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蒋介石爱情的苦与甜
（一）蒋介石起家
蒋介石1887年10月出生于浙江奉化县，名中正，字介石，学名志清。其母王采玉年轻居孀，后来出家为尼。由于不耐寂寞，23岁的带发尼姑王采玉还俗再醮，做了溪口“玉泰盐铺”时年45岁的蒋肇聪的继室，第二年生下蒋介石。不幸的是蒋介石九岁那年，父亲蒋肇聪病殁。
蒋介石幼读经史，16岁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又至宁波箭金学堂就读。20岁肄业于龙津中学堂，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后结识陈其美等人，树立反清思想，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莅年春再赴日本，入东京振武学校。其间由陈其美引入同盟会，参与反清革命活动。又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辛亥革命起，蒋介石追随孙中山回到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升任沪军都督陈其美部团长，且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
讨袁二次革命起，蒋介石在上海参加攻打江南制造局之役，事败后再渡日本，参加孙中山在东京宣告的中华革命党，后又到上海协助陈其美从事反袁革命。1916年5月陈其美被刺，蒋奉孙中山之命去山东潍县任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参谋长。当孙中山南下“护法”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时，又任命蒋介石为粤军总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粤军第二支队司令。因受粤军将领排挤，蒋常离职滞居上海，与张静江、陈果夫、戴季陶等合伙做交易所投机生意。1922年6月，粤军总司令陈炯明叛变，孙中山避难于永丰舰，蒋登舰侍护四十余日。孙中山命蒋为东路讨贼军第二军参谋长，进而又任大元帅府大本营参谋长。这时的蒋深受孙先生的信任。
1924年1月，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召开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全国代表大会还决定建立陆军军官学校即黄埔军校，蒋介石任校长兼粤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孙中山成了蒋介石起家的关键人物。
1925年7月1日，国民党中央正式将广东革命政府大元帅府改组成“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推举汪精卫为主席，成立了统一的军事委员会，把各地方军一律改称国民军，简称“国军”。其中，黄埔军校两个教导团编为第一军，蒋任军长，一跃而成为国民党内握有军事实权的首要人物。
南方的国民革命方兴未艾；北方的军阀统治乱成一团。
1924年10月，北方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政府发生政变：冯玉祥在热河前线与奉军秘密达成倒戈反直协议，推翻北京政府并囚禁总统曹锟，这就是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张作霖、冯玉祥拥戴段祺瑞复出，主持北京政局，成立过渡的“临时执政府”。然而段祺瑞上台后，废法统，行独裁，很快遭到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共北方区委李大钊、赵世炎等领导北京人民发起了声势浩大的“首都革命”，致使全体阁员宣布辞职。恰在这时，大沽口事件发生，激起北京各界五千多人在天安门游行请愿，军警开枪对群众血腥屠杀。其大逆之行激起全国人民的公愤，段祺瑞不得不通电引退，由张作霖任安国军总司令主持北洋政局，成立安国军政府。张作霖成了北洋政府最后一任元首。
北洋政府走马灯似的变换着主人，致使政局混乱不堪，民不聊生。
“打倒军阀！”、“打到列强！”成为全国人民的强烈呼声。1926年7月1日，广东革命政府在广州誓师北伐，蒋介石就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参加北伐战争的国民革命军共八个军，约十万人。此时孙中山先生已经逝世，蒋介石在孙中山遗像前宣誓出征，并亲赴前线指挥作战。
北伐的首个目标是湖南、湖北的吴佩孚。革命军的四、七、八军分别在湖南、湖北进行战斗，仅用了四个月的时间就消灭了吴佩孚。其他革命军在江西、江苏一带击败孙传芳及张宗昌。接着，北伐大军兵分三路，向河南、浙江、安徽进军，似铁流滚滚势不可挡。北伐！北伐！横扫北洋军阀势如破竹。山西军阀阎锡山易帜归顺国民政府，北洋军阀只剩下奉系张作霖了。
为了北伐战争需要，国民党中央决定将政府机关迁都武汉。不料蒋介石谋取个人独裁统治的野心日益膨胀，为一己私利，中途突然提出迁都南昌。已经迁入武汉的部分国民党要员马上召开三中全会，联合共产党成立“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任主席。撤销了蒋介石的中常委之职。蒋介石竟于1927年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残酷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并在广东和东南各省进行“清党”,从而破坏了第一次国共合作。
4月18日，蒋介石也在南京举行国民政府成立典礼，另起炉灶，胡汉民为主席，蒋任军委主席，与武汉国民政府分庭对立。如此这般，国民党就分裂成了左派在武汉、右派在南京的两个“国民政府”。
不料，几个月后，武汉国民政府很快出现危机。身为主席的汪精卫发出一连串的限制工农运动的禁令，宣布与中共决裂并屠杀武汉的共产党人，同时将武汉国民政府迁都南京，与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合并，史称“宁汉合流”。
