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发中国经济的活力
苏联和中国实施五年计划均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当我们对比中国和苏联当时的历史背景，会发现两国在很多方面存在着惊人的相似。
经济腾飞最关键的基础是人才和技术。苏联通过向中国派遣专家和实打实的“156项”项目，解决了中国经济起步阶段技术和人才的瓶颈；而苏联一五计划的成功实施很大程度上归于1929～1933年资本主义世界的“大萧条”。截至1931年，苏联接受技术援助的项目增加到124个，总值为8300万卢布（当时，1卢布约合0.5美元）。经济危机中，欧美出现了大量的失业技术人员，他们被招聘到苏联工作。1932年，在苏联工作的外国专家达1919人，技术人员10655人，分别比1928年增加了4倍多和20多倍。
计划经济得以有效实施，还需要强势政府的领导，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共产党都经过血与火的考验，相对于资本主义政府，拥有更多的经济建设的主动权，可以调动更多的社会资源，当然两个国家都是资源型大国，拥有广袤的国土，有形成完整工业体系的腾挪空间。
从上面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出，计划经济作为一种经济发展的手段，就内容而言，并不是太高深的东西，也不是不轻易示人的武功秘籍，但各个国家想要照单抓药，按方治病，还不是一件太容易的事。
但在通过计划经济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也必须承受它带来的副作用——很难让市场机制发挥作用，和欧美资本主义相比，欠缺活力。当中国和苏联享受飞速经济增长的时候，也一直在与计划经济所产生的弊端作不断的斗争。苏联与中国所采取了不同的措施克服计划经济的弊端，最后也导致了不同的结局。
在单一计划经济实施70多年后，苏联迎来了艰难的时期，市场发生了严重的扭曲，排队、抢购、投机倒把达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1991年底，苏联最终分崩离析，俄罗斯联邦独立。俄罗斯人面对一大堆半死不活的企业，外加1万亿卢布内债和1200亿美元外债，可谓举步维艰。
在这样的情况下，把西方经济学教科书上的东西当做宝贝，被称为“芝加哥小男孩”的盖达尔等给俄罗斯开出了“休克疗法”这剂药方，希望在短短四五百天的时间内实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执行价格自由化、产权私有化的“一揽子过渡”的改革主张，希望借此纠正严重失衡的社会总供求关系扭曲的价格机制，希望将俄罗斯的经济拖出泥潭。
在此之前“休克疗法”曾在玻利维亚、波兰两国实现了极大的“成功”，但这两个国家都是小国，在欧美的大力支持下，安全度过了动荡期。当用休克疗法治疗俄罗斯这头反应迟缓的“经济恐龙”时，却起到了相反的效果。俄罗斯从前苏联那里遗留下来的经济99%属于国有计划经济，即使放开市场与物价，也不能有效刺激供给，当然也不可能实现供求平衡。
俄罗斯的改革对经济产生了较强的冲击力，在短期内给社会的经济生活产生巨大的震荡。“休克疗法”在俄罗斯实施的结果是，不但没有遏制，反而加剧了通胀，1992年当年通胀率即达到2501%。同时，在国企私有化的过程中，因为法制不健全，出现国资被严重贱卖的现象。企业领导人通过与主管官员的钱权交易，评估价值低且暗箱操作，以远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受让。比如，俄罗斯500家大型国有企业实际价值超过1万亿美元，但只卖了72亿美元，苏联时代辛辛苦苦积攒下来的家底被极少数人据为己有。
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的改革并没有采取俄罗斯休克疗法那样极端的手段，并不是着眼于整体的制度设计，而是采取循序渐进的手段对经济政策进行微调，“摸着石头过河”，一项政策只是在小范围内进行试点，当成熟后才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如果失败了，则再进行摸索。
