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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丝绸之路申遗与唐代帝陵的保护 唐代帝陵的文化价值与保护实践

书名:丝绸之路(6):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唐代帝陵  作者:刘向阳 王效锋 李阿能  本章字数:16447 字  创建时间:2019-06-26 11:21

唐代帝陵多依山而建,气势恢弘,建筑结构复杂,一般包括陵山、陵园、阙台、神道石刻、下宫建筑和陪葬墓群等,构成了一个大型的古建筑体系,具有很高的遗产价值和艺术价值。唐代帝陵作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受到历朝的保护,很多王朝都对其进行过修缮和保护。特别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家先后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对唐代帝陵的保护做了很多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2005年开始,陕西实施了“唐陵大遗址保护工程”,对于唐代帝陵的保护,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和经验。但是,唐代帝陵区域大、保护范围广、文物数量庞大,涉及利益群体众多,保护、利用和开发存在很大的难度。另外,将众多文物个体,尤其是仍未可知埋藏地下的文物,从整体或系统的角度进行保护,缺乏可借鉴的范式和经验,因此唐代帝陵的保护似乎进入了瓶颈期,需要进一步探讨唐陵保护的对策。

1唐代帝陵的文化遗产价值

唐代帝陵现存有数量庞大的文物遗存,是全人类共同的文化遗产,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遗产保护组织的一些官员多次提出应将以乾陵为代表的唐代帝王陵墓列入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唐代帝陵不但反映了中国古代陵寝建筑制度的发展历程,而且出土的珍贵俑像、壁画、碑刻等也包含了大量的历史信息,可与史书中的文献记载相印证,相互补充,从而更加彰显了唐代文化的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影响广泛。作为中国古代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的结晶,唐代帝陵拥有我国现存占地面积大、建筑体量大、雕刻尺度大、文化内涵丰富、等级品位高、中外知名度大等优势,以其历史性、真实性、完整性等独特魅力,涵盖了中国古代陵墓承载的历史文化特色,体现了那一时代中国文化的强大“软实力”。

⑴唐代帝陵的历史价值

唐代帝陵多依山为陵,所谓“依山为陵”,就是直接在山体上开凿墓室或是陵墓依山而建,把棺椁葬入其中,并且地上修建宫殿建筑。这种墓葬迥异于秦汉和明清陵墓向地下开凿地宫,地上封土为陵的墓葬方式,从而形成了有唐一代独一无二的墓葬方式,并对后代帝陵制度产生了很大影响,也因俑像、壁画等文物中包含大量的异域文化色彩,使其成为唐代丝绸之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先,唐代确立的帝陵制度在中古帝陵营建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后世王朝的影响巨大。初唐的高祖献陵和太宗昭陵处在中国古代皇陵从“堆土成陵”向“因山为陵”发展的过渡时期,继承秦汉帝陵的形制。从唐太宗的昭陵开始,创立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的埋葬形式。到了高宗与武则天合葬的乾陵时,“因山为陵”成为唐代帝陵墓葬的定制,从此奠定了唐代帝王“因山为陵”葬制的基本模式,影响深远。乾陵作为唐代帝陵的代表,陵园规模宏大,建筑富丽,文物众多,有“历代诸皇陵之冠”和“唐陵典范”的美誉。陵园内有各类大型精美石雕群像129件(组),在形制和雕刻技艺上上承六朝而有所发展,也引领了宋代以后石刻艺术的发展。并且从唐代乾陵开始,帝王陵前石刻和陵园门阙成为一种制度和模式,不仅对后来的唐陵石刻产生了影响,而且后代帝陵前的石刻,无论是石刻种类、石刻数目,还是安放位置,都对其有所承袭,并一直沿袭到清代帝陵石刻艺术的发展,具有开创性意义。

