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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第8章        错位与演变

书名:旮旯文字游戏  作者:旮旯王  本章字数:11651 字  创建时间:2016-03-31 09:41

实质与抽象系列:

错位与演变

天堂有门你不走,地狱无门你自来投。上帝是公平的,它向你敞开一扇窗户同时,又会向你关上一扇门。一扇是“天堂”之门,一扇是“地狱”之窗,天堂与地狱之间仅有一念之差。一段错位,一段历史,没有错位就不存在历史,历史在一次次错位之后瞒天过海的;一段演变,一段文化,没有演变就不存在世界,世界在一次次演变之后纵横交错的。错位和演变有其广义与狭义之分。人有喜怒哀乐,月有阴晴圆缺,春夏秋冬四季分明,一旦四季发生错位,就会演变为世界末日。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一次次错位,一次次演变,错位可以让你演变为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豪杰,名利双收,尽情享受着天伦之乐。反之,让你死不瞑目,成为一个臭名昭著的千古罪人。一个是东方社会、一个是西方社会,一个是东方舞台、一个是西方舞台,二战结束将世界舞台一分为二,它成为了东西方关系“分水岭”,世界全面进入了一段核恐怖平衡和两强争霸的“冷战”时期。冷战时期一举打破了世界格局,迫使东西方关系发生重大“错位”,东西方关系分解为两大政治阵营和军事同盟,从全面合作走向了全面对抗。德国、意大利与日本法西斯从鼎盛时期走向了衰亡,沦落为历史舞台反面教材。两大阵营对峙期间,东西方集团平分秋色,势均力敌,给德、意、日三大战败国带来了巨大“转机”和“契机”,将它们从战争废墟和阴影之中彻底解脱了出来,并很快恢复了“元气”,又重新走向了一条全面复兴之路。是吉是凶,是祸是福,一次次错位,一次次变革,没有错位就不存在变革,战争可以改变游戏“规则”,错位可以改变人生“轨迹”,一部部鸿篇巨著在一次次历史错位和变革之中“诞生”的,它代表着一个时期的文化产物。我国四大历史名著无一例外,如《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与《水浒传》等。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没有战争与屠杀,就不存在鸿篇巨著,战争可以改变世界,屠杀却无法终结历史;没有悲剧与死亡,就不存在四大名著,悲剧可以感化世界,死亡却无法制止战争。一扇是“先进性”之门,一扇是“原始性”之窗,先进性与原始性之间存在着万里之遥。一扇“先进性”之门将你拒之门外同时,一扇“原始性”之窗正对你笑脸相迎。“原始性”理念思想保守,专横跋扈,它仅注重结果,不注重过程,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惜动用一切手段,对国家命运和民族利益可以抛之脑后,置之不理。“先进性”理念独具匠心,集思广益,仅注重过程,不注重结果,绝不会避重就轻,将个人命运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不惜以权谋私,以牺牲国家利益去牟取区区蝇头小利。人要脸,树要皮,一俊可以遮百丑,“原始性”理念对面子工程情有独钟,属于做表面文章,早请示,晚回报,回避一些触及到个人利益和难以解决的实质性问题。瞒天过海是“原始性”理念看家本领,一级瞒一级,一级对一级负责,有利益就钻,无利益就推,你打我小报告,我让你穿小鞋;你在我幕后放“暗箭”,我在你背后打“冷枪”。