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豆腐博士”珍闻
——赴法留学运动的开启人李石曾
（一）“豆腐博士”
李石曾先生早年致力于反清革命，开启中国赴法留学运动和中法文化、教育、经济等交流事业。他大半生奔波于欧、中之间，创办了中法大学、中国农工银行、中法工商银行、上海及日内瓦中国国际图书馆、世界书局等60多项公益事业，但却没有自己的私产。他曾担任北京大学教授，创立中央研究院、北平研究院，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在国民党内被尊为四元老之一。岁月流逝，如今已经很少有人知道他了。
李石曾1881年出生于北京南城绳匠胡同，原名李煜瀛，字石曾，笔名真民。原籍河北高阳。其祖父李通，清朝太学士；父李鸿藻，进士出身，任过同治的帝师，后任军机大臣、协办大学士，是显赫一时的晚清重臣。李石曾是第五子，五岁时曾被其父带到慈禧跟前请安，慈禧见幼童行礼如仪，甚悦，夸奖“此子将来定成大器”，收其为义子。李石曾长大后赐三品官，然而，李追求人格独立，不愿依傍权势，立志做事不做官。
1900年八国联军攻入北京，火烧圆明园。20岁的李石曾震惊了！清政府的无能，官员的腐败，百姓的疾苦，使他痛心疾首。他觉得中国必须向西方寻求科技和改革制度才行，于是决定留学。他以世交晚辈的身份晋谒当政的李鸿章，得到李的赞许和鼓励。可是当时清廷禁止人民出国。李石曾便以清政府驻法公使孙宝琦的随员身份，于1902年前往法国巴黎，同行尚有张静江和夏坚仲。李石曾欲先学习军事，因身高、体重不及而改学农科。他先后入在著名的巴斯德研究所、巴黎大学攻读生物、化学等科，成了中国留法学生第一人。
1905年，李石曾在巴黎发起“进德会”，认识了蔡元培、吴稚晖、孙中山等人。他在法国加入中国同盟会巴黎分会，和吴稚晖组织“世界社”，出版《新世纪》周报，宣扬无政府主义，反对清廷专制腐败，主张科学与教育能扫除成规、偏见。同时，李石曾和华侨开始在法创业，开启了中国人在法创业的先河。
1909年，李石曾和同窗乡友齐笠山在巴黎西郊创办中国豆腐公司，以机器新法制豆腐，又用法文编著《大豆》一书，由此他得了个“豆腐博士”的雅号。为使当地人领略“无味道的豆腐”的真味，他又在巴黎蒙帕纳斯大街创设了法国第一家中国餐馆，名为“中华饭店”，牌匾是张静江所书。这是中国有史以来在法国的第一家饭馆。法国一些政界、文艺界人士经常到餐馆用餐，对豆腐系列佳肴：豆腐煲、麻婆豆腐、生拌豆腐菜赞不绝口。中国当年最早的一批留法学生，大部分为豆腐公司和人造丝厂打工，以解决自身生活所需。
1911年，李石曾归国，在天津等北方城市宣传和组织反清革命，参与组织京津同盟会，任副会长。1912年，李石和吴稚晖等人在北京创立留法俭学会，大力开展赴法勤工俭学运动，为大批中国青年提供了到欧洲学习西方文化，寻求救国真理的机会。1913年初，首批由俭学会资助的30名学生赴法，李石曾安排他们进入巴黎南郊的蒙达学院。1914年，李石曾与中国教育界人士蔡元培、吴稚晖、汪精卫等组织了留法西南维持会。在巴黎发起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号召中国有志无力的青年来法留学，用自己的劳动收入来维持生活和学业。“勤以做工、俭以求学”，“勤工俭学”的名称就此诞生，揭开了中国近代轰轰烈烈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序幕。
1917年，李石曾应蔡元培之邀回国担任北大生物系教授。他一边教书，一边继续为赴法勤工俭学操劳。他和蔡元培等人在北京建立了“华法教育会”和“留法勤工俭学会”。在其家乡高阳县布里村创办了全国第一所留法工艺学校。同时还在保定育德中学附设了留法高等预备班，以学法文为主，设铸造、机械、钳工三个班，让学生学习简单的工艺技能。他亲自和法国轮船公司交涉，达成协议，凡持有“法华教育会”证件的学生，赴法船票一律半价。到了法国之后，他同法国各处工厂商洽，安排学生做工，并亲自教授课程。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给中国的政治、科技、教育等各个领域造就了栋梁人才。其中有中国政界领袖的周恩来、邓小平、陈毅、聂荣臻等；科学家有钱三强、严济慈、张竞生，艺术家李健吾、常书鸿、潘玉良、林风眠等。至1920年，就已经有1700多名有志青年踏上了法兰西的国土学习。
李石曾与吴稚晖、褚民谊、张静江等人于1907年在上海设总部出版了两期《世界》，报导西方著名科学家、哲学家的贡献。其中第二期还重点介绍了西洋戏剧在剧院、服装、灯光、布景等方面的成就。李石曾还编译了西洋著名戏剧剧本故事20多个，包括歌剧《蝴蝶夫人》《风流寡妇》。他认识到中国戏剧形式过于简单、肤浅，男女不能同台演出的弊端，翻译了《新乐谱概论》和当时法国流行的讽刺社会的独幕剧《鸣不平》、三幕剧《夜未央》。《夜未央》描写帝俄女英雄暗杀沙皇的故事，有意激发中国人反抗黑暗专制的战斗精神，李石曾成为翻译近代法国文艺作品的第一人。之后，中国对外国戏剧的翻译多起来，中国以表演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为主的戏剧传统被打破了。
李石曾又把中国的戏剧介绍到西方剧场去，通过法国的音乐大师拉格伊；把马致远的“汉宫秋”、“黄粱梦”介绍到法国，成了中法戏剧交流的先声。
1920年，李石曾等人得到孙中山和广州政府的经济支持，在北京创办中法大学、北京中法学院，在法国建立里昂中法大学。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李石曾和吴稚晖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其后连任中国国民党第二至第六届中央监察委员）。是年10月，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驱逐了“末代皇帝”薄仪出宫。李石曾出任故宫财产清理保管委员会主席，继而任故宫博物院临时董事兼理事长。1926年，张静江和蔡元培也入选监委。李、吴、张、蔡四人因关系密切，并称“国民党四大元老”。1928年，李石曾创办中央研究院，1929年创办北平研究院，同年出任故宫博物院院长。1930年6月筹办“北平戏曲专科学校”，致力于戏曲事业。
（二）李石曾的四次婚姻
李石曾大半生奔走于中、欧之间，投身于中国教育革命和交流。他无暇经营家庭，他的婚姻爱情像他的事业一样充满着时代的风云变幻。他一生有过四次婚姻——
