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早春二月的一天，我又一次乘坐闷罐车，回到了西安。
我没有让大哥送我。我知道就是坐闷罐车，一个人来回也得十来块钱，这十来块钱，大哥一家在地里忙活一年也挣不回来。为这事大哥急得直跺脚：“你……你就是头犟驴……你……你路上要出点事，我咋跟娘交待？”
“能出啥事？我不是一个人回来的么？”我蔫蔫地笑着对大哥说。
我在老家只待了一个学期。这一个学期我在距家七八里的马楼中心小学读小学二年级一册。
我在西安待“野”了，回乡已不习惯。我是身在苏北，心在长安，所以对这近半年天气的事，我没有多少记忆。
只记得马楼小学虽然离家也不近，但上学的路上我并不寂寞。我们村的孩子都在那上学，其中至今能记住的只有封艳、封林姐弟俩。他们是我的本家，我把封艳叫姐，对封林是“白搭话”，因为我俩同岁。我们每天上下学都是结伴而行。
最难忘的就是饥饿。
粮食基本没盼头，就连当地盛产的高粱也是稀罕物。开始还能吃上红薯、红萝卜，好的时候锅里能撒一把小米，然后倒些红薯头红薯干或红萝卜，大多数时间都是清水煮“二红”。再到后来，“一红”也不“红”了，就吃棉花籽。吃棉花籽屙不下来，屙不下来就憋得难受。大哥让我站在当街，扒下裤子把屁股撅起，用一根树枝给我掏，干硬的屎蛋蛋疼得我嗷嗷直叫。大嫂就站在一旁抹眼泪。
可我毕竟还是个孩子，再苦再饿，玩性是泯灭不了的。记忆最深的就是我和一群“光腚侯”，（说明一点：一般人把农村不穿衣服玩耍的孩子叫“光腚猴”，可俺村里那位会讲《三国》说《水浒》的德黑大爷却一本正经地说：孩子不穿裤子的年龄是最逍遥自在的时候，过的是王侯的日子，应当叫“光腚侯”。我最信服德黑大爷，所以我也称“光腚侯”）钻到高粱地里，折高粱秆当甘蔗啃，撕扯下高粱叶子铺在田埂上睡觉。扯起疯来，就忘了饥饿。我对家乡的高粱地有一种崇拜之情。那年，看张艺谋（骄傲一下：张艺谋是我初中校友，不过他晚我四五级，俺俩没见过面）拍的电影《红高粱》，看到银幕上姜文和巩俐扮演的男女主角“野合”的高粱地，我心里好不失望！那高粱也太锉，太没神了吧！我心中的高粱那可是遮天蔽日的高大挺阔啊！小时候我就想过，如果那高粱穗是火把，一定会把天烧个窟窿的！
我还跟着小伙伴到地里挖过红薯，那属于“捡漏”。每当挖出指头蛋大的一块或只老鼠尾巴长的一根红薯，立马兴奋得两眼发亮，撩起衣角抹去泥土就塞进嘴里嚼得咯吧作响…关于那年回乡，我只能写到这了。
当那辆浑身漆黑的被人称作火车的庞然大物停在站台前还冒着白烟喘着粗气的时候，我已走出车站。回头望了望那座古色古香的候车室，嘴里轻轻地说了声：“西安，我又回来了！”——这句话是用西安话说的，把“我”念作“俄”，把“了”念成“咧”。
回西安后当然还得上学，可是，当娘陪着我（那天，我娘俩奢侈了一把，花三毛钱雇了辆“洋车”——人力三轮）找到胡家庙小学时，学校却告诉我们：学校已经满员，你们另想办法吧。
这学校没有哄我们。我知道去年我回老家时，老家的不少青壮年人就开始朝西安跑了。后来我更知道，随着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全面展开，不仅是中东部的河南、山东、安徽等地为饥荒所困的农民纷纷涌向西部找活干寻“活路”，国家也有计划地从上海和江浙一带调集一些有技术的人才支援大西北。前者我们可以称之为“第一次民工潮”；后者就堪称“西部开发的先行者”了。
回西安后我就发现，西安街市上的人明显的多了，比原来热闹了。
外来人口的剧增，必然会给各行各业既增加了活力也带来了压力，学校也不例外。
我是在新学期开学大约十天后才走进学校的。那学校是张局长帮忙联系的。我去学校那天是从黎明出发，直到中午才踅摸到校门口。那学校叫“斡垛小学”（“斡垛”三字皆为土字旁，只是电脑无法打出），名字怪怪的却好记，谐音：“捂耳朵”。位置在胡家庙的西北老人仓，据说是元世祖忽必烈第三子忙哥剌为安西王时在此所建“斡垛”而得名。“斡垛”是蒙古语宫殿、城郭或行宫的意思。
