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胡家庙是啥样子，我不说你也清楚。别的不说，仅就两个市场一个医院就够它名满长安了。两个市场一个是康复路批发市场，一个是轻工批发市场；一个医院是第四军医大学附属西京医院（市民习惯称之为“四医大”或“军大”）。凡在西安生活的人，谁敢说没去过这三个地方？就算你是达官贵人，不去两个市场买东西，你敢说你没进过四医大么？谁也不敢，因为那是西安乃至全陕西最顶尖的医院。
可我上学那会儿，这一带却是一片荒凉。
胡家庙是一个围子，围子就是四面打着土墙的村子。胡家庙围子有几个进出的门，我记不起了，只记得西边有个拱形的门，记住这个门是因为大姐在这村子西头租房住。我刚上学时曾跟着大姐住过几天，后来我发现年轻气盛的姐夫常常为我而跟姐姐怄气，就再也不去了。我打小就受不了谁的冷眼，五岁时娘为爹的事外出，把我临时寄放到在城里开面坊的舅舅家里。那天早上我听到大妗子为我和大舅拌嘴，一生气便自己穿好衣服，光着脚板儿冒着弥天大雾从城里跑回了离城十余里的家……多少年后记忆犹新，我便写了篇散文《雾中行走的孩子》。
胡家庙小学设在胡家庙围子外、面南靠北的一座古庙里。那庙已经很有些岁数了，庙门前的墙壁、大柱遍体斑驳。好像只有一间教室，就是院中央的那座大殿。大殿里没有了泥塑的神像，但还有神座的残骸。学生们的课桌是用宽窄不等的木板钉的，凳子也参差不齐。更参差不齐的是学生，三十多名学生中有六七岁的，有八九岁的，还有十三四岁的，最大的一位女同学竟挺着个大肚子，据说结婚两年了……对于胡家庙和胡家庙小学，我的记忆已经模糊了。但对于上学的路，我倒是记忆蛮深刻的，因为那条路给了我太多的风雨磨砺。
站在学校门口南望，百米之外便是那条贯穿古城东西的长乐路，那是条砂石路，只要有汽车过来，路上便飞沙走石、漫天灰尘。那时“镇压反革命”的运动尚未结束，从这条路上过的多是大卡车，车上押着五花大绑的犯人，这些人是被拉到荒凉的灞河滩上执行“枪决”的……那阵势甚是森煞！
那时的西安城里恐怕就有一路公交车，是从火车站向西门开的。就算有到胡家庙的车俺也坐不起呀。所以我每天上学下学都是靠两条瘦得麻杆似的小腿来回跑。十几里路咋说也得扭拉两个多小时，我每天都得在夜色茫茫中出发。出院门走几十步就过了解放路，上东新街再走里把路就是中山门（小东门）。如果说这段路还算有些人气，有些惨淡的灯火，那一出小东门过护城河可就惨了！黑灯瞎火不说，背后是黑黢黢的城墙，两旁是堆积如山的垃圾废土，前面是荒凉的旷野。
出小东门后，狭窄的小路便向东北方向扭了过去。路灯是没有的，风吹着路旁的树木和田里的庄稼呼呼作响，够瘆人的了。好在快到北边那条叫长乐路的大路时，有一家工厂，叫中南火柴厂，厂门口有灯光，那灯光给夜行中的孩子带来一丝温暖。但是，有一天晚上，没有钟表也看不懂钟表的娘喊我起早了，我在子夜时分走过火柴厂，正是那束灯火，让我看见了一只眼睛闪着绿光的狼。我浑身颤抖着不知该进该退。幸好一辆进城拉粪的马车过来了，慌恐中的我硬是趴在粪车后沿上逃离了险境。到学校才发现，身上沾了一团团腥臭的粪便。
过了长乐路再斜插着向胡家庙方向走，要越过一片一眼望不到头的树林。那可不是鸟语花香、绿荫葱茏的树林、而是一片坟连坟、墓挨墓的乱葬坟。不过一般情况下，走到这里时天就该放亮了。但也有起得早了或放学晚了、夜走乱葬坟的时候。开始是怕，后来也就不怕了，因为知道怕也没用，你总不能不上学或不回家吧？有好几次放学后因为累了、困了，身子一歪就躺在坟头上。醒来时月光惨淡，林子里鬼火闪烁，爬起来，拍拍身上的土，扯着小嗓子唱一段河南梆子，硬着头皮走出乱葬坟，任身后黑老鸹“哇哇”地叫、猫头鹰“呜呜”地哭。