由于计划经济统得太死，造成了供求关系的严重背离，同时中国经济重工业比重过大，满足人民群众日常生活需求的轻工业严重不足，导致中央政府在众多领域不得不实施严格的管制，采取凭票供应的措施。
1988年，当时全国居民储蓄存款为3000亿元，这个数字在现在看来并不算高，自改革开放后，居民储蓄存款就大幅飙升，1992年上升为1万亿元，2005年为14万亿，而2010年末，这个数字更是突破30万亿，足足是1988年的100倍。在供给结构未理顺的情况下，这些货币犹如“笼中之虎”，随时出来就可以吞噬脆弱的供应，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扰乱社会的经济秩序。
为了给紧张的供求关系松绑，“价格双轨制”这个中国经济特有的产物出现了，这也成为世界经济史上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同一种商品在市场上有两种完全不同的价格，计划内部分实行国家定价，计划外部分实行市场调节价的制度。价格双轨制一方面要维护计划经济，而从另外一方面又在打破计划经济的束缚。
我们不能否认这种“双轨制”的弊端，在经济过热，供求矛盾尖锐、计划价格与市场价格之间高低悬殊的时候，某些不法之徒，大搞权钱交易，钻双轨制价格的空子，时而将平价的商品转为市场商品出售，时而又将市场的商品变为平价商品，通过这种“平转议”或“议转平”，从中渔利，大发其财，成为暴发户。然而“双轨制”实际上对打破计划对市场的绝对垄断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双轨制的矛盾也决定了它不可能作为一个长久的经济政策，中国人也迎来了微缩版的休克疗法，那也就是“价格闯关”。
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访问中国，受到了中央领导的接见。弗里德曼是当时国际最著名的价格理论和货币理论大师，他建议中央领导人必须放开价格管制，他认为中国改革到了“最后的时刻”。弗里德曼在四川考察时，对四川省长说，“如果你想把老鼠尾巴砍断的话，不要慢慢地一截截地砍，一下砍掉就行了，长痛不如短痛”。在弗里德曼的建议下，中央政府取消了价格的双轨制，进行“物价闯关”。
根据当时的报纸报道，“人们像昏头一样，见东西就买，既抢保值商品，又抢基本消费品，连滞销的商品也不放过，电视机只要有图像就抱，电风扇只要能转就买，电冰箱只要有冷气就要”。
国家物价局的《中国物价年鉴》记载，“1988年是我国自1950年以来物价上涨幅度最大，通货膨胀明显加剧的一年。全年物价总指数比上年上升18.5%，这个上升幅度又是在持续三年物价累计上涨23.7%的基础之上”。
从短期来看，价格闯关并没有起到迅速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作用，很快被制止，中国停止了急速的市场化尝试。但“价格闯关”却像一剂催化剂，使中国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由于居民巨大的消费潜力，使中国各大企业看到里面隐藏的巨大商机，中国家电业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获得了爆炸性的增长。
1985年到1987年，全国各地共引进115条彩电生产线，73条冰箱生产线，15条复印机生产线、35条铝型材生产线、22条集成电路生产线、6条浮法玻璃生产线。
最为典型的是9个省市一起向意大利梅洛尼公司引进了9条同型号的“阿里斯顿”电冰箱生产线，每条生产线的价格均为3000万元，年生产能力30万台。中国先后产生了合肥美菱、牡丹江北冰洋、南京伯乐、上海远东、景德镇华意、重庆五洲、宝鸡长岭、兰州长风和长沙中意冰箱等“阿里斯顿九兄弟”，在“价格闯关”中，这些企业都风光一时，不过最后都逃脱不了衰落、被兼并的命运。