李石曾的祖父李辙通及其兄弟李浚通二人，娶的都是天津人、曾任安徽太平府知府姚逢年的女儿。而李石曾的元配姚同谊，又是姚逢年的重孙女。姚家是天津“盐商八大家”之一，富甲一方。1897年，17岁的李石曾与表姐姚同谊结婚。喜期前李家派出两艘大船将全副妆奁、衣服、家具以及工匠、轿夫等运到北京，第二天再将新人和眷属，陪房丫环、婆子、跟班等人乘官船晋京。婚后，姚夫人长期住在绳匠胡同老宅，有时也随同李石曾去法国暂住。抗战爆发后，姚夫人离开北平移居上海，后辗转赴法投奔儿子。1941年12月病逝于法国里昂。李石曾此时远在美国，未及奔丧。
李石曾60岁以后又经历了三次婚恋，均富有浪漫色彩。1942年12月，李石曾与美籍犹太人茹素相识于美国纽约。那是在第一次世界国际社会大会上，二人萍水相逢，坠入情网，翌年初同居。二人都是社会活动家，东奔西走不定窝，婚前，双方订有婚约，规定双方经济各自独立，离婚自由。实际上，李石曾的第二位夫人就是位露水夫妻。
1945年日本投降后，李石曾回国出任北平研究院院长，次年5月又去上海组织世界书局董事会，创办《世界》月刊，而茹素一直居住在美国。李石曾来到上海另有新欢，于1947年1月致电在纽约的茹素，宣布解除婚约。2月2日即与林素珊女士结婚，此二人本是多年旧相识，旧情重叙，一拍即合。
婚礼这天，宾客满堂，摄影记者紧随不放。门口挂着一副贺联：“白首盟心共拯世界；赤诚永爱重建家庭。”新郎长袍马褂，精神矍铄，新娘红花旗袍，发上插红花朵，面带灿烂笑容。林素珊毕业于女师大，1928年冬与文学家焦菊隐在北京饭店正式结婚。1930年，李石曾回到北京，在崇文门外木厂胡同筹办中华戏曲专科学校，自任董事长，焦菊隐任校长，林素珊任副校长。该校实际由林校长一手支撑，她聘请京剧名家任教，采用现代教育制度和方法，重视继承京剧科班优良传统和基本功训练。增设了国文、历史、外文等课目，培养了四班学生。戏专停办后，1935年夏，李石曾送林素珊夫妇到法国留学。抗战前夕，林素珊赴香港定居，因感情破裂而与焦菊隐分手，1946年二人正式办理了离婚手续。林素珊与焦菊隐育有二子，均夭折。
李石曾和林素珊婚后去台湾定居。1948年，李石曾任总统府资政，1949年，他们夫妇赴瑞士，旋徙乌拉圭，从事国际文化活动。应乌拉圭教育当局之请筹办中国国际图书馆，遂在乌拉圭留居下来。不意，1954年2月，林夫人因脑血栓突然病逝。李石曾也在两年后返回台北定居，任国民党评议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1957年7月，经台湾旧友齐如山先生做媒，李石曾以78岁高龄与42岁的田宝田女士结婚。田女士辅仁大学社会科学系毕业，系“外交部亚东司”帮办田宝岱之胞妹。她前夫是位飞行员，福建人，不幸在一次空战中殉职，遗下一双儿女。
李石曾这对老夫少妻共同生活了数载后，1962年田女士率其子女前往美国纽约，夫妇劳燕分飞，天各一方。1973年9月29日，李石曾在台北以急性消化道出血病故，终年92岁。田夫人闻讯后，立即从美国赶来奔丧，葬李石曾于台北阳明山。后即返美长住，以读书、绘画自娱，颐养天年。
李石曾开启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为祖国培养了一大批科学、教育、实业技术人才，也成了产生中国共产党的摇篮，对马列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发展、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斗争的胜利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为了纪念李石曾这位卓越而无私的国际著名的社会活动家，中共中央于1983年2月批准，在保定育德中学旧址建立了一所集收藏、研究、宣传、教育为一体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纪念馆”。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于1992年为纪念馆题写了馆名。
李石曾是中国近代史上有重要影响的人物。他一生粪土富贵荣华，崇尚“实验节俭之生活”，以劳动朴素勤洁为荣。他80岁时作过一首诗，颇能揭示他伟大的心灵：“八十年来琐记中，不曾言利与功名，自由新世相辉映，互助前编杂夜鸣，空陆航行遍湖海，晨昏静坐岂阶坪，君知我志十年事，不为私图共斗争。”
6.民国另类高官吴稚晖
（一）吴稚晖的幽默
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是一位颇具特色、很有影响的大人物，是著名的政治家、教育家、书法家，尤以其无处不在的风趣幽默而著称。
吴稚晖，名敬恒，字稚晖，1865年生，江苏武进县人。吴家历代以种田为生，家境贫穷。吴稚晖六岁时，年仅25岁的母亲病故。苦命的吴稚晖是外祖母把他带到无锡养大的。他七岁入蒙馆，聪颖而顽皮，既受先生夸奖亦吃先生戒尺。他曾回忆说：“十五六岁时，处境骤窘，往往断炊，夜卧绳床，老被寒如铁，外祖母年迈不胜寒。”那时的吴稚晖希望博取功名来改变自己的命运。1882年18岁的吴稚晖应聘担任私塾先生。外祖母将自己的外衣典当后给他买了一件布袍，让他体面地走上讲台。1891年，吴稚晖中秀才，次年，到北京参加会试未中，仍回南菁书院读书。
吴稚晖从学生时代起就把他无处不在的幽默容在他不羁的个性里。1892年的一天，江苏学政杨颐上任，宴请亲朋时公然坐画舫、吃花酒、笙歌取乐。吴稚晖一帮学生认为一省教育长官如此粗俗，须教训他一下。遂邀数人扮作怪相，在大庭广众之下拦截杨颐轿子，大呼：“生员叩见大人，请赏花酒三杯吧！”说完，跌倒在地，四肢朝天，引得路人驻足大笑不止。为此吴被取消学籍。
1901年，吴稚晖东渡日本，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其间加入同盟会，追随孙中山，开始从事革命活动。后来，他在英国又与旅欧的孙中山合作反清，他称赞孙中山是出自自然的伟大人物。
1912年民国初立。上海新舞台举办募捐演出活动，为刚诞生的中华民国捐款。演出开始了，但见一位束红绳小辫的“小姑娘”登台，高唱“劝募歌”。观众们被小丑的表演逗得大笑，纷纷向台上投掷银元捐献。小丑说：“谢谢诸位，我劝大家捐钱，自己也凑凑热闹。”说着将腰带一松，银元哗啦啦落了一地，此种滑稽幽默的表演逗得观众哄然大笑，捐款的人更多了。这位小丑就是大名鼎鼎的反清革命家吴稚晖。
1915年袁世凯以授“勋位“为诱饵，企图拉拢吴稚晖等人。吴毫不领情，写信言：“切佩公等宝贵精神，专注于国难。勿以揶揄为消闲，侮辱书生！公民吴敬恒敬上。”这封诙谐幽默的信表明了他不与袁政府同流合污的气节，被世人津津乐道传颂一时。
