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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永不消逝的摩挲岁月——唐陵石刻中的丝路印记 唐代帝陵石刻的渊源和种类

书名:丝绸之路(6):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唐代帝陵  作者:刘向阳 王效锋 李阿能  本章字数:15919 字  创建时间:2019-06-26 11:21

唐代是中国封建社会前所未有的黄金时代,大唐帝国也是公元7到9世纪世界经济最发达、文化最繁荣、国力最强盛、对外文化交流最频繁的決決大国。据史书记载,唐代文物之美、衣冠之盛、物产之富、工艺之精,是前代所无法比拟的。特别是沿着丝绸之路外来文化的涌入,为唐代文化增加了新的内容。这些溢美之词也得到考古资料的证实,大量栩栩如生的唐代帝陵石刻就是其中最为珍贵的例证之一。它们以其文化品位极高的记忆价值和独一无二的图像视觉冲击力,为已消逝的唐代物质和精神文明、对外交往、民族往来以及文化传统的研究,提供了极为宝贵的参考资料。

中国古代自商周以来逐渐确立了一套陵寝石刻制度,经历汉代帝陵石刻的发展,魏晋南北朝出现衰落,到了唐代帝陵石刻再次进入繁荣时期。早期唐代帝陵石刻沿袭北朝、隋代风格;到了乾陵,唐代石刻风格基本定型,最终形成了唐代自己的石刻风格和特色;安史之乱后,伴随唐代政治、经济的衰落,唐代帝陵石刻艺术也逐渐衰落。唐代帝陵石刻是唐代十八陵地表文物的主要构成部分,种类有陵墓标志、祥瑞鸟兽、仪卫人马和纪念性石刻等四大类。

1历代帝陵石刻溯源概说

中国古代从商周时代逐渐形成了一套等级分明的完整陵寝制度,我国的陵墓石刻艺术就是伴随着陵寝制度和丧葬习俗的发展而逐渐发展,并成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陵墓石刻大致可以分为两类,即地下石刻和地上石刻,地下石刻主要分布于墓道和墓室内,是具有实用性和装饰性的石刻,如汉代的画像石就是作为墓室构件而嵌置于墓门及墓室四壁之上,并刻有题材丰富的各种图画。除此之外,墓室内的石棺、石椁等葬具本身就具有艺术性的造型,还刻有各种图案装饰。汉代的画像石和石棺椁的刻饰多采用减地平雕及线刻的手法,装饰效果明显,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地上石刻主要包括陵园与墓冢前的仪卫性和纪念性石刻等’仪卫性石刻就是陵墓前或神道两侧按一定的规制置放的石人、石兽等,起着保卫和仪仗的作用;纪念性石刻则是为纪念某个事件或人物而专门雕刻的标志性石刻,这些石刻一般体积硕大、造型生动,给人以威严肃穆的感觉。本书涉及的唐代帝陵石刻,主要是陵园墓冢周边的地上石刻。

中国古代帝陵前列置石刻的制度起源较早,唐人封演之《封氏闻见记》记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清代陈元龙的《格致镜原》引用《物原》也说:“周宣王始置石鼓、石人、猊、虎、羊、马。”说明周、秦时代帝王陵前就有放置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等,贵族和大臣墓前摆放石羊、石虎、石人、石柱等的丧葬习俗。秦始皇陵的陪葬品中有大量的兵马俑,是和真人大小一样的泥塑,造型逼真、神情具在,但是兵马俑属于地下“石刻”,因此不知道其是否也遵循着兵马俑同样的风格。另外,根据《三辅黄图》记载,秦始皇统一中国后,为适应政治形势发展的需要,对秦昭王时建造的横桥进行加固扩建时,因“重不能胜,乃刻石做力士孟贲像”,用以激励服役工匠的士气;在“五柞宫”条又记载,秦代营建獅山陵园时,曾雕刻1对“头高一丈三尺”的石麒麟,开后世陵墓前雕琢大型石兽之先河。但是令人遗憾的是,这两件秦代大型石刻未能保存至今。

西汉时石雕艺术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创作了令人惊叹的作品,形成了独特的风格,并较多地保存了下来。汉代流行厚葬,陵墓前多雕刻、放置大型的石雕群,如陕西城固县汉张骞墓前仍然保存有石碑4通、汉代石虎1对,大门前竖高8米,由座、杵、斗组成的石华表1对。陕西兴平汉霍去病墓前有石马、石牛、石虎等组成的石雕群,其中“马踏匈奴”为墓前石刻的主像,长19米,高168米,为灰白细砂石雕凿而成,石马昂首站立,尾长拖地,马腹下雕有手持弓箭、匕首,长须仰面挣扎的匈奴人形象,是最具代表性的纪念碑式的作品。但是,西汉张骞、霍去病墓等属于人臣墓,西汉帝陵前是否布置有大型石刻,文献并没有记载,考古工作者也没有发现。东汉帝陵前列置石刻,仅见于光武帝的原陵。北魏地理学家郦道元在《水经注》中记载:曹操之父曹嵩墓地上“夹碑东西,列两对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由此可知,光武帝陵前放置有石象、石马等石刻群。除了光武帝陵墓,东汉其他诸帝陵前是否放置石刻,均未见有文献记载,也没有发现实物遗存。

到了魏晋时期,社会激烈动荡,战乱不断,统治者鉴于秦汉帝陵均被盗掘的历史教训,废除先代的陵寝制度,不讲究陵墓外表的营建,一味强调隐蔽,魏文帝曹丕曾言:“寿陵因山为体,无为封树,无立寝殿,造园邑,通神道。夫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见也……故吾营此丘墟不食之地,欲使易代之后不知其处。”由此,帝陵前自然也不置石刻了。但是到了南北朝时期,随着北方战乱的逐渐平定,秦汉以来的帝王陵寝制度逐漸辱到重视和陳。1976年,考古工作者在北魏孝庄帝静陵前出土石人和石人头各1件。西魏文帝陵前原置石人、石兽各1对,20世纪60年代这些石刻被移送到西安碑林博物馆收藏、陈列。南朝的宋、齐、梁、陈诸帝陵前面一般也放置石兽(麒麟)、石华表和石碑等石刻群。这些石刻虽然陈设简单,品类有限,但由于形体高大,造型庄重,生动传神,总体气势显得豪迈壮观,威武雄伟,表明此时帝陵石刻制度已经初步形成。到了唐代,帝陵前列置石刻的制度逐步完善,融合了丝绸之路东来的外域文化,形成了唐代独特的风格,其中尤以乾陵石刻最为典型,并为后世宋、明、清各代所效仿。

