娘领我走出桃园新村后并未远走，只是向东走了不到二里路就进了一个叫小农村的地方。
好像是去年，要不就是前年，我和老妻坐车经过东新街十字，老妻指着车窗外一片房屋倒塌的废墟叹道：“唉，小农村……这可是我出生的地方啊！”
“唉……”我也跟着叹了口气，“这是我到西安后的又一个落脚点啊！”
妻愣了一下，随即点头：“好像听你说过。哎，你那时咋不来找俺呢？俺家是这儿的老户，俺爷还是这一片的人民代表呢！你要找俺，俺一准能给你娘俩帮上忙！”
我瞥了她一眼，说：“说你傻你还真要把冒傻气进行到底啊？我到西安时不到七岁，你多大？怕是还穿开裆裤哩吧？给俺帮忙？嘁……”
妻扭头看了看中巴车上的人，小声嗔怨道：“你说的那是啥话？谁穿开裆裤？你才比俺大两岁……”
我没接她的茬，我从横挂在废墟上的大红条幅上已经看到，这里是在进行棚户区改造的拆迁，心想，这地方是该拆迁了……小农村不是农村，是距城市主干道解放路不足百米的一条小巷。这小巷长不过五百米，却密密麻麻隔壁子对门子地排满了几十个小院，院子都不大，院内也就是三两间平房。那平房多是砖混结构，青砖灰瓦，连小巷那宽不过五米的道路也是用碎砖砌的。这架势显然比桃园新村“高档”多了，有点像我老家县城里的风景。不过，这风景不知经过多少年的烟熏火燎已变得灰暗而苍凉，由此也可以看出，住在这里的仍然是城市贫民，这里还是个贫民部落。
让初来乍到的我和娘感到惊奇的是，这里的人多数头上都戴着个平顶没檐的白帽子，模样也有点怪怪的：深眼窝，高鼻梁，面色白里透红……这模样让我想到我们县城天主教堂里的洋人。可这里怎么会有这么多洋人呢？直到后来娶了个在这里出生的女人做妻我才彻底弄明白了：小农村住的多数都是信奉伊斯兰教的回民，也叫“回回”。伊斯兰教起源于阿拉伯半岛，公元七世纪（大概还是唐朝吧）伊斯兰教传入中国，传经布教者自然也是阿拉伯人。
虽然历史已经过去了千余年，但血脉传承，正宗的回民依然有点像阿拉伯人。后来我还知道，西安的回回主要有两股，一股聚集在西大街的大皮院、庙后街一带，这一带也被称为回民坊，人就称“坊上人”，或“西头的”；另一股住得比较分散，城内的小农村，道北的童家巷，城东的三官庙巷、八仙庵一带，俗称“东头的”。“东头的”多数是为躲避中原战乱和水患蝗灾从河南流落到西安的。于是也被称为“河南老表”。而“西头的”则是西安老户。所以，西头人说的是陕西话，但不纯正，只能说是以陕西方言为基调的坊上话（老实说，比陕西土话好听，干攒利气，又颇有韵味）。“东头的”则一律说河南话，基本上是以开封府话为基调，也好听，婉转灵动。不信你找“东头的”和“西头的”“回回”谝谝。
小农村最亮的风景是距巷口不远的一座公共厕所，那时叫“官茅房”。这“官”字其实就是“公共”和“公家”的意思。官茅房应当是新社会才修的，青砖红瓦，比巷子里住户的房子漂亮。不过，据在这里长大的妻说：“那时候，官茅房的粪坑里，常常会发现有死孩子（弃婴），怪瘆人的！”
小农村住的不完全是回回，小农村也不完全是小门小户。这小巷是南北走向，从北口进来向南走到头却形成了一个“丁”字形，而横着的这一道向西通到尚德路，向东不出二十米就被一道墙堵住了，墙的那边就是西安人都知道的游艺市场。“游艺市场”，光听这名字就够诱惑人的了。对，这里从旧社会就是西安市民休闲娱乐的场所，里面有说书的，唱曲的，耍把戏的，撂地摊的，还有卖各种各样小吃的，有茶社还有妓院……如今这市场早已“荡”然无存了。
现在还是说我和娘到小农村的故事吧。