面子工程是一把“双刃剑”,扶摇直上者有之,默默无闻者有之,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听信一面之词,忽略调查研究,一生平平庸庸,一世无所作为;官运亨通者有之,碌碌无为者有之,文不能测字,武不能捞狗屎,大事干不了,小事不想干,只想明哲保身,出人头地,不想招贤纳士,引火烧身。一朝君子一朝臣,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原始性”理念擅长扶植自己一帮政治亲信与忠臣,以个人为中心,上行下效,宣扬一种个人崇拜思想,对上摇尾乞怜,阿谀奉承,对下忽冷忽热,不屑一顾。为了迎合上级领导欢心,谋取最大个人利益,不惜卑躬屈膝,礼贤下士,或弄虚作假,报喜不报忧,掩盖事实真相,对损害国家利益行为视而不见,置若罔闻;或欺上瞒下,欺瞒上级领导,以获取上级部门信任,委以提拔与重用。如果国家命运仅寄托和维系在一个或若干名贪官污吏之手,民族复兴前景一片渺茫。“原始性”文化最终将前苏联东方阵营推向了“深渊”,走上了一条“不归路”。战争并非一种高尚游戏,它不必找任何理由,不是你死就是我亡,战争仅仅是一项剥夺他人生命的“低能”游戏,它不含有任何智慧型“成分”,除了双手沾满他人鲜血之外,没有任何东西可以炫耀的。战争可以将你美化为英雄,它可以为杀人机器歌功颂德;战争可以将你演变成魔鬼,它可以为法西斯刽子手树碑立传。由于供奉着法西斯侵略者和二战甲级战犯灵牌,日本靖国神社“圣洁”在受害者心里荡然无存。英雄与刽子手之间仅有一步之遥,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也在一念之间。政治家通常站在伦理与道德最高峰,大凡富有智慧型的大政治家,一生最忌讳舞枪弄棒,打打杀杀,血腥场面会让他们受到良心上“谴责”,并担心遭到报应。枪杆子里面出政权,政治资源是诱发战争的罪魁祸首,政治家为了维护自身安全和良好声誉,避免将自己陷入一种冤冤相报、不仁不义的政治“怪圈”之中,玷污了政治家们的人格魅力和伟大形象,他们擅长金蝉脱壳和借刀杀人,用军队武装自己,为其效力,充当政治家们杀人“机器”和政治“打手”。二战期间,纳粹魔头希特勒并没有显示出政治家非凡智慧,从幕后操纵者身份走上了战争最前沿,身先士卒,大放厥词,肆无忌惮的灌输一整套法西斯邪恶理念和反动思想,企图颠覆国际秩序,以武力称霸世界,将自己置于国际社会对立面,从一位受人敬仰的国家元首蜕变为嗜血成性的纳粹魔头,最终落了个遗臭万年的可耻下场。与希特勒大相径庭,日本天皇则聪明绝顶,它反其道而行,将日本军政府推上了最前沿,或战争第一线,成为了日本天皇的“挡箭牌”,日本天皇可以隐居幕后,避免抛头露面,以全世界为敌,成为国际社会众矢之的。关岛、长崎两地被两颗原子弹夷为平地,沦落为两座人间地狱,日本天皇见大势已去,不得不低下它高傲头颅。日本战败,日本天皇地位岌岌可危,为了保全日本皇室声誉与名节,日本天皇被迫从幕后走到了台前,与日本法西斯彻底决裂,以一个和平使者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向世界宣布无条件投降,在国际社会上争取了主动权,不仅为日本皇室开脱了战争罪行,维护了日本天皇的尊严与名誉,且拯救了整个日本,为日本国保留了一具“全尸”,恶贯满盈的日本法西斯军政府冷落为日本天皇“替罪羊”。试想,如果日本天皇执迷不悟,不思悔改,与日本军国主义划清界限,纳粹希特勒可悲结局就是它的前车之鉴。如果日本法西斯继续负隅顽抗,二战同盟国和受害国必将日本大卸八块,或五马分尸,身首异处,或踏上一万只脚,让它们永世不得翻身。人之初,性本善,一类是中国“猫族”,一类是日本“幼虎”,两类猫科动物从接触到相互交流,从学习到彼此了解,演绎了一出猫族与虎仔之间妙趣横生、耐人寻味的寓意故事。在中国“猫族”社会里,曾经出现了一批批性格顽劣、活泼可爱的日本“幼虎”,它们自幼在中国“猫族”学习、生活与成长,对“猫族”文化充满了新奇与憧憬,也对它们的生存环境和生活习性了如指掌。