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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礼教婚殇

书名:民国往事三:红颜纪闻  作者:孔繁杰  本章字数:32548 字  创建时间:2018-02-10 14:29

1.少女金秀

(一)抗婚演说惊宾客

民国十年(1921)盛夏的一天,太阳火辣辣地炙烤着洛阳城。树上的知了热烈地鸣着,好像欢迎这位毕业归乡的少女金秀。金秀年17,修颀的身段,白净的脸庞,明眸皓齿,齐耳短发,上身短袖蓝褂,下着黑裙,洋溢着青春女学生的风采。她举手投足、一颦一笑都是一种美丽的语言。此刻,她从人力车上跳下来,右手撑着一柄花折伞,左手拎着一个大包,拐个弯不远就是她久违的家了——洛阳城西刘家村。一群顽童见她时尚,跟在身后齐齐地喊:

手里拿着自开伞,

嘴里叼着洋烟卷,

使的钱,没有眼,

穿的鞋,没有脸……

金秀回头嗔道:“去去!”小孩子们一哄而散。

金秀出生在大户人家,父亲是前清道员,积年余资,家底丰厚。民国建立后,其父赋闲在家。她的两个哥哥都在吴佩孚军中供职。所以金秀成了家中的掌上明珠。此时她刚毕业于洛克菲斯学校,打算回乡谋职。

金秀在校接受了许多新文化。她鄙视封建陋俗,信奉婚姻自由、男女平等。无奈她年幼时,父亲已将她许配当地富户邹姓公子了。这一直是她的一大心病。邹公子年长她两岁,承父祖余荫,吃得白白胖胖,只是大脑迟钝,据说,一篇《三字经》念了多年尚不成诵。他整日伴他爷爷玩鸟,又喜欢与十来岁的孩童为伍,不爱在学堂习字。金秀了解这一切,每每想起来就觉痛苦,将来怎能与之为伴呢!为此,金秀屡屡抗击父命。

邹家见金秀毕业归来,即遣媒来到金家,请择吉日完婚。金父允之。于是双方家庭积极筹备婚礼。金秀自知事情已无可改变,也暗自作着自己的准备。

大喜之日到了,金秀趁人多忙乱不备,骑自行车只身莅临邹家。邹家此时已是男女宾客齐集,院中张灯结彩,人们脸上挂着笑容,一派喜庆气氛。金秀走进大门,第一句便说:“诸位可好,我是新娘金秀。”

忙碌的人们闻听此言,一时愣在那里,随即放下手中的活计,围拢过来,观看新奇。

金秀直行堂前而立,大声招呼道:“列位来宾亲友,在下小女有礼了!”说着深鞠一躬,众人稍静。“我是不迎自来,我来别无他意,是想告知诸君,新民国统一已有几年了,封建包办婚姻已经割除,男女平权,婚配自由,都写在了国法律文上……”

金秀亮开银铃般的嗓子,一句一句,口若悬河。讲演完了,金秀将备好的传单拿出来分给宾客们,并问:“新贵人在哪里?”

“在这儿呢!”有人答道。新郎官邹公子正藏在众人身后,听身边人这么一应,羞怯欲逃,众人将他捉住,强行推至金秀面前。邹公子垂手低头,满脸是汗,默然无语。金秀见他窘迫的样子,微笑着问道:“刚才所言你都听到了吗?”

邹公子点点头,忙又摇摇头。

金秀将一张传单递过去说:“请公子斧正!”

邹公子不懂“斧正”为何物,接过纸不吭声。

金秀抬头对众宾说:“学习,当今男女都离不了!现在公子胸无点墨,我怎能与他为偶?今特当着亲友约定,邹公子须再进学堂,别老想着进洞房。三年后再会面,君若学业有成,我当然仍为君妇,否则婚姻自由,各行其便,俺爹也管不了我!”言毕,鞠躬谢客,出门登车而去。

邹家、金家的喜事举而未成,两家都四处寻女无踪影。有人说,金秀奔县城躲起来了!

(二)离家出走遭厄运

却说金秀进得城来,觅一客栈住下。虽说逃婚事成,但她仍担心家人找来;下一步该如何走,她一时没了主意。这时恰有一女同学徐君路过此地,打算远游京华再求学业,问金秀可否同行。金秀正愁没有去处,欣然同意,只是顾虑所带钱两不多,又犹豫起来。徐君慷慨道:“嗨,老同学,钱算什么,包在我身上,走吧!”二人遂踏上北去的列车。

抵达京城后,二人共同入学,同吃同住,同来同往,情同姐妹。哪知好景不长,徐君终日溺于浪漫,并非真心求读,二人志趣不合,口角几次,关系竟如绕山溪水,渐行渐远。不久,徐君携一情侣远走上海,从此二人断了音讯。金秀失去经济来源,孤身在外,彷徨无依,愁困交迫,竟一病不起。

这一切都被对门的一位男人看在眼里。男子姓洪名良,25岁,籍隶河南,现在附近一家布店当伙计。自从金秀两个月前来到这个旅店,他就垂涎多情,只是无缘幸进。这几日见金秀一幅愁容,很少露面,想必是生了病。于是买了一些食品、水果,推门造访。金秀对这位陌生人的到来,甚是防范,不受其物。但听洪良说是同乡时,显得有些高兴了。身处异地,举目无亲,贫困潦倒之时,忽逢老乡降临,金秀怎不高兴呢?洪良对她极尽殷勤呵护,不几日金秀病情既除,债务亦消。金秀因感德而对洪良产生好感,进而生情,因情而爱。洪良则山盟海誓,相许一生。不到半月,二人同居起来。

金秀上进之志消磨已尽,开始谋职糊口。然而,那年月,女子谋事者稀少,能寻个正当职业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

一天,风和日丽,洪良陪金秀外出寻职。二人逡巡在大街上,俨然一对和睦夫妻。她们来到永定门外的天桥。据说眼下市面凋敝,唯有天桥独繁荣。所谓天桥,不过是在泄水的臭水沟上建了一座石桥而已。然而,天桥可不是一般的桥。它位于天坛、先农坛北墙外,有东西走向的一条河,过去是皇帝祭坛必经之路。明朝建汉白玉单孔高拱桥通“御路”,此桥只为天子所走,因此得名天桥。如今,此地是外城的中心,是平民文化的乐园,对市民来说有巨大的魅力。

桥南是一片阔地,干什么的都有,小商贩、地摊、估衣店、古董店等。金秀、洪良二人边走边看,寻找有否适合自己做的事情。东沟旁有两个戏园子;西沟旁是“六窑宫”,是暗娼盛行的场所。往南走是最热闹的娱乐区了,有相声、戏法、洋戏;有耍狗熊的、练把式的、唱二黄的;有摔跤、说书、拉大片、唱大鼓的;有马戏、旱船、算命、镶牙、合婚的……金秀平生第一次看到如此热闹的地方,一时眼睛看不过来。二人花了几枚铜子在落子馆里看戏。每唱一段,便有人下台敛钱,一些姑娘唱得甚是卖力。金秀虽然爱唱歌,但万不可在这种地方唱。金秀、洪良二人多方奔波,跑遍了大半个京城,要想谋职只有两个,那就是做舞女或者去妓院。金秀失意在家,闷闷的,每天等洪良回来成了她唯一的事。她怎么也想不到自己会落此地步。

转眼到了第二年的四月,直、奉两系军阀开战,京津一带遭致战火涂炭。京城里的店铺倒闭了不少,洪良所在的布衣店亦是难以维持,他只好歇业在家。其积蓄所剩无几,二人为生计犯愁。洪良见百业凋敝,乱世艰难,提出择日离京返乡。金秀见窘困至此,只好答应,她默默地拾掇行装,后天启程。次日晚,下了一场小雨,洪良处理完外面的一些事回到家中,已是淋得浑身湿透,便上床歇息了。金秀晾上衣服,又交结完店钱,与店主说了会儿闲话。想到明天一早还要上路,也上床休息了。

晚九时许,忽然有人叩门,声称巡警查房,搜寻歹人。金秀答道:“等一下!”

巡警一听是女人的声音,遂破门而入,见金秀着短裤正穿上衣。巡警问来问去,半时不去。洪良跑去叫来店主一一证实。巡警不愿空手而归,见桌上有布袱一件,欲解包查看,金秀上前说:“这是女人所用私物,不许男人翻看。”

巡警怀疑,非查不可,将包物抖落一地。金秀气愤,一把推开该巡警,夺回包袱。这还了的,巡警举起枪托将金秀打倒在地。洪良奋身怒起,手持利剪,刺向该巡警,该巡警倒地流血。另一巡警旋退门外,推弹上膛,洪良见状,翻身越窗而逃,只听一声枪响,不知洪良是死是活……金秀被拘警局,遭到诸警打骂亵戏。

第二天,胖警长心怀不轨,狎笑道:“姑娘,你这事不算小事,凶殴警员,妨碍公务,应坐一年牢狱。不过呢,这事儿说没事它就不算个事,只要你肯交一千大洋,你就可以出去,若没钱也行,这要看你肯不肯依我。”面对恶警威胁引诱,金秀断然道:“我没什么大洋给你,你死了这条黑心罢,我宁可坐牢!”那年月,内战频繁,社会动荡,警察欺民之事不胜枚举。

(三)受辱返乡当尼姑

一年后,金秀出狱。这已是1923年的初夏了。她带着心灵的创伤茫然地走在大街上,这里没有她的一位亲人,所有的是她随身带着的这个蓝色碎花的小包袱。她想起了洪良,总觉得他没有死,一定会来找她的,她应该回到原来的住处等他。想到这里,她重又回到这个令她伤心的旅店里。

店主见了金秀吃了一惊:憔悴的面容,暗淡的神色,瘦削的身体,与一年前的那个青春少女相比,简直判若两人。店主让她坐下,说:“姑娘,你受苦了,唉,这年头!”又问,“你打算怎么办?”金秀急切询问洪良的下落。店主捻着稀疏的胡须回忆道:“这人没有死,不知哪儿受了枪伤,窗下见有血迹,打那以后,再无消息。”

金秀闻言说不清是高兴还是悲伤。她求店主,容她暂住几日,缓交店钱,先做点零工,再作打算。店主允她住三日。

金秀徘徊在这条曾经熟悉的街道上。她从清晨出门,跑了数家店面都没有找到零工可做。此时已近黄昏,她一口水还未进口,她感到很疲惫,两眼冒着金花。她的蓝布包袱里仅剩一对银镯,她想当掉先吃顿饭。她拖着沉重的双腿正往前走,忽然听到背后有人招呼:“小姐,你好,请问你愿意做事吗?”金秀回头一看,是位头戴礼帽,慈眉善目的中年男子。金秀戒备地看着他不语。“别怕,小姐,我是华盛舞台的领班,正缺几名侍应,月薪十块大洋,每天从下午五时到次日五时,去不去你自己拿主意,啊!”

金秀此时已是山穷水尽,走投无路,她把心一横:是福是祸认命了!遂答道:“谢谢先生,让我去了看看再定行吗?”

华盛大舞台距金秀的旅店并不远,往东走再往南拐两个路口就到了。这里是富人消遣娱乐的场所,金碧辉煌的大厅,豪华时尚的设施,梦幻般的舞池。金秀的工作是打扫擦地、送水传话、迎来送往等杂活。她留了下来。

金秀很看重这份工作,尽心尽力地做了一个多月。领班也颇看重她的形象,看重她的沉稳能干,并说她学会了跳舞可以陪舞。金秀知道正经舞女,每天可得二三十元不等的收入,自己若是干上一年,所获可观。有了钱,可以登广告寻找洪良。二人若干上两年就可置所小房子为家,夫妻即可过上安稳日子。想到这些,金秀对未来燃起了希望。

这是一个闷热的深夜,天上翻滚着乌云,像是要下雨了。金秀忙完舞厅的事务,又领到了第二个月的薪金,心情格外高兴。此时她迈着轻盈的脚步往回走。突然,路边窜出两个黑影,一前一后将她夹在中间,一个说:“小姐,玩会儿再走吧!”