小农村的那条横巷其实只有两个院子（也许是三个，记不准了），院子门朝南开，娘领着我进的是最里面的那个院子。嗬，那院门可排场了！雕花门楼，黑漆大门，门口还蹲着两只狮子——石头的。一进院门就是一面又高又大的雕着龙凤图案的影壁墙。我站在影壁墙前扯了扯娘的衣角，怯怯地问：“娘，咱上这儿治啥？”（治啥，苏北话：干啥。）娘是见过世面的人，娘拉着我的手说：“甭吱声，跟娘进去。”
绕过影壁墙，见院子东、西、北三面都是木楼，连在一起成“冂”形，这样的楼我在老家县城也见过，只是没有这么精致、气派，连栏杆上都雕着花纹。我知道这一定是个有钱的大户人家，心里越发犯憷，心想：我和娘，一个像小叫花子，一个是乡下小脚女人，闯到这高门大院，要是人家放条狗出来，那狗非扑俺娘俩不可。于是再次怯怯地对娘说：“娘，咱走吧？我怕！”
娘幽幽地叹息一声：“三啊，咱上哪走呀？”说着就弯下腰准备抱我。就在这时，一个穿着旗袍的中年女人走了过来，笑眯眯地问娘找谁，娘说了一个人的名字，并称那女人为“太太”。“太太”笑了笑，回身指着北楼旁的一个过道说：“他住在二楼，你从这过去。楼梯陡，你娘俩小心点噢！”
咦，这位穿旗袍的阔太太咋这么和气？忽然我就想起了，在老家县城里住的时候，娘不是也常被人叫“太太”么？不过，娘没穿过旗袍。又想：娘要穿上旗袍是啥样？不会比这位太太差。可惜娘是小脚，穿旗袍怕是走不好路。我从小不爱说话，越是不爱说话的人脑瓜子越爱琢磨事儿。
上到二楼我就有点发蒙：这么气势的庭院、花楼，楼道上竟然堆满了破破烂烂的杂物，废纸片，破麻袋，烂草帘子，废铁丝……总之是没有一样正经东西。娘不说我也能看出来，娘领我来找的这家人跟桃园新村那家一样，是捡破烂的。捡破烂的怎么会住在这么阔气的院子里？
这事我后来弄明白了。
这院子是位资本家的住宅，这位资本家姓孙，在当时很有钱也很有名（可惜我现在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在小农村西口的尚德路上开了工厂，叫“利民米厂”。资本家有钱当然就住楼房了。
其实弄清了这家主人的身份，我不说你也能明白其中原因了：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就是以推翻剥削阶级、解放劳苦大众为宗旨的，资本家和地主一样都是剥削阶级嘛。虽然，新中国成立后一时半会还没有顾上收拾资本家，但孙老板是个精明的人，他知道他的工厂甚至他的豪宅乃至他的人迟早会被“改造”。于是他未雨绸缪，先行一步，将自己的私宅腾出一块，租给穷人，讨好穷人，巴结政府，尽量争取做个“开明资本家”。这也不失为明智之举。果然，到了1956年，像利民米厂老板这样的民族资本家就被“敲锣打鼓地送进坟墓”了——这句话是当时报纸上的大标题。
说到这儿，也许好奇心重的人会问：“你家是怎么被划成地主的？”我说，你别问，我也说不清。我知道的就是我爷爷一年四季都是三更半夜起床，背着个粪筐在村前的官道上拾大粪；我爹在南京上过师范，毕业后就在家乡当教书匠。我爹在苏北一带也算个名士，主要是他文章写得好。还有一点，他教学教的是英语和化学。英语叽里呱啦的一般人听不懂，化学稀奇古怪的农民用不上。所以这位教英语、化学的教书匠就成了神秘人物。神秘就容易出名嘛，出名就容易招祸嘛，所以，我爹就被政府抓进了大牢。我爹在我的记忆中很模糊，只是个影子。那影子瘦瘦长长，穿着一身白色的大褂儿，再没啥了。