一个是中国老师,一个是日本学生,在日本“幼虎”面前,中国“猫族”通常以老师自居,日本学生聪明伶俐,奋发上进,对中国老师毕恭毕敬,敬重有加,日本学生勤奋好学和求知若渴的精神深得中国老师喜爱与器重,并倾注其毕生的精力对它们进行精心培养与教育,日本学生受宠若惊,师生关系十分融洽,非常投缘,双方之间充满了和谐和信任。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中国戊戌变法失败同时,日本维新变法获得了巨大成功,它昭示着日本率先摆脱了束缚几千年封建“羁绊”,走向了一条富国强民和全面复兴之路。戊戌变法全面溃败也预示着中华民族又深陷一场场民不聊生、无休无止的政治动荡之中。日本学生生龙活虎,羽翼渐丰,中国老师老态龙钟,垂垂老矣,双方之间代沟越来越大,日本“幼虎”心态发生了微妙变化,随着它们社会地位不断提升和中国“猫族”影响不断萎缩,日本“幼虎”地位如日中天,蒸蒸日上,中国“猫族”地位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它们对“内讧性”文化失去了耐心和尊重,转而向“扩张性”文化发生了浓厚兴趣,双方关系危机四伏,日趋恶化。脱亚入欧彻底颠覆了中日两国业已形成的师生关系,经过一段养精蓄锐、韬光养晦的创业过程,日本经济蒸蒸日上,并步入了它的鼎盛期间,摘掉了一顶束缚了几千年封建、落后与贫穷的“大帽子”结束了它遭遇西方列强蹂躏的耻辱年代。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中国“猫族”发生了一幕幕血腥屠杀和政治内讧,相互排斥与相互抵触,相互倾轧与相互血拼,中国“猫族”陷入了一场场旷日持久的政治内讧之中,国不国,家不家,人心惶惶,犹如一盘散沙。猫永远是猫,虎永远是虎,老虎是万兽之王,它终有一天会发威的,老虎一天不发威,很容易被人们产生一种错觉,误认为它们仅仅是一只只弱不禁风、不会伤人的“病猫”。中国老师思想保守、不思进取助长了日本学生嚣张气焰,政治内讧和社会动荡让日本“幼虎”野心膨胀,日本“幼虎”羽翼丰满了,中国老师教会它们许多本领,中国“猫族”的墨守成规给予日本学生反超老师机会,它们不甘心永远寄人篱下,做一名涉世未深、中国式的好学生,屈从在中国老师的威严之下。九一八事变,日本学生公然发起挑衅,向它们体弱多病、相濡以沫的中国老师扣动了扳机,日本“幼虎”与中国“猫族”之间反目成仇,师生关系名存实亡。中国东北沦陷,伪满皇帝溥仪宣布登基,日本学生给予沉睡之中的中国老师以致命一口,回报了中国老师对它们几个世纪的精心栽培和养育之恩,养虎为患给中国老师上了一堂意味深长、生动而富有哲理性的一课。一方剑拔弩张、虎视眈眈,一方诚惶诚恐、委曲求全,在凶悍无比的日本“幼虎”面前,中国“猫族”显得唯唯诺诺,底气不足。蒋介石国民党政府的怯战心理让日本法西斯更加肆无忌惮,有恃无恐;一方势如破竹,愈战愈勇,一方节节败退,不堪一击,在强手如林的日本学生面前,中国老师显得摇摇欲坠,青黄不接。卢沟桥事变,日本学生与中国老师彻底撕破了“脸皮”,一只只张牙舞爪、目露凶光的日本“幼虎”犹如饿虎扑食,向中国“猫族”发起了轮番攻击,将慌不择路的中国老师一步步逼上了“死角”,中国“猫族”已危在旦夕,命悬一线。试想,如果历史没有青睐于日本,而是光顾了中国,日本明治维新变法功败垂成,中国戊戌变法取得圆满成功,日本侵华战争完全可以避免,二战历史或许就会重新改写。日本战败后,它们被绑在西方“战车”上,成为了宣扬西方文化的最忠实“骨干”。中国经济从一个“半开放性”资源又重新返回“封闭性”资源的泥沼之中,日本经济却异军突起,率先摆脱了“困境”,从战争废墟中重新站了出来,在“封闭性”与“开放性”资源之间左右徘徊。由于日本社会含有强烈东方色彩和文化“烙印”,让它在短期内完全脱胎换骨,与“开放性”资源全面接轨谈何容易,日本文化或多或少残存着封闭性资源“小尾巴”。浪子回头金不换,贼子后人并非是贼子,日本“虎王”已经被西方驯服了,为了预防它兽性大发,继续伤害无辜,西方社会又拔掉了它致命的“利齿”和“虎爪”,日本“虎王”从一头威风八面的百兽之王蜕变为一只楚楚可怜的“病猫”。