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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前言

书名:丝绸之路(6):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唐代帝陵  作者:刘向阳 王效锋 李阿能  本章字数:6874 字  创建时间:2019-06-26 11:21

丝绸之路(SilkRoads是古代中国从古都长安(今西安)出发,经今天我国的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结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中国的陆上丝绸之路开辟于西汉武帝时期(前140~前87,唐代(618~907前期达到鼎盛,宋元以后日渐式微。汉唐丝绸之路的大体路线是从长安出发,穿越河西走廊,经玉门关和阳关,然后沿着西域的绿洲西行,翻越帕米尔高原进入中亚、西亚和北非地区,最终抵达欧洲和非洲21。通过丝绸之路,我国古代的许多重要物质文化,诸如丝绸、瓷器、茶叶以及许多重大工艺与发明,诸如造纸术、印刷术、罗盘与火药等,都传播到了西方,当然,西方的文化也源源不断地输入中国,对古代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一、张骞“凿空”西域与两汉丝绸之路的繁荣

早在公元前六七世纪时,欧洲人可能已经知道了盛产丝绸的中国。一些古希腊雕刻和陶器彩绘人像所穿衣服细薄透明,因而有人推测,在公元前5世纪,中国丝绸已经成为希腊上层人士喜爱的服装。事实上,早在公元前5世纪时,中国丝绸可能已经翻越帕米尔高原(古称葱岭,是古代中国和地中海沿岸各国的陆上通道,地处中亚东南部、中国的西端,横跨塔吉克斯坦、中国和阿富汗),到达印度、波斯。到了亚历山大东征以后,中国丝绸又通过叙利亚,输人欧洲地区。古罗马时代,欧洲人视丝绸为非常珍贵之物,当时与黄金等价。公元1世纪的博物学家盖乌斯?普林尼?塞孔都斯说:“赛里斯)林中产丝,驰名宇内。丝生于树叶上,取出,湿之以水,理之成丝。后织成锦绣文绮,贩运到罗马。富豪贵族之妇女,裁成衣服,光辉夺目。”这里提到的“赛里斯”就是中国。可见,早在张骞出使西域之前,中国的丝绸已经远销到了罗马帝国。但是当时中国的丝绸是通过哪条路径销往罗马的,目前的出土文献和学术研究成果中还没有取得令人满意的答案。关于横跨亚欧两洲沟通中西交通的“丝绸之路”的“诞生”,我国史书中最早有确切记载的是公元前2世纪汉武帝刘彻(前140~前87年在位)曾两次派张骞出使西域,开始与西域诸国第一次进行联络,并进行了沿线的考察1。

西汉王朝建国伊始,就受到北方匈奴的强大军事威胁,汉高祖刘邦在白登之围后被迫对匈奴采取和亲政策。经过“文景之治”,西汉王朝国力日渐强盛。西汉第四代皇帝汉武帝刘彻为了打击匈奴,计划联络此前被匈奴冒顿单于从河西(今河西走廊,在黄河以西,祁连山、合黎山之间,地势低平,是汉朝通向西方的黄金通道)故土赶到西域地区的大月氏人,一起夹击匈奴,于是召募使者出使西域,汉中郡城固(今陕西省城固县)人张骞(约前164~前114毅然应募。

汉武帝建元二年前139,张骞率百余名随从自长安出发,日夜兼程西行。途中,张骞一行被匈奴俘虏,遭受到长达11年的软禁。但其最终不辱使命,逃脱后又继续西行,先后联络了大宛、大月氏、大夏(今阿富汗北部)等西域诸国。然而,由于当时大月氏西迁已久,生活安乐,无意再与匈奴争锋。汉武帝元朔三年(前126,张骞历经艰辛,返抵长安,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见闻,以及西域诸国与汉朝结交的愿望。尽管张骞出使西域没有实现汉武帝联合大月氏夹击匈奴的战略意图,但却第一次掀开了东西方世界的“珠帘”,让中国人第一次对西域诸国有了认识,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历史上把张骞的首次西行誉为“凿空”。

