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考中进士后，先后任祁州（今河北安国）司法参军、丹州云岩（今陕西宜川境内）县令，后迁任著作佐郎（朝廷中掌天文、修订历法的官员）、签书渭州（今甘肃平凉）军事判官等职。张载在云岩县任县令时，敦本为先，以教化为主，善俗为务，以辅政事。他十分重视改变社会陋俗，培养良好的社会公德，树立尊老爱幼的良好风尚。
吕大临在《行状》中有这样的记述：“其在云岩，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乡人高年于县庭，亲为劝酬，使人知养老事长之议，因问民疾苦及告所以训诫子弟之意。有所教告，常患文檄之出不能尽达于民，每召乡长于庭，谆谆口谕，使往告其里闾。间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于道，必问‘某时命某告某事闻否’，闻即已，否则罪受命者。故一言之出，虽愚夫孺子无不预闻知。”意思是说：在云岩县，张载每月都要选择吉日，备好酒席，定时召集全县各乡德高望重的老人到县衙集会。酒席间，张载从不以县太爷身份自居，常常亲自恭敬地为在座的长老敬酒问安，让人人都知道尊敬老者、赡养老者是每个晚辈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同时他还要详细询问百姓疾苦，广泛征求百姓对官府的意见和建议，并向长老们提出训诫和教育子女的道理、方式及要求。
县衙里发出的教告（即告示），他常常担心教告内容不能让广大百姓理解，于是，在每月召集乡老聚会时，他总是反复叮咛到会的人，一定要告诉给所有的乡民百姓，丝毫不能有所马虎。平时，有人来县衙办事或者在外途中遇到乡民，他一定要亲自询问近期县衙所发教告的内容，如果所问之人知道便罢，否则，便立即追查原因，并责成下属，限期采取措施，进行补救。因此，凡是县衙里发出去的教告，就连地处偏僻乡村的百姓，也没有不知道的。张载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十分重视为政必先正身的道理。他说：“为政必身倡之，且不爱其劳，又益之以不倦。始为政者未暇论其贤否，必先正之，求得贤才而后举之。”（《正蒙·有司篇》）由于张载政令严明，办事认真，而且以身作则，垂教化民，云岩一带风俗为之大变，人民敦厚纯朴，礼让为先，社会风气日益好转。因此，他在云岩任职期间，政令畅通，出现了社会稳定，经济发展，百姓安居乐业的可喜局面。至今在当地一提起县令张载的感人故事，大家仍如数家珍，赞不绝口。
云岩德政张载在总结自己持身立节，从政为官的历程时，自己评价是：“某平生于公勇，于私怯，于公道有义，真是无所惧，大凡事不惟于法有不得，更有义之不可，尤所当避。”（《经学理窟·自道》）这正是他大公无私、刚正不阿、无私无畏崇高风范的集中体现。
张载在云岩县推行德政的做法使弟弟张戬很受感染。张戬虽比哥哥年小十岁，但他二十四岁便中进士，先后任阌县（今河南灵宝市阌乡）主簿、凤翔府普润（今凤翔县和麟游县交界处）县令、著作佐郎、陕州云实（今河南灵宝市）县令、四川渠州（今四川省渠县）怀安军等职。
宋仁宗嘉祐七年（1062年），张戬调任陕西蒲城县令。刚一到任，就听说蒲城民众常常违抗律令，且诉讼不断。前任县令以法治之，案件反而大大增加。从小就接受兄长教育的张戬，十分推崇哥哥的品性和为政思想。他针对蒲城县的实际，大力仿效和推行兄长“凡政事以敦本善俗为先”的做法，对违反律令能立即悔改者不予追究，且经常向百姓讲述不得违反律令的道理。他像哥哥一样，每月用自己的薪水备酒置席，招待乡人和年老者于县府，并亲自为他们劝酒酬谢，让他们率先教育好自己的子女，做好奉养老人和行义之事。结果不到一年，诉讼大减，盗贼消失，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年），升文彦博为侍中，改镇淮南府，判永兴军，至京兆府整治西北防务。在此期间，他特邀请张载到长安“郡学”讲学；次年，王陶出知永兴军（辖今陕甘各一部，豫西一小部）再次聘请他到郡学讲学。前来听讲的大多都是些贡生、知县、学正等。他以传授礼仪道德为主，奉劝学者们“少置意科举”（《行状》），多参加实践，号召大家积极从事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研究。许多人对张载严肃而合乎正道的见解，十分敬佩，纷纷效仿。