2唐代帝陵石刻艺术的演变

有唐一代,随着陵寝制度的发展,唐代帝陵石刻的艺术风格和排列组合形式屡有变化。唐高祖李渊的献陵是关中地区修建最早的唐代帝陵,其石刻艺术和排列组合形式在唐代诸陵中尚处于草创阶段。陵园夯筑城垣,开辟四门,门外两侧45米处各有将近2米高的石虎1对。南门外近400米处的神道两侧各有石柱(华表)1对,石柱(华表)北70米处有石犀牛各1对。神道宽39米,石柱(华表)、犀牛相对而立,这样的陵前石雕组合前代所未有。正如前文所言,无论文献还是考古资料,秦汉时期的帝王陵墓前并没有发现石刻,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帝王陵墓前虽然出现了辟邪、狮子和墓表等石刻,但其形制与组合也与献陵石刻迥然不同,所以,献陵石刻的艺术和组合方式具有很大的创新性。与前代帝陵前的石刻相比,献陵石刻种类较为丰富,但是数量并不多,尤其是数百米长的神道两侧只有1对石柱(华表)和1对犀牛,显得比较空旷。而且献陵前石刻的工艺粗糖、简单,石刻形象凶悍,体积较大,石人刻工虽然比较精湛但艺术价值一般。

鉴于这种情况,十多年后唐太宗和唐高宗营建昭陵时,对陵墓石刻布局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太宗葬九崾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酋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像,皆刻其官名。”也就是说昭陵南神道有石马,北门外还有14尊蕃酋石像。当然,封演在《封氏闻见记》所提到的石刻只是昭陵石刻的一部分,并非全部。《唐会要》除了记录昭陵的14尊蕃酋象(像)后,还记载:“又刻石为常所乘破敌马六匹于阙下。”这就是有名的“昭陵六骏”。另外,考古工作者还在昭陵附近的后寨村发现了1对石狮,这可能是昭陵门前的石狮。这些信息都说明,昭陵的石刻及其组合情况与献陵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不同。尽管昭陵的石刻较献陵丰富,但从整个唐陵石刻发展情况来看,还没有形成定制。

从乾陵开始唐代帝陵石刻样式和排列组合方式的基本模式被确定,这成为后代唐陵石刻的范式。乾陵原有城垣两重,内城置四门,四门外各有石狮1对。南面神道宽25米,长600余米,由南向北有石柱(华表)、瑞兽(翼马)、祥鸟各1对,仗马和控马者5对,石人10对,石碑2通,蕃臣像61尊。石刻分东西排列,布置对称。翼马在石柱北30米处,祥鸟距翼马约230米,仗马与祥鸟相距185米,仗马与仗马之间,仗马与翁仲之间,翁仲与翁仲之间的南北距离也在18米左右。石碑南距翁仲174米,北距南门216米,两碑间距616米。蕃酋像位于南门阙北18米处,分东西两组排列。北门外有仗马3对,近年又发现了瑞兽石虎等。

与献陵和昭陵相比,乾陵石刻种类更多,数量更大,排列组合更加完美。尤其是神道两侧大型石刻的增加,在唐陵中形成了一道蔚为壮观的“风景线”,不仅具有独特的装饰效果,而且使唐陵更有气势。很显然,乾陵石刻的这种组合与布局,是在献陵石刻和昭陵石刻组合的基础上进一步调整、完善的结果。由于乾陵的石刻组合布局已雖于完善,因而受到唐代后人的重视,高宗以下唐代诸陵石刻形制和布局,大体上都是仿照乾陵设置的。比如,唐代诸陵城垣四门外一般都有石狮1对,神道自南向北都排列石柱(华表)、祥鸟、瑞兽、仗马、翁仲等石刻,其数量和排列顺序也与乾陵相似。这说明乾陵石刻已经形成了一种定制,得到后世帝王的遵从。

当然,乾陵后的唐代诸陵并非完全“复制”乾陵石刻形制和布局,其在遵从乾陵石刻制度的前提下,也根据实际情况进行损益变化,因而诸陵石刻的形制和布局并不是完全一致的。唐中宗定陵城垣四门外石刻的排列布局与乾陵基本相同,但是神道石刻比乾陵少,从乳台二阙址向北依次排列有石柱(华表)1对、瑞兽翼马1对、仗马3对、石人10对、石狮1对和无字碑1通。定陵石刻不仅总数少于乾陵,石刻形制也较乾陵为小。唐睿宗桥陵东门外两狮相顾而视,造型与乾陵石狮有异,其他方面与乾陵石狮相似。桥陵的神道很宽,达110余米,两侧石刻由南向北排列有石柱(华表)、石懈豸和石鸵鸟各1对,仗马5对,石人10对。这些石刻较高大,石刻南北之间的距离一般在28米到29米之间,也比乾陵的距离要宽。唐玄宗泰陵门前石狮造型与桥陵基本相同,但是体形变小。泰陵神道也比较宽,东西约60米,石刻由南向北排列有石柱(华表)、翼马和祥鸟各1对,仗马5对,石人10对。泰陵北门外的仗马与乾陵、桥陵相同,只是造型出现了一定的变化。唐肃宗建陵神道石刻布局与泰陵相同,神道东西两列之间的距离为160米,瑞兽距离石柱28米,仗马、翁仲之间的距离则为32米。唐代宗元陵原置石刻较多,现在仅陵园东、西、北门外有石狮,北门外有仗马残块,石狮形制、大小与泰陵相同。唐德宗崇陵与唐顺宗丰陵石刻形制和布局与泰陵相同,但崇陵出土了一些小石人。唐宪宗景陵、唐穆宗光陵神道上的石刻布局与泰陵基本相同,但是石刻之间的距离大约在22米~24米之间。景陵北门外有小石狮两对,这也与其他帝陵不同。唐敬宗庄陵神道上的石刻有石柱华表)、瑞兽和祥鸟各1对,石人6个,石刻东西列之间距离675米。唐文宗章陵石刻形制和布局与泰陵基本相同,但是现在均被破坏,已经无从考证。唐武宗端陵神道现存石刻有石柱1个、瑞兽和祥鸟各1个、仗马2个、翁仲4个。其中翁仲形制和庄陵相同,但是东列石人的左侧不佩剑,腰带下也无前后花结长帛。唐宣宗贞陵神道石刻布局略同泰陵,除石狮间距约23米,其余石刻间距68米。其北门外仗马与神道仗马相似。唐懿宗简陵神道石刻形制、布局与贞陵相近,但有小蕃酋石像5个,小石人2个。唐僖宗靖陵神道石刻形制、布局略同庄陵,但是作为关中地区的末代帝陵,较为陋简。由此可见,中宗以后唐代诸陵石刻基本上都是按照乾陵形制和布局设置的,虽有变化,但并无根本性变化。