与中国百姓一样,日本民众是无辜的,它们也是战争受害者。广岛、长崎两地已经成为了日本法西斯“牺牲品”与“殉葬品”,战争受害者可以向法西斯“刽子手”讨回公道,将它们绳之以法,日本被害者又可以向谁诉说衷肠,讨回公道?历史已翻开了新的一页,让千千万万条无辜生命和受害者亡灵永远安息吧,中日两国人民可以休战了,不要再翻不堪回首的陈年旧帐了,它除了在受害者“伤口”再撒上一抹抹盐,给双方之间增添新仇旧恨之外,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历史已一去不复返了,让伤痕累累的历史“创伤”永久愈合吧,中日两国媒体可以休眠了,不要在历史问题上纠缠不休了,它除了破坏两国关系,让双方之间冤冤相报和相互猜疑之外,解决不了任何矛盾。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没有明治维新的复兴,就不会爆发二次大战,这就是变革与反变革之间不同命运;没有戊戌变法的失败,就不存在二战历史,这就是成功与失败之间不同结局。明治维新让日本经济彻底摘掉了一顶束缚了几千年的贫穷“帽子”,中国经济却一蹶不振,被它们远远抛在后面。教育体制落后必然导致国民素质普遍低下,中国经济深受其害,低迷的中国经济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海洋,一个海洋大国必然是一个科技强国,日本文化实现了它的百年梦想,它们对海洋文化和海底资源的眷念是发自肺腑的。它们强大了,我们衰落了,明治维新的成功让日本经济如日中天,日本文化从一个名不经传的“学子”跻身为一名誉满全球的国际级“导师”;戊戌变法的失败让中国经济坠入了深渊,中国文化从一个居功自傲的“导师”沦为一名无足轻重的“学子”。它们富足了,我们颓废了,改革开放我们得到了什么?又失去了什么?我们得到了充裕的社会财富,解决了十三亿人口温饱问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经济“奇迹”,并步入一条脱贫致富的小康社会。我们在收获了社会财富同时,我们的精神财富被弱化了,并一步步滑入了危险边缘。社会财富并非是一剂灵丹妙药,可以包治百病,精神财富颓废了,社会财富便会产生“异变”,追名逐利和金钱至上现象或许乘虚而入,玷污了我们健康的社会环境。我们幸福么?我们可以心满意足么?如果社会环境到处散发着“铜臭味”,精神财富必将荡然无存,坑蒙拐骗和贪赃枉法现象成为了丰富社会财富一道“风景线”;我们快乐么?我们可以无怨无悔么?如果连“常回家看看”都需要诉诸法律,对簿公堂,我们在精神财富和伦理道德方面缺失已经走到了令人荒唐地步。一个充满了铜臭味的社会,形同一具具行尸走肉的精神“躯壳”,精神躯壳是腐败分子的“源头”,铲除腐败分子,必先充实它们的精神“躯壳”。它们赢了,我们输了,它们赢得盆满钵满——精神与财富,精神财富与社会财富双丰收。我们输得一贫如洗,我们走了太多太多弯路,是我们自己选择的道路,怪不得任何人,我们必须学会承受,幸好我们早已学会了承受,并敢于面对任何挑战。回避等同于懦弱,拿得起,放得下,赢得起,输得起,保持一颗平常心态,我们不会向胜利者妥协,也不会被失败者打倒;它们成功了,我们失败了,我们输在起跑线上,它们赢在运气上,我们经受了太多太多磨难,是我们自己误入了歧途,怪不得任何人,我们必须学会忍耐,幸好我们早已学会了忍耐,并敢于接受任何威胁。逃避等同于胆怯,可以伸,可以屈,赢不骄,败不馁,保持一颗乐观心态,我们不会向成功者屈服,也不会被失落者降服。试想,如果中国历史上没有发生过军阀混战和政治“内讧”,日本军国主义或许会收敛起对华扩张野心,中日两国可以一如既往长期友好下去,二战历史悲剧就不可能上演。