金秀立刻意识道遇上坏人了,怎么办?她侧身欲逃,被另一个拦腰抱住,又被前一个塞住了口……金秀惨遭歹人侮辱,爬起来时恶人已经逃走。她浑身泥土,乱发盖住了眼睛,身上的钱亦被抢走。她满脸泪水,步履蹒跚,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旅店中的。

天亮时分,金秀结算店钱。店主见状也不好多问,默默地看着她的一举一动。她整理着她唯一的行李——那件蓝底白碎花的包袱,唯有这件包袱伴着她来,如今又伴着她去。她对这里已是毫无留恋,她与店主道了个别,向车站走去——她要回自己的故乡!

金秀在一个热烈的夏季而来,又在一个郁闷的夏季而归;走时她怀着生活的热望,归时她满腔蓄满了悲愤;两年前她是一位踌躇满志、风姿绰约、青春靓丽的少女,两年后她成了饱尝人世辛酸、身心俱伤、万念俱灰的落魄者。她像做了一场噩梦,梦醒在兵匪肆虐、流氓横行的人间乱世。她已看破红尘,厌倦尘世。她想寻找一个清静的地方了度此生。

金秀在洛阳车站下了车,呆立在故乡的土地上,她带回来的是孤漠的心绪。她伫立街头,神情静如止水,她缓步经过当年逃婚住过的小店,小店默然依旧。金秀并未还家,而是去了距刘村几十里外的一座尼姑庵里出了家。寺中老尼“开示”她道:“守口摄意身莫犯,莫恼一切诸有情。无益之苦当远离,如是行者得度世。”教育她:望向、执著是一切迷惑、灾难的根源,去掉一分妄想,就得到一分自在,获得一分智觉……

夏去秋来。昔日的金秀已是一位虔诚的佛教徒了。这天,她一身尼服,身被雨伞,青鞋白袜,徒步走下山来。她要见见爹娘,给俗世红尘作个道别。当她走到门前的那个拐弯处时,又出现了两年前的情景:五六个村童见她异类,追在她身后齐齐地喊——

手里拿着自开伞,

嘴里叼着洋烟卷,

使的钱,没有眼;

穿的鞋,没有脸

嗷……

2.冲喜恨

(一)我的家乡

这是民国20年代一位村姑讲述的故事。

这位村姑说,我的家乡在洛阳城北一个交通闭塞的村庄——张村。村里有二百多户人家。只有一个国民小学,设在一座破旧的玉皇庙里,二十多个男孩子来此读书。女子没有上学的。若想在村里找个识字的妇女,真比登天还难。从北洋政府变为国民政府,虽说改朝换代了,但百姓生活依然如故。战乱匪患、灾荒瘟疫、贫穷愚昧的局面一点都不曾改变。

女孩子们自幼就缠足,政府虽有禁令,但不敌“剩女不剩脚”的古训。大人们说:“不缠足成个大脚片子,长大后,财主的少爷或洋学生高攀不上;太穷的人家咱也不愿把女儿嫁给他;和自己门当户对的人家,大半都是爱小脚,不缠足怎么办?”

普通人家的姑娘到了定亲年龄,全凭媒人说和,父母之命,无需做女儿的提出什么要求,这是天经地义的传统习俗。婚姻的观念亦然附丽于家庭,结婚纯粹是为家庭和宗族传宗接代的需要而存在,“上以事宗庙,而下以继后世”。婚前不相识是普遍现象,而婚后因无爱而结合,夫妻感情冷淡,家庭悲剧时有发生。但由于受封建家长制、孝道等伦理观念的支配,只有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家庭和家族利益。

村里的人都很敬神,妇女们更是如此。她们虔诚地相信,神主宰着她们的祸福。每遇大事都要焚香跪拜,祈求神灵保佑。人们所穿衣裳从来都是自己完成,从纺棉到织布再到剪裁缝制,女人们都会做。他们对美没有什么大要求,能御寒蔽体而已。衣服一旦上身,就很少替换,直到污脏到布丝都模糊了才肯换洗一次。到了年节时,年轻妇女们穿着红红绿绿的艳色服装,头上插着各种花,脸上再涂一层粉和红胭脂,看上去怪模怪样的。

家乡的妇女们居住在土屋里,里面很少有阳光。室内杂陈,做针线和吃饭都在里面,以致气味难闻。她们坐在里面做鞋做袜,缝补衣裳。当时的童谣唱到:“小小子,坐门墩,啼呼吆呼要媳妇儿。要媳妇做么?做鞋做袜、叠被暖炕、通脚说话。”

唉!家乡的人们是那么淳厚善良,那么勤劳耐苦。但就是死守着那不知延续了多少辈子的老规矩,不敢越礼法习俗一步。终于因为习俗的缘故而发生了一场悲剧。

(二)“冲喜”恨

根弟是我最要好的女伙伴,住在我家的后面。她家还有爹娘和一个年迈的奶奶,都非常疼爱她。根弟14岁,长我两岁。面相俊俏,爱打扮,会绣花,心灵手巧。她性情温顺好静,不多言语,与我很投脾气。我其它的几个伙伴就在附近,高喊一声就听得见。每当我从县城读书回来,他们就结伴来我家里,好奇的问这问那。我把城里的新鲜事告诉她们。只可惜时间太紧,过不一日就匆匆返校了。我盼着放寒暑假,和她们到河边、树林里去玩。

民国19年(1930年)的暑假到了,我处理好学校的事务,让在城里教学的舅舅把我送回家。我放下行李急切地问娘:“怎么根弟她们不来找我?”娘叹了口气,没说什么。我摇着娘的手问:“她怎么了?病了?我要去她家找她去!”娘急忙把我拦下,说:“这时候你可不能去!她因为‘冲喜’出了大事!已经不在人世了!”

我听了呆在那里。娘慢慢给我讲述了根弟的遭遇:

“冲喜”在我们家乡是常有的事。家人病重时,如果自家有定了亲的未婚妇,就让她提前过门办喜事,希望“新人”进门冲散不祥,使病人康复,此谓之“冲喜”。这当然是一种美好的愿望。

去年,根弟的爹徐老汉给根弟定了一门亲事,定亲几个月后,根弟才知道自己已经有了婆家。那时,14岁的根弟还不懂婚姻的事,爹娘也无需她的参与。根弟的婆家离这里有几十里路,姓沈,男人叫沈晓,16岁,务农。其父沈汤福是一老实的庄稼人,因为木工手艺好,家里并不缺衣粮。

不料,定亲才一年,公公沈汤福得了重病。虽多方求医,但百治无效。沈家花光了仅有的一点积蓄。无奈之下,沈某想到了“冲喜”,央求媒人给根弟家商议,让根弟提前进门,以求驱除病魔。根弟的爹思来想去,觉得与沈家既已成了亲家,对沈父之病,不可置之不问。再说“冲喜”之俗,古来有之。为了使沈父之病早些痊愈,根弟善良的父亲徐老汉并无怠慢,草草给孩子备了些用品,很快就将根弟送进了沈家门。

沈家满院挂红,请了亲朋好友吃了两桌喜酒,热闹了一场,沈父之病似有好转,但这些只是表象。沈父之病已入膏盲,“冲喜”并不能冲走死神,不几日沈父踏上了黄泉路。

从此,年幼的根弟以童养媳身份长居夫家,十天半月回娘家一次。她与丈夫还不曾圆房,因为“冲喜”不是结婚。

沈父去世后,家境愈来愈贫困。沈晓见母亲身边多了根弟这个帮手,就决定远赴他乡习业学徒去了。

沈婆丧夫很是悲痛了一阵子。她尚不过35岁,遭此人生不幸,很是令人同情。还好,有位懂事的儿子,学上几年手艺便可支撑门庭了。现在又有一位温顺的儿媳根弟服侍身边,也算是个伴。等儿子学徒期满,完了婚,日子就好过了。婆媳二人,役役度日,也算安然。

邻居有一名叫“二混”的青年,30大几的人了,仍然光棍一条。他父母去世的早,缺少教养,又贪吃懒做,一个人守着个破驴,不是给人做点帮工,就是用他的驴给人运点货物,或者租驴让人走亲访友,从中获取些收入,以此贴补家用。农闲时,找他帮工的人家少了,他就用驴驮点水产换些生活用品,用什么有什么,所以平时到他家借这借那的人不少。可二混趁机调戏人家女邻家,有时动手动脚的,满口的不干净。不仅如此,他还有偷鸡摸狗的坏习惯,以致在村上的口碑不佳,故迟迟找不上媳妇。

二混见沈家死了男人,来了媳妇,儿子出门,觉得有机可乘,便动了歪主意。他时不时地跑到沈家献殷勤,帮着干些重活,买些食物,一来二去,与沈婆就有了眉来眼去。沈父才过了百天忌日,二混就与沈婆在夜间幽会了。时间一长,根弟就发现了婆婆偷汉的秘密。她只是看在眼里,并不声张。她以为那是大人们的事,当小的本不该去管的。再说自己是一个童养媳,更不该去说什么。

转眼几个月过去。二混与沈婆愈加大胆起来,有时竟当着根弟的面说出难听之言,做出亲昵动作,使根弟怪不好意思的。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沈婆的这种事很快在邻居中传开,背后说三道四。也有人私下问根弟,沈婆究竟有无那事?素性不爱说话的根弟只是脸红,好像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似的,低头不答。而询问的人见状,心里就有了数,似乎得到无言中的证明。于是关于二混和沈婆的真实、可靠的小道消息传遍了全村。面对乡人舆论,根弟走在街上不敢抬头,时常以回娘家当口实,借以避开。

日子一天天过去,二混听到了街坊邻里的闲言碎语,就怀疑是根弟传出去的。沈婆也以为不是她还能有谁?非整治整治她不可!从此,沈婆对根弟百般挑剔,弄得根弟这样做不是,那样做也不好,难为得根弟流泪不止,埋怨爹爹不该让她来“冲喜”,也埋怨自己的命不好。

一天,二混对沈婆说:“想不到你媳妇表面装着老实,而背后竟然那么多嘴多舌,让咱俩在世人面前难堪。我俩的好事,她既然能告诉街坊,终究也会说给你儿子的,到那时你我都会脸上无光,我也只好离你而去”。

沈婆问:“那该如何是好?”

二混说:“留他在身边不是好事,尽早除掉她算了,反正与你儿子没结婚,以后可以找个更好的媳妇。”沈婆以为此话有理。

从此沈婆对根弟更加虐待,让她干重活,吃剩饭,挑她毛病,指责谩骂,以致发展到拳打脚踢。那可怜的根弟,受了无妄辱打和百般折磨,只是嘤嘤痛哭,不敢反抗。邻居们看在眼里,敢怒不敢言,怕二混报复。而根弟将满腹委屈藏在心里,不愿告诉娘家年迈的双亲,让他们担心难过。她盼着丈夫沈晓能尽快回来,以为丈夫回来正式结了婚,二混不敢再来,自己的命运就会好的。

二混本来是贪色之徒,见根弟容颜似花,比起沈婆来好看多了,焉能不垂涎三尺?他开始打起坏主意。趁沈婆不在眼前,便假装甜言蜜语挑逗根弟。但根弟不是那种人,对他不理睬,只顾做自己的活。二混见只说不做没有效果,渐渐地对根弟动手动脚。根弟骂他“不要脸”,使得二混怀恨在心。

这是春节前腊月的一个傍晚,天特别冷。沈婆、二混将根弟手足捆绑,弃置柴房中,且口塞棉花,使其不能出声。连饿五天,冻饿而死。沈婆见酿成命案,偷偷把尸体运到一座寺庙中浮厝。声称因病而亡。

再说徐家夫妇久不见女儿回来,料想根弟正忙春节吧,等忙过这一阵子,她会回来拜年的。然而,春节已过几天,却不见女儿归来。徐老汉顿生疑窦,急忙赶到亲家。一见面,沈婆装模作样,流着泪说根弟已经病死。问其死因则吱吱唔唔。徐父闻听悲痛万分,女儿之死显然另有隐情。于是向邻居各户打听,这才知道女儿屈死真相。他先找到媒人交涉,媒人说于己无关,保媒不保生死,不愿出面卷入是非。

徐老汉悔恨自己当初不该让年幼的孩子去冲什么喜,又悔恨自己平时对女儿关心太少。徐老汉决心要替女儿伸冤,惩治凶手,讨回公道,以慰女儿在天之灵。沈父向官府交上诉状,提出控告。