前面我那段凭猜想解读孙老板的文字，我老妻看了不以为然。她说：“才不是呢！啥叫讨好？孙家一家人一贯对穷人都很好。小农村住的都是穷人，有几家没得过孙家的接济？孙太太和我奶奶关系好，俩人常在一块拉家常呢。”
我摆手制止了妻的演说：“打住，打住。你这人就是没文化，胆子大！资本家嘛……”
“资本家咋啦？资本家也是人，是人就有好有坏。你是比我有文化，可就是不敢说真话！哼……”
老妻说完扭身走了，可我的思路却被她搅乱了！
哎，刚才说到哪儿了？
对，就说我娘俩上到楼上，先见到那满楼道的破烂，然后就见到了捡破烂的老乡一家三口。
当娘把攥在手里的纸条递给男主人并自报家门后，我又一次看到了“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场景（第一次是在桃园新村）。
老乡把堆放在楼道上的破烂移到楼下的墙角，仔细地清扫了大约两米宽的楼道，上面铺了一层麦草，麦草上再铺一张草席，说他们一家就住到这儿，让我娘俩住到那间七八平方米的阁楼里。娘说啥也不答应，说她喜欢敞亮，俺娘俩就住楼道，不然俺就走。老乡见拗不过俺娘，便泪眼巴巴地说：“大嫂……你看……这叫俺心里咋过得去……”
其实那楼道挺好，上面有顶，边上有雕花木栏杆，草席下面垫着软软和和的麦草。天也暖和了，躺在这儿晚上还能看看月亮，数数星星，真不孬！
那天吃完饭，娘和老乡正“拉呱”（老家人把聊天叫拉呱），楼梯响，上来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双手端着一只大碗。那小孩对老乡说：“俺妈让送的。你家来了客……”
那是一碗冒着热气的馄饨，那小男孩是孙家的小儿子小杰。
不几天小杰就和我混熟了。小杰领着我到外头玩，孙太太就叮嘱儿子：“别把弟弟领丢了！”小杰就笑：“嘿嘿，谁是弟弟呀？他还比我大半岁哩！是不是毛三哥？”
我和娘就在这家住了下来。
到这时我应当七岁多了。我是娘的“老生子”，娘生我时已经38岁了。娘到这时应当是45岁，虽然缠着裹脚，穿着大襟衫子，一副村妇打扮，但清瘦的脸庞上仍不失端庄秀气。孙太太是明眼人，她大概猜出娘的出身了，便常找娘闲聊。娘便央求她能给自己找个活干。娘的条件很低，娘说：“只要能让俺娘俩有口饭吃就中。”孙太太先是把自己家里的一些旧衣服拿来让娘洗洗缝缝，完了就给些工钱，后来，就给娘找了个工作：到一墙之隔的电业管理局去给一位大干部家当佣人。
后来我想过，孙太太之所以介绍一个相处没多久的乡下女人去机关给大干部当佣人，大概是因了一件不大不小的事。
那天，娘正给孙家洗衣服，忽然喊正在院子玩耍的我过来。我过来问娘啥事，娘手里拿着一枚很小的金戒指对我说：“三儿呀，快去给你孙婶送去，是她落在这件衣裳里的。”
我拉上小杰到楼上找到孙太太，把戒指还给她。孙太太笑着说：“哎哟，你娘也太小心了。这小东西就留着呗，不值啥钱。”
孙太太说这不值钱，可对于俺这逃难的乡下人，那可值钱大了！
娘在我刚能听懂人话的时候就教导我：“咱人穷志不短，一辈子冻死迎风站，饿死不偷人！”
娘在电业局那家大概当了半年多女佣，后来也不知道是她自己不干了还是被人家辞了，反正是回来了。娘把那家女主人叫“关太太”，是官的太太还是姓关的太太，我也不知道。娘只说，那关太太脾气太大了。
我没见过那位“关太太”可我却领教过“官太太”住的那个机关大院的森煞。那天我去找娘，刚走到那座排场得像衙门似的大院门口，里面就冲出一个人来，问都不问一声就吆喝道：“哪来的小叫花子，跑这来要饭。没看这是啥地方，啊？去去去……”（去：读“气”）气得我掉头就走。