1928年初，蒋介石重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2月主持召开南京国民政府二届四中全会，通过了改组议案，全面改变孙中山的革命政策。会议推举谭延闿为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并达成蒋、冯、阎、桂四大军阀集团联手，合力北进，举行二次北伐。张作霖赶紧放弃北平，乘专车回沈阳，途中被日本人预设的炸弹炸死。国民军亦进至北京，结束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南京政府公布《中华民国国民政府组织法》，选举蒋介石为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宣布全国进入“以党治国”的训政时期。是年底，张学良易帜，全国统一。
北洋政府倒了，国民政府站起来——改朝换代了。南京国民政府成为国际承认的中央政府。历史进入国民政府蒋介石时代。
（二）洋记者访蒋探艳闻
关于蒋介石和宋美龄的恋情，到了民国十六年（1927），在社会上已经传得沸沸扬扬了。各种版本的传闻不胜枚举，其中还间杂有蒋某与结发妻毛福梅的离婚问题、蒋某与侍妾姚冶诚以及陈洁如女士的关系问题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好事者心头挥之不去的谜团。
上海《字林报》的一位洋记者，带着对蒋先生婚恋爱情的满头雾水，前去拜访。这时，蒋先生正因宁、汉两个国民政府合流的事烦心，他一气之下，通电下野，闲在家里。
洋记者要求蒋对其婚姻发表意见，说：“将军与宋女士之关系，虽为君等私事，然外间揣疑繁多，可否以其事实籍本报为介，宣布大众，以释疑乎？若外界果有误解，可借以纠正。”
蒋氏欣然，说：“吾于民国十年十月，与吾第一妻毛福梅按习惯正式离婚，现在她仍住奉化。”说着就拿出奉化法院的离婚判决书给记者看。又说，“离婚理由是意见不投，详细条目均在此”。蒋继续说，“自从双方离婚后，吾即离开奉化，大好光阴均消磨于革命之战场上。五年前吾在广东于孙中山先生宅内与宋美龄女士初次相遇，就觉得娶妻当娶宋女士这样的。那时，宋女士尚无意于此。随后，吾数函宋女士要求结婚。最近宋女士已允，但须得到家属同意，吾等之期望即成。如果按中国家庭制度，吾等将在上海结婚，然后赴外洋游历一年。”
记者问：“这次出洋的陈洁如女士，与你究何关系？”
蒋答：“外人于我国之家庭制度颇为茫然。陈女士与吾已按习惯离异。吾现在与他人结婚，按一妻制，吾有与任何人结婚之自由。希诸君注意，此次婚约决无政治关系，吾等虽同在政治上有声誉，但实是巧遇，未隶属于同派。况宋氏家属犹未点首同意。吾虽向宋女士求婚多年，实无政治观念，外间之猜测，不独有负于吾，亦且有负于宋氏家庭。宋氏之母现在日本养疴，吾或亲往问病，并向宋母求婚。”
蒋先生的这番直率之言，针对社会上的流言蜚语，阐明了他婚姻家庭中去旧更新的缘由，证明了他的合理合法性，并一再表明与宋美龄并非“政治联姻”，他本人对婚姻大事也没有胡乱来。至于说是不是政治联姻，蒋先生没必要解释，这事儿都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在那儿。她宋家富可敌国，权势炙手可热，与之连姻连小孩子都懂得意味着什么。
关于洋记者提到的陈洁如女士，蒋先生只用“按习惯离异”搪塞过去，未讲出实情。实际上，蒋先生并没与陈洁如离异，而是为了与宋美龄结婚，把她逐到美国去了。蒋先生当年追求陈洁如时，陈才13岁。
陈洁如，原名陈凤，老家系苏州，自小随父到上海。12岁入蔡元培创办的上海爱国女子中学，与巨商张静江的几个女儿是同学，陈洁如常去张家做客。一天，蒋介石到张家拜访张静江，邂逅陈洁如，一见钟情。陈洁如之母探得蒋已有一妻一妾，遂拒绝了蒋的求婚。后来蒋穷追不舍，陈母应之。蒋向陈洁如明释妻妾情况，发誓永不负心，说：“我定将用我之鲜血，为你写下一张誓书！”说着就要放血。陈洁如害怕并连声大呼：“请将刀放下！我同意。”就这样，陈洁如向蒋介石交出自己的一颗心。
1921年12月5日，蒋介石与陈洁如的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举行。张静江是证婚人。时年蒋34岁，陈15岁。二人结合后，也曾有过一段很美好的生活。然而蒋为了政治需求，又爱上了宋家三小姐宋美龄。就在蒋与宋美龄结婚前夕，蒋请求陈洁如暂时离开中国5年，待北伐成功，底定中国之后，即刻接她回来，并当着佛祖之面立了誓。做了几年蒋夫人的陈洁如万般无奈，怀着一颗痛楚的心放逐远洋，去美国留学。
陈洁如和蒋介石没有生育，抱养了一个女婴取名蒋瑶光，后来改姓陈。1961年，陈洁如与养女蒋瑶光离开上海定居香港，未再嫁人。幼年曾得到过陈洁如抚养的蒋经国出面为她在香港购买了住房，并给予经济帮助。蒋介石也曾托人给她带信，信中说：“往昔风雨同舟的日子里，所受照扶，未曾须臾去怀……”。陈洁如后来有一封信给蒋，其中有:“三十多年来，我的委屈唯君知之”等语，颇为哀婉。她在香港期间写有回忆录，详述了她与蒋介石的爱情悲剧。1971年，陈洁如在香港去世，其女瑶光为她料理后事并继承了她的财产。
（三）蒋介石的休书
蒋先生与毛福梅的离婚是大大地伤了脑筋的。
蒋九岁那年，其父突然病故。蒋母王采玉年纪轻轻就守了寡。她独自难以维持生活，急需一个帮手，就决定为蒋介石早些完婚。蒋对别人都不买账，唯独对母亲十分孝顺。1901年，蒋母做主，蒋娶了岩头村的毛福梅。这一年蒋14岁，毛福梅18岁。
婚后第五年（1906），蒋东渡日本公费留学，不久结识了日本艺妓津渊美智子，并开始同居。同时与这位日本艺妓同居的还有戴季陶。后来津渊美智子生下了一个男孩，这个男孩就是后来的蒋纬国。他的血缘关系成了后世史学家的一个难题：究竟他的父亲是谁。这位东瀛女郎被称之为蒋的“地下夫人”。蒋回国后，与她的关系也就烟消云散了。
1911年，蒋在上海结识了高级妓院的梳头娘姨姚冶诚（这是蒋介石起的名字）。姚冶诚出身卑微，父母早故。嫁人后，丈夫吸食鸦片，喝醉了酒就对她拳打脚踢，由此夫妻感情日益恶化。后来姚冶诚到上海五马路群玉坊的一家堂子里做娘姨，服侍一位“先生”(对高级妓女的称呼)，为“先生”梳头，管理衣物首饰，俗称“细作娘姨”。1911年蒋介石来到上海，在一个偶然的机会结识了这位娘姨。这位苏州女妖媚动人，很快成了蒋的侍妾。蒋与她前后维持了九年。1921年蒋结识陈洁如后就与她分开了。
后来，蒋介石收养了蒋纬国，领回到奉化溪口交姚冶诚抚养。姚氏虽没有文化，但心地善良，视纬国为己出。蒋纬国成人后，也视姚氏为生母一般。
1927年底，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后，将姚氏与纬国托付给吴忠信(安徽籍，蒋留日同学，曾任贵州省主席)关照，移居苏州后，生活费用仍由蒋负担。蒋介石与姚氏经常有信往来，也见面，但不同居。1949年，姚冶诚随蒋纬国来到台湾，1966年在台北病逝。这是后话。
话题回到蒋介石与毛福梅离婚问题上。蒋对毛福梅这个乡巴佬一直就是一块心病，但慑于母亲的脾气，只好把她晾在家里“闲置”着。1921年6月，蒋母去世。11月，蒋就写信给毛福梅的胞兄毛懋卿，要求与毛福梅离异。兹将此函摘要于下：
懋卿兄鉴：