1921年8月，吴率105名学生来到法国里昂，亲任中法大学校长。中国已有1600余名留法勤工俭学的学生。其间有段轶闻颇为有趣：大学内设有专门为中国留学生补习法语的分校，吴稚晖任分校副校长，正校长是一位迂腐的法国老学究。吴稚晖的亲属马女士的两个孩子在分校学习，姐年20，弟仅十岁左右，姐弟俩按学校规定应分住男女宿舍。由于男孩生活上要依赖其姐照顾，吴稚晖便叫男孩随姐同住。不料洋校长贴出布告禁止，不指名地进行批评，用语颇为严厉。吴稚晖大忿，气冲冲来到洋校长家里，当面质问道：“难道你只知男女，不知长幼吗？十岁之童怎能算是成人！”当时洋校长的幼女正在一旁玩耍，吴转而笑曰：“您与童同住，也算是不规矩吗？”洋校长一时语塞，笑着向吴道歉，男女同宿风波始平。
1925年吴稚晖创办“海外预备学校”，校址在北京东城南小街92号。教师是吴家老少三人。吴本人教国学、经史。就读的有孙科的儿子孙治平、孙治强；汪精卫的儿子汪婴、女儿汪洵；李济深的女儿李筱梅；还有蒋经国等二十余人。当时有人送吴稚晖一辆人力车代步。吴稚晖令蒋经国找来锯子把车把锯掉，把车身拖到书房当沙发用。吴说：“一个人有两条腿可以走路，何必人拉，你坐在车上被人拉着走，岂不成为四条腿了？”
这一年，吴稚晖60岁的生日到了。上海的无锡帮为他庆贺寿诞，大家准备了寿桃、寿面等各种寿礼，但不见吴老寿星出场。正焦急之时，忽然收到一封发自杭州的电文：
诸位先生执事：
奉赐帖感激莫名。弟因先母早逝，先外祖母不忍提及弟等出生之日，弟从未有所谓“诞”，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白活在狗身上。有人登报说替我庆花甲，我才知道已登了花甲，哈哈！我最反对庆寿做生日，没有拜祝过任何人的寿，这是一个硬凭据。我虽登了花甲，够得上弄个华诞出来玩玩，却不敢非人祝寿又来祝己之寿。
敬璧原帖，并叩谢诸先生，本日弟已赴杭州，亦不能陪座，歉甚。
敬恒谨启
吴稚晖的一纸怪话幽默得众人哭笑不得，华诞酒席只好变成旅沪同乡会的聚餐了。
1929年元旦到了，这是全国统一后的第一个新春。江苏省政府主席钮惕生决定在省府大礼堂举行庆典。这天，省府内外彩旗高悬，军乐高奏，鞭炮阵阵。吴稚晖应邀前来讲演，大家都知道他一向以风趣幽默著称，想一睹其风采。
钮主席致辞后，则请吴老登台演讲。吴老身着粗布长袍，外罩马褂，依旧是那双破旧布鞋。只见他精神矍铄，举止潇洒，信步走上台来，他说：
“今天又是元旦，在这个快活的日子里跟大家见面，让我年轻了许多。记得过去遇着元旦，总要跑到城隍庙热闹的地方去逛逛，目的是去看看“花色”什么的（他笑，众人大笑）。至于当前时局，大家讨论最多的是政权体制问题。孔子说不食姜，但又说食姜可以通神敏，这不矛盾吗？有人主张中央集权制，有人主张地方分权制，这岂不矛盾吗？然而，什么事都没有绝对的，应该如同姜可食，食而适。神敏不可不通，切不可太通！（众人笑）。”
听众对吴老诙谐幽默的语言报以一阵阵热烈的掌声。最后有听众问吴老：“古往今来，先生最佩服哪一位？”吴老答：“除了孔子就是张良”。他解释道：“张良一生不忘国是，太平后又不要权利地位。咱党国要员要有这种精神，国家哪有不强盛之理！”
由于吴稚晖一口无锡话，许多人把他当作是无锡老乡，他笑说：“说我武进人可，无锡人可，总之是中国人也。”说完，匆匆一鞠躬，在人们意犹未尽中戛然而止，走下讲台。
吴稚晖似乎天生一副幽默相，似乎满肚子里都盛满了幽默风趣，不管对什么人，也不管是什么场合，说来就来，而且是信手拈来。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蒋介石力邀吴稚晖为新主席。吴推辞说：“不可以，不可以，千千万万个不可以。我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带，我觉得不自在；我脸长得丑，不像一个大人物；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不知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会不由得笑起来，不雅，故而不适于当主席。”蒋介石听了也禁不住大笑起来。
1944年他80岁。生日这天，蒋介石、宋美玲夫妇以自己的名义，派人给吴稚晖送去一盘大蛋糕，吴稚晖马上分而食之。亲友为吴稚晖筹集了黄金10两作为“八十大庆”的寿礼，吴稚晖全部赠给他家乡的一所中学做了经费。
吴稚晖住在重庆的日子里，住房简陋，一桌一床，旧蚊帐，青布被，硬枕头。小竹桌上摆满油盐酱醋。生活困难，不得已声言卖字，生意颇为兴隆。因为吴稚晖自幼习练大篆，是当代无敌的篆书家，又是清朝科考举人，故其字画很有市场。但他却谦逊而风趣地对人说：“我这个举人是骗来的，因为我写的文章不长，全部是用大篆写的，考官看不懂字，就把我录取了”。这期间，吴稚晖曾写了一篇滑稽幽默的《陋室铭》一时传为美谈：
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疠之经。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他喜到野外大便）。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部）煤，东倾扫荡（报）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
（二）平民高官吴稚晖
吴稚晖身为党国要人，官衔品级虽说不低，但他生性淡泊名利，不屑于权位，多任些“闲职”。他曾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的泥像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他在国民党中央挂个“委员”闲差，反而正合其意，因为他奉行“不做大官，只做大事”的信条。
他视金钱为身外之物，时常接济有困难的人。他常说：“我是穷人家出身，勤俭节约不能丢。人家说我吴稚晖阔了，实际上我还是保持二十元一个月的零用钱，三块烧饼照旧可以充当一顿饭。自己节省一些，对人家多帮助一些，有什么不好。人生在世，要为国家争气，不要专为个人挣钱。钱眼里钻进钻出的人，得到的是一身铜臭。”这位辛亥革命元老，生活十分简朴，他身旁最宝贵的是为数两万多册的藏书。吴稚晖是一位传统的知识分子，生活俭朴，平易近人，和善诚恳，没有官架和官腔。
1919年他任唐山交通大学国文教授时，有一次去外地出差，学校离车站三里多路，他手提肩扛着行李徒步去赶车——他外出总是以步当车。忽然途中遇雨，道路泥泞难行，实在走不动了，才雇了一辆人力三轮车。这是他生活史上第一次雇人力车。他把雨衣披在车夫身上，唯此才觉心安。