通过比较唐代帝陵石刻的情况,可以看出,唐陵石刻作为唐代帝王生前仪卫的象征,是当时朝仪的缩影。关中地区18座唐代帝陵的营建,前后经历了250多年。二百余年间,唐代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状况经历了一系列的变化,唐陵石刻的形制和布局也随之发生了一些变化。正因为如此,唐代帝陵石刻的形制和布局既有共性,又有个性。大致说来,石狮多分布于陵园的四门之外,石柱、瑞兽、祥鸟、仗马、侍臣等石刻则集中分布于陵园南门外神道的两侧,这些石刻皆对称分布,这是唐代帝陵石刻的共性;然而献陵有“石犀”,昭陵有“六骏”和“十四国君长像”,乾陵有“六十一宾王像”、“述圣纪”碑和“无字碑”,这则是唐代帝陵石刻的个性。根据关中唐代帝陵石刻的演变发展情况,可以大略分为以下四个发展时期:

第一阶段,大致相当于唐代初期,包括唐高祖献陵和唐太宗昭陵两座陵墓。这一时期唐王朝建立不久,社会经济不断恢复,陵墓石刻形制和布局制度尚属于草创,帝陵石刻数量较少,在雕刻手法上还带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遗风。但是,此时的石刻体型宏大,气势非凡,例如献陵的石虎和犀牛都是巨型的雕刻。各种动物造型的石刻多作行走之状,锋芒毕露,面貌凶悍,显示出帝国建立初期朝气蓬勃的时代精神。另外,献陵陵园城垣四门都设置有门兽,这在帝王陵墓中是最早的。昭陵列置有十四国君长像和六骏石像,这对以后唐代帝陵列置蕃王像和北门六马有很大的影响。

第二阶段,大致相当于盛唐时期,包括唐高宗乾陵、唐中宗定陵和唐睿宗桥陵3座陵墓。这一时期唐王朝处于从“贞观之治”到“开元盛世”的发展阶段,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安宁、国力强大,国家各种制度已经形成,陵寝制度也得到了确立。这一时期的帝王陵园城垣四门外各放置石狮1对,神道两侧石刻由北向南依次为侍臣10对,仗马5对,祥鸟、瑞兽、石柱各1对,北门外置仗马3对。南门外或置石碑,内列蕃像。这一时期的帝陵石刻雕工精细,线条流畅,如行云流水,富有美感;造型逐渐理想化,形象高大、气势雄壮。这些石刻不仅生动地刻画了祥鸟瑞兽、仪卫人马和蕃臣的外部特征,而且传神地表现了这些动物和人物的个性。这一时期的唐代帝陵石刻取得了很高的成就,充分显示了唐代雕刻的高超艺术水平。

第三阶段,大致相当于唐代中期,包括唐玄宗泰陵、唐肃宗建陵、唐代宗元陵、唐德宗崇陵和唐顺宗丰陵5座陵墓。这一时期爆发了安史之乱,对社会经济造成了巨大的破坏,唐王朝出现了由盛到衰的转折,大唐国力已经无法和盛唐相比,但在文化上还能继承盛唐时期的余绪。这一时期的帝陵石刻沿用了盛唐时期的石刻形制和布局方式,而且更加刻意追求石刻的对称性,不但文武侍臣按左文右武的方式排列,就连狮子、祥鸟等也分为牡牝,按左牡右牝的方式排列。此时所雕人物、鸟兽躯体雄健、肌肉发达、装饰华丽,颇为美观,不少雕刻是不朽的艺术精品。但是此时的石刻体积明显变小,造型上趋于写实,已经失去了盛唐石刻雄伟、豪迈的气势。

第四阶段,大致相当于唐代末期,包括唐宪宗景陵、唐穆宗光陵、唐敬宗庄陵、唐文宗章陵、唐武宗端陵、唐宣宗贞陵、唐懿宗简陵和唐僖宗靖陵等8座陵墓。这一时期的唐王朝内外交困,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愈演愈烈,社会矛盾不断激化,日益走向衰落,国家政治、经济的颓势对当时的陵寝制度造成了消极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帝陵石刻雕刻水平下降,线条粗简,有形而无神,视觉效果较差。石刻种类减少,布局上出现了混乱,形象变得卑小。除少数石刻属于精品外,大部分石刻都不能与唐代中期相比,更无法与盛唐相比。显然,这一时期的唐陵石雕艺术已经走向衰落。

3唐代帝陵石刻的种类及其象征意义

唐代帝陵石刻参照了唐代帝王生前的仪卫制度,但是又在题材上有所升华,主要有石柱、瑞兽、祥鸟、仗马、侍臣、狮子、蕃像和石碑等十余种。从现有资料来看,这些石刻以现实生活中的侍臣和仗马为主,又增加了体现符瑞思想的祥鸟、瑞兽。根据这些石刻所反映的内容,大体上可将这些石刻分为四类,即陵墓标志、祥瑞鸟兽、仪卫人马和纪念性石刻。

