台词，听见观众在座位上挪动。我虽然开了麦克风，但听不见自己的声音，不禁惊慌失措，心想：天啊，我是怎么盘算的？还有两个小时怎么挨过去？
我双腿发软，勉强站着。警察默里问我吃的是什么，我回答：“三明治，有褐色的，有绿色的。”
他问：“绿色的是什么？”
“要不是很新鲜的干酪，就是很不新鲜的肉。”观众确确实实笑了起来。显然，他们听见我的声音了。
东尼这时在舞台的另一边。我看见他眼睛闪出喜悦的光芒，也明白他的意思：“加油，加油！我早知道你办得到。”那两小时的演出，我赢得最初演出时赢得的所有笑声。东尼一直在我身旁，做我的精神支柱。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份情谊。剧终时，观众为我们起立欢呼了两分钟。落幕后，舞台经理说：“你们听到没有？”
观众仍旧站着鼓掌，要求再次谢幕。我们忍不住哭了起来，他们也哭了。那是百老汇真情流露的7分钟。在演出后举办的派对上，东尼见人就说我是“世上最勇敢的混蛋”。那一夜是我一生中最美妙的。东尼给了我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