吴稚晖一贯简朴如农人，为此，他吃过一回苦头。1929年，由何应钦为迎柩总指挥，将孙中山的灵柩由北平运往南京中山陵安葬。5月28日，灵柩抵达南京。当专列到达浦口时，国民政府要员坐专用轮船过江迎接灵柩。吴稚晖因故误点只好一人乘普通客轮过江，登岸后去追赶官员队伍，快要赶上时却被卫兵拦住。吴稚晖再三解释自己的身份、职务，那卫兵就是不信，说：“什么中央监察委员，看你这赖相，一介乡愚，还不快滚！”吴稚晖怕赶不上参加迎灵仪式对不住已故孙总理，欲强行，结果遭到卫兵一阵拳打脚踢。事后，蒋介石闻知，下令严惩卫兵。吴制止道：“不怪他们，谁叫我没有阔人的气派呢？他职责所在，受奖才是。”
吴稚晖因穿着朴素，所以并不引起人们的注意。他喜欢吃馄饨，常到无锡城内大市桥附近的一家“过福来馄饨店”里来当食客。这里的馄饨是手工皮子，调料独特，有香干丝、小虾米、大蒜叶、胡椒粉、红汤辣油等等，非常有特色。吴稚晖坐在小凳上和市民一道吃起来，边吃边谈笑声不断。
一日下午，吴稚晖身穿夏布短衫，黑纺绸裤子，和一帮农人一起吃馄饨，吃得是满头大汗，一把大蒲扇摇个不停。这时有人认出了他，告诉大家这是民国大官吴稚晖，众人很是惊讶。吴稚晖说：“这不假，可你们刚才所谈的民生疾苦也不假，这里的馄饨好吃更不假！”听了此言，农人轻松起来，于是接着再吃。
吴稚晖一生充满着平民意识，喜欢过简朴生活。平时穿戴总习惯于布衣布履，甚至敝衣败絮。他不拘小节，不修边幅，穿布袜喜欢将袜筒套在裤管之外，又不用绑腿带子，一任自然塌垂。布鞋底磨出洞来亦不舍弃，补上鞋掌再穿，看上去俨然乡老。1947年，吴稚晖去参加国民大会，家里人说无论如何要做一件新棉袍。他弟弟吴菊初是裁缝，年已七十多岁，老眼昏花缝得不成个样子。吴稚晖穿了这件怪模怪样的棉袍去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还当了主席团主席。
（三）“吴疯子”骂人
早在1892年，有一天，满族官僚、江苏学政溥良坐着大轿经过孔庙，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吴稚晖与同学看到后认为是“非圣无法”，便拾起石子向轿上乱掷，溥良怒令差役将吴稚晖捉住，送交无锡县教谕查究。教谕以为吴稚晖尊孔精神可嘉，只将其羁押3天、游街示众作罢。此事之后，无锡人背地里称吴稚晖“吴疯子”。
1927年初，国民政府由广东迁往武汉，不料蒋介石中途变了卦，提出迁都南昌。时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的吴稚晖也表支持。他认为中共与苏俄的密切联系有破坏中华文化之嫌，因此力倡清党。蒋所推行的“清党”政策不少出自其手。这时汪精卫在武汉成立了“武汉国民政府”，把蒋介石甩在了一边。汪精卫又来到上海与陈独秀会晤，二人商定，由陈独秀起草国共两党联合宣言。消息传出，这可气坏了国民党元老吴稚晖。4月1日，吴稚晖同蒋介石、张静江等8人一起，匆匆赶到汪精卫下榻处——上海孔祥熙公馆。吴稚晖以元老口吻大讲“清党”已迫不及待，说武汉国民党中央已为中共所把持，要求汪精卫采取措施。
蒋介石要求汪精卫留在上海领导国民党，制裁共产党。他说：“你切不要到武汉去，总要把共产党消灭了再讲，你应当一起到南京去成立政府，与武汉政府分庭抗礼。”
汪精卫沉默不语。其他人也提出汪精卫应该留在上海，想法制止共产党的越轨行为。汪精卫慢腾腾地说：“容共是孙先生的政策！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
此言一出，立刻引起在场人的反对，吴稚晖突然向汪精卫下跪，请求支持“清党”。汪精卫想不到吴老会来这一套，吓得赶紧往一边退，口中连连说：“吴老，您是老前辈，您这是干什么？如此我受不了！受不了！”
4月5日，《国共联合宣言》在《申报》上发表。吴稚晖看了大怒，他急忙邀来蒋介石、李宗仁等大员找汪精卫算账。他指着汪精卫的鼻子大声质问道：“陈独秀是什么人，他以共产党党魁自居：我们国民党里何时出了你这个党魁？联合宣言，荒唐！”
汪精卫张了张嘴没说出话来。
吴稚晖接着又道：“你与陈独秀发表联合宣言，无疑承认国共合作共治中国。天下是我们国民党打下来的！”吴越说越激动，竟骂了起来，什么“混蛋”、“卖国”、“丢脸”等等都骂到了。
汪精卫被他骂急了，回骂了他一句“昏庸老朽之徒，王八蛋！”这声音虽小，还是被吴稚晖听见了。
吴稚晖说：“老子姓吴，不姓‘王’！”
汪精卫索性也豁出去了，又骂了一句：“简直是疯狗！”
吴稚晖讥讽道：“这还差不多。不过‘疯狗’咬人无药可治，你小子可得留心！”愤然而去。
随后，蒋介石、汪精卫达成以下协定：4月15日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四中全会之前，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要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解决；武汉国民党中央所发之命令，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可拒绝接受；党政军各机关团体的最高级长官有权取缔、制裁“阴谋捣乱者；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阴谋团体加以取缔。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汪精卫投降日寇卖国当了汉奸。吴稚晖立即进行口诛笔伐，称汪精卫为“汪精怪”；叫陈璧君为“陈屁裙”；骂褚民谊为“鼠狒黑”。他斥责这些人“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臭了祖宗、更臭了子孙！”
转眼到了1949年。国民政府已是穷途末路。蒋介石派专机将吴稚晖从广州接到台北。1952年，吴稚晖终于病倒了，但依然不改幽默的脾性，保持着乐观的情绪。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终年89岁。老友于右任为治丧委员会主任；蒋介石主祭，并题写“痛失师表”匾；蒋经国主持了吴稚晖的海葬。
吴稚晖身后遗有一女一子。女儿叫孟蓉；儿子叫叔薇。孟蓉同老子一样有着鲜明的个性。她与母亲喜静，少出门。吴稚晖看她母女从未出过门，试图带她们去南京散散心。孟蓉反对说：“不去，南京堆满金山银山俺也不去，家里最好！”吴夫人袁云庆，不识字，只会相夫教子，有洁癖，不习惯吴的“至情至性，独来独往”。吴稚晖去了台湾，她未同行，1953年终老于上海。
孟蓉自母亲去世后，一个人独守这幢老房子，睡在母亲用过的旧床上。经济来源断绝。没办法，她只好卖书应急，她含泪对亲友说：“我父亲一生所爱的就是这些书籍，我对不起他老，实在是没有办法!”