1唐代帝陵的标志性石刻

唐陵的标志性石刻只有石柱一种,石柱又称“石望柱”或“华表”,位于陵园神道的最南端,是唐陵神道的标志性建筑。石柱起源于中国古代先民用于观测日影的圭表或中国古代建筑中的测量工具——表木(建筑施工过程中的定位木)。随着中国古代社会等级观念的发展,石柱逐渐成为一种具有礼仪性的装饰性建筑。或者称之为“桓表”、“镑木”,是古代君主接忠纳谏的象征。晋代崔豹《古今注》中载:“程雅问曰:

‘尧设诽镑之木,何也?’答曰:‘今之华表木也,以横木交柱头,状若花也。形似梧槔,大路交衢悉施焉;或谓之表木,以表王者纳谏也;亦以表识衢路也’。”到了唐代,宫殿、城垣、桥道、陵墓等都将华表以为标志或装饰。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华表就开始用于坟墓装饰,战国时期燕昭王墓前就树有华表,两汉时期一些诸侯王和官僚贵族的墓前也放置有华表。但是中国早期的华表多为木质,不能长期保存,目前能看到的最早石制华表有汉代“琅琊相刘君墓表”和东汉的“秦君神道前石柱”。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华表的使用更加普遍,特别是在南朝,陵墓上列置华表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这一时期的华表多为石质,造型较为古朴,一般由底座、柱身和顶盖三部分组成。华表底座下方上圆,取天圆地方之寓意,其上雕有首尾相交的蟠螭图案。华表柱身为圆形,有棱纹装饰。顶盖为覆莲形,上有小辟邪一只,与汉代华表造型相似。由于华表列置陵墓的历史极为悠久,六朝时期广泛用于帝王陵墓,故唐代帝王陵墓前树立华表就极为正常了。

唐代帝陵从高祖献陵就开始出现了华表,整个石刻品类极简,与六朝陵墓神道柱之间有明显的承续关系。唐十八陵中只有昭陵没有列置华表,但是从唐陵华表的分布情况来看,昭陵可能只是华表被破坏,且遗迹不详。按照唐代陵寝定制判断,关中唐帝十八陵应该一共有华表36个,经过千余年的自然和人为破坏,目前仅存华表21个。其中11个已经残破,只有10个是完整的。

乾陵华表高8米,底部直径122米,柱座方形,柱身八棱形,柱身上下交接处雕有莲瓣,中间刻有蔓草、海石榴花纹,柱顶桃形。乾陵华表树立的位置,标示着这里是神道(司马道)的起端。乾陵以后诸陵的华表,均受到乾陵华表的影响,但彼此间略有差异。由于定陵华表已毁,详情不得而知。桥陵华表是唐陵华表的普遍样式,但其在唐陵中是最高大的,它虽已脱尽南北朝陵墓石柱的风格与样式,但质朴雄浑的造型更带有唐人饱满的精神品格。与乾陵华表相比,桥陵华表柱身上部收杀较小。顶端宝珠由仰莲盆托承,盆下有莲子8颗。莲子下为覆莲盆,覆莲盆置于八棱面台盘之上。台盘分作两层,上层直径小于下层,厚度上层相当于下层的五分之一。华表柱身上的纹饰已漫漶不清,但整体结构凝重自然,异常雄伟,令人惊叹。泰陵华表东残西毁,仅存上部。从残存部分来看,其形制可能与桥陵华表基本相同,只是泰陵其他石刻均小于桥陵石刻,故华表肯定也比桥陵石柱要小。建陵华表高55米(部分埋在土中,未计在内),造型与桥陵华表略有不同。石座已不是十二瓣覆莲环座,而是微隆圆盘环座。顶部的仰覆莲之间的莲珠也变得较小。崇陵华表形制基本与建陵相同,髙69米(底座未计)。华表上部宝珠较高,覆莲下的八棱面台盘较厚。华表的柱体上出现了伎乐飞天和忍冬等纹饰。景陵华表形制同于崇陵,光陵华表与崇陵华表相近,庄陵华表与崇陵相似。端陵华表柱身8个棱面均线刻蔓草纹饰,但以南面保存较好,形制同建陵。贞陵华表略同建陵,柱身八棱面线刻蔓草花纹,东列华表的东南、南、西南和西面的四个棱面花纹保存较好。西列华表柱身断裂,残蚀较甚。晚唐华表上所出现的伎乐飞天造型生动,与敦煌莫高窟壁画中的飞天相似,说明飞天形象在晚唐受到了重视。

唐代帝陵华表较前代有所变化,献陵华表在艺术上处于过渡阶段,柱头的石狮,柱础上首尾相衔的螭龙,都继承了南朝陵墓华表的风格。至乾陵则完全摆脱了前代华表造型的窠臼,形成了唐代独有的风格。乾陵及以下诸陵的华表形制相近,柱头由辟邪变为宝珠,柱顶台盘之上和柱身与柱座相接处各浮雕仰、覆莲一周,柱身各棱面用蔓草花纹及其他图案加以装饰。

2唐代帝陵中的“祥鸟”

中国人祥瑞意识的产生非常久远,祥瑞是一种预兆和象征,寄托着人们对美好幸福的向往和企盼。祥瑞和灾疫是一对孪生姊妹,始终伴随着人类历史发展的进程。从古至今,远避灾疫邪恶,追求吉祥顺畅是人们的普遍心理,上至天子,下至庶民百姓,概莫能外。中国古代产生了许许多多神秘怪异、象征祥瑞或者灾疫的意象。关中唐陵石刻中有数十种祥瑞鸟兽的形象,有凤凰、鸾鸟、天马、麒麟等。这些石鸟在帝陵石刻格局中位于瑞兽和仗马之间。现在学术界对这些鸟的看法不一,有人说是“朱雀”,有人说是“鸾鸟”,有人则说是“鸵鸟”。

唐陵石刻中祥鸟的造型可能与古代的朱雀、鸾鸟有关,朱雀本来是二十八宿中南方七宿的总称,《三辅黄图》记载:“苍龙、白虎、朱雀、玄武,天之四灵,以正四方,王者制宫阙殿阁取法焉。”南方七宿就是井、鬼、柳、星、张、翼、轸七个星宿,这七个星宿联合起来构成了一个鸟的形状,很像丹鶉。井、鬼两宿为鹑首,柳、星、张三宿为鹑身,翼、轸两宿为鹑尾。又因南方属火,朱为赤色,像火,所以古人便把南方七宿组成的这个鸟称为“朱雀”或“朱鸟”,《史记》中也有“南宫朱鸟”的说法。自秦汉以来,中国古人一直把朱雀作为南方的标志,同时也把它当做南方的神灵来看待。