如果中日两国没有爆发残酷战争,日本法西斯也没有发生过侵华历史,或崇拜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亚太区域就可以相安无事了么?中日两国就可以和平相处了么?非也,它具有一种自欺欺人的讽刺“意味”。前苏联“老大哥”曾经是我们牢不可破的同盟国,两国关系亲密无间,亲如兄弟。好景不长,中苏两国反目成仇,并发展到兵戎相见的境地,两国关系彻底绝交,与历史问题存在任何纠葛么?贫困潦倒的中国,恩重如山的前苏联,中国对前苏联“老大哥”饰演了一位恩将仇报的反叛者角色。中苏两国决裂,中越关系却首当其冲,它成为了中苏两国反目的“牺牲品”,两国同志加兄弟般友谊一度达到了患难与共的历史最高潮。曾几何时,历史友谊没有能拯救两国关系,中越两国友谊已经走到了尽头。中印、中韩与中菲等,它们与中国历史有诸多共同之处,它们同时遭遇过日本法西斯践踏与蹂躏,我们为什么不可以摒弃前嫌,化敌为友?众怒难犯,纵观我国恶劣的周边环境,我们不能总拿电筒照别人,对他人比比划划,指指点点,自己一身“污垢”,还嘲笑他人不检点,我们不应该反思自己过去所作所为么?不必总以陈年旧帐和历史问题回避之。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因循守旧等同于目光短浅,它是短命的。一个对国民诉求惟命是从、百依百顺的政权,才可以拒敌于千里之外;思想前卫等同于高瞻远瞩,它是永恒的。一个思想保守、善于玩弄权术,对大众疾苦熟视无睹的政权,永远无法立足于不败之地。政治资源并非囊中之物,可以任意探囊取物,据为己有,它理应确保一方平安,为平民百姓保驾护航,不可以做为作威作福和欺压百姓的政治“工具”;政治资源并非私有财产,可以任意中饱私囊,挥霍无度,它理应确保百姓安身立命,为弱势群体惩恶扬善、伸张正义,不可以做为以权谋私和贪赃枉法的幕后“推手”。“封闭性”资源很容易出现藏污纳垢和贪污腐败现象,“透明性”资源却可以轻而易举的将它们一网打尽,并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让它们永无藏身之地。“透明性”资源为西方辉煌历史增添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它们以不败战绩和优异成果顺利通过了第一轮“考核”,它们最终笑到了最后。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刽子手永远是刽子手,是封闭性资源造就了一代“昏君”,蒋介石独裁政权歹事做绝,坏事做尽,为了铲除异己,巩固蒋家王朝的统治地位,蒋介石独裁政权背离了先总理孙中山先生的临终遗训,公然向朝夕相处、手无寸铁的共产党人举起了血腥“屠刀”,一场场腥风血雨、生灵涂炭的反革命大屠杀拉开了“帷幕”,独裁者蒋介石企图利用暴力手段巩固摇摇欲坠的蒋家王朝政权,它们炮制的一系列灭绝人性、惨绝人寰的重大事件和历史血案,又一次将中华民族推向一条“深渊”。手段残忍,道德沦丧,枪杆子已经突破了文明社会道德底线,政治资源可以将政治野心家们退化为一只只丧心病狂的“冷血动物”,为了体现其个人价值,它们绝不会顾忌国家声誉和平民百姓切身利益,哪怕身败名裂、以身试法也无动于衷;政治资源可以将政治野心家们蜕变为一个个杀人不眨眼的“冷面杀手”,为了提高其个人威信,它们绝不会顾忌民族利益和劳苦大众生命财产,哪怕臭名远扬、遗臭万年也在所不辞。宁可错杀一千,不能放过一个,是野心膨胀将蒋介石独裁政权送上了“断头台”,它大大辱没了蒋介石辉煌一生,其丰功伟绩荡然无存,先总理孙中山先生呕心沥血创建起来的中华民国葬送在它的手里,并沦为了一个万劫不复的千古罪人。在枪杆子面前,人命关天已经沦为了一纸“空文”,毫无任何价值与意义,一旦政治资源被邪恶势力或政治“刽子手”挟持与利用,无辜百姓便会落魄为一只只任人宰割“羔羊”。