官府先查验根弟尸体,见其瘦骨嶙峋,遍体是伤,已成黑紫色。虐待残害致死已属无疑。又查访邻人作证,邻人无不痛惜根弟无辜,争相指责淫夫荡妇泯灭人性,为根弟鸣不平。沈婆与姘夫连夜逃逸。官府循迹捉拿归案,处以死刑,择日执行。

3.母女嫁人成妯娌

1922年,广州城西关某宅,有孀妇尤氏,丈夫前年病逝,遗下一子一女。家本寒素,夫死愈艰,母子三人,无以为生。其子只好当起了人力车夫,他每天花费6毛钱租车,早上六点出发,在广州马路上飞奔,其每天收入只够喝上两顿白粥的,难以赢资养活家人,无奈之中随人去了南洋。家里母女二人,靠亲戚邻里接济,勉强度日。

1922的年春节刚过,广州人就开始了传统习俗的五羊士女游春。说起这五羊城的名称,源于一段美丽的传说:很多年前,广州曾一度出现连年灾荒,人民不得温饱。一天,南海天空忽然出现五朵彩色祥云,上有五位仙人,身穿五色彩衣,分别骑着不同毛色的山羊,每只羊嘴都衔着一茎优良稻穗,降临楚庭,五位仙人把稻穗给了广州人后腾空飞去,而五只仙羊化为石头留在了广州山坡。从此,广州便成了岭南最富庶的地方,这就是广州有“五羊城”、“羊城”、“穗城”名称的由来。

尤氏和女儿阿花随同邻居也去游春,想借此散散心。这天天气晴和,已是春意浓浓。明媚的阳光下,士女如云,衣香鬓影,裙黛联翩,热闹非凡。一些游人乘坐小舟泛水游乐,花地茶楼,坐无隙地。早在民国初期,粤曲进入茶楼,一边啖茶一边现场听艺人唱粤曲是老广州人一大乐事,各园奇花异卉,姹紫嫣红。尤氏母女随着人群走着,心情也好了许多,阿花亦是许久没有如此高兴了。

不觉已是午过时分,不少人拿着食品边走边吃,有些坐在饭铺进餐。尤氏母女已是饥肠辘辘,可身上所有并不够一餐饭钱,几次走到摊前又走开了。这细小的动作被一个人看在眼里。此人姓贾,年约四十岁,长得头大腹肥,有一房黄脸婆的妻子和一女儿,家财有余。他见阿花俊俏动人,便动了心,随在阿花母女身后转来转去,察言观色。

尤氏母女来到花市,阿花买了一束鲜花。贾某则近前道:“也来游春啊!请问您看到一位小女孩了吗?我们父女走散了。”

尤氏看看贾某,说:“小女孩那么多,谁知哪个是你丢的!你怎么如此大意!”尤氏替他着起急来。

贾某说:“我家离此不远,或许孩子已经回家了,我买的这也吃不着,就送给你们吧!”

此后数天,贾某历经辗转打探,终与尤氏得以相识。往来月余,破费了不少钱财。贾某巧言密语,颇受尤氏喜欢。贾某趁机提出想娶阿花为妾,成亲后包管尤氏生活。尤氏听了,沉思半晌不语。她可怜阿花跟着自己不能吃顿饱饭,心里早已愧疚万分。眼下阿花年满17岁,已是破瓜之期,只是那大腹贾某岁数太大,和自己不差上下。唉!有什么办法呢?什么也不比生存要紧啊。她点头答应下来。很快,这位如花似玉的阿花被贾大腹揽入了怀中。从此,尤氏三天两头往返于女儿家,生计一时无忧,她的愁眉舒展开来,心亦年轻了许多,穿戴也新整了许多。

贾某有堂兄贾狗,中年丧妻,尚未续弦。见尤氏虽已半老,但风韵尚存,每每注视尤氏到来,则心神不定,活亦做不下去,总要找个借口凑过来闲聊一阵。斟茶倒水,殷勤备至。如此一来二去,贾狗与尤氏熟识起来。贾狗邀请尤氏外出游玩,趁此购衣物、划龙船、下馆子,把个尤氏打发得高高兴兴。

一天贾狗与堂弟贾某商量,欲娶尤氏为妻。贾某一听,怒斥道:“此话你怎么能说出口来?那不乱伦了吗!不行,勿再提这没边的事。你呀,总是……”

贾狗并不气馁,说:“亲上加亲岂不更好吗?你一人占着两房,我却光棍一人,床笫空空,哪个好受!”贾某听了,很是犹豫,但经不住贾狗火燎猴急般的乞求。贾某无奈之下只好答应。次日,贾狗托了大红媒,前去尤氏家里提亲,那尤氏久静思动,当面应允。贾狗听了喜讯,一蹦老高,立马准备聘礼,布置新房。尤氏亦忙着置办嫁衣。贾狗不几天工夫就用花轿将尤氏抬进了门,二人随成秦晋之好。尤氏和阿花昔日母女亲情,今又结妯娌之爱。

时光如流,说话间一年过去。年轻的阿花喜得一子,白白胖胖煞是喜人,取名阿宝。

又是一年过去,小阿宝长得乖巧聪明,深受尤氏喜爱。阿宝小嘴甜甜的,一口一个“大娘”地叫着。每每这时,尤氏心里就不是滋味,孩子明明是自己的亲生外孙,竟不能叫一声外婆!阿花对孩子说:“以后不许叫”大娘“!要叫外婆。阿宝年幼,不谙世事,让叫什么就叫什么。然而,贾家人听了断然不能接受,双方争来争去变了脸。这事在村里也成了热门话题。贾某请来了乡老数人,论个理非。可讨论来讨论去究竟难以定夺。一乡绅最后说,还是报官府裁决吧!

知县判曰:”只有尤氏母女时,小儿呼“外婆”;遇有贾家人时,小儿则改呼“大娘”。对此,双方无话。

4.逼婚

(一)拒婚新潮女反叛旧礼教

这是发生在民国十一年(1922)的一个真实的婚姻悲剧故事。

直隶清苑县有一富翁,名叫郑经鉴,家累巨万,良田千顷,骡马成群。其人性格暴躁,刚愎自用,顽固守旧,对新事物是刀枪不入。其妻王氏,生女颇多,唯有一子,名叫金串,老夫妇爱子如掌上明珠。金串15岁了也不读书识字,每日里与一群浪子玩耍,有时手执鸟笼,跟在爷爷屁股后面戏耍,满街闲逛。老夫妇虽有管教,而金串不听,只当大人的话是放了臭屁。早在金串幼儿时,其父就为他缔结了东张村张仁道之女素梅为妻。今年金串忽然闹着要娶媳妇,这也正合老夫妇意愿。

再说张仁道,也是个顽愚不化的主,其家境远不如郑经鉴家殷实,两家亲事实属张仁道高攀。女儿素梅年方17,自幼聪明伶俐,她有个在县学教书的舅舅,素梅受其影响,学习刻苦,考入了天津师范学堂,到现在已是第三年了,面临期满毕业。天津是直隶省会。

郑经鉴遣媒人来到张仁道家里,毫不客气地转述了郑经鉴的话,说:“让你的女儿在本县念书,郑先生就不满意,你又许她到天津去!天津是个什么地方?是个四通八达的地方,什么人都有,什么事都出,你能保证她学好吗?素梅既许配了他的儿子,就应当许他管束,你赶紧把女儿招回来,与他的儿子完婚,不然就到县衙说理去!”

张仁道听了媒人这席话,以为亲家太气盛,心里不悦,可又觉得不无道理,便答应下来。第二天就给素梅发了封信,要她速速回乡成亲。素梅回信声称学业太忙,不能回家。张仁道想了个歪主意,托言其母病重,念女心切,万望速归。素梅料定有诈,不予理会。仁道无奈,与亲家商量缓至年底结婚才好。孰料,郑经鉴固执己见,且以退亲相要挟。张仁道害怕了,立派其弟赴津,终于将素梅骗了回来。

素梅回家后见母健康如故,很是生气,不与父亲说话。仁道对她说:“郑家说要完婚,你这书是一定念不成了!也好,反正早晚也是人家的人,免得别人说闲话。”

素梅说:“我在学校正面临毕业考试,无论如何这亲事要等到年底再说。不然,我前功尽弃,连独立谋生的资本也没有,岂不成了社会上的一只蛀虫吗?”说完哭哭啼啼,一整天没吃饭。

仁道看着女儿如此,一时也觉心疼,说:“我虽为你父,也知道你一心求学,可是,既然把你许配郑家,你也就是郑家的人了,我实在作不了郑家的主,你和你娘商量出嫁的事吧!”

素梅娘目不识丁,深受封建思想熏陶,满脑子的三纲五常,她只希图郑家的富有,丝毫不考虑女儿的感受。她劝素梅说:“梅啊,女人就要依顺男家,郑家富甲一方,是门难得的亲事,你嫁过去断然缺不了你一碗饭吃,你上学谋生不就是为了生活吗?你一个女孩家在外能做什么?女子念书能念出什么名堂来……”

素梅面对双亲的愚昧固执非常无奈,下了决心似的,说:“若不许我读书,我也就认了,可无论如何我也绝不嫁到郑家去!若娘硬逼我,我情愿自缢而死!”

“你说的什么话!”娘生起气来,“姻缘是神人注定的,已经许配与谁都要死活随谁家,难道你还想退亲不成?自己好好想想吧!说完拂手而去。

(二)逼婚天道不公

数日后,郑家遣媒送来了婚贴,吉日就定在后天。于是两家开始了婚典准备。素梅以绝食抵抗,但无人理睬;试图逃走又被捉了回来,且看管愈严。

大喜之日如期而至。郑家迎亲讲究排场,一切的气派都要在迎娶上体现出来,大有模仿帝王仪仗的味道。婚姻是人生大事,虽然这些举措逾礼,官府一般也不干涉。郑家的花轿这时已经临门,声乐高奏,鞭炮阵阵,观者如堵。迎亲队伍排成长长的一队,郑公子金串满面风光,在轿前候等,玩耍如常。邻里乡亲看着他问:“郑贵人,何不带你的鸟同来?”

金串只顾傻傻地笑,说:“我的鸟很好玩,娘看着,我现在就想要媳妇!”此话引起笑声一片。

这两日里,素梅滴水未进,躺在床上无论谁劝也听不进去。眼下,迎亲的花轿就在门外候着,她却是面容不修,嫁衣不穿,泣不入轿。花轿见时辰已过,屡屡相催,声言“若再不让新人出来,则空轿而归!”

这时,张仁道下了命令,让素梅的母亲率领其姨母、姑母诸人,七手八脚将素梅按住,除去旧衣,套上红妆嫁裳,强行捉入轿中,起轿启程。一时间,轿外声乐锣鼓又起;轿内扭打掐摁激烈;轿夫忍受不过摇晃,怨声连连;看客闻听新娘哭叫一惊一乍……

花轿终于抬进了郑家,轿夫累得个个汗流浃背,说;“还从没抬过这么有劲的新人!

素梅终因寡不敌众,气力尽竭,静了下来。在郑家一群姑娘的大力“协助”下,与金串拜了堂,架入新房后已是奄奄一息了。洞房之夜,素梅再也无力抗拒,任凭金串折腾。

一连数日,素梅躺在床上不动,似睡非睡,她的意识麻木了,迷迷糊糊中,一会儿是学校的场景,一会儿是众人捉逼的情景。郑家深怕人死不吉,赶紧请医救治。医生说:“无他,唯心病而已。”可素梅拒不服药,无奈之下,叫来几个男人强行将药灌下。然后,又有几个女人坐在其侧,苦言相劝。素梅木然卧榻,从此一言不发。

却说张仁道闻听女儿病重不起,与家人前来探视,见素梅成了这般模样,免不了与郑家吵闹一番。素梅少气无力地对爹说:“女儿命运至此,也不全怪爹爹,实乃今日社会之过,旧礼教害人。您老人家别吵了,并非郑家人有意加害……你二老回去吧!现在,郑家已经达到目的,我读书的事也许会得到许可。”

张仁道听了女儿之言,很是心酸了一阵子,他有些后悔起来,女儿落此地步乃是为父之过,下一步不能再错了。他走出女儿的房间,来到客厅,与亲家郑经鉴提出让女儿卒其学业,并说数月后即可执毕业证回家,也误不了什么事云云。

郑经鉴高堂端坐,听亲家这么一说,发开了鸿篇大论:“大清国科考那可真叫威风!别说中个举人会个进士,就是晋个秀才也够气派了!头里先放三声炮,八名吹手跟后边,路旁摆下迎风酒,亲戚邻居都来观,那情形多阔气啊!”他停了停,又说,“我想问问亲家,你女儿能行吗?科考里有女人吗?可现在改立洋学,什么中学、师范,那些学生闹得乱七八糟,男女不分,讲什么自由,恋爱婚姻,女人解放,生出那一档子的花花事来,成何体统?亲家,叫你说说,如此道德沦丧,把孩子放出去,你就那么放心吗?”