在中国古人看来,天上有朱雀,那么人间也应当有这种鸟,所以就图写其形,以示吉祥。汉代瓦当和画像石上有许多朱雀图案,说明朱雀的观念在当时已经深入人心。汉人所画的朱雀和传说中的鸾鸟颇为相似。鸾鸟是凤的一种,文献记载:“凤,瑞应之鸟也,其雌曰凰,鸡头蛇颈燕颔,龟背鱼尾,五色具采,其高六尺。”传说凤凰有五种,毛色多青者为鸾。《说文解字》说:“鸾,亦神灵之精也。赤色,五彩,鸡形。鸣中五音。”《太平御览》说:鸾“高五尺,鸡首燕颔,蛇颈鱼尾,五色备举而多青”。鸾鸟既与凤凰有关,所以也是一种祥鸟。《山海经》也说:“女床之山……有鸟焉,其状如翟而五彩纹,名曰鸾鸟,见则天下安宁。”唐人认为朱雀是“四象”之一,存在于天上,而凤凰是祥鸟,存在于人间。凤凰来朝则天下太平,故对凤凰非常迷信,史载:“(唐高宗)上元三年十一月一日,陈州上言:‘宛丘县凤凰集,众鸟数万,前后翔从,行列齐整,色别为群。’三日,遂改元仪凤。”唐高宗因凤凰出现而将皇帝的年号改为“仪凤”,可见时人对凤凰的重视程度。由此来说,乾陵神道上设置的祥鸟很可能就是凤凰的形象。乾陵有了这种鸟的形象,定陵、桥陵等陵依样模仿,以示太平、吉祥。

一些唐代帝陵现存的祥鸟看上去颇像鸵鸟,因此不少人都认为它是鸵鸟而不与凤凰联系起来,有学者以为:“唐高宗可以把吐火罗贡献的鸵鸟作为珍禽和纪念物献于昭陵,而武则天把鸵鸟作为‘圣君世’、‘祥瑞出’的珍异和大唐皇帝怀远之德的象征,雕成石鸵鸟置于乾陵就是不难理解的事情了。”其实,凤凰是中国古人意念中的祥鸟,而鸵鸟则是现实中存在的珍禽,两者有很大的区别。永徽元年650五月,唐高宗确实曾把吐火罗国所献大鸟献于昭陵,并且“刻像于陵之内”,但因此就推断武则天也把鸵鸟作为异域的珍异和大唐皇帝怀远之德的象征,也将其置于乾陵,就缺乏必要的根据。昭陵鸵鸟完全是按吐火罗所进大鸟雕刻的,采用的是写实的手法,当时太宗山陵已经建好,不可能置于神道,只能置于北阙。但是乾陵祥鸟则与瑞兽一起置于神道两侧,其形象也与鸵鸟有显著的区别,这说明乾陵大鸟与昭陵鸵鸟是不完全相同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鸵鸟,而是一种祥鸟W。

尽管武则天很重视符瑞的作用,但她并没有把轮鸟当做祥鸟来看待。在唐代的“大瑞”中也并没有鸵鸟,唐人所迷信的祥鸟不是鸵鸟而是凤凰。由于唐人不可能见到凤凰,只见过鸵鸟,而鸵鸟的形象又与文献中记载的凤凰或鸾鸟颇有相似之处,故在雕刻凤凰形象时,也可能参考过轮鸟的样子。如果我们把唐陵中的祥鸟集中起来加以考察,就会发现这些祥鸟与现实生活中的鸵鸟还是有差别的,鸡头,蛇颈,燕颔,鱼尾,似乎更接近于传说中的鸾鸟或凤凰。

关中地区的唐陵中原有32只祥鸟,现存14只,其中5只已经残破。从有关资料来看,最先设置祥鸟的是唐高宗乾陵。乾陵祥鸟置于司马道翼马之北约230米处,左右对称排列,为镂空立体高浮雕。两鸟各雕刻在一块高208米~226米,宽164米~173米,厚035米~038米的石屏上,祥鸟、石屏、底座为一整块石料凿成,重96吨~98吨。这种雕刻方法与其他石刻有很大差异,在乾陵石刻中可谓独树一帜。鸟高173米~176米,宽132米~138米,厚04米~042米。两鸟各损一条腿,余皆完整。鸟皆作行进状,体态活跃,羽毛丰满,昂首挺胸,生动自然。乾陵祥鸟的造型也与其他陵寝中的鸟不同,其他帝陵祥鸟的颈部都是弯曲的,唯独乾陵祥鸟作昂首远视状。有人说这是武则天性格的反映’是否如此,还有待进一步考证。另外,乾陵祥鸟造型写实独特,刀法简洁圆润,显示了唐代工匠朴实的雕刻风格。其下础座周围阴线刻蔓草纹饰。在东侧祥鸟础座的背面蔓草纹饰中,有一个站立的线刻祥鸟,形象逼真,栩栩如生。高宗李治死后,刻石祥鸟置于陵前,似有纪念性质。颜师古称鸵鸟为“金吾,鸟名也,主辟不祥。天子出行,职主先导,以御非常,故执此鸟之象”,所以刻置陵园司马道前,亦示意祥瑞。唐代帝王陵园置石刻祥鸟自乾陵后成为定制,以后各帝陵前置石刻祥鸟,均沿袭乾陵,且体态有所改变。