为了飞黄腾达,取悦政治“主子”,一个个政治“打手”甘愿充当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死心塌地的为政治“主子”效忠和卖命,或草菅人命,它们以政治“刽子手”为荣,为政治“主子”排除异己,以效犬马之劳;或滥杀无辜,为了博取政治“主子”信任和提拔重用,以满足它们永无止境贪婪欲望,它们手上沾满了千千万万革命者鲜血,这些恶贯满盈的政治“刽子手”们又不必担心为此承担任何战争责任和法律后果。时势造英雄,为了谋权篡位,以彻底洗脱政治“刽子手”的恶名,唯一捷径就是控制政治资源的指挥权和话语权,审时度势的蒋介石一举篡夺了中华民国最高指挥权,并摇身一变,从一个血债累累的政治“刽子手”演变为德高望重的政治“领袖”。由此,中华民族走上了一条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多事之秋。试想,历史舞台是一部现实版和写真版的文学“作品”,如果生逢乱世的一代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当年不是呕心沥血,积劳成疾,而出现了过劳死,国共两党或许可以避免一场兵戎相见、生灵涂炭的全面内战,声名狼藉的蒋介石也不可能夺取中华民国最高领导权,中华民族统一大业早已成为现实。大智慧才有大谋略,枪杆子可以剥夺他人性命,同样也可以自毁形象,一代革命先驱者孙中山和新中国奠基人毛泽东是政治家当之无愧佼佼者,他们手握重兵,一生戎马生涯,纵横捭阖,指挥千军万马,征战大江南北,不摸枪,不动炮,不杀戮,仅有国仇家恨,没有私人恩怨,他们可以指挥枪杆子,从不会使用枪杆子,对武器和枪械始终保持着一段距离,他们手上不曾沾染一丁点“血腥味”,深得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这是一代伟人不同于凡人的崇高之处。穷兵黩武、品德低下的独裁者蒋介石则相形见绌,在它身上残存着深深的、无法抹去旧军阀“烙印”,甚至有过之而不及,欠缺一种高风亮节、光明磊落的豪迈气概和领袖风范。生命是宝贵的,它可以创造世界,不珍惜他人生命,是对良知的一种背叛;生命是无价的,它可以改变世界,不珍惜个人生命,是对灵肉的一种背叛。如果国家命运仅维系在若干名和个别人身上,不论他是一代政治“明君”,还是一代政治“昏君”,对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而言,都是不幸的。孙中山先生突然离世,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场空前浩劫和灾难,国共两党剑拔弩张,兵戎相见,千千万万个共产党人和爱国人士纷纷倒在蒋介石独裁政府的屠刀之下,制造了一起起骇人听闻、令人发指的政治惨案,国共两党为此蒙受了无法估量的巨大损失,台海两岸形成了一种势不两立的对立局面。政治资源可以将独裁者蒋介石推上历史巅峰,同样可以将它从历史巅峰滑入政治“谷底”。如果刺杀蒋介石的三颗子弹没有留在大汉奸汪精卫体内,而是终结了蒋介石性命,中华民国历史命运或许会发生重大变故和戏剧性变化。

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是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位将军共同发起的,让身逢绝境的红色政权获得了一线喘息机会,国共合作一举扭转了共产党被动局面,双方打响了共同抗日的“打一枪”,张学良和杨虎城将军功不可没,他们为此付出了惨痛代价,两位将军伟大义举将永载史册。试想,如果“西安事变”没有获得圆满成功,并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政治局面,或兵变败露,西安事变惨遭失败,并发生了重大变故,张、杨两位将军被蒋介石解除兵权;或劝柬未果,迫于社会压力,张、杨两位将军为了避免授人以柄,以背负通共嫌疑,没有力邀共产党介入和中共首脑周恩来出面调停。“西安事变”最终无果而终,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情节不容乐观,并永远成为一团“迷雾”。