张仁道静静地听着,渐渐地低下了头,本来打算替女儿申辩一番,此时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里屋的素梅听了头疼起来,以至后来公公说了些什么,在她昏迷的意识里一点也不知道了。不知过了多久,素梅的神智又清醒过来,这大约是父亲走后的第二天晚上了吧。

素梅知道,自己与现实的陈腐观念抗争,是那么弱小,她的信念已经完全消亡,她感到自己太累了。

这是素梅婚后的第五个夜晚,她没有品尝到丝毫的新婚乐趣,所有的只是痛苦。此刻,窗外繁星点点,夜是那么静谧。狂欢了一阵子的阿斗丈夫已经睡去。素梅艰难地坐起,用了用气力方能抬起手臂,她把一大包“洋火”柴头一一剥下,放在一只茶碗里,再冲下剩茶水,然后几口喝下。她带着不尽的屈辱和遗憾,结束了她年轻的生命!她身边没有一个亲人,也没有一个知己,没有告别,无声无息,她就这样静静地走了……

5.失贞操亲父逼女当妓女

(一)无意捉奸

民国十年(1921),北京东单牌楼,有个报房胡同,胡同里第二家是住户洪某,小贩营生,家道贫寒,老伴早逝。膝下一男一女,儿子刚娶过媳妇刘氏,小女洪文妮也已是十四五岁的大姑娘了。她平时在家做些针线,遇到生意忙时也去店里给父兄作个帮手。新过门的刘氏料理饭菜家务。一家四口虽是清寒度日,倒也和睦。

北京的大街算得上繁华,从事各种营生的都有。各种小吃铺,各类手艺人,一个挨着一个,一家连着一家。叫卖声在熙攘的街道从早到晚都不间断。

洪家附近有一粥锅小铺,店里有一外来伙计王三,其人来路不明,好赌,但待人热情,干活勤快。王三还好打扮,面色白净,常常嬉皮笑脸,爱与女客搭讪,几句俏皮话就能惹起人们的笑声。一天,刘氏从粥锅经过,王三见她姿色可人,十分垂涎,但无由接近。王三心生一计,采取迂回战术,先与其父洪某结成朋友,不时往来,时常带去烟酒果品,以博洪家人欢心,王三则借机与刘氏眉来眼去,频频示情。偏巧那新妇刘氏生性风流,禁不住引诱,一来二去,居然同王三打得火热。王三趁洪家父子不在家时,上门与刘氏幽会,二人缠绵甚为得意,这样地度过了一个多月,相安无事。

一日午后,洪文妮从店铺帮了会儿忙,有点不舒服,便提前回家来了。当她走到嫂嫂屋门时,听到里面发出一种男女怪怪的声音,临窗向里一瞧,文妮惊呆了,那男人竟然是王三,正从嫂嫂身上爬起来急急地穿着衣服。文妮立刻明白了,非常气愤。她刚想走开,王三就开门出来了,掩饰道:“文妹回来这么早啊,我来找针线钉上扣子……”一面说着,一面扣着扣子,溜出去跑了。

王三自从上次在洪家的事被文妮发现后,一连几天没敢再去。他担心洪文妮把丑事告诉家人,提心吊胆地做着逃走的准备。可一连几天过去了,并不见洪家有什么动静,心里这才安静下来。他想,如此下去非长久之计,须想法封住文妮的口,只有把她弄到手,让她身陷其中,令她不仅不敢对外人说,反而会保密。如真能成功,自己不又多了个如花似玉的美人吗?可是怎样才能实现呢,王三生出了一条毒计。

(二)身遭奸计

这天,洪家父子去进货,天不明就走了。文妮早早地吃了饭去看铺子。王三来到刘氏房中,一番狂热之后,说:“我有个预感,我俩说不定什么时候会出事,趁早完结了吧!”

刘氏听了有些生气:“你说什么完结,难道你变了心?又有了新欢不成?”

“我怎么能舍得离开你!你想想,你家妹子已经不小了,不是不懂事,如不给她结好关系,终归是个碍头。我俩的事已经被她发现,不定哪时就会告诉家人!”

刘氏听了有些后怕起来,急问:“可有何良策吗?”

王三见火候已到,便贴着刘氏耳朵嘀咕了一阵。刘氏点头。一场预谋就这样定了下来。

说来事有凑巧,洪家父子为一桩生意又要出门,店铺也只好暂时停业关门。家里只有姑嫂二人。刘氏到外面给王三发了暗号,自己就躲了起来。王三来到洪家,托言找洪某有事。文妮本来对他就心有不满,便冷冷地说:“我爹我哥都出去了,你有事以后到店里去找,不要再上我家里来!”

王三嬉皮笑脸,赖在文妮房里不走,他拿出银饰相送,文妮不受;又以下流之言相诱,遭文妮斥骂。王三再无耐心,兽性大发,扑上去以手巾塞其口,强剥其衣服,揽其身下……

刘氏在门外望风,料知事已办成,遂闯入屋中,假意惊骇万状,将文妮责骂一顿,说外间知道了怎么做人,以后又如何嫁人,要告知公爹云云。

文妮本是老实女孩,经此一番恫吓,也就俯首听命了。她有什么办法呢,一切都来得这么突然,她像似在做梦。但这一切又分明是事实。她只有一点是清醒的,就是贞洁没有了!贞操是女子的头等大事,失贞意味着人毁,失贞会被人看成异类。文妮只好求嫂嫂不要声张。

张三一箭双雕,将两女轮流玩于掌中,占尽了风流。他也把辛苦挣来的钱,贴给姑嫂二人添些脂粉,购点首饰。文妮经过一段日子的屈从,心有不甘,但她又没有勇气拒绝,更不敢告知父兄,整日心神不定,吃饭亦少,颜色有些憔悴。父亲以为她病了,每每回家带些食物。洪某曾问:“妮啊,有病就说,爹领你去看郎中。你娘去得早,爹对你关心不够!”

文妮只说没病,不用爹操心。她把心里的痛苦与委屈隐藏起来,有口难诉。

转眼两个月过去,文妮发现自己怀孕了。她整日心神不定,不知如何才好。洪某听邻里风言风语,回家果见文妮异常,将她关在房中拷打。文妮受痛不过,一五一十和盘托出。洪某听罢,怒不可遏,操起斧头,跳到粥锅铺,声言要杀了蟊贼王三!熟料,那王三如有神知,竟在昨天逃走了。

洪家的丑事迅速传了出去,人们发挥着自己的想象,臆断着桃色事件的起因及经过,一时间满城风雨。洪某本性粗鲁,又古板守旧,一连几天里,店铺也不开张,见人也避而远之,抬不起头来。虽然洪某觉得孩子出此大祸有些冤枉,可她又为何瞒情不报?现在事情弄得世人皆知,以后又怎好做人,不贞的女子还有哪个肯要?想到这里,他起身出门,来到“义庆茶馆”,说要把文妮卖到这里。

义庆老板道:“洪兄,这样的玩笑可开不得!”

洪某说:“哪有拿自家女儿开玩笑的!我主意已定。”

第二天,洪某强行将女儿带到义庆茶馆,文妮死活不从,一路哀求爹爹,哭声凄切,街上邻居,无不痛心,说,把一个鲜花似的女儿送去当妓女,作父亲的怎么能忍得下去!有的亲近街坊出面相阻,说孩子遭人暗算实已悲惨,为父可怜才是,如此这般,太狠心了。洪某不为人言所动,依然将女儿推入火坑。

6.姐妹同婿结奇缘

蒋介石麾下有所谓“八大金刚”的说法,他们都是蒋介石的铁杆爱将,即何应钦、顾祝同、钱大钧,蒋鼎文、陈诚、陈继诚、刘峙、张治中。此八人都是从黄埔军校教官出身的,手握兵权,位重一方。这里要说的是“八大金刚”之一的钱大钧,他的婚姻传奇远胜于他的戎马的名声:风流倜傥的他,竟然同时博得了名士欧阳耀如的长女欧阳丽藻与三女欧阳生丽的芳心,娶为大小夫人。美貌的姐妹花共事一夫,堪称民国奇闻。

钱大钧,字幕尹,生于1893年,江苏省吴县人。其祖父钱伯熊是前清贡士。父亲钱自梅,母亲江氏。他在兄弟四人中排行最小。四岁时他父亲带着全家迁居苏州。六岁入私塾读书。14岁时其父病故,两年后母亲去世。1909年入江苏陆军小学。辛亥革命时去上海参加学生军,投身于反对清政府和封建军阀的革命活动。1913年,孙中山“二次革命”,出兵讨伐袁世凯,钱大钧随淞江钮永建组织的学生军和敢死队攻克上海郊区龙华,进而攻打上海制造局。1917年,他被选送日本士官学校,在第十二期炮兵科深造。1919年毕业回国,先后任淞军班长、排长、保定军校第9期分队长、炮兵队长、粤军第一师参谋。1923年晋升为中校参谋,与何应钦共事,结下了深厚情谊。1924年黄埔军校创办时,钱大钧是建校筹备成员之一,任军校中校战术教官,旋升任教导团长。

钱大钧生性儒雅,颇有书画诗词修养,更兼仪表堂堂,一派儒将风度,深受蒋介石宠爱,蒋介石的作战文书多出自他的手笔。1925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少将副师长兼参谋长。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蒋介石命钱大钧留守广州,任广州警备司令,负责治安。

1928年,钱大钧又调任淞沪警备司令兼上海市党部常委职。

就在钱司令上任不久,他的夫人欧阳藻丽突患了重病。经上海多家大医院中、西医诊治,病情均不见好转,反而一天天危重起来。医院的病危通知书下了一次又一次。

钱大钧的岳父欧阳耀如,江西吉安人,老同盟会员,参加过辛亥革命,江西独立时,被推举为江西省议员。孙中山组织南方政府,他又赴广东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国民革命工作。欧阳耀如一直在上海从事银行业。他的一妻一妾生了六个千金。长女欧阳藻丽很漂亮,早年许配于钱大钧,婚后二人感情笃深。不料,天有不测风云,就在丈夫春风得意的时候,她却如此命薄,突然患了怪病。

欧阳藻丽的病已经无可救药。她对一死并无惊惧,她最牵挂不舍的是自己的五个儿女。孩子们一个个年纪尚小,自己死了,孩子将依托给何人!丈夫再娶是不可避免的,而儿女跟着后娘受虐待怎么办?她越想越放心不下。一天,欧阳藻丽把丈夫叫到病榻前,交代后事。钱大钧握着夫人的手痛苦地点点头:“你有什么话就说吧!我一定照办。”

欧阳藻丽留着泪水,带着不尽的遗憾对丈夫说:“我死后,你再娶,我不反对,但不准你娶别人,只能娶我的妹妹欧阳生丽!”

钱大钧听了猛地一愣:“这怎么能行!”