唐窨宗桥陵的祥鸟位于瑞兽北28米处,身高19米,长约2米,回首贴附于翅外下部,两腿行进于山间,身上羽毛较为细密。其构图虽然较乾陵祥鸟美观,有超凡脱俗的气质(以后诸陵祥鸟大体上都采用了这种的模式,但是造型不同、神态各异)。泰陵祥鸟双腿较短,身躯肥硕,颈部弯曲较甚,羽毛不大清晰。建陵祥鸟形制与泰陵相似,头颈回曲于翅上,双脚立于山石之间,毛羽清晰,犹如鳞状,头较大,眼突出,尾部发达,雕刻精美。崇陵祥鸟个体相对较小,头颈弯曲后折于翅上,颈部较直,头小,嘴尖,雕刻较粗疏。景陵祥鸟头颈弯曲较大,身躯肥硕,尾小,腿短如鸭。光陵祥鸟均已残毁,仅存碎石。庄陵祥鸟形制和景陵祥鸟相同。端陵祥鸟鸟首回顾,身躯肥大,尾部退化,腿短如鸭。贞陵祥鸟造型与端陵略同,整个屏面饰满浮雕。

总的来看,乾陵的祥鸟比较特殊,其他帝陵祥鸟在形态上则大体相似。从个体上来说,唐代前期帝陵祥鸟较大,后期则较小。从雕刻艺术方面来说,唐陵祥鸟虽各有千秋,但前期精品较多。

⑶仪卫人马

唐代帝王出行,有着严格、奢华的仪仗和保卫制度,这在唐代帝陵中也有反映,“唐制,天子居曰‘衙’,行曰‘驾’,皆有卫有严。羽葆、华盖、旌旗、罕毕、车马之众盛矣,皆安徐而不哗。其人君举动必以扇,出入则撞钟,庭设乐宫,道路有卤簿、鼓吹。礼官百司必备物而后动,盖所以为慎重也。故慎重则尊严,尊严则肃恭。夫仪卫所以尊君而肃臣,其声容文釆,虽非三代之制,至其盛也,有足取焉”。唐代帝陵中的仪卫石刻人马计有两种:一种是文武侍臣,一种是立仗马。

①文武侍臣

唐陵石刻侍臣像为“直阁将军”,或谓“翁仲”。直阁将军又名“中郎将”,为官名,名称源于秦代的郎中令,其职责是掌宫掖门户。西汉武帝时更名为光禄勋,平帝时称为中郎将,皆统帅皇帝侍卫而随从左右。东汉时有左、右、虎、贲、羽林等中郎将,均隶属于光禄勋。东汉、魏晋时还有武卫、使匈奴等杂中郎将。唐代各卫的中郎将则为低级军官,其职责是侍卫皇帝。据说“翁仲”本是秦朝的一名将军,后来才演变为对陵墓石刻侍臣的称呼。《山堂肆考》载:“翁仲姓阮,身长一丈二尺。……秦始皇并天下,使翁仲将兵守临洮,威震匈奴。及卒,始皇铸为像,置咸阳宫司马门外,匈奴至者皆下拜。”秦汉以后,随着金属用途的广泛化,翁仲像逐渐改用石头雕刻,后人因称铜人、石人像曰“翁仲”。从文献记载来看,从汉代开始陵墓上设置直阁将军或翁仲,帝王陵前置石人以北魏孝庄帝静陵和西魏文帝永陵最早。

唐高宗李治与武则天之子李弘恭陵“号墓为陵”,神道两侧即有翁仲3对。乾陵、定陵和桥陵各有10对翁仲,均双手拄剑形象。泰陵以下13座唐陵也各有10对翁仲,但东西两列有别,左文右武,文者握笏,武者拄剑。关于陵墓前列置翁仲的原因,唐人封演说:“石人、石柱之属,皆所以表饰坟垄,如生前之仪卫耳。”而《隋书》记载:“梁武帝受禅于齐,侍卫多循其制,正殿、便阁及诸门上下各以直阁将军等直领……行则仪卫。”唐代初年沿袭隋代礼仪制度,因此,唐代帝陵翁仲是现实宫殿仪卫制度的体现。乾陵、定陵和桥陵翁仲形象应当属于皇宫仪卫,身份可能是直阁将军、殿中将军或侍郎。泰陵及以后诸唐陵翁仲为左文右武,这与当时唐陵石刻追求更为严格的对称布局有关,同时也反映了唐代中后期朝仪制度的变化,正如《唐会要》记载:“文武官行立班序:通乾观象门外序班,武次于文,至宣政门,文由东门而入,武由西门而入,至阁门亦如之。”唐代诸陵的翁仲布局大体相同,但造型颇有差异。乾陵翁仲位于仗马之北,共10对,每对南北间距185米。东西列石人形制相同,身高一般为387米~41米左右,头戴帻冠,长袖阔带,脚着长靴,双手拄剑,神态各异。定陵翁仲现存2件,均头戴高冠,身着长袍,双手拄剑。桥陵翁仲10对,每对南北间距29米。身高一般都在38米左右,头戴上有鸟饰的冠,两侧为鸟翅形纹饰,身穿斜领宽袖袍,腰中系带,双手拄四节剑,足着髙头分梢履。泰陵翁仲南北间距19米,比桥陵石人小,身高大约25米。东列头戴进贤冠,身穿宽袖长袍,腰系革带,足着高头履,背部腰带下有双佩大绶,双手执笏,雍容大度。西列头戴高冠,冠前饰雁鸟,身穿长袍,肩有背带,腰系革带,足蹬靴,双手拄七节剑,颇有将军风度。建陵翁仲形制略同泰陵,文左武右,身高在23米至25米之间。文者头戴冠,衣袖宽广,前绅后绶,有革带双佩,双手执笏,表情严肃。武者头戴冠,着广袖衣,双手拄剑,神态威严。崇陵翁仲位于仗马之北,每对南北间距为224米,身高276米左右。东列形制与泰陵同,唯左侧佩剑,剑的两头从胸前和肘后露出。西列头戴高冠,冠顶呈亚腰形,上饰花纹,身穿宽袖袍,左右肩有背带,背后冠下施巾,腰带下有短巾,袍的背部服饰种类较多。值得注意的是,崇陵神道西列瑞兽西160米,有一小石人,其大小、服饰与北门外控马者相同。在控马小石人东10米处,一座房屋的西墙基部,有两小石人,其一身披袈裟,下垂莲叶,似为佛僧。景陵翁仲位于仗马北225米,南北间距22米。石人身高265米,形制与泰陵相同。光陵东列翁仲仅存1件,位于翼马北155米处,形制同景陵。西列存4件,头戴高冠,冠前饰团花纹,两侧饰羽翅纹,穿广袖长袍,脚蹬靴,双手拄五节剑。贞陵翁仲形同庄陵,东列应为文官,西列应为武官,均头戴冠,身着宽袖长袍,足蹬圆头履。现存西列南数第二石人,其服饰、造型均同东列石人,当为文官。东列现存6个石人,均为文官,未发现形同西列石人的武官。简陵翁仲现存仅余西列,形制同贞陵。靖陵翁仲现存2件,东西列各有1个。