常在河边走,哪有不湿鞋,一扇是“透明性”之门,一扇是“封闭性”之窗。英雄与叛徒之间仅有一步之遥。明知驾驶车辆会危及到他人生命,难道社会就可以杜绝车辆生产么?避免发生重大交通事故最有效办法就是加强对车辆管理措施,将交通安全事故降到最低点;明知驾驶员会违法交通规则,难道交通警察就可以禁止车辆上路么?避免出现违章驾驶和车毁人亡的唯一措施就是提高对驾驶员交通安全意识,将交通危险系数降至最小化。乱世出英雄,和平出腐败,人格魅力有它广泛一面,也有其狭隘一面,历史演变可以让你出落为身经百战英雄,历史错位也可以让你从一位威风八面的英雄蜕变为可耻叛徒。权力资源诱惑了多少人?又陷害了多少人?只有它心知肚明;权力资源成就了多少人?又冤屈多少人?只有它心照不宣。权力资源是贪污腐败的政治“工具”,不能因为出现了贪污腐败现象而终止它的一切活动;权力资源是贪赃枉法的幕后“推手”,不能因为发现了贪赃枉法行为而否定它的全部功绩。权力资源具有无与伦比的诱惑力与影响力,没有任何人可以抵御它的巨大诱惑,有多少人败倒在它的脚底下而沦为了“俘虏”。权力资源是扶摇直上的“舷梯”,它可以让你飞黄腾达,鹏程万里。反之,它也是你步入深渊的“推手”,它可以让你身败名裂,遗臭万年。战争年代不可能容忍叛逆者,背叛革命意味着为虎作伥,以反革命为伍,不论它曾经为革命事业做出过多少杰出贡献,没有任何革命者可以容忍叛徒的存在;和平时期不可能包容腐败,贪赃枉法意味着认贼作父,以人民为敌,不论它曾经为社会发展做出过多大业绩,没有任何正义者可以包容腐败的存在。有战争就有叛徒,有贪欲就有腐败,权力资源是一柄“双刃剑”,它可以让一个人登峰造极,人世间还没有任何资源可以与它分庭抗礼;它可以满足一个人七情六欲,导致对金钱和贪欲极具膨胀,贪赃枉法仅仅是权力资源过度膨胀的“产物”。在金钱巨大诱惑之下,廉洁自律显得苍白无力,没有任何人可以心如止水,处变不惊,出污泥而不染者寥寥无几,除非它是一个不知人间烟火的冷血动物。一旦削去权力资源,贪污腐败便会销声敛迹。为什么老百姓可以清正廉洁,并非他们缺乏贪婪欲望,视金钱如粪土,在金钱面前纹丝不动,始终保持一种平常心,如果老百姓手中掌握了至高无上的权力资源,还这么两袖清风,一身正气,社会风气将会一尘不染,“腐败”两字就可以从字典中抹去了。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杀一可以儆百么?非也,有权不用过期作废,侥幸心理可以让它们有恃无恐,权力资源绝不会收敛一双双贪婪之手,相反,它们更加谨慎小心,隐藏的更深,更隐蔽,一旦东窗事发,它们只能自甘堕落,自认倒霉。对社会、对家庭,都有一种两败俱伤的双输“意味”;对个人、对子女,有百害而一利。为了革命,有多少人为其前仆后继,又有多少优势资源为其长眠地下;为了金钱,有多少人为其铤而走险,又有多少优势资源为其晚节不保。刘青山与张子善是建国以来两个最大贪官,他们曾经是功勋卓著的革命功臣,对革命赤胆忠心,他们没有倒在敌人枪口之下,却倒在金钱诱惑之下,蜕变为一个人人唾弃的“阶下囚”。贪赃枉法误国误民,铲除腐败刻不容缓,解决贪污腐败最有效办法就是限制权力资源过度膨胀;贪赃枉法害人害己,铲除腐败利国利民,杜绝贪污腐败唯一手段就是削弱权力资源的越轨行为。战争是残酷的,革命是无情的,参加革命就可能意味着背叛,战争可以磨砺一个人坚强意志,它也可以摧残一个人精神“堡垒”。一个贪生怕死、经不起战争考验和洗礼的革命者,他或许没有倒在枪林弹雨的战火之中,必然会倒在和平时期糖衣炮弹和金钱诱惑之下。一个是外部因素,叛徒是战争“产物”,它是政治内讧“牺牲品”;一个是内部因素,腐败是金钱的“俘虏”,它是个人思想腐化堕落表现。叛徒可以铲除,腐败难以杜绝,叛徒所造成的损失是短暂的,其危害性是毁灭性的;腐败所造成的危害性是长远的,其损失是巨大的。