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年9月转入市中心的西一路小学上学到1959年升入初中，这一时段，整个中国可以用“热火朝天”来形容。
那就从1958年说起——
这一年的5月，在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代表们一致先鼓掌后举手地通过了一项重大决议，即，确立了“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这条总路线的提出，标志着创意于1952年、确立于1954年的那条“过渡时期总路线”已经比预计的时间提前10年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而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将在新的总路线指引下阔步前进了。当时为这条新的总路线确立的基本点是：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本书作者注：这两种所有制都是在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资本主义所有制进行改造——农业的合作化运动和城市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运动——之后诞生的）；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和无产阶级的国际团结；在继续完成经济战线、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的同时，开展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通过这些，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这是一幅多么美好的远景规划啊！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我想，大概很少有人能记住这条总路线的基本点了（我也是从史料上抄来的）。但是，如果要问社会主义总路线的主题精神是什么，从那个时代过来的人都会一口答上来：“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
比这十九个字更简短、更煽情的三个字是“大跃进”。这三个字后来就成了那个时代的代名词。提起“五八年”，马上就会有人接上一句“大跃进”。
现在的年轻人会问：什么叫“大跃进”呀？
政治家的解释是政治家的本事，我是个写书讲故事的人，这一行讲究用形象说话。见过体育赛场上的“跳高”么？跃进就像跳高：身子腾空而起，一跃而越过新的高度。
但那是竞技运动，是表演。时间也就是几秒、十几秒的事。一旦这几秒十几秒结束，运动员就会大汗淋漓地大喘气。而为了实现这几秒十几秒的跨越，他们曾付出过多少青春的汗水甚至“热血“呀！
搞经济建设能用这种方式么？特别是像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又积贫积弱的大国、穷国，能这么整么？
当时中国的人口是6亿。毛主席诗曰“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
6亿多“舜尧”在“总路线”的鼓舞下，瞬间就进入了“激情燃烧的岁月”。
那时最流行的口号是“一天等于20年”。也就是说，我们一天就能干完20年的事；报纸上的宣传更邪乎：“一夜跨入共产主义”；满“世界”到处都可以看到的四个大字是：“超英赶美”。怎么超？怎么赶？明确的解答就是“两年超过英国，三年赶上美国”。一首民歌震撼全国，成为那个时代几乎与《东方红》齐名的革命经典。那歌曰：“天上没有玉皇，地上没有龙王。我就是玉皇，我就是龙王。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
神话吧？
如果仅仅是舆论上的神话，观者听者一笑了之也没啥，可怕的是在这个神话舆论的鼓噪下，整个中国的经济建设、社会结构顿时陷入了癫狂的状态。
仿佛就在一夜之间，中国最贫穷的农村一步就跨进了共产主义。因为，刚刚组建不久的农业合作社齐刷刷地变成了“一大二公”的“人民公社”，这不正是马克思老人家描绘的共产主义么？
随着“人民公社”的“千树万树梨花开”，这个时代就被命名为“三面红旗”时代。
三面红旗就是：“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那时在庆祝游行的队列中，在大大小小的会议上，在城市、乡村、高山、大河……总之是所有人迹所至，目光所及的地方，这三面红旗不管是从嘴里喊出来，还是笔下写出来，后面都要带两个字：“万岁”！
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三个“万岁爷”不仅没有“万岁”而且连“幼儿园”都没进就夭折了！