大规模引进外资，导致外汇消耗巨大。自1984～1989年，中国一直处于贸易逆差的状况，1985年更是达到了149亿美元的最高值，相当于出口总额的54.5%。在共和国的经济发展史上，中国的“七五”时期也成为仅次于“五五”时期的第二大贸易逆差期。这次大规模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对我国轻工产业的更新换代及消费品市场的启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世界范围内的第三次产业转移正式拉开帷幕，在中美关系缓和的大背景下，大量的生产线已经涌入中国大陆。中国沿海无疑成为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区域。在1992年之前，中国吸引的海外投资中83%都是来自于港澳台及海外华人投资。如果没有香港、台湾，没有海外华人在70年代形成的财富积累，没有广东这一块改革开放的前沿，中国是难以借到第三次产业转移的东风的。
改革开放之初的深圳除了吸引香港台湾的投资外，更像一个批文的集散地，全国的倒爷将深圳当成一个计划外物资的中转站，两股强大的力量使深圳这一个边陲小城迅速成长为全国第四大城市，打破了计划经济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束缚。
当时间的指针指向“八五”时，经过十多年的铺垫，中国从计划经济向市场转变所需要的条件差不多已经具备，中国就等着冲破最后的束缚，大步向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体制迈进。
1992年6月9日，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向省部级学员作了一次开拓性的讲话。这篇受人高度注意的演讲，与南方讲话精神保持高度一致，并且暗示了一个更重大的变化。江泽民说，在即将于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目前使用的表述方式将被主题更明确且更具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
中国最终以较小的代价实现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没有俄罗斯那样的社会的阵痛，扭曲的供求结构却最终得到调整。中国经济也迎来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
挣脱铁饭碗
在农耕时代，大规模的人口流动对统治者来说，绝对是一件头痛的事，各朝各代都会加强对流动人口的控制。农业人口被严格限定在某一区域，生产休息等都相互知晓，流动人口很难遁形。
唐朝就针对流动人口制定了“官凭路引”制，通过这个来证明身份。《隋唐演义》第二十一回“临潼山上柴绍秦琼谈往事长安城内李豹齐彪惹祸端”中就提到，秦琼和柴绍来到长安城西关大街张家老店借宿，伙计端茶倒水之后说道：“大爷！最近官府有话，凡进京住店，一律要在店簿上登记备查。没有官凭路引，还不准登记，请众位先登记吧！”如果没有政府颁布的正式文件，住宿、通过各种关卡是根本不可能的。
在明朝年间也有同样一项规定：凡人员远离所居地百里之外，都需由当地政府部门发给一种类似介绍信、通行证之类的公文，叫“路引”，若无“路引”或与之不符者，是要依律治罪的。“路引”实际上就是当时离乡的证明和身份证明。
当工业社会到来，大规模的工业生产需要大量的自由劳动力，人口大规模的迁徙流动成为经济生活的必需。由于城市可以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可以提供更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大量的农村人口涌向城市，但这也带来一个难以去除的伴生品——贫民窟。
贫民窟最先出现在工业化进度最快的英国，19世纪伦敦人口从1800年约80万到1990年超过650万。伦敦城市的下层社会居民的居住条件日益恶劣、住宅稀缺，并形成了许多贫民窟。20世纪初的美国也遇到了类似的情况，大量农民工涌入城市，使城市住宅日趋紧张，国家无力给涌入城市的农民工提供他们负担得起的住房，贫民窟大量出现。
贫民窟最为严重的地方则在发展中国家，和拥有雄厚的财力的欧美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面对不断涌入的人口只能是束手无策。里约热内卢是巴西第二大城市和最大的海港，但说到里约，除了一年一度的狂欢节、里约旖旎的海滩，就是臭名昭著的贫民窟。作为2014年世界杯和2016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其安全也因为贫民窟而备受质疑。