吾辈生于今日，自由人权逐渐伸张，博爱人道亦渐见端绪。然每回顾家庭，不禁怨痛系之。十年来，闻步声见人影即成刺激。夫固不能认妻，妻亦不得认夫，甚至于吾慈母水火难灭至情亦受牵累，则尚何有人生之乐趣也？故以良心言，吾尝谓纳妾为人生最不道德之事，唯中国社会之恶习以及腐败之法律，以纳妾为常事，以离婚为耻辱。吾今一言奉于兄：今日之与令妹离婚，目的是扫除痛苦，解放婢妾，绝不妄求身体上之快乐。吾以沉痛之语告足下：吾与令妹永生断绝关系，至于亲戚关系亦完全脱离。其间私人情意，则对令父母可以父母相待；对令弟兄吾可以手足视之；个人情义或因离婚而反增进。言至此，沉痛已极。为我而害令妹一生之幸福，为令妹而致我一生之痛苦，且害我与亲戚及母子之乐趣。分离则满足双方之幸福，隐忍则增加未来之祸害，是非利害，请与令妹自图之。无不可商之事，否则唯有诉官而已。言不尽意，伏维鉴察。
蒋先生的一篇休书写的可谓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也倒出了蒋先生一肚子的苦水。他对老实巴交的乡妇毛福梅是那样的看不顺眼，以至“闻步声见人影”就浑身生出毛刺般地难受。蒋先生离意如山，软硬兼施全齐了，终于在1927年9月的上海《申报》登载了蒋先生与毛福梅的离婚启示，由此，毛氏像塞在蒋先生牙缝的腐肉丝被剔了出去。
蒋先生是在孙中山私邸与宋美龄初相识的。那是1922年12月初，宋子文在主持一个小区的基督教晚会，蒋与宋美龄都参加了。晚会上蒋第一次见到宋美龄就勾魂摄魄，请孙中山介绍，孙中山应之。蒋由此开始了穷追不舍，再也收不住脚。在蒋先生苦苦追求的五年里，不知花费了多少心智。这里有蒋当年写给宋女士的一封情书：
余今无意政治活动，唯念生平倾慕之人乃唯女士。前在粤时曾使人向令兄姊处示意，均未得要领，当时或因政治关系。顾余今退而为山野之人矣，举世所弃，万念灰绝，曩日之对战疆场，叱咤自喜，迄今思之，所谓功业宛如梦幻，独对于女士之才华容德恋恋终不能忘！但不知此举世所弃之下野武人，女士视之谓何如耳？
蒋先生是结结实实地倾倒在宋女士的裙下了。那么宋女士对蒋的态度如何呢？宋女士对蒋是尊敬的，对蒋的地位也是满意的。但因种种政治关系，她说不上对这桩婚姻是喜还是忧。她在美国经历了八年的留学生活，一身洋气，唯独少了一幅洋面孔。她看不惯中国的旧习俗，颇不能理解外界对她的婚事何以如此关注，她不喜欢听那些无聊的议论，更不希望家人因在政界做事、拿政见关系来妨碍她的自由选配。可宋家人对这桩亲事反对的多于赞成的，宋庆龄、宋子文坚决反对，唯一赞成的是大姐宋蔼龄。大姐做主，已经30岁的大龄姑娘宋美龄就答应了。
宋美龄佩服蒋先生是有勇有谋的男人，她曾对好友孙女士说，蒋介石智勇出处均可敬爱，愿结婚后去意大利、瑞士度蜜月。这样看来，虽说蒋先生到了她身边已经是“四手男人”了，但宋女士不觉得有什么不同，与蒋一起购物、照相、游玩、访友等都是非常的甜蜜。
蒋先生和宋女士的婚恋到了最后一关，便是宋府宋太夫人的一句定锤之音了。
1927年10月3日，蒋先生前往宋宅当面向宋太夫人求婚。太夫人是位虔诚的基督教徒，此时她正研读《新约》圣经。与蒋见面后，围几而坐，太夫人勉蒋保护基督教徒。蒋告太夫人说，自己对基督教义亦有信仰。太夫人知道婚姻之事已经一一办妥，遂允蒋乞婚之请。
对蒋近来的作为（四一二政变），太夫人说：“君子之过如日月之食，古今中外之人与蒋犯有同病者何可胜数？何能独责蒋氏哉？今蒋即努力改过矣，吾人亦当深谅之。”太夫人笃信基督，佛心慈悲，本容不得杀人放血之事，但她老人家对蒋某的“近来所为”似佛法无边地宽容了。咋说呢，蒋先生毕竟成了人家的女婿了吗！
（四）蒋介石的婚礼
蒋介石与宋美龄于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结婚典礼。结婚时请了一串证婚人，有前国民政府主席谭延闿、委员王正廷、廖仲恺夫人、冯玉祥夫人。蒋先生还有一个重要决定，把用于结婚喜宴的费用拨付给废兵院的弟兄们。
蒋先生很仗义，大喜不忘伤残旧卒。婚礼不事铺张排场，他规定“凡赐珍仪，敬谨璧谢，婚仪简单，不再柬请”。
下午一时，蒋、宋这对新人先在宋宅行教会式婚礼，四时赴大华饭店再行中国式婚礼。大华饭店戒备森严，饭店入口处，有青帮把门，参加婚礼的人都要搜身。进入舞厅入口处，来宾还要停下来接受第二次搜身。中午刚过，大厅挤满了一千三百多人，另有一千多人挤在外面的马路上。大厅里的圆餐桌旁坐满了贺客，贺客中有达官显贵、社会名流，有英、日、法等十几个国家的领事等等。礼堂悬挂孙中山先生的像，两旁是党旗和国旗；墙上挂着两个大木板，一个写着“福”字，一个写着“寿”字。
婚礼开始，管弦乐团奏乐，证婚人蔡元培在孙中山像下就位。新郎在孔祥熙和他的秘书长陪伴下进场。宋美龄着银白色薄绉纱长袍，外披婚纱，手捧白缎带扎的花束，在宋子文的挽扶下款款步入大厅。新人向孙总理像鞠躬，再向证婚人及来宾鞠躬，然后二人在椅子上坐下。接着又奏乐，美国歌手唱《哦，答应我！》。大花钟里撒下玫瑰花瓣，掌声响起。在照相机咔嚓咔嚓的声响中蒋先生入了洞房。
蒋介石一生当中“明媒正娶”的夫人有四人次（津渊美智子没有正娶，没有名分，不计），四位夫人总共只为他生了一个儿子，就是大公子蒋经国。次子纬国的身世至今仍是难解之谜，算是养子。宋美龄曾经怀过孕，但没留下来，且与蒋约定此后不再生育。
1949年4月25日，蒋介石离开大陆前，带着儿子蒋经国等家人一起来到溪口凤凰山母亲墓前，蒋撩起衣襟，长跪不起。蓦然，大哭起来，他身后亦是哭声一片。几辆轿车早已在下面等候。他一再回首顾望，望墓碑坟茔，望树林山丘。故土难离，乡情难舍，他内心充满着无限痛苦的眷恋之情。慢慢地，他钻进了汽车里，眼里闪着泪花。此一别，竟成了他今生对这块土地的诀别——他再也没有回来过。
1949年12月10日，蒋介石乘坐中美号飞机在成都机场起飞，离开了大陆，去了台湾。
2.湘人谭延闿
（一）儒和“谭婆婆”
谭延闿字祖安，1880年生，湖南茶陵人。其父谭钟麟为进士，曾任陕西巡抚、两广总督等职。幼时的谭延闿聪颖好学，5岁入塾，其父严督其学，令其日习小楷，三天一文，五日一诗。1904年参加清末最后一次科考，中贡士第一名，而到了殿试只列为二等第35名，赐进士出身。据说谭延闿殿试不仅文章好，而且字写得极为漂亮，所以极有可能被点为状元。就在慈禧老佛爷要下笔圈名时，看到谭延闿既是湖南人又姓谭，忽然想起那位湖南籍的“乱臣贼子”谭嗣同，于是就改点刘春霖为状元。一是春霖书法亦佳，二是天下大旱，春霖之名甚为吉利。
谭延闿28岁点翰林，授翰林院编修，从此步入清朝政坛。1909年10月，28岁的谭延闿任湖南咨议局议长，成为湖南立宪派的首领。1911年10月22日，即武昌起义的第12天，湖南长沙的革命党人在大西门正街贾太祠放了一把火，算是起义信号，顷刻间革命新军涌进城内，冲到抚台衙门，几乎没遇抵抗起义就成功了。革命党人当天就宣布脱离清廷，湖南独立，并推举有名望的人——原谘议局议长谭延闿任湖南军政府参议院议长、民政部长。10月底立宪派杀害正副都督焦达峰、陈作新后，谭延闿被推举为湖南都督。