但是，由这“三位爷”引发的浮夸风、共产风、吹牛撒谎风却一直在明处或暗处蔓延，祸及党风、民风、社会风气，并且是“贻患无穷”！
1982年出版的《简明社会科学词典》上，对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有一个比较“温柔”的评价：“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迫切要求改变我国经济文化落后状况的普遍愿望，但是却忽略了客观的经济规律。”
我基本同意这个评价，但我还是觉得上帝说得好。上帝说：原谅他们吧，他们不懂！
不是忽略，而是“不懂”！
真正懂得并明确提出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要树立“科学发展观”的，是最近几年的事。
说到这，有人会骂：就你小子能行，那时你懂什么？
骂得好，也问得好！那时连大人、伟人、官人都在“事中迷”了，我这个只有“部分民事能力”的小屁孩懂个屁吔！
要“超英赶美”就要大炼钢铁，城市要“以钢为纲”。于是一个声势浩大的全民大炼钢铁运动就在城市中掀起狂潮（农村是“以粮为纲”，于是农村的粮食就神话般的疯长，连贫瘠的高原地带青海省的粮食亩产也突破了万斤大关）。小学生也要投入到大炼钢铁中去。于是我们就到处跑着捡拾废钢烂铁，实在连一截废铁丝都捡不到了，就哭着闹着缠家长，把家里的铁器拿出来上缴。铁锅、铁盆、门锁、门鼻儿……家长们也难肠，他们也有任务啊！于是，几乎家家都是“户无寸钉、手无寸铁”。
好在那时社会治安状况尚好，门鼻门锁没有了，离家时找根细绳门上一挽也少有入户行窃之事。那时没有防盗门，如有，谁家的也保不住，全得扔进炼钢炉回炉。
我们就在学校的操场上挖坑、和泥、砌砖，盘出土“炼钢炉”，把捡的、捐的废铁扔进去，点火，拉着风箱“噗嗒噗嗒”地吹，撅着屁股“吭哧吭哧”地用大扇子扇。火焰升起来了，钢水流出来了，我们就敲锣打鼓地向学校报喜，向公社（那时城里的街道也改成了“人民公社”）送大红捷报。
我也写过捷报，内容记不住，反正是两字：吹牛！
我还接受过《少年先锋报》记者的来访，说的啥也早忘了，反正还是两字：吹牛！
不是已经进入了“共产主义”了吗，共产主义的特征就是：坐车不买票，吃饭不掏钱嘛。于是街道公社就办起了公共食堂，谁想吃就来放开肚皮咥！这种食堂我进过多回，反正不吃白不吃，吃了也白吃。现今有个被社会公认的流行语叫“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说这话的肯定没经过“大跃进”时代，那时可到处都是“免费的午餐”啊！
可惜，这种局面没维持多久，好像不到一年就塌火了！
但是，由此而产生的一个词却长久地传承了下来：“吃大锅饭”或“大锅饭”。这个词就成了形容那些工作不负责任、混日子、糟蹋公物的常用语：“你以为这是吃大锅饭呀？”“管它哩，反正这是吃大锅饭哩！”
那个时代兴的是大哄大嗡，我也跟着瞎起哄。
那个时代兴吃大锅饭，我也跟着“吃白食”。
那个时代还兴全民写诗，那我就更是跟上凑热闹了。本来就爱诗嘛，本来就是被老师和同学们吹捧的“小才子”、“大聪明”嘛。
那时我在黑板报上、墙报上“发表”了多少吹牛的诗（其实多是顺口溜）？早忘干净了。记住了也拿不出手。不过，有几首我倒是记到日记本上了。一首是讽刺“美帝”的：在报上看到“美帝”给小狗加封硕士头衔，觉得怪异，便写了首诗。诗曰：“自由世界太荒唐，硕士封到狗头上。来年全国再选举，总统该让小狗当。”
还有一首是写在兴庆宫公园的。1958年之前，国家为支援大西北开发，决定将上海交通大学一部分迁到西安。西安市政府大喜过望，为了给这座中国数一数二的名牌大学落户西安创造一个好的环境，在已选定的校址对面、历史上的李唐王朝太子们念书的兴庆宫旧址上修建一座西安最大的公园，取名兴庆公园（现在已添上了“宫”字）。政府号召全市人民到公园参加义务劳动。刚好我在社会路住的那个院子那段时间改成了西安市绿化队。绿化队的主要任务是为城市种树，兴庆公园的绿化自然是他们的首要任务了。队里有个比我大不了几岁的青年工人和我处得很好。一个星期天，那小伙用三轮车拉上我和栽树用的镢头铁锨到了公园。他们在公园栽树，我在已栽上树的土山上“观光”。土山下面，义务劳动者们正在热火朝天地在一个已定名为“兴庆湖”的地方挖土。于是我就来了灵感，写了一首小诗：
为开新湖战犹酣，
来日碧湖水潺潺。
柳荫深处上小舟，
一篙划入梦江南。
我把这诗给了拉我来的那个小伙子。小伙惊喜地说：“喂，没看出来，小兄弟还是个大诗人吔！”
小伙把诗推荐给队上编《战地通讯》（油印小传单）的宣传干事。宣传干事把诗刻印在《战地通讯》上。稿酬嘛？嘿嘿，一支红蓝铅笔。
现在想想，其实这应算我的“处女作”是吧？那传单虽小，也是在工地上对公众散发的读物嘛。
那个年月我是迷三倒四地跟着打过哄哄（如当今的“发烧友”或追星族），如今已步入老境的我有点清醒了。想说的是：大到一个国家，中到一个团体，小到一个人，要想干成一番事业，没有激情是不行的，但只有激情压根就不懂规律那是万万不行的！明知万万不行却要硬着头皮生整蛮干那将是贻患无穷的！眼见得已经贻患无穷了却不停地用谎言粉饰谬误，并且不许别人“长叹三两声”，那会怎样？
——人间无语。上帝无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