汉武帝元狩四年(前119,中郎将张骞第二次奉命出使西域。与第一次出使不同,这次张骞的使团,带有上万头牛羊和大量丝绸。经四年时间,汉朝使团先后到达乌孙、大宛、康居、大月氏、大夏、安息、身毒等国,西域各国也纷纷派使节回访长安。汉朝和西域诸国的交往从此日趋频繁,西域各国纷纷归附汉朝。张骞出使西域改变了汉王朝的对外政策,自从张骞向汉武帝报告了西域的详细情况,并且西域诸国归附后,汉朝由最早的武力制御匈奴,变为“诚得而以义属之,则广地万里,重九译,致殊俗,威德遍于四海”的战略构想。

另外,为了加强西域与长安的经贸往来,汉武帝招募了大量的商人,让他们携带中原货物,到西域各国经商,中国的丝绸、漆器和铁器被带至中亚、西亚乃至地中海东岸地区。同时西域的骏马、狮子、鸵鸟和胡桃、苜蓿、葡萄、石榴被带到中原。这些商人中的大部分从中外贸易中获得了巨大的利润,成为富商巨贾,从而吸引了更多的人去西域从事贸易活动,极大地推动了中原与西域之间的物质文化交流,同时汉朝通过收取关税也获得了巨大的经济利益,从而实现一种共贏局面。

汉武帝统治时期,张骞两次成功出使西域,使得汉王朝和西域诸国有了联系和交往,官方和民间出使、商贸往来活动络绎不绝。特别是由于汉武帝对匈奴的数次反击的胜利,更加扩大了汉廷在西域的影响,于是一条“东起中国长安、西止原东罗马帝国首都君士坦丁堡(今土耳其伊斯坦布尔),并由此联接中亚、南亚、西亚和欧洲各国”的中西贸易通道便出现了。

到了汉宣帝刘询神爵二年(前60,丝绸之路不断遭到匈奴的军事骚扰,而且强盗横行。为了加强对西域的控制,汉宣帝在乌垒(古西域国名,本轮台国,西汉武帝太初三年(前102灭,太初四年(前101置使者校尉屯田。宣帝本始二年(前72复国为乌垒国。今新疆巴音郭愣蒙古自治州轮台县策大雅乡南野云沟)城设立了西域都护府,派遣官员对西域进行直接管辖,总管西域军政事务。以汉朝在西域地区设立都护府,派任军政长官为标志,表明丝绸之路这条东西方文化交流之路开始进人繁荣时代。

到了东汉,中央政府继续加强对丝绸之路的管理。汉明帝永平十六年(73,东汉政府派奉车都尉班超(32~102,扶风郡平陵县即今陕西咸阳东北人)出使西域,出任西域都护,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势力的控制。班超经营西域的30余年,进一步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西域都护班超曾派甘英出使大秦古代中国对罗马帝国及近东地区的称呼),甘英向西到达了波斯湾。这次出使虽未到达大秦,但增进了当时中国人对中亚各国的了解,拓展了丝绸之路。东汉汉桓帝刘志(132~167,公元146~167年在位)延熹九年(166,大秦使臣来到洛阳’这是欧洲国家同中国的首次直接交往。

西汉张骞通西域后,正式打开了从中国通往欧、非大陆的陆路通道。这条道路从西汉都城长安出发,经过河西走廊,然后分为两条路线:一条由阳关,经鄯善,沿昆仑山北麓西行,过莎车,西逾葱岭,出大月氏,至安息,西通犁軒今埃及亚历山大),或由大月氏南入身毒另一条出玉门关,经车师前国,沿天山南麓西行,出疏勒,西逾葱岭,过大宛,至康居、奄蔡(西汉时游牧于康居西北即咸海、里海北部草原,东汉时属康居)。在经由这条路线进行的对外贸易中,中国输出的商品以丝绸最具代表性,同时这也是中西之间进行文化交流的重要通道。