新中国成立后，百废待兴。对于农村人口而言，城市具有较大的承受力，但中国工业基础薄弱，根本不可能承受大量的人口，过多的城市人口极易造成财政巨大的负担。同时，农村也需要大量劳动力，正常的粮食生产对社会的稳定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中国仍需要大量的农副产品换取巨额的外汇。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1958年1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次会议讨论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这标志着中国以严格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为核心的户口迁移制度的形成，看似苛刻的城乡二元体制也因此形成。
中国严格的户口制度最大的不公平是社会资源的分配，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城市享受了太多政策的便利。比如，城市中的教育和基础设施，几乎完全是由国家财政投入的，花的是全国人民的钱，而农村中的教育和设施，国家的投入则相当有限，有相当一部分要由农村自己来负担。
这也导致一个严重的后果，那就是人才的流动基本是单向的，千军万马都希望挤进政府供养的体制之内。只要进入了这个供养体制，基本上就是衣食无忧，生老病死都由公家罩着，这也成为“铁饭碗”的由来。对于农民来说，只有土地才是最大的依靠，只有辛勤的劳作才可以获得生存的权利。
随着中国“156项”项目的引进，中国建立了自己的重工业基础，工业规模不断扩大，这时候对产业工人的需求急增。这种情况，完全可以成为促进人口自由流动的重要契机，建立能进能出的用人机制，但因为“接班制”的出台，这条路也被堵死了。
1953年1月26日政务院劳动部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保险条例实施细则修正草案》，该草案第六章“关于死亡待遇的规定”第二十四条规定：“工人职员因工死亡或因工残废完全丧失劳动力，其直系亲属具有工作能力而该企业需人工作时，行政方面或资方应尽先录用。”这项规定中首次出现了子女顶替就业的情况，不过这时的规定还只适用于因公死亡或因公残废完全丧失劳动能力的职工。
在随后的政策执行中，条件被逐步放宽，1956年1月14日劳动部发出的《关于年老体衰职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问题复轻工业部的函》范围扩大到年老体衰或常年有病不能坚持正常生产的工人，顶替的子女须是当地城市的户口。以新换老、以强换弱，有利于生产；又能够使职工的子女得到妥善安排，使退休职工的生活较有保障。（刘嘉林、毛凤华等编著《中国劳动制度改革》，经济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12页）
子女顶替工作因“文革”而中止，但在1973年为解决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中出现的问题，子女顶替就业在矿山井下、野外勘探、森林采伐等行业中又恢复了，在实施过程中，“四大行业”的限制逐渐被突破，20世纪70年代末，子女顶替制度得以大规模实施。
接班制在“文革”后被大规模实施也有一定的背景，“文革”时期，正常的退休、退职被中止，到“文革”结束时，企业职工应退而未退者达200多万人，机关、事业单位职工60多万人，使得企事业单位职工日益老龄化。（何玉长，《当代中国社会制度的变迁》，河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1986年7月12日，国务院发布了国有企业劳动用工制度改革的四项规定。根据这些规定，1986年10月1日起，规定国有企业招用工人，“面向社会，公开招收，全面考核，择优录用”，必须实行劳动合同制，废止子女顶替等制度。