谭延闿虽说当了湖南都督，但并无实际兵权。他毕竟是个文化人，不擅军事，许多政客和将军们都不把他放在眼里，每每言及军情，对他的发言不屑一顾。又因谭延闿长得白白胖胖，一副儒相，大家在背地里叫他“谭婆婆”。谭延闿听说后，表面上不说什么，但背地里暗练武功。他想用行动证明自己不是“谭婆婆”，而是文武兼备的都督。
一天早晨，谭都督邀来府中一群属僚赛马。只见谭装束严紧，一脸庄重，率先飞身上马，环绕教育会广场奔驰。其他文武官员随后跟进，于是几十匹马卷起一阵旋风。当跑了几十圈以后，有些人体力不支退了下来，最后只剩下了谭都督。有人说：“行了，谭都督停下吧！没想到您的马术这么厉害！”谭都督不理，坚持着再跑一圈才停下来。他刚一下马就打了个趔趄，差点摔倒——他实在是太累了，浑身大汗淋漓，一时连话都说不出来。
1911年11月7日，广西也宣布了独立。号称“枪手”的副都督王芝祥，带领广西援鄂军路过长沙时，受到谭都督的欢迎和接待。湖南军将领们因久慕王芝祥射击之术，邀请他到小吴门外校场表演打靶。王欣然允请。王一连打了十发子弹，有八发中靶红心，赢得喝彩声一片。
这时，站在一旁的谭都督慢慢地走了过来，伸手接过王芝祥手里的枪，立步站稳，他举起了枪。在场的人担心这位谭婆婆当着客人的面丢丑，都为他捏着一把汗。只听枪声不间断地响了十枪，大家屏着呼吸静待报靶。结果大出所料——报靶人称枪枪都中靶心。校场坪上立刻响起掌声和赞叹声。那边报靶人笑得更厉害！此后依然没有人拿他当武人，仍背地里称他“谭婆婆”。
1912年7月，北京政府正式任命谭延闿为湖南都督，9月又兼任湖南省民政长。这一年他加入了国民党。谭延闿是位非常和蔼的人，他一向没有武人的粗俗，所有的是文人的儒和。下属进他的门不用报告，有座便坐，有烟自取，很是随便。他不管是对属僚，还是对普通小卒，都是一视同仁。都督府规定，往来人等，必须检查。一日大雨，谭延闿乘轿入府，卫兵喝令检查。谭下轿，冒雨受检，淋湿了衣服。都督府里的警卫兵因轮流调用值班，多不认识谭都督。这事被卫兵营长鲁涤平知晓，欲责罚卫兵对都督无礼。谭延闿立即制止曰：“卫兵初来，能尽职检查，乃好兵！”
一天谭延闿外出吃请，饭后他给军署警卫打了个电话，欲嘱其事项。值班员大声问道：“哪位？”谭答：“组安”（组安乃谭延闿的字）。属员没听清，以为有人找组安，不耐烦道：“谭督正在午睡，有事过来拜谒吧，这是他的吩咐。”说完撂下了电话。谭回来后嘱其：“处事不可以势骄人。”
民国初年，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学生因伙食不好，常常引起学生吵闹。学校当局无法制止，只得请时任湖南都督的谭延闿莅校训话。谭都督来到学校，一没有训话，二未有批评，而是作一长联贴于食堂，其联云：
君试观世界何如乎，横流沧海，频起大风潮，江山待砺属谁家，愿诸生尝胆卧薪，每饭不忘天下事；
士多为境遇所累耳，咬得菜根，方是奇男子，王侯将相原无种，想古人断齑划粥，立身端在秀才时。
学生读后，深为感动，嗣后进餐则井然有序，风波就此平息。
谭延闿不论什么时候都和颜悦色，了无怒容。民国二年，谭延闿为人写寿屏，侍卫周桂生捧砚不慎，失手将墨泼在写好的宣纸上，吓得胆战心惊。谭延闿却毫无怒色，笑了笑说：“莫怕，重写便是”。谭延闿温和若此。
谭延闿对权势的得失了然于身外，不愠不怒，淡然随缘。1913年二次革命中，谭延闿因保持中立而被袁世凯免职。去职后，先后避居青岛、上海。1918年7月，谭延闿在桂系军阀的支持下，再任湖南督军、省长兼湘军总司令。1920年又被赵恒惕驱逐而赴上海。1922年投奔孙中山，再次加入国民党。1923年任湖南省省长兼湘军总司令。谭延闿宦海沉浮，三易湘督，而每次都能安之泰然。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正式成立，以汪精卫为主席。同时设立以武力统一中国为主要任务的军事委员会，该委员会以蒋介石、汪精卫、谭延闿为常务委员，汪精卫兼任军委会主席，取消辖下各地方部队名称，统一称作国民革命军，计划北伐。
1926年3月，谭延闿代理广州国民政府主席。“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南京另立国民政府，谭延闿代理武汉国民政府主席。1928年1月蒋再上台，谭延闿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又一度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至10月转任行政院院长。
在那个世事纷乱的年代，各种政治势力错综复杂，稍有不慎将会祸及其身。谭中庸居守，像一味中药中的甘草药。中药配伍各有禁忌，唯有甘草跟什么药都能配合着用。故谭延闿又有了第二个绰号，人称“谭甘草”。
（二）喜食鱼翅不餐秀色
谭延闿一向注重养生，精于吃的学问，号称民国第一美食家。尤其是他每餐必吃鱼翅，非鱼翅不饱，更是三湘人尽所皆知的。他家的厨师曹荩臣就因鱼翅做得好而受器重，以致后来出了名。曹厨师是谭家两代人的厨师，早年谭的父亲任前清两广总督时，曹就司厨。谭父卸任后返回老家湖南茶陵，也把厨师带回家用。到了谭延闿这辈，红烧鱼翅做得更是精道。据说这道菜的做法很特别，必以一只肥鸡、火腿与鱼翅同炖，方有绝妙口味。谭延闿深谙此法，躬身亲厨，不断研究，将菜做得比他老子进了一大步，时人称之为“谭家菜”。
一天中午，谭都督应友人之约前往私宅赴宴。席间酒饮过半，但谭最爱吃的炖鱼翅不见上来，谭则大谈鱼翅之美。主人这才想起谭的爱好，立刻命厨去做。等鱼翅端上来，谭已经吃饱了。尽管如此，谭仍忍不住大饱口福，且连连赞许，酒酣之下赏厨百元。
在谭延闿的家庭生活中，虽然美食爱好使他享尽了口福，但不幸的婚姻遭遇却令他无限伤感。1920年谭延闿受武人所欺，被赵恒惕驱逐，携家眷去了上海。6月，又儿戏般地让他回长沙担任省长兼督军。这时湘省内部派系复杂。程潜派林修海等人又威逼谭离湘，谭只好再回上海。孰料途中竟与夫人的灵柩相遇！谭夫人在上海医院因难产而死，灵柩返湘安葬，故与谭相遇途中。谭延闿抚柩恸哭，后来他写诗句“相逢不相见，存没两难安”，表达了他悲痛的心情。
然而谭又是幸运的。1922年6月，广东陈炯明叛乱，孙中山无奈之中去了上海，失意落魄，生活也变得困窘起来。是谭延闿变卖自己在上海的家产帮孙渡过难关。次年，孙中山重返广州，建立大元帅府，谭当了内政部长，孙欲为谭成全婚事。恰值宋美龄从美国留学归来，遂说服宋庆龄把其小妹美龄嫁给谭，宋庆龄亦觉满意。不想，谭将这砸在头上的美事却不接受，一再婉言推辞，说“我不能背了亡妻去讨小妾。”
谭延闿身居高位，处处洁身自好，不餐秀色，令人捉摸不透。难道作为男人，他有什么毛病吗？谭延闿有一男三女，是一位富有感情、再正常不过的男人。他之所以独身，有其深层的思想原因。
谭延闿的母亲李太夫人原为谭家婢女，被谭父谭钟麟纳为妾。谭延闿幼年时，人称“小老三”。他问母亲何以不称他“少爷”？李夫人含泪告诉他：“我是你父亲的小老婆，你为庶出，所以不能叫你“少爷”。谭母不得与家人同桌吃饭，只能为全家人添饭菜。民国5年，谭母死时，谭延闿已有功名，又是长子，但族人仍不许她的灵柩从正门抬出。母亲的这种遭遇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他一怒之下仰躺于灵柩之上，声称自己已死，令人将灵柩由大门抬出，族人无法阻挠。此后，他不愿在自己的家庭里再造出像他母亲那样的悲剧来，以故，谭延闿誓不纳妾。