张骞通西域在中西交通史上具有划时代的历史意义,欧洲史学家狄雅可夫评价说:“其在中国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美洲之发现在欧洲史上的重要。”从世界范围讲,“丝绸之路的开拓与繁荣对于整个人类文明发展进程和水准的提高,也有着不容置疑的绝对意义”1。中国的丝绸之路沟通了黄河流域文化和印度河恒河流域文化、阿拉伯文化、希腊罗马文化,成为东西方文化交流的桥梁。在这条漫长、艰险的陆上贸易通道上,中国许多王朝和西方民族都参与进来,为了“丝绸之路”的畅通、维护及发展贡献了巨大力量,推动了人类历史的进步,将古代中国和西方民族的命运联系起来。

二、唐代丝绸之路的兴衰

张骞开通丝绸之路后,两汉丝绸之路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由于游牧民族的南下和中原地区的战乱,丝绸之路受阻,发展极为缓慢,这一时期是丝绸之路从两汉到隋唐的过渡阶段。

从3世纪开始,虽然中国内地的战乱从未止息,但是由于当时中国的河西、陇右和西域地区政局相对平稳,掌握当地政权的游牧部族也十分重视对外贸易和交往,因此这些地区与中亚、南亚等地的交往并未完全停止,特别是占据波斯地区的萨珊王朝(226~651,其势力范围直达罗马帝国边界,成为丝绸之路上的重要中转站和集散地,对于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的发展起到了重大的作用。由于有罗马帝国、萨珊王朝的积极推动,以及突厥在转输丝绸方面的巨大作用,所以尽管当时的中国内地处于分裂状态,但是丝绸之路上的商贸交往仍然没有中断。

到隋唐帝国时代,丝绸之路达到畅通、繁荣的全盛时期。李唐通过晋阳起兵建国,并统一全国之后,西北边疆的安全问题开始受到唐廷关注。为了控制西域地区,重新打通丝绸之路,唐廷通过一系列军事行动,打败了突厥,一举控制西域诸国。贞观二十二年(648,唐廷在龟兹(今新疆库车)、焉耆(今新疆焉耆西南)、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疏勒(今新疆喀什)四城堡建置军镇,由安西都护府管理和控制,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安西四镇”。同时重新构筑了天山北路的丝绸之路分线,将西域通过这一线路和中亚连接起来。贞观以后,随着西域形势的变化,前期设置的军镇也有所变动。唐高宗统治时期,曾多次与西域一些部族作战,故“安西四镇”时置时废。直到武后长寿元年(692,唐武威军总管王孝杰等率军击破吐蕃,重新收复“安西四镇”,西域形势再次稳定下来,丝路贸易从此畅通无阻。

同时,这一时期西方的东罗马帝国、波斯(7世纪中叶后被阿拉伯帝国取代)等国家政治保持了相对的稳定,令这条商路再度迎来了繁荣时期。唐代前期的丝绸之路,从长安出发,通过河西、陇右地区,将唐都长安和中亚、西亚、欧洲等地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一时期的丝绸之路又通过横向延伸,将丝路两侧,以及更远的地区纳入了丝绸之路的交通网络,新的商路支线不断被开辟,因此丝绸之路“在唐代已不是单独的一条、两条或三条连接中西的丝路,而是一个极其发达的网状交通体系”。当时通往西域、中亚地区的道路主要有陇右河西道、吐谷浑道和回纥路等,其中陇右河西南道是首选和主线,吐谷浑道与回纥路只起辅助作用。