“文革”时，吴孟蓉受尽了凌辱，跌坏了脚，气瞎了眼，这个不幸的女人于1973年去世，了结了她屈辱而清贫以及她长达50多个春秋形影相吊的凄凉人生，享年86岁。终身未婚。
吴稚晖的儿子吴叔薇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电机系，硕士学位。后患睾丸炎，日本医生割除左睾丸以求病愈，可病根未绝反而根绝了生育能力。吴稚晖为此大骂日本医生黑良心，绝了他的后代。李济深四女李筱梅嫁与吴叔薇为妻。1967年，叔薇在美国去世。遗下李筱梅一人在纽约弧度晚年。
7.“革命圣人”张静江
（一）大义富豪
1924年，在国民党“一大”上，李石曾和吴稚晖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6年，张静江和蔡元培也入选监委。李、吴、张、蔡四人因政坛资深且相互关系密切，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其中张静江被孙中山称为“革命圣人”；被蒋介石称为革命“导师”。
张静江，名增澄，字静江，又名人杰，号印光，1876年生在浙江湖州浔镇。其祖父张颂贤与外祖父庞云均为丝商巨贾。1843年，上海辟为通商口岸后，张家就在上海开设“恒和丝行”，经营“辑里丝”，直接出口对外贸易。1862年张家又专营盐务，成为南浔富豪“四象之一”。张静江自小爱打抱不平，被大人们称为“小侠”。他在一次失火救人时被严重烧伤，落下终生残疾：髋骨摔折，股骨断裂，走路一跛一跛的。20岁时，其父张宝善以银10万两给他捐得二品候补道衔。1902年，任一等参赞，随驻法公使孙宝琦出国，并开始在巴黎独资经营古玩瓷器、茶叶、丝绸的通运公司，还在美国纽约开设分公司，获利甚巨。巴黎许多服装客商都赶来同他谈生意,希望通过这个年仅28岁的“商界奇人”打开中法商路。
1905年8月,张静江与孙中山在赴法的轮船上相遇，虽然萍水相逢，但他早就耳闻孙先生的革命之举。张说:“您就是实行革命的孙中山先生吗？我深信非革命不能救中国。这几年，我在法国经商赚了些钱，希望能对君的事业提供帮助。”他与孙约定了日后互通电报进行联络的暗号：以ABCDE为数码，A为法郎一万元，B为两万元，依此类推。
一次，张静江告诉孙中山，到美国纽约市第五街566号他所开办的通运公司，领取资助革命的活动经费3万元。孙中山将信将疑，让黄兴前往办理，结果钱分文不少。此后，他不断为孙中山的反清革命事业筹资助款，令孙大为感动，认为遇到了革命“奇人”。此后，孙中山每遇款项不济，便想到张静江。有一次由于款项不支，反清起义无法举行。张静江知道后，将他在巴黎通运公司所经营的一个茶店卖掉以资起义。
张静江联合李石曾、吴稚晖、蔡元培、汪精卫、褚民谊等人在巴黎发起成立“世界社”，创刊发行《新世纪》周刊，宣传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主张，与中国同盟会在日本创办的《民报》遥相呼应，使留学欧洲的中国学生了解革命，赞助革命，也让世界从舆论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孙中山对于张静江的种种义举十分感激，曾让胡汉民回信以示谢意，并将其所资助款项细目一一列出。张静江收信后随即复信：“余深信君必能实行革命，故愿尽力助君成此大业。君我既成同志，彼此默契，实无报告事实之必要；若因报告事实而为敌人所知，殊于事实进行有所不利。君能努力猛进，即胜于作长信多多。”表达了他对革命的信心与赤诚的爱国热情。
1906年张静江加入同盟会，将他在巴黎等地的驻外分公司发展为同盟会的隐蔽据点。他介绍浙江南浔的富豪们加入到革命阵营中来，动员兄长张弁群(上海通运公司总经理)、舅父庞青城(上海中国银行董事)等亲朋好友参加同盟会这个秘密组织。这些富豪为孙中山的革命活动提供了一定的经费来源，使辛亥革命不断发展壮大。
中华民国成立后，又是张静江带头以商人名义捐赠巨款，使孙中山领导的临时政府得以稳定下来。张静江在辛亥革命前后捐献给革命的白银多达110万两，大致相当于2000万美元。辛亥革命的成功，不能不说得益于他的鼎力相助，因此，孙中山称他为“革命圣人”，并手书“丹心侠骨”四字相赠。
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筹建中华革命党，任命张静江为财政部长。当时，张静江在巴黎筹款，无法执行公务，由财政部副部长廖仲恺代行其职。1920年2月，张静江遵照孙中山之命回国，到上海创办证券物品交易所，继续为革命筹措经费。1923年，张静江因病在南浔家中休养。孙中山闻讯，特荐留德名医李其芳为其做电疗。孙中山捎信安慰他，其中说：“治好你的病不止是你一人之幸，实为国民党之大幸！”又亲书“满堂花醉三千客，一剑霜寒四十州”的对联让人送到浙江南浔张静江府上。
1924年底，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离穗北上会谈南北统一事宜，不期重病住院。1925年初，张静江抱病赴京到协和医院探望孙中山。看到张静江拄着拐杖吃力的样子，孙中山不禁潸然泪下：“你病成这个样子，为何还专程来看我！”张静江双手握孙中山的手，哽咽着说不出话。他忧心如焚，在京城遍寻良医，天天企盼出现奇迹。然而，孙中山的肝癌病愈来愈重，延至3月11日，孙将他的两份遗嘱拿出来，让大家在上面签字。张静江首先签字，依次是吴稚晖、汪精卫、宋子文、孔祥熙、何香凝等12人签名作证。3月12日孙中山与世长辞。3月17日，孙中山遗体经协和医院防腐处理后入殓。
（二）蒋介石的恩人
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帮派林立，反蒋呼声不绝于耳，尤其是辛亥元老汪精卫和胡汉民与蒋成了死对头。在国民党的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决定北伐，蒋介石将要挥师出征。蒋担心广东的后方基地弄不好就会后院起火，他不能顾了一头而失掉另一头，想来想去，只有张静江靠得住，于是电请张火速南下，帮他主持一切。当时张静江在上海，正在想方设法为国民党筹集北伐的经费。1926年3月下旬，张静江来到广州，他和蒋抛出了著名的“整理党务案”，目的是要把共产党“清理”出国民党。因此，在3月19日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上，张静江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立刻挥师北伐。这样一来，他们一个管党务，一个抓枪杆子，国民党的天下就基本掌握在他们哥儿俩手里了。在蒋介石率兵北伐时，张静江以国民党代主席的身份坐镇广州，使蒋介石解除了后顾之忧。
张静江是蒋介石的大恩人，是张将蒋一步步扶起来的。早年，张静江与蒋介石相识于孙中山先生的旗帜下。蒋奉孙中山之命准备在上海再次发动讨袁军事行动，不料被淞沪镇守使郑汝成侦悉，多名革命党人被捕、殉难，蒋遭通缉，蒋躲到了张静江家里。后来，蒋与张静江互换兰谱结为把兄弟，张比蒋年长10岁。