欧阳藻丽一脸诚恳,继续道:“如此,她既是姨妈,又是继娘,亲上加亲,一定会善待我的孩子,我走后也就瞑目了……”

欧阳藻丽又把自己的遗愿又向父母和妹妹欧阳生丽提了出来。

父母听了虽觉不妥,但看到女儿病成这个样子,“人之将死,其言善焉!”二老又能说些什么呢,只好默许。

妹妹欧阳生丽是年17岁,风华正茂,青春靓丽。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性格活泼开朗,又受过良好的教育,可谓才貌双全。钱大钧对这位美丽的小姨子当然求之不得。夫人的这一遗愿,真是天赐尤物,令他暗暗庆幸不已。而欧阳生丽呢,也对姐夫很崇拜,姐夫虽然比自己大18岁,但尚在壮年。尤其是姐夫那显赫的政治地位,高官厚禄,对情窦初开的她颇具吸引力。欧阳藻丽很快就表示愿意践行姐姐的意愿。

此后,姐夫、小姨子在照料欧阳藻丽的过程中,滋生出了一种别样的感情。开始在一起还有些拘谨的气氛,渐渐地两情相悦,亲密起来。钱大钧百般温存,利用一切机会献媚她,他们出出进进,似乎真的夫妻一般。欧阳生丽堕入爱河,已是不能自拔,只等苦命的姐姐眼睛一闭,自己就是名正言顺的钱司令夫人了。

命运往往喜欢和人开玩笑。孰料,病得奄奄一息已经准备后事的欧阳藻丽,几个月后居然奇迹般地好了起来,而且恢复得光彩照人,美貌依旧。这对已情深似海的钱大钧和欧阳生丽来说不知是喜是忧,钱大钧与年轻漂亮的小姨子已经有了夫妻之实了,这可如何是好!

欧阳藻丽此时想食言,但她看着妹妹又无法开口,只好向父母哭诉苦衷。于是,父母公开表明,钱大钧和欧阳生丽不能成婚,欧阳藻丽先前的话应该取消。再说,哪有姐妹共事一夫的道理,太有伤风化了。

然而,妹妹此时已经与钱大钧建立了深厚的感情,粘粘糊糊,无力自拔。为了不让欧阳生丽与姐夫继续接触,父母棒打鸳鸯,强行把她送往日本留学。但他们仍是恋情依依,藕断丝连,表示此生一定要成为夫妻。

1929年,蒋介石将桂系残留的武昌军官学校学生改编为武汉军官分校第七期,委任钱大钧为教育长。钱大钧迁居武昌。他借赴日本参观秋操的机会,在东京与欧阳生丽同居,不久又偕同其回国,藏匿于武昌风景区湖上花园私宅,过着“地下”夫妻生活。

转眼几年过去。国民政府蒋介石提倡全民“新生活”运动,要求大家“注重礼义廉耻”,“注重军人风纪”。而身为教育长的钱大钧金屋藏娇,此事终于被一些教官和学生揭发出来,说同宿姐妹花还讲什么“新生活”?有胆大者还写了几句话公然贴出:“湖上有园,园中有风景。同昏官,景色宜人喜洋洋。一夫两妻同枕共床,姐妹成双效鸳鸯,高谈旧道德礼义廉耻,厉行新生活男盗女娼”。

此事令钱大钧很尴尬,也传到了欧阳藻丽的耳朵里,气得她在家里大吵大闹。岳父欧阳耀如看到生米已煮成熟饭,亦无可奈何,只好同意钱大钧与欧阳生丽正式订婚结婚。这样,欧阳氏家中便出现了姊妹两人一个婿的景观。

大夫人欧阳丽藻生性沉稳厚道,话不多;二夫人欧阳生丽性格开朗活泼,打扮入时,平时由她陪钱大钧参与社交活动。渐渐地钱大钧和两位夫人一起就餐,和睦相处,互相谦让,倒也和乐融融。

1932年春,钱大钧调任国民党第十三军军长,负责指挥汤恩伯的八十九师和孙元良的八十八师,驻防武汉,是“围剿”苏区红军的主力。接着,蒋介石又派钱大钧充任河北保定行营主任兼保定编练处处长,指挥五个军的队伍,与北平行辕主任何应钦并驾齐驱。他是事业、爱情两得意。

钱大钧好色贪财,追求物质享受,在北京、保定两处都置有豪宅,经常乘用特备专车,偕其爱妾欧阳生丽来往于北京与保定之间游乐,形影不离。钱大钧常以馈送河北各将领为词,在行营开支特别费,每次总是数万元。保定行营的一些人将“钱大钧”三字颠倒,将“钧”改为“钩”,讽之为“钩大钱”。蒋介石听到后大怒,下令将其撤职查办,后经何应钦说情,才免去查办。

1936年1月,钱大钧任蒋介石侍从室第一处主任,他曾随蒋介石指挥湘、黔、川、滇各省部队堵击红军和解决两广事变。西安事变时,钱曾被蒋介石一度误会,但当蒋介石看到钱身上的那块因替他挡子弹而留下的枪伤时,反而更加信任他。1938年2月,他又接任航空委员会主任职务,专门指挥对日作战。抗战胜利后,钱大钧任上海市长,在接收中大搞贪污活动,霸公产为己有。当然,钱大钧在职期间也作了一些好事,他与英国多次交涉收回了跑马厅,禁止了赛马、赌博等活动;又扩建了南京中路;修筑了吴淞海堤。

1949年2月,钱大钧任重庆绥靖公署副主任、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他与欧阳生丽随蒋介石逃往台湾后,被聘为中央评议委员、总统府战略顾问等虚职。

几十年来,欧阳生丽就像赵一获对少帅张学良那样,始终感情不渝,长期无微不至的侍奉钱大钧。1982年,90高龄的钱大钧病逝。

7.“烟标”背后的故事

(一)烟标“美女”战

1905年,华侨简照南创办“南阳烟草公司”,开始了生产中国人自己的香烟的历史。那时,中国的烟草市场上,已经被美国的烟草品牌“品海”、“老车”以及中外合资的北洋烟草公司的产品所霸占。之后,全国各地许多烟草公司成立。可以想象,香烟销售的竞争十分激烈,如何能叫响自己的牌子成了至关重要的问题。老板简照南打出广告:“中国人吸中国烟”,生产了“双喜”、“飞鹤”等品牌,与洋烟、国产香烟进行竞争,站稳了市场。

1928年,在北伐战争中,国民烟公司制造了一种“前敌牌香烟”,上面印有孙中山先生的遗嘱:“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

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后,上海民族卷烟企业福昌烟公司推出了“918”牌香烟,直接以国难日为牌名,来警醒中国人。烟标副版为少帅张学良将军身披戎装的手绘肖像,其神态威严、目光炯炯有神,似已做好保家卫国的一切准备。此种烟一经推出,立即行销全国。

东三省沦陷后,上海久益烟公司立即生产出“三省”烟,上绘有东北三省地图,并写上曾子的名句:“吾日三省而思。”告诫国人勿忘国耻。

抗日战争时,中国福新烟公司不失时机地把前敌牌香烟宣传为烟中铁军:“抗日铁军,为民族求生存,烟中铁军,为国货争光荣。”后来,前敌牌香烟成了专供国民政府的内部烟。那个时候,能抽上“前敌”成了有身份的标志。这个牌子的烟市面上根本见不到。

抗战胜利后,上海光明兄弟烟厂则出有“99”烟,烟标上有“抗战八载,国土重光,九月九日,纪念流芳”字样。上海光明兄弟烟厂为庆祝国民政府还都,推出了以首都“南京”命名的香烟。该烟烟标是白底,主图为淡赭色钢笔素描的中山陵,副图是建筑物上飘扬着旗帜,配以金边红线条,文字除副版有中文牌名和厂名外全是英文。

民国时期的烟标,各个时段都有各自不同的品牌,持续时间较久的有大前门、大刀、918、锦标等几十种。

烟草业广告内容五花八门,宣传阵地主要是报纸、街头广告牌等,而产品的包装即烟标更是至关重要。由于烟草的消费者多为男性,烟草公司开始大打美女牌。比如,华成烟草公司的“美丽”;福昌的“孟姜女”;华达的“天女”、“玉女”;和兴的“红妹”;南洋兄弟的“美女”;华品的“三妹”;华菲的“白小姐”、“白姑娘”、“黑姑娘”、“金姑娘”等等,都是手绘的美女图。

中国第一个用真人肖像做商标图案的烟标是华资企业“华成烟草公司”的产品“美丽牌香烟”。上面的美丽女子就是上海滩名演员吕月樵之女——剧坛名伶吕美玉。美丽牌香烟推向市场后供不应求,也让吕美玉名声大振。但吕美玉接受过西方教育的丈夫魏荣廷认为,华成烟草公司未经吕美玉同意而滥用其肖像制作宣传品,是一种严重的侵权行为。于是,吕美玉一纸诉状将华成烟草公司的法人代表告上了民事法厅,要求该公司立即停止使用其肖像,并要求赔偿巨额的名誉损失费。这是我国近代商业史上第一例关于“肖像使用权”的侵权案例,轰动一时。

华成烟草公司为了保住“美丽”烟标,只好与吕美玉庭外和解,答应了吕美玉提出的条件,支付给了吕美玉大洋两万多元,并答应今后每生产一箱美丽牌香烟,须支付五角大洋的高额肖像使用费,按月结算。于是,上海滩就出现了“摩登吕美玉——名利双收”的歇后语。

这次官司又将美丽牌香烟的销售量推向一个更高的台阶。吕美玉又特意拍了一些新剧照供华成印制烟画选用。其实,美丽牌香烟旺销还有一个直接的推动力,那就是“五卅运动”爆发后,国人开始抵制包括洋烟在内的洋货,美丽牌香烟的推出正是这个时候。

美丽牌香烟的竞争对手们,如“英美烟草公司”、“见华成烟草公司”等纷纷效仿“美女”效应,大打美女牌。其中英美烟草公司决心寻找一位能够与吕美玉抗衡的美女作为烟标的主角。经过多方考量,选择了京剧名伶潘雪艳。此时的潘雪艳年轻漂亮,极有人缘。双方很快谈妥条件:潘雪艳授权英美烟草公司可以使用自己的肖像和剧照,用来设计烟标、烟画和各种广告;英美烟草公司每月支付报酬若干,并从舆论上鼎力支持潘雪艳的演出活动。英美烟草公司很快便推出了以潘雪艳便装肖像为烟标的香烟取名“华芳牌”。每包烟里还装有一张身穿各类时装的潘雪艳的卡片。华芳牌香烟一经推出,势头便直逼美丽牌。

华成烟草立即做出反应:美丽牌烟包里也出现了吕美玉的倩影。两家烟草公司的竞争很快呈现白热化。渐渐的,两家公司的竞争演绎成了两位女明星的“对决”。两人的广告都铺天盖地,有美丽的地方,必有华芳。只要吕美玉出现的场合,就一定会有潘雪艳的身影,反之亦然。很快,二人都各自离开自己的舞台,专门从事香烟广告宣传了。

(二)烟标背后凄美的故事

民国时期以女性肖像作为烟标的香烟不少,用名人肖像及其其姓名命名的也有,例如“蔡廷锴牌香烟”、“马占山牌香烟”、“梅兰芳牌香烟”等等。

就在烟草界大打“美女牌”、“名人牌”的时候,一位并非美女亦非名人的“黄慧如香烟”横空出世,以压倒群芳的销量位居榜首,这是什么缘故呢?原来这里面有一段打动人心的爱情故事在起作用——

黄慧如是一位出身名门的大家闺秀,肄业于上海启明女子中学。其父曾任北京电话局局长职。父亲病故后,黄家家道中落,在悲痛中举家移居到上海春平坊。1927年,21岁的黄慧如待字闺中。她容貌姣好,气质高雅,艳若一枝盛开的桃花。不幸的是她的婚姻受到家人阻挠,与心仪的郎君失之交臂。从此,黄慧如万念俱灰,终日躲在闺房以泪洗面。家中男仆陆根荣不断解劝相慰。陆根荣与黄慧如同岁,人也勤快厚道,深得黄家信任。在劝解黄慧如的过程中,黄、陆二人萌生爱情,并私订终身。二人在幽会中偷尝禁果,致使黄慧如怀孕。翌年春,当陆根荣知道黄怀孕后,才将自己有妻室的事告诉了黄。黄仍愿意跟着他。于是,主仆二人私奔去了苏州同居。在离开上海时,黄慧如还偷偷拿走了母亲的首饰盒。

黄家为了寻找不辞而别的黄慧如,在报上刊载寻人启事,并声称酬谢知情人。于是,陆黄两人很快被发现,苏州警察厅立即将他们抓获,并移交地方法院检察处侦讯。黄家这时将诉状呈来,称陆根荣诱奸慧如,并盗窃金银饰物。法院判定陆根荣犯了拐诱罪和帮助实施盗窃罪,陆根荣被判处2年徒刑。