总体而言,唐陵翁仲数量较多,在雕刻方面很有特色。这些翁仲都是用整块巨石圆雕而成。大者将近4米,小者亦2米有余。从近处看身长腿短,似乎比例失调。但从远处看,却凝重自然,协调大方,视觉效果极佳。无论是文臣还是武将,都显得庄严肃穆,富有情感。他们冠服不同,神态各异:有的老成持重,满腹经纶;有的魁伟雄健,威武刚强;有的持笏在手,若有所思;有的双手拄剑,威猛雄健。从这些翁仲身上,我们可以看出唐代雕刻艺术呈现的阳刚之美。

②立仗马

唐代诸陵在祥鸟之北均有5对引人注目的高头大马,习惯上被称为“石马”,其实这些石马并非战马,也不是普通的马匹,而是充当唐代宫廷仪卫角色的“仗马”。古人认为“在天莫如龙,在地莫如马”,马是“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因而对马特别重视。秦始皇陵有规模庞大的兵马俑,汉景帝阳陵也有兵马俑,从帝陵陪葬的战马群体可以想象秦汉时代对马匹的重视程度。自霍去病墓前列置石马之后,人臣墓置石马者渐多,同时帝王陵前也开始放置石马。唐人封演在《封氏闻见记》中记载:“秦汉以来,帝王陵前有石麒麟、石辟邪、石象、石马之属,人臣墓前有石羊、石虎、石人、石柱之属。”帝王陵前石马等石刻的放置,也是模仿帝王生前的仪卫制度。有文献证明的帝陵置石马,始于东汉光武帝原陵,据《水经注》记载:曹嵩(曹操之父)墓前“夹碑东西,列两对石马,高八尺五寸,石作粗拙,不匹光武隧道所表象马也”。由此可知,至少从东汉光武帝原陵开始,神道两旁就列置有高大精美的石象、石马等石刻群。

汉以前帝王陵墓前的石马,目前考古工作者尚未发现,可能已经不复存在,文献中也没有留下具体的记载,其形制和布局今天已经不得而知。唐陵神道上的石马现在仍可以看到不少实物,绝大多数陵墓都是10匹马,分为5对,排列在神道的两侧,这些石马象征帝王生前立于宫门之外的仗马。仗马是天子仪仗的一部分,《新唐书》记载:“巨龙厩日以八马列宫门之外,南衙立仗马,仗下退。”《唐会要》也记载:“天宝八载七月二十五日敕,自今南衙立仗马,宜停,其进马官以省。十二载正月,杨国忠奏置立仗马及进马官。”又载:“大历十四年七月十日,闲厩使奏置随仗,当使准例,每日于月华门立马八匹,使下厩去。”从这些记载来看,唐代南衙外的仗马为8匹,而唐陵神道上的仗马为10匹。对此令人不解,有学者认为取数为十,当与唐太宗时期的“十骥”有关。事实并非如此,《旧唐书》记载:“进马旧仪:每日尚乘以厩马八匹,分为左右厢,立于正殿侧宫门外,候仗下即散。若大陈设,即马在乐悬之北,与大象相次。进马二人,戎服执鞭,侍立于马之左,随马进退。”显然,宫外常设仗马是8匹,而大陈设时还有2匹,加起来正好10匹,所以唐代以后历代的仗马大体上都是10匹。仗马要经过严格的挑选和训练,《新唐书》记载,李林甫居相位凡19年,固宠市权,蔽欺天子耳目,谏官皆待禄养资,没有人敢出来诤谏。有一个叫杜琎的补阙上书言事,被贬为县令。为防止其他人言事,李林甫说:“明主在上,群臣将顺不暇,亦何所论?君等独不见立仗马乎,终日无声,而饫三品藓豆;一鸣,则黜之矣!后虽欲不鸣,得乎?”由此可见,所谓“仗马”实际上就是宫殿之外的仪仗之马,每日要在“进马官”的控制下立仗充当仪卫,受到严格限制,不能随便鸣叫,也不能随便走动。朝堂外立仗马是为了显示朝廷的礼仪,陵墓神道上放置仗马自然也要显示帝王死后可以享受像生前一样的威仪。唐陵除在陵前神道设10匹仗马外,还在陵的北门置仗马6匹,其用意与南门外神道仗马相同。至于为什么北门外设6匹仗马,大概是用来代表“六闲”(隋时置,指马厩)的。

唐代帝陵放置仗马可能始于唐太宗的昭陵,唐人封演说:“国朝因山为陵,太宗葬九崾山,门前亦立石马,陵后司马门内又有蕃臣曾侍轩禁者一十四人石像。”当前昭陵石马已经不存在,究竟是否为仗马,很难作出判断。乾陵以后诸陵,仗马和“进马”(即控马者)犹存。

乾陵司马道原来放置仗马5对,头有衔镳,背置鞍鞯,披障泥,备马镫,身着鞅鞦。各马的细部不大相同,马鬃多为披鬃,也有栽鬚和三花,马尾有垂尾也有缚尾。有的马饰鞅、鞦系挂杏叶,有的鞅、鞦系挂珂饰,有的鞅系杏叶,鞦系条饰物,还有的鞅系珂饰,少数仗马于鞍后置火珠。原来仗马左侧都有一位控马者,现在只有东列南数第1至第3和西列南数第一至第四仗马的旁边有控马者1人,略如《唐六典》所载之制。乾陵北门外阙址北现存4尊仗马和控马者石座,东西列间距299米,其大小和形制与神道仗马相同。这类石马石人均系陵前装饰物,或以为象征“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的仪卫,或以为象征御马厩和夸耀其武功业绩。陵园北门仗马形制和司马道相同,现存4马和1个石座,控马驭手中仅存西侧最南边驭手的小腿及双足部分,其余皆失。