一年时间，一天来回两趟，少说要走五个小时。何况，秋天有雨，冬天有雪，路上有泥泞，田野有朔风，夏天是烈日当空。说句大话，现在八九岁的孩子，谁能撑得住？我撑住了是因为我知道娘供我上学不容易。娘每月挣的钱不到十块。每天还要给我发一毛钱让我吃早点和午饭。那时物价便宜，一个烧饼夹馓子才4分钱……我虽然还没识多少字，但我已经意识到，我那年纪不算老、容貌不算丑的娘是在用当奴隶的钱供我上学呀，再苦再难我也得撑住啊！
就在我上学的第二年春，我娘找了个给人家当保姆的活儿。关于我娘当保姆的事，我在《飘逝的坟茔》一文中有过详细的叙述。而这篇文章在刊物上发表过，又收入我的两部书《野樱桃》和《死囚牢里的陪号》中，这里我就不再赘述了。那两部书都是合法出版物，有兴趣你不妨找来看看。
不过，既然这部书的主题定位于：一个人（我）的命运和一座城市（西安）的变迁，那么从解读命运、感恩社会的立场出发，我不能不简单地介绍两个人（也可以称三个人，其中一对是夫妻）。
第一个就是住在巷口那座茅草棚里的王大娘（我妻到现在还能说出王大娘的传奇故事）。王大娘的棚屋门上挂着一个很小的纸牌牌，上写着四个字“介绍保姆”。孙太太让娘到那儿问问。娘是领着我走进棚屋的。王大娘那时应当是50多岁，一脸和善。一听娘要找个给人家看孩子的活儿，王大娘爽快地拍了拍巴掌：“巧啦大妹子！昨儿个这旁边税务局张局长找我，说他媳妇刚生了个妮儿，让给他找个看孩子的哩，今儿个你就来了，嘿嘿。”忽然，王大娘看了看我，眉头就皱起来了：“哟，这孩（河南话，读“嚎”）是你的？带孩儿当保姆可不好办！这年纪人嫌狗不爱的，淘神！”
娘便央求王大娘给主家说说，就说俺这孩子乖，绝不会淘神。
时隔一天王大娘就跑到孙家大院对娘说：“中啦，说妥啦，你现在就跟俺去吧。”
娘连声道谢，并按规矩付给王大娘一块钱的介绍费。王大娘爽气地说：“这钱俺不收了，留着给你孩子买双鞋吧。你看孩子可怜的……”
我之所以要感谢王大娘，不仅是因为她老人家免收了中介费，而是想到了我那个年龄确实是个让雇主头疼的事。她老人家为说服雇主，不知道费了多少口舌呢。再就是：如果我们进不了这一家，我的命运会向何方倾斜呢？
因为，时任西安市税务一分局（现在的新城区分局）局长的张宏是从陕北来的年轻的老革命。后来是他出面帮我们解决了我娘俩在西安的立身之本——户口。尽管报户口时，我娘隐瞒了成分，把地主谎报为中农，以致留下后患，但没有户口，我们恐怕在西安混不了几年就该“屎壳郎搬家——滚蛋了”！再一位就是张局长的夫人和丕谟。我是一个嘴不乖巧的孩子，在张家待了七八年天气，我从来没叫过这位年轻美丽的女人一声“姨”，尽管她女儿小萍从小就叫我“哥”。因为这位姨字辈的女人和我姐同岁，我觉得叫姨是巴结人，所以我不叫，也自觉回避和她说话的机会。可她从未因此而嫌弃我这个保姆的儿子，甚至没给过我一个难看的脸色，私下里还对人说：“没见过这么乖的孩子！”（说我“乖”是因为我的少言寡语，还有，主人给她女儿买的糖果、饼干等，我连看都不看，更不会“伸手”。）正是他们的扶助、包容、友善，才使我和娘得以在西安存活下来，我也在这种氛围下一天天长大。
我娘给张局长看的孩子叫小萍，十几年前她找过我，那时她已经是市儿童医院的麻醉医师了。也就是那次重逢，让我知道了她的生日是1954年的4月24日，那么，依此推算，我娘俩到她家应当是那年的4月底。知道我娘俩没地方住，张局长先是让我娘俩住到局机关的一间小屋里，后来又安排我们住到局里租来当做家属院的一个居民院子里。这个家属院在东新街上，和小农村对面（我推断就是现在的公安新城分局，或东侧）。
一年后。有一天娘对我说：“人家跟我说，问我能不能黑了（晚上）也把小萍带上。局长两口子都忙，你说娘咋能不答应？你大哥捎信来，说家里也能过下去。你就回去跟你哥上学去吧。等小萍能走能跑了，你再回来……”娘说着说着便泣不成声了。
我知道娘好面子，重情义，局长对俺娘俩有收留之恩，娘不能拒绝人家。于是我对娘说：“娘，我听话。我回去……跟……哥过……”
