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光启是我国明末科学家、农学家、政治家。他毕生致力于数学、水利等方面的研究，还将中西的科学融合在了一起，并且取得了突出成绩。
徐光启年少有志，读书刻苦，父亲看到他这样，心中十分高兴，因此抓紧一切时间对他进行引导，他要把自己的平生所学全部传授给儿子。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父亲的直接帮助下，进一步激发了徐光启刻苦读书的自觉性。
到徐光启八九岁的时候，不但通读了《六经》，而且文章、辞赋都写得很好，成了远近闻名的小神童。后来，在一件偶然的事情中，他又喜欢上了自然科学。
有一天，徐光启放学回家，路过一块棉花地，见一位老爷爷把棉株上好端端的嫩芽都被掐掉了，他感到非常奇怪，便上去询问。老人告诉他，现在已到秋季，再长嫩芽，即使生出棉桃来，因为生长期短，也结不出棉花来，而且还要消耗掉不少养分；如果把它掐掉，节省下的养分可以使那些已经成形的棉桃长得更好。
老人见徐光启眼睛放光，听得入神，又说：“孩子，这就叫科学，是一种动脑子的学问。”
在平时读经书的过程中，徐光启已经读过华佗用中草药治病，张衡发明浑天仪，以及王恂、郭守敬、许衡联合修订《授时历》的故事，但“科学”两个字的印象，却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深。
徐光启回到家中，立即来到自家的棉花地里，也学着老人那样，把棉株上新长出来的嫩芽全部掐掉了。他父亲看到，立即上前一把将他拉住，大骂道：“败家子，你疯啦？那么好的嫩芽你为什么要掐掉，难道你是读书读呆了不成？”
徐光启则不慌不忙地说：“请父亲息怒。我这样做自有道理，待我把话说完，你再责骂不迟！”
于是，徐光启便把种棉老人的话对父亲说了一遍。徐思诚也曾是个读书人，思想并不那么僵化，他见徐光启说的有道理，便怒火顿消，和徐光启一同动手，把新长出的嫩芽全部掐掉了。到了收获时，徐光启家中的棉花，比往年取得了更好的收成。
公元1604年，徐光启考中进士，走上仕途。后来他成为了明末改历的主要主持人。
1629年，67岁的徐光启皇帝之命督修历法。当时的明朝推行的是“大统历”，也就是元朝郭守敬所定制的授时历。而当郭守敬在世的时候，推算的日月食就已经不准确了。这年5月的日食，掌管观察天象的钦天监推算又发生明显错误，皇帝对此事十分生气，于是便根据礼部奏疏，准许由徐光启督领修历事。
同年的9月13日，皇帝又下谕给徐光启，为他制订了修历的原则后，徐光启接到皇帝的命令后，就设立了“历局”，组织了一些人员，开始了相当大规模的修历工作。
徐光启从此全身心的投入到了修历的工作中去，他没有选择走捷径，而是选择了一条最麻烦、最困难，但是也是最有远大眼光的方法，在此过程中，他汲取了西洋先进科学技术，而且也十分看中当时国内外天文历法方面的研究成果，他甚至将从自汉朝以来的68次修改历法以及293次日食预报与实际发生日食的误差，做了认真统计和研究。
这次，徐光启还大胆引进了欧洲的时辰钟和伽利略发明的望远镜，对天象进行精密观测，更是精心绘制了一幅《全天球恒星图》。他经常登上观象台观测。
有一次，徐光启为了测试冬至的时刻，在测验天文仪器的时候，一不小心从台上坠落下来，腰部和膝盖都受了伤，尽管是这样，他还是坚持继续测验，丝毫不曾懈怠。
直到1631年的一月，徐光启第一次向皇帝呈上了新制的历书；同年的8月，又向皇帝呈上了第二次改进的历书；来年的4月，他第三次进呈了历书。
1633年的时候，71岁的徐光启还没有修正完《崇祯历书》就卧床生病了，但是他始终没有忘记自己的工作。在他去世的前几天，他还向皇帝推荐了另外的一名学者，来完成他尚未完成的事业。
当年11月8日，这位勤劳俭朴、刻苦钻研，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科学事业的著名学者，走完了自己生命的最后旅程。
徐光启在天文学上的成就主要是主持历法的修订和《崇祯历书》的编译。他“释义演文，讲究润色，校勘试验”，负责《崇祯历书》全书的总编工作。此外还亲自参加了其中《测天约说》《大测》《日缠历指》《测量全义》《日缠表》等书的具体编译工作。
徐光启引进了圆形地球的概念，明晰地介绍了地球经度和纬度的概念。他为我国天文界引进了星等的概念；根据第谷星表和我国传统星表，提供了第一个全天性星图，成为清代星表的基础；在计算方法上，他引进了球面和平面三角学的准确公式，并首先做了视差、蒙气差和时差的订正。这些都较我国传统的《大统历》为高。
《崇祯历书》及其所依据的天文学理论，使其成为我国的官方天文学体系，长达200余年。如从科学史的角度和历史影响而言，此事当属徐光启成就的显著事功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