整个唐代前期,“伊吾之右,波斯以东,职贡不绝,商旅相继”。沿着丝绸之路,唐帝国的文化播及亚洲各地及欧洲、非洲部分地区。另一方面,沿着丝绸之路传入的西域、中亚文化也在深刻地影响着唐人生活的方方面面。当时,长安城里胡人云集,胡戏、胡店、胡音,繁杂而热闹,以至长安城在贞观到开元的一百年间,胡化风气很是浓重。正如向达先生所指出:“第七世纪以降之长安,几乎为一国际的都会,各种人民,各种宗教,无不可于长安得之。太宗雄才大略,固不囿于琐微,而波罗毽之盛行于唐代,太宗即有力焉。开元、天宝之际,天下升平,而玄宗以声色犬马为羁糜诸王之策,重以蕃将大盛,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此种胡化大率为西域风之好尚:服饰、饮食、宫室、乐舞、绘画,竞事纷泊;其极社会各方面,隐约皆有所化,好之者盖不仅帝王及一二贵戚达官已也。”唐代前期丝绸之路经历了鼎盛时代后,安史之乱后出现了衰落。安史之乱中,唐王朝控制的河西、陇右地区沦陷于吐蕃,丝绸之路的陇右河西路被阻断,人们只能由回鹘道经北庭去西域、中亚。等到吐蕃衰败,回鹘西迁,控制河西的张议潮归附唐廷后,陇右河西路得以恢复,但是宣宗大中年间(847~860,原州、萧关失陷,这一路线再次受阻,人们只能从灵州道经凉州或甘州沿河西走廊去西域。另一方面,随着唐代生产力和技术的不断提高。造船业与航海技术有了大幅度的提高。据记载,唐代初年沿海的一家造船厂,一年即能制造“浮海大船五百艘”21。从唐代开始,海上丝绸之路与陆上丝绸之路开始伯仲不分、交相辉映。特别是由于唐代后期中原地区的不断战乱,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走向衰落,逐渐被海上丝绸之路所取代。

三、丝绸之路申遗与唐代帝陵

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经济迅速腾飞,中西文化交流不断加深,于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和保护受到中外学者越来越多的关注。20世纪末,由于“亚欧大陆桥”的建成,中国和中亚、欧洲等西方诸国的联系不断加强,于是在“古丝绸之路”基础上演化出所谓的“新丝绸之路”,古代丝绸之路的历史再次受到中外学术界的瞩目。进入21世纪以来,“丝绸之路”在促进中国同中亚、西亚与欧洲东欧、西欧诸国经济、文化交流、发展中起到越来越大的作用。事实上,“‘丝绸之路’不仅仅是历史上东西方交流的一个经贸‘通道’,它被喻为世界历史展开的主轴、世界主要文化的母胎、东西方文明的桥梁,是世界公认的、人类历史遗留的珍贵的文化财富,保护‘丝绸之路’是当今社会、尤其是丝路沿线各国一个重大的历史使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31,于是将古代丝绸之路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的活动应运而生。

2005年11月,在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召开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中亚地区研讨会”上,与会成员国会议代表,一致通过了将丝绸之路中亚段作为线性遗产申报的计划。2006年8月,在新疆吐鲁番举行的研讨会上,来自中亚国家、中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50名与会成员代表进一步肯定了上述计划。同年10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会议上,讨论了丝绸之路中亚段的申报,形成了“丝绸之路概念文件”。2007年4月,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丝绸之路申遗地区研讨会”上,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等五个国家通过了“丝绸之路概念文件”。2012年7月,经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委员会与中国及中亚五国政府共同协商,最终确定中国与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三国共同申报这一项目,并将申报项目名称确定为“丝绸之路:起始段和天山廊道的路网”,根据本次重新确定的申遗名单,我国境内的申报工作涉及陕西、甘肃、新疆、河南四个省份。

与国内其他省份相比,陕西是列入丝路申遗名单遗产点数量最多的省份,西安是相关文物点最密集的城市。到2012年,陕西丝绸之路首批申遗的大名单的遗迹包括汉长安城遗迹(未央宫等)、唐长安城遗迹(大明宫含元殿遗址、丹凤门遗址、含光门、大雁塔、小雁塔、西市)、兴教寺塔、乾陵、张骞墓五处1,这些历史遗址都是中国汉唐两代辉煌文明和丝绸之路的历史见证。