血腥战争已经将神圣道德底线践踏的面目全非,为了摧残一个人革命意志,政治屠夫们可以采用一切非人道酷刑和残暴手段,并承受着在精神上和肉体上双重折磨与摧残,以达到它们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刑讯逼供可以将一位顶天立地的英雄瞬间蜕变为屠杀革命者的“刽子手”,走向了一条与人民为敌的“不归路”。一失足成千古恨,战争是血腥的,叛徒是可憎的,它们绝非一个个贪生怕死的乌合之众,它们曾经也是一位位铮铮铁骨的热血青年,为了追求革命事业和个人理想,它们甘愿为革命抛头颅、洒热血,在敌人眼皮底下开展秘密活动,为中国革命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们绝非是一个个临阵脱逃的酒囊饭袋,它们曾经也对中国革命抱有一腔热血,为了推翻腐朽的蒋家王朝政权,它们舍生忘死、义无反顾的投身于革命大潮之中,在死亡边缘与残暴敌人展开周旋,可谓是九死一生。一个是叛逆者、一个是当权者,一个是被迫者、一个是主动者,两者之间不可同日而语。与后者不同,前者是非主观性的,它违背了个人意志,在每一个叛逆者背后掩盖着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和深层次的问题,献身革命并非是无条件和盲目性的。戡乱年代,兵荒马乱,民不聊生,战争资源消耗殆尽,国家政局濒临崩溃边缘。由于经济低迷,战祸连连,国民素质普遍低下,男性资源则首当其冲,一个个沦为了战争资源的“牺牲品”和“战利品”。一次次暴动与反暴动,男性优势资源青黄不接,其劣势资源供不应求,革命者形形色色、良莠不齐,革命意志大打折扣,大大诋毁了革命力量的纯洁性;一次次围剿与反围剿,战争资源十分匮乏,男性优势资源所剩无几,革命队伍中充斥着文盲和半文盲革命者不计其数,对闹革命目的一知半解,给贯彻革命路线和宣扬崇高思想蒙上了一层“阴影”。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一方是“内讧性”资源、一方是“扩张性”资源,一方是“单一性”资源、一方是“多元化”资源,不同资源,不同命运。一个是培养叛徒的“摇篮”,没有“内讧性”资源,就不可能出现叛徒,与政治刽子手宣扬伦理道德等同于与虎谋皮,仁义道德等同于与狼共舞;一个是滋生腐败的“温床”,没有“单一性”资源,就不可能出现腐败,与腐败分子谈论清正廉明等同于隔靴挠痒。如果监管机构形同虚设,腐败分子将会有恃无恐;如果监管资源是一丘之貉,腐败分子将会泛滥成灾。“多元化”资源可以将腐败分子苗头扼杀在“摇篮”里。仅有一腔热血,欠缺一种坚强不屈的革命意志;仅有革命热情,欠缺一种视死如归的献身精神。叛逆者有它的偶然性,也有其必然性,品德低下和素质低劣是革命队伍中两大“顽疾”,它必然会直接影响到革命者整体素质和革命意志,给恶劣的革命大环境带来了种种不可预料的“弊端”。变节前后,许多意志薄弱者判若两人,变节前铮铮铁骨,让敌人闻风丧胆;变节后苟且偷生,对敌人摇尾乞怜。试想,如果当年顾顺章叛变投敌,不曾被中共“内线”侥幸截获,从而避免了一场灭顶之灾,上海地下党组织被一网打尽,并惨遭清洗,中共最卓越政治首脑之一周恩来等一大批革命前辈遭遇不侧,新中国历史或许会重新改写。叛变投敌后患无穷,罪不可赦,不论罪过大小,必死无疑。相比之下,腐败分子则幸运多了,又不用遭受皮肉之苦,面对敌人种种非人道酷刑和精神折磨。为了重罪轻叛,保全一条性命,只要坦白从宽,将功补过,或检举揭发,有立功表现,几千万元巨贪也可以获得一张“免死牌”。叛徒与腐败分子之间,如果可以二选一,人们宁愿选择腐败分子,也不愿意选择前者,后者可以钻法律“漏洞”和“空子”,而前者无空可钻,只有死路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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