黄慧如为了能使陆根荣免予刑事处罚,请了律师宋铭勋作为陆根荣的代理人,对原判表示不服,提请上诉。宋律师辩护说:原判陆根荣拐诱和帮助实施盗窃两罪都不能成立。其一,新刑律257条第10项规定,诱拐罪是指诱拐年纪不满20岁的女孩,而黄慧如已经22岁,早已具备自主能力,而且她还称与陆是自愿相好。其二,帮助实施盗窃,要有帮助实施盗窃的行为方可成立。而黄慧如已供认,首饰是她拿出来的,和陆根荣无关。吴县地方法院只据朱氏母子一面之词遽作结论,亦不能成立。加之,被告又无事前起意的犯罪故意,所以无论从哪方面说,陆根荣都属无罪,不应负刑事责任。希望法院考虑重新审核,撤销原判,宣告陆根荣无罪。

令人意外的是,江苏高等法院撤销原判,却加重了处罚,改判陆根荣有期徒刑4年。其原来的帮助实施盗窃罪则未加改动,承审法官认为上诉人帮助黄慧如将黄家首饰带出,参与保管并变卖使用,则是事实;而原有的拐诱罪改为图奸拐诱,其理由是上诉人原本有妻室,但在黄慧如失身前却故意隐瞒,其目的已昭然若揭。

1929年3月8日,黄慧如在医院产下一男婴。由于产后失血过多,再加上屡受刺激,黄慧如高烧不退。其母亲闻讯赶来,坚持要把女儿带回上海。在两名护士的陪同下,他们乘小火轮返回上海。驶经阳澄湖时,遇上狂风恶浪,黄慧如突然昏厥,经抢救无效,于3月19日病逝于船中。

黄慧如的事情经媒体报道后,引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人们纷纷到黄家询问,将春平坊围了个水泄不通。人们深深同情和追念这位敢于冲破封建等级观念、追求自由婚姻幸福的奇女子。

中商烟公司竟然从中洞出了商机,推出了“黄慧如”牌香烟,并抢先在上海商标局进行注册。此烟在上海一面世,即销售一空。无论达官显贵还是贩夫走卒,都争相购买“黄慧如”。吸烟的买,不吸烟的也买;男的买,女的也买,全都源于对黄慧如的爱怜与同情。

上海剧场还出演了分别由京剧名角赵如泉、赵君玉担任男女主角的京戏《黄慧如和陆根荣》;明星电影公司以黄、陆之恋为题材,拍摄了电影《血泪黄花》,由郑正秋、程步高合作导演,电影皇后胡蝶出演黄慧如、龚稼农饰陆根荣,该片风靡宁沪杭,创造了极高的票房纪录。

陆根荣对江苏高等法院的审判仍然不服,继续请宋律师向最高法院上诉,对原判理由一一进行辩驳。至于所谓诱拐,宋律师一再指出,他们之间发生恋爱是出于双方自愿,这是不应该判罪的。最高法院作出批复,认为原判认证不当,发回原法院更审。江苏高等法院判定陆根荣无罪,当庭释放。整个诉讼过程经历三年,陆终于讨回了公道。

“黄慧如香烟”伴着这段凄婉的爱情故事尘封在历史的故纸堆里,已经很少有人知晓了。

8.民国惠安女婚殇祭

1934年7月1日《大公报》(厦门通讯)云:惠安县王孙乡有一少妇赵氏,乃黄少成之妻,时年22岁。结婚四年仍未生育。她在苦闷中已经看惯了婆家人的冷脸,也听惯了邻里街坊的闲言。这天,她从娘家回到夫家来过“七夕节”。七夕节亦称“七娘妈生”,起源于董永与七仙女的传说,这一天家家要摆纸轿、胭脂盒、花粉,拜七娘妈,以求庇佑,是一年中很隆重的节日。少妇赵氏满心欢喜,指望与丈夫好好团聚一番。然而丈夫出海没有在家。翁姑(即公婆)不予搭理。她赶紧整理家务杂活,然后给家人做饭。公婆端坐一旁不时挑剔,她一声不响。做完饭一口未吃,就默默地走出了家门。她怀着满腹委屈来到村头她常去的那颗大榕树下,倚树而立,孤苦无告。这里曾是她的几个同病相连者常来相聚的地方。

天渐渐黑了下来。赵氏仰面望着满天繁星,陷入深深的彷徨中。她似乎觉得自己没用,活着也像似没个归宿。生养她的娘家门毕竟不是长久之地,而婆家又如此难以融入,她不知道未来的路该如何走。她又想到憨厚的丈夫,回味着屈指可数的团聚时那幸福的时刻。她脑中闪现着丈夫因无子在人前抬不起头来的无奈表情……正想着,一阵脚步声打断了他纷乱的思绪,近前一看是她的三位“金兰盟”好姊妹:邻居林福生之妻——25岁的阿姊马氏;16岁的新妇黄九英;还有黄文之妻——18岁的阿妹黄氏。于是她们四人在大树下坐了下来。

这是一个闷热的夜晚,乡人们都在屋外乘凉。赵氏和她的姊妹们情绪都很低落。他们时而谈几句,时而沉默一阵。有人偶尔从她们身边走过,只听到她们四人的叹息。

夜已经很深了,乘凉的人们相继回屋睡觉,而四家都不见媳妇归宿。四家人互串着找来找去,终不见她们的踪影,大家开始有种不祥之感。

次日,一位早起下地的乡民,路经田间的一口大井边,发现井柱上系着一根绳子,上前拉了一下,拉不动,再用力拉,井里竟浮出一具女尸!吓得他失手倒地,遂起大呼。乡民们急奔而来,一起往上拉尸体。不料一尸之下又缀一尸,拉上二尸又现三尸,一绳之上四尸相连,把这些村民惊得不知如何是好。这四条无辜而绝的尸体,重重地撞击着人们的心灵。善良的惠安人不禁仰天诘问,天啊!这到底是怎么了?

前天,邻村的塘边乡的水井里刚刚自杀过三名新妇,这三名女人分别只有20岁、19岁、16岁。他们的娘家是相邻的官蓝乡,又是同年嫁到塘边乡的。她们是因为婚后在娘家住了两三年没有生出孩子来,才相约结盟而死的。死时留给世人的是放在井边的一把雨伞,还有三只藤篮……

就在赵氏四人自杀不久,又有惠安女九人结盟自杀,地点也是惠安县北门外。据说,她们走向北门外后宅潭时已是傍晚时分。次日,人们先见到的是九双木屐鞋,以鞋寻人,九女才被打捞上来。迹象很显然,九女生前先是脱掉木屐,将木屐排成一排,然后九人用绳子各自缚身连成一串,再一起投入水中。他们自杀时均着乌云纱新衣。

一月之内计有新婚及未婚女性16名相继自杀。死状凄惨而悲壮,一时惊骇四乡之民,进而震惊全国。

惠安女缘何频频自杀?

美丽的福建惠安县,位于福建省东南沿海中部,泉州湾和湄洲湾之间惠东半岛的海边。这里依山面海,四季常青;溪河短浅,诸流放海。民国16年(1927年),惠安县隶属福建省。那时这里交通闭塞,民风古朴,贫穷落后。男子们长年漂泊在海上打鱼或外出谋生,几乎是所有惠安女子都“留守”在家。当地人说,几百年前,他们的祖先由中原移居于此。

封建陈规陋习给惠安女子带来许多苦难,但她们默默隐忍生活的苦涩,以勤劳、温良、孝顺呼应着传统文化道德和别样的地方陋俗。长期的海边生活使她们演化为一个很有特色的族群——奇特异美的服饰和奇异的婚俗。

民国前期,惠安女穿的上衣,腰胸宽大,衣摆长至膝盖,腰间系条百褶裙,裤管很宽大,中国各地农村的男女都穿这种汉族人常穿的裤子。后来,惠安女子裹方巾,戴斗笠,着短褂,束银带,古老而美丽的服饰,加上自然绰约的身姿,让人看上去有一种别样的美。

中青年惠安女多把双辫折在头顶的两侧,包上头巾似有棱角的感觉。花头巾为四方形,一般是白底上缀绿或蓝色小花,或是绿或蓝底上缀小白花,折成三角形包在头上,有挡风防沙、御寒保暖和保护发型的作用。头戴的斗笠涂上黄漆,以防日晒雨淋。惠安女上身穿的斜襟衫又短又狭,露出肚皮;下穿黑裤,又宽又大。短袖便于劳作,宽裤便于涉海。未婚青年妇女头发还留有刘海。已婚妇女加银裤链,悬挂在臀部上,把腰部、臀部构成的曲线美衬托出来。

由于不论春夏秋冬,惠安女总是把头包得严严实实,却让肚皮露在外头,裤子又特别的宽大。有人戏称之为“封建头,民主肚;节约衫,浪费裤。”惠安女头部被头笠和头巾包裹得仅露一张脸,故曰“封建”;而腰、腹部位暴露无遗故曰“民主”;大筒裤的裤脚宽达一尺多,故曰“浪费”;而上衣却短得连肚脐也遮不住,故曰“节约”。这确乎令人感到奇特、新鲜。

惠安女有着勤劳吃苦的传统。她们生存环境恶劣,与外界少有联系。家庭收入以渔业为主,男人常年在外,惠安女自然成了家中的主要劳动者。她们能肩挑百斤重担,或背负重物于道途。她们四季在田地里风雨耕作,包揽着全部农活,全力支撑着家庭经济。就连石工、锯木、建筑、修路、码头装卸等体力活也大都有惠安女来完成。她们在家还要补渔网、裁衣和经商做买卖,还要孝敬公婆、教养子女等等。男人夫权观念极重,支配着女人的一切。即使有的男人不外出也不下地干活,而是在家拾掇些家务,生火做饭,照看小孩,这是相沿成习的传统。

惠安女的婚姻爱情却是不幸的。她们一般都是早婚。婚嫁那天,新娘梳着非常奇特的头饰,身着黑衣裤,打着黑伞,迈过火炉走出娘家的门。娘家的亲朋好友陪送至男家,男方无需迎接。新婚的头一夜,新娘是不能上床的,只在床边过夜。待天一亮,鸡叫头遍就跑回娘家,若走得迟至天亮了,被村里人看见,是要被耻笑一辈子的。

依照婚俗,新婚后女方必须回娘家居住,从此开始漫长的夫妻分居生活,直到生了孩子为止。这使得不能正常生育的夫妻们一筹莫展。更令她们难以承受的是,未生孩子的夫妇时常受到乡人投来的鄙睨眼神。这些都已沿古成习,又有什么法子呢。

婚后的惠安女,一年之中只有春节、清明、中秋节、七夕节等节日里才能回夫家团聚。春节住3天,其他如清明、中秋等节日,须白天来,次日就得回娘家。直到第一个孩子即将分娩才可回到夫家。怀孕生子是不能生在娘家的,必须在夜间赶到夫家生产,因此常有孩子生在路上。

惠安女或新婚妇出门时多用一块小纱巾遮脸,连下颌也不露,把辫子折在头顶的两侧,再包上头巾。这是为了躲避见到陌生人和自己丈夫而用的遮羞布。只有睡觉的时候才摘下来,甚至在夫妻睡觉灭灯时才摘掉。有粗心的丈夫在路上遇到自己的妻子竟不相识。有张姓某人,结婚四载,因妻始终未育,故二人相见勿多。一次张某驱市购物,讨价还价,却不知售物之女乃是其妻。一蔡姓者结婚有年,想买些妇饰送妻。卖者认出其为己夫而夫不知,卖者不收其银,蔡奇之,告于人,遂成笑柄。

惠安女们面对不知相沿了多少辈子的婚俗,只有腹诽和叹息。她们把头巾轻轻地咬在嘴里——咬着内心的忧伤,默默忍耐。

新婚惠安女久居娘家的日子是难熬的。有着同样命运的新妇常聚到一起,互相诉说苦衷,互相排解郁闷。一样的寂寞与痛苦,一样的人生命运,往往使她们结成天然的知己,有如手足姐妹一般,俗称“金兰盟”。她们之中有的是十六七岁的新妇,有的是结婚数载不见生育的旧妇。她们无力去改变什么,愁苦至极,实在熬不下去时,选择自杀,就成了她们表达不满、解脱痛苦的一种方式。而“金兰盟”的习俗则又常常使个体自杀扩大成集体自杀,这在民国历史中有过触目惊心的记载。