1927年12月宋美龄嫁给了蒋介石，蒋谭延闿请谭延闿做了荣誉介绍人。宋美龄感激于谭延闿的成全，认了谭延闿的女儿谭祥作干女儿，并亲自做媒，将谭祥嫁给黄埔生、高级将领陈诚为妻。谭延闿与蒋介石的私交笃深。蒋任国民政府主席时，任谭延闿为行政院长。
谭延闿以后鳏居十几年，不续弦，不纳妾，秦楼楚馆不涉足，当了男人守节的模范。1925年8月，谭延闿当选为广州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委员，久居羊城。其间结识了一位洋女子，洋女子非常钟情于他。这位洋女子也很不幸，结婚不久就成了寡妇。这在她本人并没什么，但在中国想再婚却不是那么容易，尽管她身姿优美，文明善良，又能说一口顺畅的汉话，但那高了又高的鼻梁，蓝如海水的大眼睛，却令中国男人看不顺眼。洋女久慕谭延闿大名，常到谭的住所交谈。她以西方人的方式一再表示愿意同谭结婚，几次试图留居谭的住所，然而谭守身如玉，不为所动。后来，洋女子回国，行前宴请谭，再表衷肠。谭仍然清心寡欲，婉言相拒。洋女洒泪告别。
（三）谭延闿身后哀荣
在谭延闿的一生中，始终贯穿着宽厚和仁爱。他又是官场老手，对各种政治问题常常是不置可否。他报定“三不主义”：一不负责，二不建言，三不得罪人。他老成持重，左右圆滑，是位休休有容的大政治家。同时又是一位享誉民国的大书法家。他的字蕴含雍容不迫的气象，结体宽博，顾盼自雄，是清代钱沣之后又一个写颜体的大家，堪称民国楷书第一人。谭延闿名声在外，求字者络绎不绝。湖南各地饭铺酒店，到处都有他的墨宝。不管是贤达要员，还是马弁小卒，都可以前来求字。
有一次，他为上海浙江路“天禄大酒馆”题写匾额，思来想去，则书了“推谭仆远”四个字。众人看了对字赞不绝口，但对其意则如坠十里雾中，种种猜测性解释总是失之以据。有况姓某人，博览群书，号称大儒，众人求其诠之，况某亦是惭而茫然，遂几天几夜不寝，终于在后汉书中查出：“推谭仆远”即“华美酒食”之意。由此，众人迷在心中的闷葫芦得以解开。
谭延闿善写诗联，蝇头小楷亦极精妙。中山陵半山腰碑亭内石碑上的“中国国民党葬总理孙先生于此”，即为谭氏手书。谭延闿颇称慕孙中山的字，说：“孙总理的字我自惭不如。须知字如其人，人格、胸怀、抱负、志向才是字为上乘的底蕴和基石。
谭延闿通权达变，在民国时期名位鼎隆。有人称他为“民国完人”；有人说他是大政治家；也有人说他是“药中甘草”、八面玲珑的“水晶球”等等。不管世人怎样评说，这位政坛不倒翁一生五德践行的操守、仁爱儒和宽厚的品性是勿容置疑的。
1930年9月22日，谭延闿因脑溢血病逝世于南京，享年51岁。1931年9月4日，国民政府为谭延闿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仪式。全国下半旗志哀。南京各机关公署放假，全市停止娱乐宴会，各街道、商店、住宅均挂半旗志哀。蒋介石专程从汉口赶来南京为其执绋，使谭的葬礼备受哀荣。蒋介石的挽联曰：
故国仗同心，搘拄艰危，大难将夷公竟逝；
匡时赉伟略，绸缪建设，群伦失望我逾悲。
谭延闿墓就建在中山陵的东面数公里处。墓园占地三百余亩。其设计一改通常陵墓讲求对称常规，林壑深秀，曲折幽深，具有明显的园林风格。墓碑是白玉石质，碑额上镌刻国民党党徽，徽下刻“荣典之玺”红方印和“国葬之碑”四篆字。碑身正面刻蒋介石题书的碑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前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谭公延闿之墓，民国二十年九月四日，蒋中正敬献”。
3.恪职敏事胡元老
（一）恪职守胡汉民封杀元帅令
国民党忠臣元老胡汉民，恪尽职守，司事认真，在国民党政府里是出了名的。他的这种作风从跟随孙中山先生时就是如此，这成为他事业、品格的一个亮点。
胡汉民字展堂，广东番禺人。幼年从师读经史书籍。父母相继去世后,开始教书维持生活。1901年，21岁的胡汉民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次年与陈淑子结婚。这一年胡汉民替人考试，得酬银六千两，得以赴日本留学之资。1904年再度赴日入法政大学。在日本他成为同盟会早期的组织者之一和《民报》的编辑。为参加反清起义，胡汉民夫妇将女儿胡木兰托养于人,还在一块布上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籍贯，缝在女儿的衣服上以备来日不测。以此可鉴其革命之志。胡汉民不负孙中山之所望，在文和武两个领域接连打了几次硬仗。文的，是在《民报》上和保皇派梁启超等的恶战，奠定了其理论家的地位；武的，是参与策动同盟会一系列旨在推翻清政府的军事行动。
民国成立，孙中山推荐胡汉民由总统府秘书长改任广东都督。胡推辞。孙说：“先生为人，兄弟知之最深，昔与同谋革命七八年，其学问道德均所深信。”胡乃受之。
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34岁的胡汉民为总统府秘书长。他与孙中山同居一室，时有“第二总统”之称。1912年4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结束，孙中山回到广州，胡汉民亦相随，任广东军政府都督。从此胡随孙未曾稍离。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后，胡汉民随孙中山赴日本，继续进行反袁斗争。回国后随孙中山任军政府交通总长。1918年5月随孙离广州赴上海。1921年5月，孙中山当了非常大总统，胡汉民任总统幕僚长，竭尽心智，时常工作通宵达旦。
一天，孙偶进胡汉民办公室，无意发现公文箱里有好几份自己签发的手令被扣押在这里，顿时发了火，厉声道：“展堂！”
胡汉民应声进来。
孙铁青着脸大声斥责：“你怎么擅自扣发手令！误了大事想犯罪吗？”
胡汉民平静地听着，等孙发完火，便问：“先生说完了没有？”
孙怒气未消，坐在那里喘着粗气道：“说完了！”
胡汉民走到桌前，将所扣手令放在桌上，开始解释扣发原因：这个手令属任免不当，考虑欠周；这份属战机已变，军队调遣徒殊无益；还有这这一张命令上的款项计算不实，再说商团叛乱，款项交不上来，空头支票又有何用……一桩桩、一件件，胡汉民如唱九九诀，所言条理清晰，合情入理。孙一条条地听着，火气也一点点地消失。
胡汉民继续道：“当年唐太宗欲派郭承碫为华州防御使，丞相卢载认为郭承碫正在守孝期间不宜置之外郡，遂封存了这道诏书。”胡汉民话题一转质问道：“专制时代大臣封驳诏书之事尚允发生，何况我共和政府呢！先生难道不知道吗？”孙的声音低了下来：“知道。”胡不依不饶，滔滔雄辩：“宰相之道，在于调和鼎鼐，燮理阴阳，吾虽非宰相，但职责所在。请问先生，吾所作所为，是错还是对？是否履行了吾的职权？”