桥陵神道5对仗马大小基本相近,马体肥硕,唯马匹配饰有所不同。桥陵北门外仗马共3对,除西列南数第1仗马为缚尾外,其余仗马的形制、大小均与神道仗马基本没有差异。泰陵仗马均已残毁,从所存部分看,马背有鞍无镫,马身置鞅鞦,其下系杏叶。马颈栽短鬈,尾下垂。泰陵北门外仗马3对,同神道仗马相似。建陵仗马形制略同泰陵,其变化之处主要是在马颈下系一圆球状的东西,如足球大小。马前原来均有一控马者,现多已残毁,仅存其一。崇陵仗马均残,从残存部分看,马背置鞍鞯、披障泥,饰鞅鞦,马尾下垂。崇陵北门外有3尊残石人,身穿窄袖袍,腰系革带,双手拱握,脚着小靴,应该是控马者。此处原有仗马,已经不知所踪。景陵仗马形制与建陵同,马头较长,马面有当卢,系络头,口衔镳,脖下系铃,有鞍鞯,无马镫,马身无饰物,马尾下垂。景陵北门外仗马3对,除西列第3匹仗马为缚尾外,其余仗马均与神道仗马形制相同。光陵现存2匹残缺仗马,马背置鞍鞯,均无马镫,披障泥,系軟鞦,饰杏叶。有一残石人,腰系环带,上有袴,从服饰看,系控马者。光陵北门外有仗马3对,均残,残存部分表明,其形制与神道仗马相同。端陵现有仗马2匹,均残,置鞍鞯,披障泥,无马镫,饰鞅。贞陵仗马马背置鞍鞯,无马镫,披障泥,马身鞅鞦及饰物简化,马尾下垂,脖下系铃。比较特别的是,贞陵仗马马背之上凿有圆窝,贞陵北门外仗马形制与神道仗马同。简陵仗马现存仅余西列,形制与贞陵相同。简陵北门外仗马现存3匹,形制亦与神道仗马相同。

从这些情况我们可以看出唐陵的仗马制度,即南门外神道置仗马5对,北门外3对,每匹仗马旁均有控马者,且大小、形制相同或者相似。仗马是唐代从“六闲”中挑选出来的体形、毛色、个性最好的马,也是最聪明的骏马。唐人挑选骏马的标准是:头要方,目要明,眉骨要高,耳朵要竖,鼻孔要大,脊背要强,腿膝要长等,这些特点在唐代帝陵的石刻仗马上得到了体现。仗马都要进行装饰,可惜唐代文献中没有留下如何装饰仗马的资料,但可以从后代仗马加以推测。《三才图绘》上所绘明代仗马也很华贵,《清会典图》中的清代仗马身上装饰着珠光宝气,看上去也十分华丽。唐代的仗马要享受三品官的待遇13,想必装饰也十分豪华。从唐陵实物来看,仗马头上的络头,额上的叶形当颅,身上的攀胸、鞅鞯、火珠等装饰都十分考究。仗马的雕刻方面趋于写实,马头一般不大,而马肌均较发达。腿部因要支撑庞大躯体显得较为粗壮,其余部分比例均称,看上去很有精神。当然,唐代近三百年,仗马的造型也发生过一些变化。前期的仗马高大、雄壮、粗犷、有神;后期的仗马则变得清秀、逼真。无论是前期的仗马还是后期的仗马,都很有艺术价值,是我国雕刻艺术作品中的精品。

⑷纪念性石刻

纪念的本质是怀念过去’表现历史,并期望这种表现得以延续。纪念性石刻是一个以“纪念”为目的,可以引发群体记忆或传承历史的石刻艺术作品。唐代帝陵中的纪念性石刻,主要有“六骏”和石碑等。

①昭陵六骏

在唐陵石刻中,“昭陵六骏”以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精湛的雕刻技术而受到世人的关注。唐太宗李世民不仅是一位杰出的盛世明君,而且还是一位优秀的军事家。他在唐王朝建立的过程中南征北战,驰聘疆场,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与战马结下了深厚的感情,“六骏”是唐太宗在晋阳起兵和统一全国的战争中所骑乘过的六匹骏马。贞观十年636十一月,李世民在为自己营建昭陵时,想到了曾经与他出生入死、屡立战功的六匹战马,决定用青石雕刻六骏的形象,并亲自为之作“赞”,以展现六骏的雄姿,同时炫耀他自己的武功。这些骏马雕成以后,安置在昭陵北司马院的东西两厢,故人们习惯上称之为“昭陵六骏”。

②石碑

中国碑的起源很早,最初是用于引棺下柩的。人们为了“追君父之功美,以书其上,后人因焉,故建于道陌之头显见之处,名其文而谓之碑”。到秦汉时就形成了立碑的传统,“死有功业,生有德政者”都要立碑。唐代非常重视树碑,《唐会要》记载:贞观中议立碑,“勒石纪号垂裕后昆,美盛德之形容,阐后王之休烈,其义远矣”,又据《唐语林》记载:“长安中争为碑记,若市贾然。大官薨,其门如市,至有喧竞构致,不由丧家者。裴均之子求铭于韦像,许缣万匹。贯之曰:‘宁饿不苟。’”121可见唐代立碑之风甚盛。但是唐代帝王陵墓上却很少立碑,这主要是由于自古帝陵“礼无神道碑”的缘故,只有乾陵和定陵是个例外。

由于唐代帝陵一般不立碑,因此,女皇帝武则天陵前立碑是一次创举。唐高宗死后,武则天悲痛中为了纪念唐高宗,破例在乾陵南门外司马道右侧立了一通巨大的石碑。但是,这通石碑不叫神道碑,而称作“述圣纪”。开元二年(714,中书侍郎苏颞曾上书说道:“帝王及后礼无神道碑,近则天皇后崇尚家代,犹不敢称碑,刻为述圣纪。”事实上,武则天之所以把这通石碑称作“述圣纪”而不叫作“神道碑”,并不是不敢称其为“碑”,而是处于以下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当时臣下的墓碑均称“神道碑”,作为帝王宜与臣下有所区别;二是武则天立此碑的目的主要是为了颂扬唐高宗的功德,所以称作“述圣纪”非常恰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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