对于惠安女出现的不断自杀现象,人们痛心疾首。开明人士纷纷质疑、谴责时任惠安县县长的张一鸣,要求他革除惠安婚姻陋俗。县党部拍案大怒,饬令县政府,“要严传死者家长,视情法办,革除恶俗,以重人命!”县长立即发布了禁止恶俗的布告:“令已嫁而未生子之妇,务必各随夫度日,不得逼留娘家,饬令照行。”云云。

随着时代的发展,惠安旧习俗有了许多变化。如今的惠安女已经从传统的婚姻陋俗中解脱出来。虽然惠安女们只是惠安县人口的一小部分,却引起了海内外许多学者兴趣和关注,引来许多好奇游客前来观光。惠安女因美丽、勤劳、贤惠和一身奇特服饰,成了惠安特别是崇武古城的一道独特的民俗景观。不论是在莆田繁华的街头,东山迷人的海岛,还是在漳浦喧闹的集市上,常常可以看到惠安女们装束奇特的身影。

9.民国早期婚俗拾趣

民俗是一个民族或一定地域的人们,在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方面长期形成的共同习惯,包括衣着、饮食、居住、生产、婚姻、丧葬、节庆、礼仪等方面的规则,也包括好尚、信仰和禁忌等等。有些习俗是中华民族优良传统和美德的体现,有些则是蒙昧落后的封建陋习,例如迷信鬼神、纳妾狎妓、包办婚姻、重男轻女、磕头跪拜等,成为禁锢人们思想的精神枷锁,阻碍着社会的进步。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妇女处于社会最底层,她们的婚姻往往取决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取决于男女两人的生辰八字是否相克。所受压迫比男子更甚,君权、神权、族权之外,还有夫权,而这一切又都渗透于婚姻家庭的习俗之中。旧式婚礼通常有纳采、问名、纳吉、纳征、请期、亲迎等诸多繁文缛节。

西方书的翻译出版、租界和租借地的出现、外国传教士的宣传等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国人的价值观念,冲击着中国传统的生活方式,使风俗习惯和社会风气发生变化。新派人士以资产阶级新道德为武器,积极促进妇女解放,号召中国的妇女也发扬独立的精神,打破封建迷信和旧礼教的束缚,敢于走出家门到社会上做事,去求得自身的解放。

民国二、三十年代,一些贤达志士,尤其是留学生、城市名媛、影星,官宦士绅之家的青年们,开始实行新式婚礼。他们身体力行,成为铲除早婚、卖婚、婚姻专制等社会陋俗、树立社会新风的榜样,使社会上出现了移风易俗的新气象。

然而,这一切,在中国广大的农村地区特别是边远地区,是根本看不到、做不到的。他们依然延续着那千百年来承续不绝的婚姻老习俗。

(一)南方婚俗

在中国漫长的农耕社会中,婚姻是家庭生活的头等大事,它印证着时代的本质内涵,诠释着一个民族的社会价值取向和道德伦理观念。由于中国地域广阔,地理环境、文化传统的差异,使得各地的婚俗亦多不相同。

南方长江中游近岸的一些地方,凡嫁女之家,需等到夜晚才能将花轿送至男家。新人进门后,不举行什么仪式,新娘静坐不语,垂头闭目作羞涩身缩之状,以示处女柔弱纯洁。待与新郎合卺以后,由伴娘将其领入洞房,帮助新娘解脱衣务尽,躺于床上,盖上被子,然后才领新郎入内。

对于新房的布置是很重视的。在前一晚就已经布置完毕,请两名女童手执红烛将新房内照一遍;也有请吹打班子在新房内吹打,以求吉利。新郎须前一夜睡在洞房。新妇娶进家门入了洞房后,仍然需要在新房内驱邪,象征性地向新房四角各射一箭,或手执单刀朝每个角落虚砍一刀,并歌曰:“一砍妖,二砍怪,三砍魔鬼坏脑袋,四砍丧神快离开,笑看麒麟送子来”。更普遍的习俗是在新房内置长明灯。

湖北人结婚的时辰格外早,中午以后就送新娘至夫家,进门后直入洞房,坐在床上双目圆瞪,唯头微伏。到了夜晚该睡觉了,新郎往往不等客人散尽则率先上床,脱光衣服,藏身被中,不使身体外露,且故意将衣服放在另一头,还要将被子伪装一番。新娘不知新郎在何端,见这头没有衣服,想必人也不在这头,于是脱衣在这头躺下,这正中了新郎计谋,新郎窃喜,翻身交颈。

皖中一带乡风淳朴,娶亲当天,待仪式完毕,宾客散去,天色黑了下来,本该夫妻圆房,但却相反,依照婚俗常例,须故意留给新娘一个机会让她逃回娘家去,以此显示该女子不愿出嫁,不想找男人,从而获得贞节的好名声。几天后,新郎偷偷地跑到岳家,岳家则欢迎备至,从此住下来,一直等孩子出生为止,方可欢天喜地携媳妇孩子一同回家。人曰:若女不生育怎么办?难道就永远住在岳家吗?不会的,若一两年不育,则以螟蛉为子,一样地将媳妇领回家。

贵州安化县,在新娘出嫁那天,则召集同村要好女友十人,一起吃酒相庆。然后梳洗打扮,一同到新郎家里,不行婚礼,谈笑如常。男方亦有一群未婚男子,同样在男家吃喝一场。等到晚上,少男倩女们欢聚院中,高唱山歌,一唱一和,颇为热闹喜庆。大半夜过去了,人们散去,新婚夫妇并不能同寝,而是坐以待旦。第二日,新娘就回娘家去了。此后,每逢节日夫妻方可同居,须等新娘怀孕后再回夫家。

广西少数民族自古就有抢亲的婚俗。抢亲就是未婚男子将喜欢的女子抢到自己家结婚成亲。这种习俗,云南有几个少数民族也有。抢亲的原委有所不同:或因男女双方自由恋爱,但女方父母不同意而抢亲。往往是男女私下定好日子,男方邀来伙伴深夜摸进女家,拉着姑娘就跑,姑娘有意高声喊叫父母,以示自己是被人抢走的。或因姑娘有了自己的意中人,而父母又硬要为姑娘选定其他女婿,姑娘则约定意中男子来抢亲。或因男女双方在恋爱过程中立下山盟海誓,但女方中途变心,男子无奈之下实行抢亲,这种抢亲比较强硬,男方趁姑娘外出不备抱起就跑,抢亲到家,一路燃放鞭炮,当即拜堂成婚。

湘、桂、黔边境地区的侗族山寨,也有“抢亲”的习俗。抢亲的前提基本上是男女双方自愿的。男方半夜袭来,将新娘抢上花轿,吹吹打打,鞭炮阵阵,凯旋而归。侗族还有私奔的习俗,当一对恋人遭到任何一方父母反对时,两人便先逃往他处,再托亲友向反对的家长说情。家长见木已成舟也只得承认,于是患难夫妻便回到老家居住。

广西壮族与汉族以及其他民族通婚的现象较为普遍,多由父母包办而成。少数女子则通过打木槽、赶歌圩、对歌等方式恋爱成婚。婚后居住娘家称“坐娘家”,逢年过节才到夫家短住几天。待怀孕生育才到夫家安居。

苗族婚俗与壮族差不多,但青年男女婚前都有比较自由的恋爱权利。通常通过“走寨”交往异性。春节前后的农闲时节,姑娘们为了物色对象便结伴成群去“走寨”,先找亲戚或熟人住下,主动帮助劳动,从而博得村人对她们的好评。愿意上门的男子即和她们攀谈、唱歌,谈情说爱,定下终身。但也必须托媒说亲,征得父母同意才能结婚。苗族男青年上门入赘比较普遍。他们实行同宗不婚、姨表兄妹不婚,不同民族不婚。

瑶族男女青年婚前自由恋爱,征得父母同意后结婚。男子上门入赘的习俗也比较普遍,入赘时由媒人及两个陪郎伴送,不带什么东西,婚礼简朴,第二天回门一趟,第三天即住女家生活了。没有男孩的家庭招婿上门,而有男孩的家庭也招婿上门。有的家庭甚至把男孩全部“外嫁”,而把女儿留在家里招婿上门。在瑶族的婚姻家庭中,比较重视舅权。有姑舅表婚的习俗,姑母之女必须嫁给舅父之子,只有舅父无子或舅父家不要时才能嫁给别人。

福建的惠安,位于泉州市东北沿海,交通闭塞,民风不化,婚姻相沿旧俗。女出嫁后必须回娘家居住,由此开始夫妻分居的生活,直到生了孩子为止。其间,丈夫仅在节日里,如除夕、七月半、中秋等才能与回家的媳妇同居一场。如长时间不孕,女方则要承受家人与世人的讥笑和鄙视。

广东的青年男女年龄达到十几岁就可以谈婚论嫁,以财产、门当户对为条件。婚前男女当事人不许见面,完全听从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在婚姻程序上,男女双方正式缔结婚约须下“聘书”和列明礼物种类及数量的“礼书”,婚前还有“迎亲书”等。新娘上轿前,女佯作不愿出嫁,坐在娘腿上。女儿上轿,母亲哭送,哭词多为祝颂、叮嘱之语。新娘由兄长抱上轿,进轿坐定后,臀部不可随便移动,寓平安稳当。起轿时女家放鞭炮,并用茶叶、米粒撒轿顶,其兄弟送轿,至中途而回。

(二)北方婚俗

民国20年代,山东的西北部都盛行相沿已久的早婚。男孩子们长到七八岁时,父母就给他们订婚了,俗称“娃娃亲”。到十一、二岁时,往往就为其娶亲成家。假使父母疏忽,以至于使孩子到十几岁还没订婚,就会引起邻里讥笑。女孩子一过十五六岁就是该订婚的时候了。订婚的手续并不复杂,媒人征得两家的同意,便请人相命,依据属相、八字看是否相克,若不克方可定亲。然后写两张婚妁,请媒人吃一顿酒席,婚事就算定下了,从此不再改变。双方年龄通常是女的比男的大四、五岁乃至六七岁。据说这样是预备早娶亲早中用,早得子早得继。

结婚后,小丈夫的饮食起居,穿戴玩耍,缝补浆洗,均有媳妇料理,公婆不再操心。问题是新娘正值青春花季含苞欲放之时,虽有小丈夫相伴,但又无异于清守空房,因此这些地方就常生出奸情纠纷来,一村之中翁媳通奸播为丑闻者不断,奸逃私奔者时有发生,甚至引发凶案。由鉴于此,1926年10月12日,山东东昌道署各县知事,特别是莘县汪知事,呈请林省长,要求通令各县革除陋俗。林省长则颁布通令:一、男子逾18岁成丁之年,方准婚娶。二、两性男女结婚,女子年龄不得大于男子五岁。三、女子非16岁以上不准婚嫁等等。

山西一带,婚俗殊异。凡出嫁女儿的家庭,等花轿彩舆出门后,女方父母在家中还有仪式要做。父母先是穿上五色彩衣端坐于堂,像寒蝉禁口似的一语不发,等人把糖块塞入夫妇俩口中,问:“甜么?”答:“甜!”这一仪式寓意女儿到了夫家会得到翁姑的欢心,夫妻亦会甜蜜。此仪式若无父则母代之;若无母则兄弟姊妹代之。

丹徒县一带有“打喜”的习俗。凡娶妻超过一年而没有生育的媳妇,到了新年期间,村中一些小青年趁新妇不备,拉到土地庙中,扑打嬉闹,尽管摸挠新妇身体各处亦不生气,不雅之语也只能嬉笑了之,这就叫做“打喜”,人们相信打喜后的新妇会有喜的。如果新妇和丈夫是一起走在街上,那就连丈夫一起拉去打喜。