孙中山低头不语。胡迫问：“请先生回答吾的话！”
此时一参议走过来圆场：“时候不早了，该吃饭了，一起到太平馆吃肥鸽，我请客。”
孙中山笑道：“我错了，我请客！”胡汉民这才由怒转笑。遂相率赴宴去了。从此，孙中山对胡汉民更加倚重。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胡汉民被孙中山任命为五人大会主席团之一，并获选中央执行委员，兼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官。同年9月，孙中山离广州到韶关建立北伐大本营，任胡代行大元帅留守广州。1926年2月，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全会召开，胡汉民以国民党中央委员、粤军总司令的身份在会上致贺辞。会议期间，胡汉民还和托洛茨基、斯大林有过几次私下会见。胡汉民可谓在国民党中是见多识广的元老牌领导人。
（二）敏于事胡汉民考勤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的第三天，又在南京召开少数执监委员开会，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胡汉民当选为主席，蒋任军事委员会主席。宁、汉分裂时，蒋和胡汉民等人下野。1928年1月，刚刚与宋美龄结婚的蒋介石恢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完成北伐大业。10月，蒋介石当选国民政府主席，胡汉民为立法院院长。
胡汉民任职以来，以身作则，平时的纪念周会、院会，从未缺席过一次，即使各种小会亦莫不准时参加。因此立法院的工作在行政院、司法院、考试院、监察院等五大院中，作风最好，深受好评。
然而，近日以来，天气奇冷，远路的职员有迟到及缺席现象，胡氏有鉴于此，手谕各职员，以后须按时到岗，并对以前不遵守纪律者加以训斥，语词严厉，态度诚恳，令各职员面面相觑。但天气持续严寒，又下了大雪，有些人不能按时签到，其他各院职员能按时办公者更少。
这天清晨八时，胡院长到院后略作休息，至8：20分就亲往各处察访考勤。有的处室职员到了几个，胡院长则在已到职员的名下签一“阅”字；有的科室竟一人未到，胡院长就在签到簿上签上“汉民”二字。这事轰动了全院，职工们再也不敢迟到了。从此，胡汉民恪尽职守、敏事率行之名硕望于时人。他本人亦因同孙中山创立同盟会而以元老自居。
胡汉民工作认真，兢兢业业，在国民党内位高权重。其资格之老、声望之隆，远非后生辈蒋介石能比。国民党统一全国后，即宣布“训政”开始，由此产生“党治”和“法治”之争。蒋介石接受胡适等人权派的要求，主张制定约法，进行“政治刷新”。而胡汉民则以孙中山“遗教”为据，反对在当时制定约法，并利用立法院在许多问题上批评和牵制蒋介石。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和以邹鲁为代表的西山会议派，借反对“专制独裁、要求民主法治”为名，积极进行反蒋活动，和他们站在一起的还有晋系阎锡山、西北军冯玉祥、桂系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尤其在“编遣会议”后，他们的利益、权力、地盘受到损害，因此，爆发了中原大战，武力倒蒋。结果，蒋介石战胜异己，更加坚定了“约法”信念。
胡汉民秉性耿介，不事通融，与蒋介石的矛盾愈来愈深。李宗仁对胡汉民曾评价说：胡汉民确为一刚正不阿的有为君子。然胡氏恃才傲物，言语尖刻。当时党内自元老以至普通党员，没有人对展堂先生不表示尊敬，然也没有人对展堂先生足以为全党一致归心的领袖。胡氏为治世的循吏则有余，为乱世旋乾转坤的领袖却不足。故孙中山先生逝世后，作为代帅的胡汉民之所以不能成为国民党的领袖，与他的书生气的传统政治道德有关。
蒋介石正是在胡汉民的支持下才得以在党内竞争中一骑绝尘的。然而，胡汉民又因“约法”问题与蒋介石闹翻，终至分道扬镳。
（三）争法制胡汉民被囚禁
到了1931年，胡汉民与蒋介石的矛盾已经似同水火。2月10日，蒋介石在日记中云：“胡专欲人为其傀儡而自出主张，感情用事，颠倒是非，欺罔民众，图谋不轨，危害党国，投机取巧，毁灭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余性暴气躁，切齿胡某，几忘其身矣，奈何弗戒！”
是年2月24日，胡汉民、戴季陶、吴稚晖、张群等在蒋介石处聚会，商讨约法问题。张群力主“立宪救国”，受到胡汉民的强烈批驳。胡坚持认为，约法这件东西行而枉之，徒害于民。同日,《中央日报》记者访问胡汉民，征询胡对于国民会议的意见，胡将他反对国民会议讨论约法的态度彻底公开。
胡汉民的态度使蒋介石极为愤怒。蒋、胡之间的矛盾涉及许多方面，已经到了蒋不得不采取手段的时候。2月26日中午，蒋介石与邵力子谈起胡的“罪状”时，制定了一个处理胡汉民的计划：派警察监视胡的寓所，请孙科往见，告诉胡在“公开审判”和“自行辞职”两者之中自选其一，同时要胡保荐立法院正副院长。
2月28日，蒋介石在《致胡汉民函》中尖锐地说：遍查各国历史，在革命政府成立而统一亟须巩固之时期，是否均有一全国国民公守之大法？今即退一步而政府不提出训政时期之约法案于，亦必由国民会议自身决定应否议及约法，乃先生必欲剥夺国民会议提及约法之权。蒋介石认为约法的作用是“本党与中国生死存亡之最大关键”，称“两年以来，党国多故，叛变纷起，不能不为拔本塞源之计，以求战祸之永不复行”。
是晚，蒋介石以宴客为名，邀请胡汉民到自己的住所晚餐。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全体到蒋宅赴宴，得知胡汉民的“罪状”后，相顾失色，不作一言。蒋称：“诸同志既认展堂举动不对，应即请其辞职。”他提议于明日召集中常会，推举林森继任立法院长，邵元冲继任国民政府委员兼立法院副院长。诸人仍不敢开口。蒋道：“诸同志既一致同意，明日即照此办吧！”言毕离席而去。
胡汉民来到后，南京警察厅厅长吴思豫递给他一封蒋介石的信，信中称胡汉民近来反对政府，并列胡汉民多宗罪状，要求他辞职。胡汉民坚决要求蒋介石出面。蒋介石出来后，胡汉民劈头就问：“你近来有病吗？”蒋介石不知何意，随口答：“没有啊。”“那好，你既无病且听我说”。胡汉民对蒋介石强加在他头上的“罪状”逐一反驳，双方唇枪舌剑至次日晨，蒋介石拂手而去。
第二天,胡汉民具书“辞职”，接着被移送汤山软禁。3月8日，胡汉民被移回南京，仍然处于软禁状态中。这就是令全国骇然的胡汉民被囚事件，给南京政坛带来了一次“强震”。
软禁胡汉民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进一步发展为全面个人独裁。自此，国民党元老们记取教训，咸袖手结舌，莫敢一言，南京国民政府仅存的一点民主气氛丧失殆尽。