事实上,作为汉唐丝绸之路起点的陕西西安,除了上述丝绸之路申遗名单的重要文化遗迹外,还有很多著名的历史见证。在今陕西秦岭终南山北麓有一条名叫“神仙路”的古道,宽01米~2米。这条古道自长安(今西安市直通甘肃天水以西,绵延1000多千米,是古代陆上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特别是唐代高僧玄奘曾由此路西行取经,沿途留下很多胜迹与传说,现保存最完好的一段地处陕西西安市户县石井镇钟馗故里的欢乐谷内,其余路段虽古迹不再,并且多有毁弃和断阻,但相当一部分依然供当地乡民耕作和行走。这些难得的历史遗迹和考古遗址,是古丝绸之路的宝贵物证。另外,历经汉唐时代,西安周边地区有关丝绸之路的历史遗迹众多,从汉长安城到唐长安城;从汉长乐宫、未央宫、建章宫到唐太极宫、大明宫、兴庆宫;从汉大庄严寺塔、大总持寺塔(分别位于汉长安城西南角和平、永阳两坊内)到唐慈恩寺塔(俗称大雁塔)、荐福寺塔(俗称小雁塔)、兴教寺塔;从张骞墓、霍去病墓到汉、唐帝王陵,还有波斯寺、青龙寺……无数的历史遗迹,彰显着汉唐黄金时代丝绸之路的辉煌。

在这些体现古代丝绸之路文化交流的文物遗迹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位于古代丝绸之路起点的唐代帝陵作为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物化代表E,凝结了丝绸之路域外文化的精华,展现了唐王朝帝王、王室和贵胄“国际化”的生活品味和艺术追求,为研究这一时期唐王朝社会政治、经济、军事、对外关系和文化艺术及其交流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2014年6月,中、哈、吉三国联合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成功无疑为唐代帝王陵的保护和研究提供了一个良好的契机和外部环境,于是激励笔者以丝绸之路和唐代帝陵为主题,探讨两者的联系。本书以唐代的文献资料为依据,参阅两《唐书》、《资治通鉴》等重要典籍,从历史学、地理学、考古学、社会学等不同学科角度出发,以20世纪以来唐代帝王陵和陪葬墓的有关考古资料为佐证,包括发掘报告、文物实物以及研究成果,并且将两者结合起来,试图展现丝绸之路鼎盛时期唐代帝王陵的文化全貌,并系统地阐述了唐长安丝绸之路沿线的中西方文化交流情况。

在唐代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背景下,本文通过对丝绸之路发展过程中古长安沿线唐代帝陵中代表性人物和事件的叙述,展现唐代帝陵中通过丝绸之路而带来的域外文化色彩,重现构建丝绸之路与唐代帝陵之间的文化关联。通过对唐陵中吸收、汉化域外特色的重点文物的考释,特别是对唐太宗至高武时期民族融合政绩及唐陵营筑盛衰过程的介绍,以唐陵陵园遗存及其陪葬墓出土的众多含有域外元素的石刻、壁画、陶俑等为切入点,深入浅出地发掘了唐陵文化的内涵和特性,反映了丝绸之路鼎盛时期东方文化对西方文化的浸润、汉化和相互融合的状况’再现了中华大唐文化和帝陵物质遗存在古丝绸之路政治、文化、艺术、经济贸易等发展交流过程中所处的重要地位。

唐陵现存的石犀、石狮、鸵鸟、昭陵六骏和十四国蕃君长石像、乾陵六十一尊王宾石雕群像等,真实地记录了7世纪唐帝国与周边民族政权友好往来以及与亚洲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交流状况,反映了中外文化互动的高潮,这是其他历代陵墓所少见的稀世物证;唐陵陪葬墓出土的大量三彩胳驼、胡人陶俑,反映了盛唐时期丝绸之路的繁盛与交往的频繁;唐陵陪葬墓中出土的大量壁画,如“胡人献马图”、“客使图”(或称“蕃使图”)、“马球图”等反映了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与往来。因此,唐陵现存文物中的域外文化元素成为唐代丝绸之路繁荣发展的重要物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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