张静江在上海开设恒泰交易所时，邀蒋介石到所任职。但蒋在市场屡败,只好启齿向张静江屡屡借钱。（现在南京市档案馆尚存蒋当年向张静江的借条,厚约一寸多）。张又资助蒋去日本振武学堂学习军事，推荐给孙中山予以重用。
1918年春,孙中山在广州任大元帅,张静江为使蒋介石将来有所发展，便向孙中山推荐蒋担任上校作战科主任。蒋对张静江深怀感恩之情。
张静江的元配夫人姚蕙在纽约不幸去世后，回国续娶了正在读书的女学生朱逸民。朱逸民，常熟人氏，婚前有一位要好的中学同学名陈洁如，同在蔡元培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朱逸民结婚后，常邀陈洁如到张家来聊天。1919年暑假里的一天，陈洁如正在张家闲聊，孙中山先生带着戴季陶、蒋介石来拜访张静江。蒋见陈洁如一见钟情，托请张静江、朱逸民为之说媒。陈洁如那时只有15岁，只想读书不想嫁人。张静江身为国民党大佬，一言九鼎，便亲赴陈家保媒。陈家母女终于被说服，答应了这门亲事。1921年12月5日，陈洁如与蒋介石在上海永安公司大楼的大东旅馆举行了半中半西式的婚礼。
1922年夏天，广东军阀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处于危难之中。张静江赶紧让蒋介石到广州中山舰上侍奉孙中山40余日。之后，蒋介石又撰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一书，张静江作序并资助出版，这在很大程度上提高了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声望。
1924年5月，当国民党黄埔军校后，张静江再次向孙中山力荐蒋介石为黄埔军校校长，使蒋介石为其一生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7年，蒋介石“为了革命的需要”，又要另择新欢了。他的目标是“蒋宋联姻”。对蒋介石来说，宋美龄这个洋气十足的上海小姐是无以伦比的，年轻漂亮，身后又有宋氏家族这个强大的背景。蒋宋联姻眼看木已成舟，那么该把陈洁如放在哪里呢？在这紧要关头，又是张静江出面了，在蒋介石作出“五年后与洁如恢复夫妻关系”的承诺后，他让自己的两个女儿：张蕊英和张菁英陪同陈洁如漂洋过海去美国留学。1927年8月19日，蒋介石把21岁的陈洁如哄上了船，去美国读书深造。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在上海最豪华的大华饭店举行了隆重的婚礼。而陈洁如在此后40多年里孤灯清影。陈与蒋成婚是张静江做的媒；陈被拆散还是张静江从中说的话。
南京国民政府后，张静江主持建设委员会工作。他与蒋介石在国家如何发展问题上存在分歧：张静江认为国家的主要任务就是发展经济，按照孙中山的建国方略，把生产重新建设起来，成为世界上发达的资本主义强国。而蒋介石则想一心一意“剿共”，进而武力“统一全国”，确立自己在全国的统治地位。两人意见经常相左，矛盾日深。后因与蒋介石亲信陈果夫、黄郛等人冲突，1930年，张静江辞去浙江省主席职务，赴纽约治病。抗战爆发后，由于建设委员会被并入到经济部，张静江感到前途渺茫，便由港赴欧，最终赴美国做了寓公。晚年的张静江逐渐淡出政治，转而吃斋念佛，打发时日，故又名“卧禅”，佛名智杰。1950年9月3日病逝于美国纽约，终年74岁。
台湾国民党闻讯后，中央党部在台北特设灵堂公祭，蒋介石于灵堂之上亲书“痛失导师”的挽词，并臂佩黑纱亲自主祭。
张静江的一生充满着传奇色彩。他是民国时期最早出国的商人兼官员，不惜重金资助革命，冒着生命危险从事秘密反清联络，成为孙中山的患难挚友。他又鼎助蒋介石，最后又于蒋分手。他的人生历程诠释了大半个民国历史风云变幻，可谓一代奇人。
8.蔡元培的婚姻爱情
（一）蔡元培的三次婚姻
被毛泽东誉为“学术泰斗、人世楷模”的蔡元培，是我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他一生清廉正直，耿介拔俗。其生平事迹贡献广为人知，而对其婚姻家庭却未必尽为大众所了解。这里讲述蔡元培先生充满曲折传奇的爱情故事，也正好印证了他本人一生的思想轨迹和中国近代历史的变迁。
蔡元培，字鹤卿，又字仲申、民友、孑民，1868年生于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其父蔡光普因病早逝，遗下三个孩子：长子元金13岁，次子元培11岁，三子元坚9岁。元培12岁寄居到姨母家读书。17岁考取秀才，18岁设馆教书。1889年，22岁的蔡元培中了举人。同年迎娶了他的第一位夫人王昭。23岁进京会试得中贡士。1892年，25岁的蔡元培经殿试进士及第，被点为翰林院庶吉士。两年后授职翰林院编修。
蔡元培与王昭的结合，纯粹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二位年轻人在婚前谁也没见过谁。夫人王昭，浙江会稽人，大蔡元培一岁。王昭素有洁癖，什么都要弄得干干净净，凡食器用具都禁止别人去摸，睡觉前必须用毛巾擦拭头发等等。王昭是旧社会的妇女，在蔡元培面前，总是恭敬地称“老爷”。蔡元培则不时地嗔怪她：“你以后不要再叫什么老爷！”而王昭总是改不过来。蔡元培生性豪放、不拘小节，对王昭的这些细琐习惯不屑于顾，因此两人口角不断。就这样一晃七年过去，王昭生下两个孩子，他们的磨合期总算过去。
引领文化前沿的蔡元培于1900年，结合自身经历写出了奠定其后来女权思想基础的《夫妻公约》，他把男女关系分为目交、体交与心交。所谓心交，指夫妇同心，两情融合。王夫人理解《公约》后开始放足，破除鬼神迷信。可惜好景不长，王昭在这一年因病去世，蔡元培悲痛不已。
王昭去世时，蔡元培刚满32岁，这时的蔡元培在江浙一带的知识界已颇有名气了，前来给他说亲的人络绎不绝。蔡元培写下了一份奇特的“征婚启事”，张贴于自家大门墙上，其征婚条件是不缠足的；识字的；男子不得娶妾；丈夫死了妻子可以改嫁；意见不合，可以离婚。这些离经叛道的条件传开后，一时间让媒人望而却步。那年代哪有不缠足的女子？分明是在距婚，在向封建陋俗开战。
1901年，蔡元培只身离开绍兴，到余杭办学。一天，他到友人叶某府上做客。叶邀蔡赏画。蔡独独立于一幅工笔画前沉思。叶遂介绍道：画作者是江西名士黄尔轩的女儿黄仲玉，此女相貌清丽雅致，身材秀美，温婉谦和。16岁丧母后卖画抚养其弟。没有缠足。蔡元培听了很是满意，遂请朋友从中撮合。
1902年元旦，35岁的蔡元培在杭州西子湖畔举办了他的第二次婚礼。这次婚仪，中西合璧，只用红幛缀成“孔子”二字悬挂，一扫传统的繁琐陋习，用演说会来代替闹洞房，反映出当时中西文化碰撞下的新观念的兴起。
蔡元培婚后，先后任绍兴中西学堂监督、嵊县剡山书院院长、上海南洋公学教习，组织中国教育会，创设爱国女校及爱国学社，任总理。并以《晨报》为阵地提倡民权，宣传革命。1904年，他在上海组织成立反清革命团体“光复会”，同年同盟会成立，光复会并入，孙中山委任蔡为同盟会上海分会负责人。