然而，在蒋介石鞭长莫及的地方派们就无所顾忌了。从3月3日起，属于改组派系统的上海《华东日报》、天津《大公报》连续发表评论，抨击蒋介石的“独断专行”。随后，上海各省公团驻沪联合办事处通电指出：“专制民主，势不两立”，要求南京各院长、各部长“去职远引，勿为一姓之走狗”。中国国民党党权运动总同盟发表《讨蒋宣言》，要求开除蒋介石党籍，撤销其本兼各职。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等四人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身份联名通电，弹劾蒋介石有“违法叛党”等六大罪状。陈济棠率领所部陆海空各军将领联名通电，要求蒋介石“引退”。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率张发奎等全体将领通电，声援陈济棠，称“本军业经下令动员，愿与各方袍泽趁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汪精卫于3月14日发表宣言，指责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架之行径”。呼吁各反蒋派系联合起来。唐绍仪、邓泽如、古应芬、林森、萧佛成、汪精卫、孙科、陈济棠、许崇智、李宗仁、陈友仁等联署通电，要求蒋介石在48小时之内下野。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在广州召开国民党中央执、监委非常会议，成立“国民政府”。南京国民政府内部由此发生分化。
10月，蒋介石被迫释放了胡汉民。胡汉民遂至广州，成为南方实力派领袖，持抗日、剿共、反蒋三大政治主张。
晚年的胡汉民酷爱书法，是民国四大书法家之一。（谭延闿的楷书、于右任的行书、胡汉民的隶书、吴稚晖的篆书）。有论者赞其字“清挺峻拔，能合褚遂良、米芾为一体。晚工曹全碑，极神似，集字为诗如己出。”
1936年5月12日，胡汉民与妻兄下围棋时，突发脑溢血，其女胡木兰等人急请医治疗，打强心剂、放血。胡汉民遂略醒，但血压仍高至210。次日逝世，享年58岁。7月13日，在李宗仁主持下，一条长长的队伍拥着胡汉民的灵柩从广州中山纪念堂出发，葬胡汉民于广州东郊龙洞。墓原在斗文望，混凝土结构，后被毁，又在其上建了房子，把胡墓穴压着。
1985年广州市人民政府在原墓东面300米处另建新墓，但其女不同意将其父棺木迁至新墓，故新墓实为空冢，墓碑镌刻“胡汉民先生之墓”。左前方建有“不匮亭”；右侧为胡汉民夫人墓，墓碑中刻“先妣，陈太夫人墓”。
4.“国府看印的”
（一）没实权的国府主席
他是中国同盟会的早期成员，是与孙中山先生并肩辛亥革命的先驱；他是反袁护法的功臣；他是中华民国的缔造者之一；他官至国民政府主席，在位长达12年，是中国近现代任职时间最长的国家元首，但却被人看作是“国府看印的”——他就是林森。
林森1868年2月11日生，字子超，号长仁、天波，青芝老人，福建闽侯人，与中共英烈林祥谦是老乡。其父林道炳，世代务农，生五子，林森居长，下面四弟分别为长义、长礼、长智、长信。因其大伯林道举无娶，林森6岁过继给他。此后离乡赴福州仓山，入培元小学读书。1887年，林森在鹤龄英华书院肄业，又投考了台湾的西学堂。1890年毕业后考进了新设立的台湾电报学堂。翌年进入台北电报局工作。他在台湾度过了十多年青年时光，成为他革命活动的起点和第二故乡。
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宝岛台湾被迫割让给日本，清政府驻台机构开始撤往福建，林森从此奔走于沪、粤及日本各地，与中山先生一起从事反清抗日的革命活动，遭清政府作为“乱党”通缉。1898年秋林森又一次来到台湾，继续从事秘密革命活动。他精通英语，又会讲闽南话，被台南法院嘉义分部录取为通译。他以此为掩护，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武昌起义炮响，林森与驻九江的新军五十三标标统马毓宝举行秘密谈判，劝其参加革命军。马氏遂于10月23日夜10时鸣炮起义，九江兵不血刃宣告光复。乃公推马毓宝为九江都督，林森为民政长。接着，他亲率敢死队及粮、钱、枪枝弹药增援武昌，又回九江与吴铁城、李烈钧等革命党人策动长江海军舰队举义，增援武汉、安庆、镇江等地。11月7日，镇江光复，进而攻取南京。林森稳定辛亥革命大局功勋卓著。孙中山赞扬说：“武昌首义，九江最早响应，鼎力支援，使革命得以顺利发展，如此之功，吾人佩甚!”
1912年1月28日，中华民国临时参议院在南京成立，林森被选为议长，他亲自主持制订《临时约法》。1913年4月，林森出席在北京召开的第一届国会，这天，在众目睽睽之下，他让袁世凯解除佩刀后才被允许进入参议院。
二次革命失败后，新森去了日本。1914年，林森在日本东京加入中华革命党，随即离开日本赴美洲、旧金山等地开展筹饷和党务活动。他担任国民党旧金山总支部长三年，先后募集一百多万日元交给孙中山。1916年6月，林森在美国创立华侨研究飞行的“民强学校”，创办中国航空教育，培养了20名中国最早的民用航空、空军人才。7月离美回国，任广州孙中山大元帅府外交部部长。
1921年10月，孙中山启程前往桂林筹备北伐时，林森留守广州，代行大总统职权。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林森是大会主席团五人成员之一，被任命为中央执行委员会海外部部长。孙中山病逝后，林森赴北京主持祭葬事，负责中山陵总监修。
在大革命时期，由于林森参加了“西山会议派”，反对国共合作，因而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1927年6月11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宣布取消“打倒西山会议派”的口号，林森与张继、谢持、邹鲁等也恢复了党籍。1928年2月，林森被选为国民政府委员，10月当选为立法院副院长、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他为避开政治旋涡，到海外进行了为期8个月的考察活动。1931年3月2日，立法院长胡汉民被蒋介石囚禁后，林森在海外旅途中被选为立法院长。“九一八”事变后，国民政府蒋介石、胡汉民、汪精卫为代表的三派势力，互相争权。胡汉民和汪精卫联合对付蒋介石。蒋只好“以退为进”，于1931年12月宣布下野，林森年高德劭，又没有各方面的政治背景，所以当选为国民政府主席。他在《就职通电》中讲：“森受命彷徨，不敢自逸，黾勉受命，暂度危机。值此国难灼肤，外交束手，懔失足于冰渊，谋全国之团结，急不可待，时不我与，森惴惴自将暂勉效职。”然而在蒋介石的操纵下，林森的国民政府主席变为虚职，不负实际政治责任，不兼其他职务，五院独立负责，如此一来，林森并无多少实权。