张载一面从政，一面巡回各地讲学论道。一时间，关中各地邀他讲学的人很多。后来，张载还先后应武功主簿张三甫之邀，到绿野亭讲学，应扶风仙山寺住持之邀到仙山寺讲学。所到之处，深受学者和百姓的赞扬和好评。
宋英宗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卒，神宗即位。张载迁任渭州军事判官。“在渭，渭帅蔡公子正特所尊礼，军府之政，大小咨之，先生夙夜从事，所以赞助之力为多。”（《行状》）在渭州，张载与环庆路经略使蔡挺关系十分要好，蔡挺十分信任和尊重他，军府大小之事，常常要请教张载。张载也尽心竭力，献智献策。
在渭州期间，张载对北宋王朝在军事上失策失误所造成的内忧外患的困境深表痛心。他认为：只有坚决进行军事抗击，才能维护国家安全、领土完整，确保老百姓正常的生产和生活。但是，当时的朝廷，机构臃肿，人浮于事，大多将帅只知道以科举簿书治国，严重脱离实际。尽管朝廷每年支付军队的费用占财政收入的百分之七十以上，而战事却常常处于被动局面。针对这种情况，张载主张要实现富国强兵，增强国力，首先应从实际出发，克服那些闭门造车、高谈阔论的浮夸作风，彻底改变那种“兵不识将，将不识兵”的治军理念。为此，他专门撰写了一篇《与蔡帅论边事划一》，阐发了自己的观点。同时，他还创立了《兵将法》。
他认为：对西夏的战争必须注意战略战术，因地制宜，全民皆兵。他还主张推广种世衡（北宋戍边名将，系范仲淹一手提拔）的作战经验，发动群众全面防守，利用行政、法律措施，调动士兵和民众学习射箭的积极性。他说：“种世衡驻守环州，僧道饮酒犯禁能射则置之，百姓轻系者，能射则纵之。”就是说，不论士兵犯罪，僧道犯戒，百姓有错的，只要能够射箭，都应给其将功折罪的机会。边境群众男丁应发刀枪守边防，妇女配发刀枪护家乡；大的战争要让群众进行清野避山林。这样，敌人来后不但无粮无草，百姓亦可免遭掠夺和侵害。他在《兵将法》中，积极主张推广边防军民联合训练作战的做法，还提出罢除戍兵（中央军）换防、招募当地群众取代等建议。
张载认为：每年朝廷都要调集大批的军队戍守边境，这样的结果一是加大军费开支；二是朝廷恐军队首领拥兵自雄而形成的兵将互不相识的被动局面，无法得到根本上的扭转；三是中央军从全国各地征调而来，他们远离自己的家乡，思念自己的亲人，而无法体验外族掠抢、侵害之苦，因此，无心战事。军队换防，恰恰成了他们逃避战争的借口。张载提出的这些主张十分利于缓解当时北宋内外交困的危机，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开军仓放粮赈济百姓在渭州期间，张载非常关心边境百姓的疾苦。据《行状》载：“并塞之民常苦乏食而贷于官，帑不能足，又属霜旱，先生历言于府，取军储数十万以救之。”边境百姓多年遭受西夏烧杀抢掠，加上又遭自然灾害袭击，长年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张载看到这种惨状，不惜以身试法，竭力说服蔡挺，大胆动用军资十万银两用以救助贫苦百姓。蔡挺也深明大义，毅然同意张载的建议，打开军府储粮，公开赈济灾民。这一举措，深受当地百姓的拥护和赞扬，从此，渭州一带军民关系更加密切，边防日趋稳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