那时我和娘住在东新街那个家属院里，院子里有熟悉西安地形的人给我指了条上学的捷径：从解放路向北，出解放门向东，拐到太华路后顺大华纱厂北墙一直向东。那人扳着指头算了算说：“至少在十五里路！孩子这么小，咋走呀？”
娘一脸愁云，眉头紧锁。
我大不咧咧地说：“没事儿。我能走。去年回老家，从黄口走到俺村，四十多里俺都是自己走回去的。”
有一个细节我没敢给娘说：那次是中午从黄口下车，沿公路向北走，走到天黑也没到县城。实在是太累了，眼皮直打架，见公路边是一片青草地，身子一歪就躺在草窝里睡着了，直睡到鸡鸣报晓。这情景说出来怕娘心疼。
我就按照院子那人画的路线去学校。老实说，我从小就是一个慢性子人，走路更是沉得住气。这十五里路我至少要走三个小时，来回差不多相当于上班族一个工作日时间。
就这样，我在七扭八拐的路上走了一个学期。我想，把这些路程加起来，起码等于我步行回了两趟老家！
知道什么叫“稀泥大蹅”么？知道什么叫“披星戴月”么？知道什么叫“落汤鸡”么？
把这几个词加起来就是我上学路上的真实画面。
扯几句题外的闲话：
前几年听到一首流行歌曲，其中有句歌词是：“男孩、男孩，他下雨不打伞……”一听这词我就想笑。为啥？因为我活到这把年纪，出门从来想不到要拿把伞，这是因为我从小就没有打伞的习惯。我小的时候，伞是属于社会上有点身份的人用的，是奢侈品。像我这等类似于“小叫花子”的孩子是打不起伞的，有顶破草帽就不错了。多数时间是遇到路上下雨，脱下小褂子双手撑着举到头顶勉强抵抗一下就行了。后来我嫌麻烦，干脆对突兀而来的风雨采取“不招识”政策。爱下你下去，俺就不理你！权当洗个澡，赚个“落汤鸡”——这是我十四岁那年写的一个顺口溜。
“落汤鸡”有好处没？有。活到这把年纪，我很少有或者说几乎没有因风雨侵袭而发热感冒、文明语叫——“偶染风寒”的事。信不信由你。反正我相信：人的身体抵抗力和精神承受力是一个原理，那就是要经过苦难磨砺。
对“斡垛”小学我记忆也很模糊。上个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一个夏天的傍晚，我和妻披着雨后斜阳出去散步。从我们住的八府庄向东，溜溜达达不经意间走到一所农村小学的门口，抬头一看，哟，那学校竟然是“斡垛小学”。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我上的这所学校就在八府庄东侧呀！
这时节正是学校放暑假，我怀着几分激动走进校园。校园里只有一位教师模样的年轻女子坐在花园旁边洗衣服，那女子慢声慢语地问：“老先生找谁？学校放假了。”
我笑了笑，说：“以前我在这上过学。我找当年的斡垛小学。”
女子怔了一下，问：“先生哪一年在这上学？”
“1955年，我在这儿读二年级二册。”
女子莞尔一笑：“那你可是老前辈了！那时我还没出生呢。老先生，当年的学校不是这个样子吧？”
我点头称是，说这学校比当年宽敞多了，也漂亮多了。你看这花园，这校舍，这柳树……几只雨燕欢叫着飞过校园上空。我忽然想起，当年这学校也是一座残破的古庙。上课时，庙檐下经常能听到燕子叽叽喳喳的叫声……知道了八府庄与斡垛的距离，我才恍然忆起，当年我在这上学时，走过的路该是多么艰险！因为直到那时，从大华纱厂到斡垛，六七里的路段上竟有三四处低凹地带。每逢下雨，这些低凹地带便成了浊浪滔滔的河，就连东风大卡车也会在河水中熄火。河水淹没了人行道，急着上班的男男女女们只好挽起裤腿、扛起自行车趟水而过。后来就出现了一个奇特的“工种”，我把他们称作“三轮船夫”，即用三轮将困在水路上的行人拉过“河”。运费起初是五毛、一块，后来就成了一块两块、生意蛮火的。
记忆倒退三十年，我真为我当年上学路上的“吃苦耐劳”而骄傲了一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