国民党内很多人都不重视林森这位“一国之尊”的“国府主席”，甚至仅仅把他看作“国府看印的”，以致在他就任主席一个多月后，行政院的那些官员才记起来应该去参谒一下林主席。胡适对此情形曾评价：“林子超先生把国府主席做到了‘虚位’，以至于虚到有的人居然已经‘目中无主席’了。”
林主席生性淡泊俭朴，洁身自好，对于虚位，安然处之。他无为而治，尽量不问细事，不干扰阁僚的工作，奉行不争权揽利，不作威作福，不结党营私的“三不”原则。
生活上，林主席不嗜烟酒，不近女色，力奉简约，朴素至极。他经常身着布料的长袍马褂，戴灰绒呢帽或黑色礼帽，布鞋布袜，持手杖，银须飘垂，悠闲地在国府上班下班。当年，他为革命到海外募集到大批捐款，却没有为自己添置一件足以防寒的冬衣，他在自己的长衫的下摆上缝上衬布以保暖。
1933年11月，林森回乡时，族人为他举办宴席，他却说：“惟在此国难时，我们应卧薪尝胆，把一切靡费用于教育上最好。地大不足为宝，人众不足为恃，惟道德与学问为立身立国之本。”
林主席待人很平易，有时一个人走在街头，与市民聊天，寓所附近的居民都认得他。南京浮桥如意里2号是林主席的官邸，内部设施十分简陋，如同普通民居。因为房屋少，仅有的一个警卫班只能借住在邻居的空屋里。从住处到国民政府不足一华里，林主席多是独自一人步行去上班。若因公外出，也是轻车简从，不带侍从。有时他走下车，到田间地头与农民拉话，农人当然不知道这个长须飘飘、衣着朴素的老人就是国家元首。
抗日战争时期，林森多次强调节约：“如果不纠正浪费这种恶习，即令我们国家没有别种危难发生，也是很难立足于世界的。俭朴是革命工作人员必具的基本条件，一个人能否修养精神，能否保持节操，都是由此而定。”他“未尝浪用一钱以自恣，未尝吝惜一钱以薄人。”有人曾讥其性吝，己之需要，购回必亲自问价，动辄嫌价贵而嘀咕不已。
林森70寿辰时，“对于一切祝嘏之举，均经再三力辞，”并特地致函闽中亲友：“国难之日，绝对均不受贺，不接见戚友……烦为通告诸位。”那天，他称自己到汤山避寿，叫副官在家挡驾。实际上，那一天他根本没出门，而是躲在楼上书房里看了一天的书。
林主席正直宽容，温和稳健，不徇私情。一个熟人找他要个职务，他说：用人要经过人事部门，不要找我。他唯一的嗣子林京，从美国留学归来，亦不安排在身边工作，而是让他上抗战前线。他曾对亲友说：“你要知道，我的地位譬如神龛中的神主，受人敬仰而不失其威仪，自然能保持庙堂之肃穆，与家宅之安康；若一旦神主‘显灵’，则举室彷徨，怪异百出。其所造成阢隍不安之现象，故神主千万不可‘显灵’。”林林主席做到了既在庙里，却又不“显灵”，实在超然。
林主席对蒋介石的态度是配合而不迎合。一次，林主席散步时遇到了戒备森严、簇拥而来的蒋介石，遂在道旁的小庙赏玩古董，并不迎接或避让，直到蒋走来致意“主席好”。西安事变和平解决．蒋介石返回南京，众人争相向蒋致意，林森则站在一边。蒋上前说：有累主席受惊了。林森对秘书说：明明是他受了惊，怎么反倒是我受惊了？
（二）国共同悼林主席
随着日寇全面侵华的残酷战争，1937年11月20日，国民政府发表宣言：国民政府移驻重庆。随之，各驻华使馆亦移驻重庆；苏联塔斯社、英国路透社等世界著名通讯社先在渝派驻机构；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八路军办事处和《新华日报》社移驻重庆；各民主党派、社会各阶层政治力量随之汇集重庆……霎时间，重庆成了抗日名族统一战线、开展抗日救亡运动的大后方。来自沿海等地的钢铁、机械、军工、造船、纺织、化工等成百上千家工业企业“铁血西迁”来到重庆，成为战时支撑中国抗战的工业“脊梁”。中国著名高等学校、研究机构相继移社重庆；成千上万名教授、学者、诗人、记者、科学家、艺术家和流亡学生筚路褴缕来到这里。至此，重庆从战前-普通省辖市跃升为中国战时首都。
国民政府林主席，在民族危亡的那些年里，日夜操劳，处理、协调各种公务。他一向支持国共合作，团结抗日。然而他毕竟是上了岁数的老人了，素性淡泊的他渐渐丧失了对政治的兴趣，整日寄情花草，古玩，素食淡饭，陋室自居
林主席一直鳏居，就是当了国府主席以后仍然孤身一人。周围人也曾为他张罗过，可他坚辞不允。人们觉得他是一位带有一点神秘色彩的古怪的人。
林森年轻时，1891年，与邻村郑女结婚，结婚后感情很好，可惜郑夫人体弱多病，婚后三年病故，未有子。后来他三弟林为桢（即长礼）的儿子林京过继给他当嗣子。
1943年5月12日，林森从林园坐车进城，去接受加拿大驻华大使呈递国书。途中与一辆美国卡车相撞，林森受伤被送进医院。8月1日，在重庆一所医院里去世，终年75岁。
弥留之际，林森交代“丧事应从简，不设灵，不发讣。将余尸洗净，裹以白布，举行火化。”他还念念不忘第二故乡台湾，嘱咐蒋介石等人务必光复台湾！
国民政府为他举行了隆重国葬，享受了仅次于孙中山的殊荣。
中共中央致唁电说：“林公领导抗战，功在国家”。《新华日报》发表社论《为元首逝世致哀》，并在延安举行了盛大公祭。社评指出：林主席逝世，这是抗战中全国人民最哀痛的事情，是国父逝世后我国最大的损失。林主席承继国父的遗志，毕生尽瘁于中华民族的解放事业。12年来，更亲自领导了抗战建国的伟大而艰苦的事业，不仅全国敬仰，友邦也莫不钦佩。
美国总统罗斯福在唁电中给予林森高度评价：“对于中华民国三十年之进步者然，诚有无法估计之贡献”；《泰晤士报》推崇他为“万人尊敬之伟人”，他的“道德观念及大公无私之精神，尤为全世界人士所尊敬”。
在林森殡葬中，还发生了一场争当孝子的趣事：林森没有后代，其嗣子林京在抗战中殁于太原战乱，故无人披麻戴孝。就叫与林森血缘关系较近的一个堂侄女充当孝子。不料，葬礼还未举行，忽然又冒出一个人要当林森的孝子，自称是林主席的侄儿，叫林希岳，特地请假赶来奔丧。当时没有闲功夫来考证他的来历，再说多一个人热闹一点，也就认帐了。哪知林森的侄女说不认识这位哥哥，林家族谱中没有林希岳这个人。林希岳又改口说他是林森的义子，义子也应该当孝子。林森已死，谁能证明他不是林森的义子？于是治丧委员会含含糊糊地让他当了孝子。
治丧委员会清点林森财产时发现值钱的东西不多，最终确定将三样东西作为随葬品：一样是一双绣花鞋，林森夫人早亡，每晚就寝前，他把亡妻的一双绣花鞋放枕边，伴他睡眠；二是一根手杖，他喜欢策杖在山间行走，手杖的顶端有一圆球，球上刻有“曾伴我游五大洲”七个字；第三样是一卷佛经。林森安葬于重庆歌乐山双河桥的陵园内，位于林森官邸右前方。墓冢为圆柱形土石，四周有圆形石栏杆；墓冢前有扇形墓碑，上有国民党党徽；正中楷体阳刻“国民政府故主席林森之墓”，系国民党元老居正题书；左书“中华民国三十五年七月二十一日立”；碑后墓志文第系叶楚伧撰文、吴春晖篆书；左右各42级梯形踏道，整座墓青松环绕。
对于林森一生功过，1979年中共中央作了新的评价，认为他是“著名的老一辈民主革命家”，“为中国人民做了许多好事，中国共产党是不会忘记的，人民要纪念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