娘以后就一直给人家干些缝缝洗洗的零活，有孙太太帮忙揽活，日子还能过下去。到天凉了，孙太太从外头叫了个木匠，把我们住的那段楼道做了封闭，改成了一间狭窄的小房子。那房子只能放一张席，而这对我娘俩就足够了，因为我们真的是“一无所有”。
但是，对于我，一个从苏北农村漂泊而来的孩子，小农村真的是我此生一个重要的“驿站”。
我跟着小杰在街市上疯跑，（小杰把这叫“浪”），每次叫我出去都说：“毛三哥，咱浪走。”我们几乎浪遍了城东北片的所有街巷。解放路、火车站、中山门、皇城、游艺市场、鸭子坑、民乐园、大差市……小杰还拉着我爬过城墙，钻过城墙外的树林子。林子里散布着用树枝和茅草搭起的窝棚，城墙根部有被人挖出的洞穴。小杰说，住在这里的都是要饭的可怜人……那时，这一片足可以用荒凉破败来形容。从火车站沿解放路向南到大差市，甚至到和平门，路的东侧还有不少是庄稼地，像模像样的房舍没有几处，草屋茅舍地窨子随处可见。解放路上最多的是架子车、三轮车和马车，偶尔有辆汽车过来，路人就会驻足“瞻仰”。因为那时咱中国还不会造汽车、街上跑的汽车不是美国佬的就是“老毛子”——俄国佬的。但是，这一切对我来说还是大开眼界、大饱眼福的事。这西安城咋就这么大？这城墙咋就这么高，这么厚？这民乐园，游艺市场咋就这么热闹啊！
小杰告诉我：“知道不？西安是皇上住的地方。皇上知道不？是世上最大的官，最歪的人！歪就是厉害。皇上想杀谁，咔嚓，一刀就把人头割下来了。狗日的皇上，恶得很！”
我不知道西安是皇上住的地方，但我知道皇上是最厉害的人。在老家县城那个大棚子剧场里，我看过不少老戏，老戏上穿黄袍的就是皇上。
我当然不会总跟着这个小公子疯浪，娘没文化，可爹却是位教书先生，娘从爹那里知道人要读书上学的道理。小杰在领我浪了半年后就上学了，他的哥哥、姐姐都上了好几年学了。我也想上学，可娘没钱，我们又没户口。进不了学堂，娘就让我跟小杰他们学着点，娘在这句话上用了个她平生最厌恶的字叫“偷”，说：“偷着学点。”说这句话时，娘眼眶里噙着泪水。
其实我不用“偷”，小杰他们做作业时就会主动叫我“陪读”。别看我少言寡语，脑袋瓜子却不缺弦。小杰他们教我认字，一个字只要让我在地上划拉两遍，保准会记住。这情形被孙太太发现了，孙太太对我娘说：“大嫂呀，你这儿子可灵性了！比俺那几个都强多了。”孙太太安慰娘说：“现在是穷，是苦，挣扎些大嫂，等这孩子长大了，日子会好起来的。”
孙太太把她家孩子看过的“娃娃书”，用过的课本送给我，让我自己学习。
又是半年之后（应当是1953年了），有一天，我趴在楼梯上用粉笔写字。小杰过来瞅了一眼，一惊一乍地说：“毛三哥，你厉害呀！比我写得好啊！你……你……你是蔫驴踢死人呀！”
可我还是上不了学……
我真正进学堂是1953年9月，按年头算，已经9岁了。不过因为生月小，加上娘分不清阳历和阴历的换算，给学校说我是1945年出生的，两头一对付，我就成了8岁入学。
我知道我能上学是因为我娘说过：“你爹在蹲监时就托人给我捎话，说再穷再苦也不能耽搁三儿上学……”娘虽然靠缝缝洗洗挣不了几个钱，还是央求孙太太帮忙给我在乡下找了个学校，那里可以不要户口。
我进的第一个学校在城东十里开外的胡家庙，叫“胡家庙小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