子女顶替所引起的这种就业机会是以“一顶一”或子承父业的“世袭”形式出现的，就业机会只为退休职工子女提供，对全社会提供的就业机会却是不均等的，使不少青年失去了平等选择职业的机会。随着“接班制”的废除，再加上沿海加工贸易的兴起，城乡户籍制对人的严格束缚被打开了一个口子。
当我们回头审视中国严格的户籍制度、接班制时，会发现它虽然有极大的副作用，但对于发展农业，兴建大规模的基础水利设施，防止人口大规模无序流动造成的冲击，安排城镇居民就业方面有积极的意义。在经济发展的起步阶段，政府很难有能力建设完善的社会保障体系，严格的户籍制度和接班制的实施有利于减少处于积累期的中国政府的负担。
在城乡二元体制下，高考基本成为农村学子、有志青年脱掉“农皮”，跨出小城市的唯一途径。在20世纪70年代末，易中天还只是新疆准噶尔盆地古尔班通古特沙漠南缘的石河子农八师一五○团一位普通工人，后到乌鲁木齐八一钢铁厂任普通的教师，但在2006年因在《百家讲坛》“品三国”而让千家万户记住了他的名字。从一个新疆知青到知名学者，改变易中天命运的正是高考恢复。
1977年高考，当时700余万人考试，考上者仅27万，录取比例仅39∶1。千军万马过独木桥，大学生真可谓凤毛麟角、天之骄子。但随着招生规模的不断扩大，改变了越来越多人的命运，这也促进了人才在全社会的流动。
中国建立市场经济制度，不仅需要打破国企对资源和市场的垄断，也需要打破国企、政府对人才的垄断，优秀的人才不仅需要流进去，还可以流出来。20世纪90年代初下海的热潮使得中国的人才流动变成一种双向流动，这也奠定了市场经济的重要基石。
邓小平发表南方讲话之后，全国立即出现了一股前所未有的办公司热。房地产公司总数较前增加了10倍，贸易公司总数增加了100倍。从2月开始，北京市的新增公司以每个月2000家的速度递增，比过去增长了2倍到3倍。到8月22日，全市库存的公司执照已全数发光，市工商局不得不紧急从天津调运1万个执照以解燃眉之急。
“下海”这个词还隐隐含有从高就低的意蕴。为何如此？因为传统中国一直歧视商人，称商人是“奸商”，至于做工，更是等而下之。国人口中所称颂的，则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和“学而优则仕”。1992年的下海潮，开始从根本上扭转这些陈旧理念。
冯仑、潘石屹就是当时的下海者，这些曾一文不名的游子，成了叱咤房地产业的亿万富翁；下海者还多有官员，包括两度下海的前国家计委官员顾宁珂等。人事部统计，1992年，辞官下海者12万人，不辞官却投身商海的人超过1000万人。
74岁的复旦大学教授、著名经济学家蒋学模成了学者下海队伍中的一员。他的《政治经济学》曾是中国两代人的必读教程，1992年他开始经营公司。他的公司由11个学者集资3万元创建。他为公司的诞生写下了《还是下海好》一文，给公司取名为“复兰德经济顾问行”，这显然是借鉴了美国兰德公司的名字，其公司业务是开展经济咨询和服务。
不可或缺的资本市场
好莱坞拥有世界顶级的娱乐产业，引领并代表着全球电影制作水平，从《星球大战》、《泰坦尼克号》再到《阿凡达》、《变形金刚》，几乎所有风靡全球、制作费用高昂的影片都出自好莱坞。作为美国“软实力”的一部分，美国电影已经成功渗透到了世界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好莱坞的发展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它也经历了诸多挫折。
20世纪60年代，20世纪福克斯斥巨资拍摄了《埃及艳后》，该片当时的花费为4000万美元，相当于现在的4亿多美元。影片上映后的票房仅仅是制作成本的1/3。《埃及艳后》的失败几乎搞得当时的20世纪福克斯公司关门大吉。
随后20世纪福克斯拍摄了叫好又叫座的《星球大战》。《星球大战》票房再高，也不能让一家大电影公司吃上几年。于是股东在1981年把20世纪福克斯公司卖给了大石油商人马文?戴维斯。接手几年，公司依然是半死不活的疲软状态。眼看着不挣钱，1985年马文?戴维斯又将20世纪福克斯公司卖给了澳大利亚的新闻集团。有福克斯电视台、新闻媒体的强大后盾，同时也因为华尔街资本市场高效融资和分散风险，20世纪福克斯公司迎来了一个新的辉煌期，因为一两部影片的失败而濒临倒闭的事情就很少再发生了。
筹集资金和分担风险，这是华尔街为好莱坞铺设的星光大道，通过这条道路，好莱坞把优美的音乐之声、奇幻的太空战争、经典的泰坦尼克爱情故事以及美丽的潘多拉星球呈现给了整个世界。好莱坞的著名电影公司如迪士尼、时代华纳、维尔康姆在华尔街源源不断的金钱支持下，不断创造着电影史的奇迹。