1907年5月，已经40岁的蔡元培在驻德公使孙宝琦的帮助下前往德国柏林，入莱比锡大学听课和研究心理学、美学、哲学诸学科。孙宝琦答应每月资助他银子30两，合42银圆，但不提供职务和薪金。蔡元培因为还要抚养妻儿四口，就边学习教授唐绍仪四个侄子学中文，然而，依然是入不敷出。眼看财路不济，蔡元培又作了一个当时可称大智的决定：靠著述编译所得稿酬、编辑费来维持留学费用。于是他与上海商务印书馆联系，该馆遂特约他在著文或编译，按照千字3圆(编译)和5圆(著述)的标准，每月稿酬100银圆(约合今人民币6000元)。一部分汇款到德国给蔡元培作为留学费用，一部分交国内妻儿四口作为家用。蔡元培成了我国最早的采取“爬格子”半工半读方式的人。
民国元年，蔡元培归国，任南京临时政府首届教育总长。他主张采用西方教育制度，废止祀孔读经，确立起我国资产阶级民主教育体制。同年7月，他拒绝与袁世凯合作而坚决辞职。1915年6月，蔡元培携眷赴法，商务印书馆继续约稿付酬，每月3万字可得200圆。蔡元培与李石曾、吴玉章等在法国创办留法勤工俭学会，后来的周恩来、邓小平等均是通过这个组织的帮助在法国进行学习的。
1916年冬，蔡元培回国任北京大学校长。他在任职演说时，对学生提出三点要求：抱定宗旨；砥砺德行；敬爱师长。提出“思想自由，兼容并包”，从此他开始了对北大的全面改革，他的八字真言使得北大“学风丕振，声誉日隆”，学术繁荣，面貌为之一新。八字真言使蔡校长不问党派、信仰，只问学问，聘请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于是各学派的大师云集北大，有李大钊、鲁迅、刘半农、邓中夏、许德珩、傅斯年等新文化运动的健将。八字真言使北大可以自由办报办刊，自由讨论各种学说和主义，一向封闭、僵化的校园，顿时洋溢着开放的清新空气。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国民社、新潮社等，激荡旧中国的思想文化革命就此拉开大幕。特别是《新青年》的的创刊，以锐不可当之势兴起新文化运动的狂澜，成为运动的中心。
1918年9月，青年毛泽东和长沙新民学会的一些成员决定赴法勤工俭学来到北京。毛泽东没有赴法，而是准备留在北大一边工作、一边读书。是蔡元培写信给李大钊，安排毛泽东在图书馆当助理员，解决了生计难题。毛泽东极为敬佩蔡元培，恭恭敬敬地以晚生弟子称其为“夫子大人”。
蔡元培提出的“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美感教育”，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是首创。至1919年底，北大已先后成立文科、理科、法科和地质学研究所共九个，开中国大学设科研机构之先河。他下令允许王兰、奚浈、查晓园3位女生入北大文科旁听，当年秋季起即正式招收女生，开我国公立大学招收女生之先例。北京大学的改革是我国高等教育近代化发展中的一个里程碑。
蔡元培并不信仰马克思主义，但他认为马克思主义作为一门知识，可以在北大进行研究和讨论。使北大最终成为“五四运动”的策源地、产生中国共产党的摇篮。
1920年底，蔡元培由北京大学派遣去欧洲考察。在他出发之前，黄仲玉已经有病。就在蔡元培到达瑞士的时候，陪伴了蔡元培近18年的黄仲玉去世。蔡元培含泪写下了一篇祭文《祭亡妻黄仲玉》：
呜呼仲玉，竟舍我而先逝耶！自汝与我结婚以来，才二十年，累汝以儿女，累汝以家计，累汝以国内、国外之奔走，累汝以贫困，累汝以忧患，使汝善书、善画、善为美术之天才，竟不能无限之发展，而且积劳成疾，以不能尽汝之天年。呜呼，我之负汝何如耶！……
1921年蔡元培考察归来，一踏入上海，各界名流纷纷前来拜访。昔日故友浙江兴业银行的总经理徐新六发电邀请他赴宴，蔡元培欣然前往。新六问：黄夫人仙逝之后，威廉（蔡元培的女儿）亦将另有生活，而夫人所留两个公子无人照料，不知先生清寂几年之后可有续娶之意？现在有人托我向你保媒，就是近日一直伺候在你身边的你曾经的女学生周峻。
蔡元培听了颇为兴奋。他知道周峻是位性格文静贤淑、学业优秀、擅长写诗和绘画的好学生，于是欣然接受下来。
周峻对蔡先生一直抱有敬佩与热爱之情，如今已33岁，还没有结婚。
1923年7月10日，54岁的蔡元培和周峻举行了简朴而新式的婚礼。蔡元培到周峻下榻的宾馆迎接，之后两人一起到苏州留园拍摄了结婚照片。蔡元培西装革履，周峻身披白色婚纱。在婚礼的宴席上，蔡元培还向大家讲述了他和周峻的恋爱经过。
婚后十天，蔡元培携周峻及子女离沪奔赴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这次的费用，仍由商务印书馆采取约稿致酬的办法，每月寄300圆。夫人和女儿都进了当地美术学院，而他则开始潜心编写师范和高中所用《哲学纲要》等教科书。每临黄昏，布鲁塞尔的林间小道上，总能见到一对老夫少妻结伴而游的身影。
（二）蔡元培挨打
蔡元培回国后担任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大学院院长等职。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东北的沦陷，激起了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青年学生的强烈愤怒，纷纷以各种形式呼吁出兵抗敌、收复失地。9月28日，南京中央大学1000多名热血青年冒雨到外交部进行请愿活动，用花盆砸了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头。此后，各地学生罢课游行、赴京请愿的学潮愈演愈烈。
12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禁止结队到南京请愿，无论何种团体，如有意见欲陈述于政府者，均应书面呈请当地行政机关或学校校长转呈。正是这一天，北京大学南下示威团在南京成贤街、浮桥一带举行抗日游行，当局出动1000多名军警包围殴打示威学生，有30余名学生被打伤，185名学生被捕。南京中央大学学生闻讯后，举着旗帜冲进南京卫戍司令部质问。卫戍司令部被迫全部释放被捕学生。
12月7日，北平各校又有数千人经过3天3夜的卧轨斗争，迫使路局下令开车，抵达南京，与南下的山东学生一起形成上万人的浩大声势。
蔡元培对于学潮的看法是从学业、学术上作考量的，学生毕竟以学为主。他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发表讲话说：“学生爱国，是我们所最欢迎的，学生因爱国而肯为千辛万苦的运动，尤其是我们所佩服的，但是因爱国运动而牺牲学业，则损失的重大，几乎与丧失国土相等。”他希望莘莘学子能够成才，希望大家在天寒地冻、居行困难之时，设法劝阻诸同学来南京。然而，现实的情况却是到处罢课、甚至驱赶校长。
南下学生抵京后，分化为两个意见不同的团体，一个是立场较为缓和的“请愿团”，借住金陵大学；一个是情绪激烈的“示威团”，借住中央大学。但不论那一个团，政府当局都给予优待：每人两条军毯，每餐二荤二素一汤，外加面包、饼干。若因参观中山陵和游览市容来不及回校吃饭，还可以凭餐劵在全市任何一家餐馆免费吃饭。起初，示威团为了拒绝国民党的“软化”政策，把这些东西都扔了。后来，地下党考虑到斗争行动不会短期内结束，就劝大家该吃就吃，“不吃就便宜了他，只要吃了不手软就行。吃他仍然可以打他！”