宝山一带,有女方索礼的习俗。嫁女之家将女儿打扮完毕,在家等候男方花轿前来迎娶。等花轿进门,女方借故不让新娘上轿,而是将事先捉好的鸡缚放轿中,打发花轿抬回。如果轿中不置活物,空轿而归,则是大不吉利。夫家初次迎娶接不到新人,并不着急,乃加备厚礼,遣轿再迎,定会功成而归。

兰州一带的婚俗讲究门当户对。婚事全凭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一般男方托媒人提单瓶酒去女方家说亲,女家若同意则喝其酒,否则不开瓶口退回。有的女方家招待媒人一顿长面,否则就是不同意。一旦同意就选吉日订婚,媒人领求婚者,带上衣服或布料、点心、连瓶酒去女方家。女方家请来至亲盛情招待,喝完连瓶酒就算订了婚。结婚前,男方要下彩礼,俗叫“下酒”,即备好衣物、礼钱、酒肉送到女家。结婚时,嫁女离开娘家门要哭,否则会被人耻笑。女出门时要手拿一把筷子,转身抛在地上,表示不带走娘家的钱财。

中原一些地区,男子娶亲时,要准备几十公斤的猪肉给女方送去,此肉称为“礼肉”或“离娘肉”,这是数十种彩礼中必不可少的一种。女家的外祖母、姨、舅、叔、伯、爷等亲属,都可分到一份礼肉。新娘的嫁妆除衣物、被褥、家具外,还有一种必备的“随身饭”。若带随身饺子,其数量应与新娘的年龄相等。娶亲必须在午夜进行,而且把娶亲的时辰看得很重要,夜间12点举行婚礼也是次日的零点,占了双日子,寓意夫妻双方和睦吉祥。次日新娘下厨做面条,民间称为“三天试刀”。试刀时婆婆、嫂嫂、小姑们簇拥观看指指点点,令新娘羞羞答答。

虽然1902年2月1日颁布准满汉通婚上谕,但满、汉两族在长期的婚姻实践中并未接受下来。满族婚姻重门第轻贫富,男女青年的婚姻由父母包办。婚姻程序从“问门户”即了解男方家庭状况揭开序幕。当女方有了订婚意向时,则接受男方送的定情信物称“小定”。正式的订婚称“放定”,男方在宗族亲友陪同下来到女家,族长致辞求婚,女方族长答之,联姻关系正式确立。娶亲在午夜进行,新娘进门与新郎拜天地,新郎用秤杆挑下新娘的盖头,放在院中的帐篷顶上。新婚之夜,帐篷内点一对蜡烛,彻夜不熄。外面由一人或多人唱喜歌,谓之“响房”。莅晨,新夫妇祭祖,婚姻仪式结束。

10.集团婚礼开新生活之先

(一)“新生活运动”

蒋介石把司令部迁到南昌时,看到城镇及农村民众衣衫褴褛、生活颓丧不堪,还看到一个不到十岁的男孩正在街上抽烟,颇为吃惊。他从车上下来,去见小孩父母,批评他们放纵自己的孩子。1834年初,蒋介石在蓝衣社领导人的一次会议上就此发表讲话,他说:“必须把我们的革命精神灌输给全国人民,使他们相信我们”。他认为,这种有害身心的习惯使中国人不断落后。他们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行为规范。

1934年2月19日,蒋介石在南昌举行五万人的群众大会。他讲述了那个抽烟男孩的故事,演讲了《新生活运动之要义》,他说,大家应特别注意“礼义廉耻”。礼,即是思维的标准方式;义,即是正确的处世原则;廉,即是辨别事物的清醒认识,特别是指在个人的和政治的生活中要诚实无欺;耻,即是道德荣誉感。他号召全中国人民发起“新生活运动”。

大会当晚,群众热情很高,举行了提灯游行。几天后,数千南昌市民在街上游行,高举五颜六色的旗帜,抬着龙和闪光的宝塔,上面写着标语:“不要随地吐痰”;“卫生能防止疾病”;“消灭苍蝇老鼠,它们传播疾病”;“禁止吃喝嫖赌”等等。

上海、南京、重庆、广州、成都等全国大中城市迅速响应,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新生活运动”在全国推行开来。各级地方政府在公民中进行道德方面的教育,要求承继优良传统,遵守道德规范,吸收西方近代道德文明,把“礼义廉耻”(四维)结合到日常的“食衣住行”各方面。新生活不仅是表面的市容清洁、谨守秩序,而是“要改革社会,要复兴一个国家和民族”。

蒋介石理想化地希望“新生活运动”能使人民改头换面,具备“国民道德”和“国民知识”,从根本上革除陋习。蒋在南昌先后召集了200批学生,让他们先接受训练,然后派他们到各地进行“新生活”的演讲,大量印刷宣传小册子。仅南京一地就建立了13个演讲站。民间团体或宗教团体也被动员起来,以便尽可能广泛地散发这些印刷品。

国民政府在蒋介石《新生活运动之要义》的基础上,又补充了八项价值标准,作为指导人民生活的原则:即把昨天看作死亡,把今天看作新生,让我们抛弃昨天的耻辱,建设一个新的民族;让我们承担起民族复兴的重任;我们必须遵守纪律,保持信义、诚实和廉耻;我们的吃穿住行要简单、规矩、朴素和整洁;我们要有意识地面对困难,为勤俭节约而努力;我们要有作为市民的适当的知识和正直诚实的道德;我们行动要前,迅速果断;我们必须按照我们的诺言去做,即使在未许诺言的情况下也要有所作为。

蒋介石并不满足于八个原则,他又宣布了日常行为的95条准则,事无巨细,面面俱到。他教导说:穿衣要快,站立要直,吃饭时不要说话。如果我们想有一个根植于礼义廉耻的新生活,我们就必须从不随地吐痰开始;如果我们要复兴民族,报仇雪耻,那么我们不需要谈论枪炮,而是首先必须从用冷水洗脸谈起。由此“新生活运动”很快发展成了一场重整道德、改变社会风气、振兴国民精神的声势浩大的公民教育运动。

上海、南京等地政府部门下发了禁止妇女奇装异服的通令,要求妇女团体和大中专院校率先执行,并到大街小巷张贴标语进行宣传;重庆、成都等地还明确制定了妇女奇装异服的标准,如旗袍不准开衩“至臀下”,短裙不得“短至脚面半尺”,以此“恢复归全礼义廉耻”,而“厚民德、崇国体”。

推行新生活运动,涉及民众生活的各个方面,当然也要整顿机关作风。那时中央机关普遍人浮于事,高中级的官员上班迟到,每天只是来应个卯就去灯红酒绿的歌舞场中。真正在那里办公的就是一些无权无势的小职员。蒋介石曾亲自打电话抽查考勤。

但是,这场运动的背景是数千年来根深蒂固的生活习惯和贫穷的广大众民,再加上推行的方法不够得当,所以并未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冯玉祥将军批评说:“这些年来,年年到了新生活纪念日都要开会的,其实,新生活是说着骗人的,比如新生活不准打牌,但只有听见说蒋介石来了,才把麻将牌收到抽屉里;听见说蒋介石走了,马上就打起麻将来。又如新生活不准大吃大喝,普通人吃一桌饭只花8块钱,蒋介石左右的大官吃一桌饭约60元。不但大官是这样奢侈,大官的女人、奴才也是这样。……事实证明是什么?政治是腐败的,军事是无能到极点,经济是贪污到极点,文化是摧毁到极点。实行新生活会有这个样子?”

国民政府在内忧外困的窘迫时刻,不遗余力地发起这场全民运动,有振民风、定江山、御外侮的现实需要,也确实收到了一定的成效。直到1949年蒋介石败退大陆,这场“新生活运动”才告结束。

(二)“集团结婚”开新风

国民政府倡导“新生活运动”,首先把“集团结婚”纳入其中,并以行政手段加以组织推广。上海是首开集团结婚之风气的城市。

1935年2月7日,上海市社会局在申城各大报纸公布了以“简单、经济、庄严”为宗旨的集团结婚办法。其中规定:凡本市市民举行婚礼,须申请参加集团结婚礼,集团结婚每月第一个星期三在市府大礼堂举行,由市长、社会局局长证婚;参加者应向社会局申请核准,并缴费20元;市政府印发结婚证书书及纪念品;婚礼不用嫔相。并说这是开上海一代新风,体现新生活意义,既节约又隆重。

4月2日,组委会特地在市府大礼堂进行了集团结婚礼演习,市长吴铁城亲临现场督导并作了报告。他指出:中国旧礼节太烦琐,婚丧喜庆挥霍浪费都太大,本市政府有鉴于此,特提倡集团结婚。

1935年4月3日下午,“第一届新生活集团结婚”在江湾市政府大礼堂举行。市政府派出了专车到大世界及宝山路,把新人和家长迎来市府,每辆车坐一对新人,六十余辆车浩浩荡荡行驶在大街上,行人夹道观看,道路为之堵塞。进入市府后,入楼下膳厅休息,新人重新打扮修饰。

市长吴铁城,社会局局长吴醒亚担当证婚人并出席婚礼。有七百多市民做嘉宾。证婚人及全体职员一律穿蓝袍黑马褂,结婚人着规定服装,胸间佩戴红底金字的“结婚人”飘带。

下午三时,在军乐队进行曲伴奏下,57对身穿蓝袍黑褂的新郎和衣着粉红软缎旗袍、头披白纱、手持鲜花的新娘,缓缓步入礼堂,分列两行。紧接着,由司仪宣告双方姓名,每两对一次,依序登台。接下来进行的是“三鞠躬”,先向孙中山先生遗像三鞠躬,再双方对立二鞠躬,最后向证婚人三鞠躬。然后,由证婚人授赠结婚证书和纪念品,并致证婚辞。礼毕,新郎新娘在音乐声中步出礼堂,来到广场摄影留念。

不料,正在婚礼喜庆庄严地进行时,忽然传来一位女人的哭声:一个面容憔悴的中年妇女,一边哭,一边指着新人中的一个中年男子说:“你不能遗弃我们娘儿俩,你这是重婚!”说罢,她向新人的队伍跑去,她身旁一个五六岁的女孩也哭了起来。喜堂一时乱了起来。社会局局长吴醒亚大声喊:“来人把她们拖出去!”

原来,这中年妇女从乡下而来,她的这位丈夫是某机关的一个科长,又爱上一年轻的女教师。他隐瞒婚姻事实,参加集团结婚登记。前妻闻讯后,携女赶到这里,上演了这一插曲。

集团婚礼礼毕,57对新人还有56对。

夜幕降临,市府门前广场上,华灯齐放,千余人争相看这些新人的风采。军乐声中,56对新人随着手提纱灯的工作人员,列队陆续走出来,蓝袍黑褂,雪白婚纱,与彩灯相辉映,引来观众喝彩声。他们花20元钱即搞定了人生大事,还换得了不尽的荣光,个个脸上不满了笑意。

上海首届集团结婚后,一时要求参加者甚众。亦引起全国各大城市如南京、杭州、芜湖、北平、天津等地纷纷仿办。1935年浙江布施院举办集团成婚,院长沈尔乔主婚,郁达夫曾写白话词《西江月》以贺:“旧日章台弱柳,今日南国佳人。鸳鸯乱点谱翻新,太守名乔姓沈。红烛西行几对,春宵一刻令爱。婚姻何须定条陈,缛礼繁文好省。”

集团结婚的推广,是对中国传统婚礼的又一个冲击。在这一婚俗变革中,国民政府作为国家力量介入其中,通过婚礼而将其意识观念渗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让参加的受众真切感受到国家的存在,进而认同国家的权威。孰知,正当集团结婚这一新式婚仪在全国不断发展之际,抗日战争爆发了,集团结婚被迫中断。然而,在广大的大后方如湖南、四川等地,由于新生活运动仍在继续推行,故此项活动不仅没有中止,反而有了进一步的发展。l943年12月31日,国民政府内政部在致各省市函中要求:“将办理集团结婚经过情形报部备查”。

抗日战争胜利后,各地再次掀起了举办集团结婚的热潮。1945年12月25日,上海市社会局举办了抗战胜利后第一届集团结婚,定名为“胜利纪念集团结婚”。到了1947年1月16日,内政部致函各省市,要求报告1946年办理集团结婚的经过。结果,未举办集团结婚的只有河北、青海两省。

新式婚礼已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支持,传统婚仪在婚姻革命中经历着前所未有的涤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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