意大利新现实主义、英国自由电影、法国新浪潮、德国的新德国电影等都在世界电影史上竖起了丰碑。法国电影在第一次大战前，曾占据过世界电影市场的80%，但在好莱坞的冲击下，本土电影市场也溃不成军。90年代后，美国电影已控制了欧洲电影市场的一大半。
1992年，美国出口欧共体12个国家的影视产品的销售额就达30.7亿美元，而欧共体出口美国的销售额仅为3亿美元。好莱坞电影也如秋风扫落叶般将中国电影市场击垮。（“警惕好莱坞大屠杀——欧罗巴电影人在呐喊”，《大众电影》1997年第1期）
如果说工业革命使在阿拉伯世界围攻下欧洲基督教文明有了强健的骨架，那么金融系统则是好莱坞的血液让它显示出强大的统治力量。好莱坞在华尔街银弹的支援下攻城略地，只能算是华尔街无数成功案例中的一个。
荷兰，欧洲西北部的一个小国，国土总面积仅为4.19万平方公里，只相当于今天的两个半北京，共160多万人口。“荷兰”在日耳曼语中叫尼德兰，意为“低地之国”，因其国土有一半以上低于或几乎水平于海平面而得名。就是这样一个小国，在17世纪却是整个世界的经济中心和最富庶的地区，将自己的势力几乎延伸到地球的每一个角落，被马克思称为当时的“海上第一强国”。
荷兰的崛起主要得益于荷兰人创造的股份制，世界上最早的股份有限公司制度于1602年诞生，即在荷兰成立的东印度公司。不仅荷兰政府，甚至阿姆斯特丹市市长的女仆也成了东印度公司的股东。通过向全社会融资的方式，东印度公司成功地将分散的财富变成了自己对外扩张的资本，利用西班牙衰落、英国忙于内战之机垄断了世界贸易。
在17世纪中后期，英国在结束内战后，连续发动了三次英荷战争，迫使荷兰让出了海上霸权。荷兰虽然最终衰落了，但它给资本主义发展留下了股份制公司、股票交易所和货币汇兑银行。
英国人在荷兰人的基础之上，又创造了国债、跨国银行和中央银行，这些现代金融的种子最终在美国的华尔街生根发芽，并焕发出更加旺盛的生命力，最终将纽约塑造成了一座资本之城。
从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历程来看，资本市场是资本主义这个大系统的神经中枢，它就像一支强大的加速器，使荷兰、英国、美国这三个国家先后走上世界霸主的地位。对于中国的市场经济体系而言，同样需要资本市场，通过资本市场对旧有的体系进行大规模的改造，使之适应现代经济的发展。
在计划经济体制之下，企业的生产组织都是按照计划指令，忽视对利润的追求，企业扩大再生产的资金主要来源于上级计划部门的划拨，虽然在短期内可以获得较高的增长率，但束缚了企业的生产积极性，同时也使中央财政承担了无限责任，这很容易导致国民经济的起伏波动。
改革开放之后，中国实行“利改税”，将国有企业财政缴款中的上交利润改为缴纳所得税，对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纯收入进行了重新的分配。随后便是“拨改贷”，使企业成为自负盈亏、自主经营的主体。
但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企业资金的融通主要通过银行进行，这无疑加大了银行的负担，很多银行成为地方政府的钱袋子，很难按市场的规律行事，造成大量的呆坏账。对企业而言，也需要更加宽广的融资渠道，尽量减少对银行的绝对依赖。仅靠财政部和银行是很难使资源的配置达到最优，很难使优秀的企业管理者和企业脱颖而出的。
对于银行及政府来说，巨额的存款也是一大负担。1992年中国居民储蓄存款超过1.3万亿元，这些资金犹如“笼中虎”，可能随时冲出来为通货膨胀推波助澜。
传统的金融体系必须向现代的金融体系转变，降低商业银行在经济中的比重，而增加资本市场的比重。现代金融体系最大的特点就是分散风险，不再让国家或银行承担，而是让全社会来承担。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对中国来说是刻不容缓的，没有现代的金融体系，中国的市场经济体制是不完整的。
建立资本市场对中国的发展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它就是促进国有企业建立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企业制度。资本市场使单个股东或者少数股东组成的企业，成为社会公众公司，对中国企业来说，这就是一种彻底的企业制度变革，是一种观念的革命，一方面对企业的经营形成制约，同时又形成激励。