12月11日，北平学生请愿团结队到国民政府请愿，等候3小时，坚持要求蒋介石出见，蒋接见请愿团，蒋说：对北平各校远道来京请愿，甚为欣慰，惟路远天寒，又使诸位荒废学业，深觉不安。救国御侮，第一须全国团结一致，第二须青年有学问基础，青年有学问即国家有力量，希望全国一致拥护政府，必有最后胜利之一日。“请愿团”的两千多名同学见递交请愿书目的已实现，便在当局组织参观游玩天之后打道回府。
而“示威团”与中共南京市委接上秘密关系，得到党组织的大力协助，请当地的学生会响应北平示威团前来助威。上海交大、复旦、同济等十几所院校的近2000人首先赶来，杭州的浙江大学以及安庆、芜湖、苏州、无锡等地的中大学生也陆续来到南京，总计约万人，全都住进中央大学。
12月14日，各校代表举行联席会议，讨论了全国学生举行大联合游行示威的行动方案，写出了质问国民党中央政府的《质问书》。12月15日上午，两千多学生高呼着口号，首先来到外交部。外交部大门紧闭，众人遂在一片鼓噪声中破门而入。谁知办公楼内只有几名值班官员，同学们气愤之下，把外交部的牌子、汽车、桌椅、门窗和文件柜砸了个乱七八糟，然后直奔国民党中央党部。
这时，国民党中央正在举行第四次临时常务会议。会议开到11点的时候，忽闻外面人声鼎沸，学生如怒潮般涌过来，砸了门上的党徽，缴了卫兵的德制驳壳枪，捣毁了中央党部的传达室和会客厅。于是在座的与会诸位请陈铭枢和蔡元培去出面救场。
陈铭枢身为京沪卫戍司令官，这是他的本职工作；蔡元培作为北大的老校长，与包括北大学生在内的示威团进行对话也顺理成章。蔡、陈二元老刚出来，即闻呼打之声。蔡氏甫发数语，一位女学生上前就是一耳光，众人随即将蔡氏拖下殴打，以木棍猛击陈氏头颅，陈氏当即昏厥倒地。时中央党部之职员及警卫见学生动武，上前救护蔡、陈两氏。学生遂将蔡、陈二人强行架出门外，簇拥着向外跑去。蔡、陈二人蔡年高腿脚慢，实在跑不动，学生们就把他俩放在黄包车上，向中央大学一路狂奔。中央党部警卫追赶营救，直追至玄武门附近始将蔡、陈夺回，并逮捕5名学生。于右任见军警抓人，恐激怒学生，欲释放被捕学生。中央党部不许。于则跪地相求，方将被捕学生释放。
蔡元培被抬往医院。当天下午，中央通讯社记者来采访，他谈到自己被殴打的情况：“予头部受棍击，似无伤害，惟右膀被暴徒扭拉，颇伤及筋络……”但蔡又检讨自己：“今日在场青年之粗暴如此，实为我辈从事教育者未能努力所致。”他认为今天的暴动，“绝非单纯爱国学生之所为，而被反动分子利用”了。陈铭枢头部动了手术。他在答记者问中严厉指责学生运动目无法纪。
12月17日，北平、天津、上海、济南、安徽等地赴南京请愿要求抗日的学生代表，同南京学生共3万余人联合举行示威游行，他们高喊爱国口号，散发抗日传单。当游行队伍行进到中山路珍珠桥时，早已部署在此的军警，对学生进行了血腥镇压。当场30余人被杀害，尸首被扔进河里，还有100余人受伤，100余人被捕。当日晚，国民政府又派出大批军警搜捕学生，并武装遣送学生返回原地。
（三）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蔡元培，谦谦君子，洵洵儒者，方正不阿。面对国民党到处抓人杀人的白色恐怖，1932年12月17日，他与宋庆龄、鲁迅等人在上海发起组织“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总会设在上海。其最高权力机关是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胡愈之等7人组成，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同盟发表宣言说：同盟的目的，是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政府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
同盟成立后，曾致电营救杨开慧烈士；援救许德珩等爱国民主人士；营救丁玲等共产党员等。1935年2月，瞿秋白被捕后，蔡元培受鲁迅之托设法营救。在国民党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蔡提出：瞿秋白很有文学天才，中国不可多得，应网开一面，惜护人才。但是，却遭到戴季陶等人的坚决反对。
蔡元培已近古稀之年时，身体日渐衰弱，患有多年足疾，然而，只要是抗日的社会活动，他还是要拖着疲弱之躯，勉力担当。1936年9月22日，毛泽东即给蔡元培发来一函，再提中国共产党关于第二次国共合作的创议，信中说：共产党创议抗日统一战线，国人皆曰可行，知先生亦必曰可行，独于当权在势之衮衮诸公或则曰不可行……从同志从朋友称述先生同情抗日救国事业，闻之而欢欣者，更绝不止我一人，绝不止共产党，必为全民族之诚实儿女毫无疑义也。
抗战爆发后，蔡元培又担任上海文化界救亡协会国际宣传委员会委员，与各大学校长联名致电九国公约会议，呼吁国际社会制止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他还领衔发表全国大学校长、教授宣言，控诉日本破坏我国文化机关的罪行。
1938年，汪精卫暴露出明显的亲日倾向。作为多年的老朋友，蔡元培多次劝其改变态度，投身到全民族的抗日救亡运动中去。汪精卫在南京请蔡元培吃饭，席间，蔡说：“我们应该坚定，应该以大无畏的精神去抵抗，中国一定有出路。”说话间，两行热泪楚然而下，泪珠滴入汤盘中，他竟和着汤一道喝了下去，举座无不感动。
1940年2月5日，陕甘宁边区自然科学研究会在延安成立，毛泽东和陈云等出席会议并讲话，公推蔡元培为名誉主席。2月20日，延安各界宪政促进会举行正式成立大会，宋庆龄和蔡元培与毛泽东、朱德等共30人被推为大会名誉主席团成员。不幸的是，是年3月5日，蔡元培在香港病逝。
国民政府教育部在诔词中说“当中西文化交接之际，先生应运而生，集中西文化于一身；其量足以容之！其德足以化之！其学足以当之！其才足以择之！呜呼！此先生所以成一代大师欤？”
3月7日，毛泽东即发去唁电：香港九龙奥士甸道蔡孑民先生家属礼鉴：孑民先生，学界泰斗，人世楷模，遽归道山，震悼曷极，谨电驰唁，尚祈节哀。中共中央发去唁电，并派廖承志专程前去吊唁。
4月14日下午，延安各界千余人在中央大礼堂举行蔡元培、吴承仕二先生追悼大会。会场悬满挽联，周恩来送的挽联是：从排满到抗日战争，先生之志在民族革命；从五四到人权同盟，先生之行在民主自由。
在蔡元培74年的人生历程中，先后经历了清政府时代、南京临时政府时代、北洋政府时代和国民党政府时代，一路经历风雨，始终信守爱国和民主的政治理念，致力于废除封建主义的教育制度，奠定了我国新式教育制度的基础，为我国教育、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富有开创性的贡献。人们将永远缅怀和纪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