母子俩抱头痛哭。
我不是怕回乡，俺家是地主又咋？我离家时还是个“光腚侯”，他们能把我咋？
我是舍不得娘啊！
快十岁了，有一种朦胧的意识在萌动：我觉得自己已经是个男人、不再是偎在娘怀里的磨磨唧唧的孩子了，我应当保护瘦弱的娘！
可娘现在需要我回老家去。
我得听娘的话，听话也是对娘的一种保护。
1954年的夏末秋初，未满10岁的我只身一人回到了三年前于风雪弥漫中逃离了的老家。
人是有社会性的，一个人的命运转换，你要顺藤摸瓜、追根溯源，最终都能找出社会这个“酵母”。我的那次回乡，其实也是社会的变迁所致，只是不识字的娘说不清楚，混沌初开的我理解不了而已。
现在我要简要地回溯一下当时的形势——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新中国开国大典上充满自豪与自信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然而，旧中国留下的满目疮痍，多年战乱造成的累累伤痕，注定了新诞生的共和国需要一个短暂的喘息之机，或者叫“国民经济恢复期”。但是我们能记住的是这个时期曾经有过三场重大的运动，即：土地革命（镇压反革命）运动；“三反五反”运动和抗美援朝运动。直到1952年，党中央根据毛泽东主席的建议、提出了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基本完成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时期的总路线。时称“过渡时期总路线”。按照中央原来的预计：从1953年起，大约用15年左右的时间来完成这条总路线提出的任务，即“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把个体所有制改造为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而实际上到了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方就基本上完成了这个任务。把总路线上所说的“相当长时间”变成了“相当短”。当然，总路线还提出了逐步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任务，并且确定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如那首后来妇孺皆唱的红色歌曲《社会主义好》中所唱的“掀起了社会主义建设高潮！”
这形势与你这对逃难母子有关系么？
当然有啦！
娘说“局长两口子都忙”是什么意思？
一个最简单的道理是，国家财政的主要来源就是税收。那么，张局长是税务局长，其夫人是税务干部，当改变生产资料所有制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面铺开、如火如荼时，他们忙是必然的。
所以，他们要求我娘成为全职保姆，为他们全天候地照看孩子也是完全合情合理的。而为了不负主家重托，娘也只能忍痛割爱，打发跟她逃难、至今还不能完全照料自己的小儿子回乡去。
娘在暮色中送我到车站时，泪眼巴巴地说：“三儿呀，这边一有机会，娘就让你哥送你回来噢……”
我强忍泪水，喊了声“娘”便捩过脸去。
那时候我憋在心里没说出来的一句话是：“西安，我一定会回来的！”
……
“就这样走了？十岁、你就不怕人贩子……”
“嘿嘿……那时的坏人还没成精，他们还不知道拐卖儿童也是一条‘致富之路’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