有了资本市场，成了上市公司后，它们在理念和行为机制上都发生了脱胎换骨的变化，正在成为一个有目标，既有激励、又有约束的理性行为人。很多企业，都说上市意味着企业脱胎换骨的变革，意味着从一个蛮荒时代进入到现代文明社会。
所以资本市场使中国的企业，不仅有股东意识和公司治理的概念，不仅有对收益与风险匹配原则的深切理解，而且通过强制性的信息透明度原则使其开始具有经济民主的精神。经济民主精神对中国来说太重要了，就是要尊重股东，信息要透明，一切都要讲真话，要平等沟通和对话，这无不体现了经济民主的精神，一切从投票开始，由投票来决定。
20世纪90年代初，中央政府的财政十分拮据，在病恹恹的国有企业困局面前束手无策，通过上市融资，也解决了一大部分企业的经营困难，搞活和增强了国有企业实力。
1986年，在中国改革开放的前沿，一些企业为了摆脱经营中的困境，进行了股份制改造。1988年4月1日，深圳发展银行在特区证券公司的柜台上开始了最早的证券交易。随后深圳市国投证券部和中行证券部相继开业，万科、金田、安达、原野等也陆续发行了股票并上柜交易。“老五家”股票在“老三家”证券部的柜台交易，构成了深圳证券市场的雏形。
深圳证券市场最终成型，还要等到1989年深圳市政府成立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决定。1990年12月1日，深交所试营业，过了十多天后的12月19日上午，上海证券交易所举行开业典礼，当时的上海市市长朱镕基出席了开业典礼。
股票市场在20世纪90年代初在众人的期待下终于成为现实，这也成为中国市场经济发展史上标志性的事件。在市场经济的道路上，中国又迈出重要的一步。
财富脸谱：“德隆帝国”起航
唐万新，祖籍重庆万州，1964年出生于新疆乌鲁木齐市一个支边干部家庭。其创始的德隆系由地处西北边陲的小公司发展成为一个一度控制资产超过1200亿的金融和产业帝国，2003年唐氏兄弟位列胡润富豪榜第25位。
作为一个资本大鳄，从信托、证券、租赁再到商业银行，所有的金融工具他几乎一一囊括，然而直到1992年，唐万新大体上是一个屡挫屡奋、屡奋屡挫的个体户。
唐万新所涉猎的范围非常广，包括彩扩、广州“翠竹”牌饲料代理、承包帕米尔宾馆、自行车锁、卫星接收器，在北京长安街摆放10张桌子销售人造毛、航空俱乐部、电脑打字、名片制作复印、大中学生课外辅导材料、玉石云子加工、化工、软件开发、出国咨询、电脑销售等，虽然其间也赚到了大钱，如仅靠将彩卷集中托运到广州，冲印后再寄回乌鲁木齐的无成本套利便赚到了60万元，但也面临着诸多官司，差点破产。
真正改变德隆的则是股市。1992年8月7日，深圳市宣布当年发行5亿股公众股，发售500万张抽签表，中签率为10%，每张抽签表可以购1000股。在大牛市中，新股是市场的宠儿。
深圳的发售公告一登，唐万新就嗅出了金钱的味道，于是他花钱一下请了5000人以出去玩一圈的名义到深圳排队领取认购抽签表，这些人一排就是三天，领到抽签表很是让德隆公司赚到了一笔钱。
与唐万新的幸运相比，深圳却迎来震惊全国的8?10事件。在8月9日晚500万张抽签表售完。未获得抽签表的人群目睹了种种不公正和腐败行为后涌向市政府。午夜12时后，警察与示威者发生冲突，到处是石块、汽水瓶、催泪瓦斯、水炮、电棍，汽车、商店被烧被砸，混战持续了4个小时。
初战告捷之后，唐万新在西安低价收购精密合金、陕西五棉、西安金花、西安民生、陕解放等十余家公司法人股，转卖至新疆和深圳两地，不到一年间即获利“5000万至7000万元”。随后，唐又转战西安、深圳、青岛、北京、上海等地“一级半市场”，即收购公司已发行未上市股票，这又为德隆积累了相当可观的财富。
挟股票“一级半市场”的巨利，唐万新在新平台上重新开始。1992年，新疆德隆国际实业总公司、乌鲁木齐德隆房地产公司相继成立。这是后来被称为“德隆系”的唐氏事业的新的起点。
资本市场造就了唐万新无数的神话，但也导致了他的灭亡。因涉嫌变相吸收公众存款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非法获利，2004年底唐万新被警方逮捕，德隆帝国也烟消云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