其次,唐代帝陵文化是中亚丝绸之路系列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帝陵拥有大量与丝绸之路相关的历史文物——包括国宝级壁画和反映东西方文化交流的石刻与文物。其中石犀、鸵鸟、翼马、石狮等石刻是大唐帝国威德宣远的物证,昭陵的14尊蕃君长石像再现了“天可汗”时代“四夷一家”的民族政策,乾陵的61尊蕃臣石像真实地记录了7世纪唐帝国与周边民族政权,以及与欧亚大陆各国的政治文化交流状况,这些石刻见证了唐代中外文化频繁交流的状况,反映了唐代盛大的民族融合场景和中外文化互动的高潮。已发掘的唐代帝陵陪葬墓中出土的三彩载物骆驼、胡人牵驼牵马釉陶俑等,反映了盛唐时期丝绸之路经济贸易繁盛与交往的盛况。陪葬墓中出土的《马球图〉〉、《客使图》、《狩猎出行图》、《胡人牵驼图》、《胡人献马图》以及《驯豹图》等,反映了丝绸之路鼎盛时期唐王朝与周边国家的文化交流与来往状况。

再次,乾陵作为唐代帝陵的代表,是中古陵墓史上唯一的一对夫妻皇帝合葬陵。中世纪时期,世界史上有14个封建国家先后出现了28位女皇和诸多位男性皇帝,这些皇帝死后都没有合葬,唯独东方的中国唐代有两位皇帝合葬,其葬地——乾陵,堪称独一无二的合葬之陵。中国封建社会历时2300余年,有近300位皇帝与君主执政,死后都是单独成陵,或是皇后拊葬其茔,始终没有两位皇帝合葬,唯独乾陵具备这种特性。乾陵埋葬的两位墓主人既是一对夫妻、又代表李唐和武周两个不同的朝代。乾陵作为由李唐和武周两个朝代共同营建的皇帝陵,一陵葬二帝,这在中国古代帝王陵墓史上绝无仅有,在世界陵墓史上也是非常的罕见。

2唐代帝陵的艺术价值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先后发掘了唐代帝陵的数座陪葬墓,如陪葬乾陵的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等5座墓葬,出土各种珍贵文物4000多件,其中有大量石刻俑像,很多都是艺术珍品;另外出土绚丽多彩的墓室壁画1万多幅,堪称唐代瑰丽的地下艺术画廊。

首先,唐代帝陵石刻融中外艺术风格于一体,文化内涵和艺术价值极高。唐代帝陵出现的融中外艺术风格为一体的翼马、鸵鸟、蹲狮等,这些来自域外的神兽石刻高大雄浑,庄重古朴,造型逼真,刻线流畅,取代了中古帝陵神道原有的朱雀、石虎等形象,运用了线雕、半浮雕和浮雕等生动传神的技法,可能受到波斯前四世纪苏萨遗址中翼兽形象的影响,不仅是汉魏南北朝以来中国传统石刻艺术与外来雕刻艺术的结合,而且开辟了以后帝王陵墓前大量置刻翼兽、雄狮的做法,既显示了帝国的强盛、王权的至高无上和天下归心的思想,又烘托了陵区建筑的艺术主题,因而在中古雕刻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其次,唐代俑像,特别是三彩俑像是唐代艺术宝库的瑰宝。唐代俑像主要包括辟邪厌胜俑、仪仗俑和仆侍俑三类这些俑像造型别致,釉色清新,色彩绚丽,引人注目,包括各种骑(牵)马(舵)俑、守卫俑,以及牛车和御夫俑;仆侍俑主要是体现家居生活的各类男女立俑、乐舞俑等。唐俑通过艺术的方式,塑造的题材真实生动,贴近现实生活,如肃穆的文S俑、刚强彪悍的武士狩猎俑,文武之间对比明显;高髻宽衣的仕女俑、翩翩起舞的伎乐俑,这些俑像骑马打球、胡服装扮、女扮男装、袒胸露乳比比皆是,反映了唐代开放、包容和自信的社会风气;深目高鼻的胡俑、满载丝绸的骆驼、形态各异的贴花马、铠甲马,反映了丝绸之路上中外频繁的物质文化交流景象;饮水的马、驯良耕作的牛,以及羊、鸡、猪、犬等,这些动物的体态被塑造得千姿百态,惟妙惟肖,栩栩如生,反映了唐代丰富多彩的现实生活。

再次,唐代帝陵陪葬墓壁画是我国历史上最为精美的艺术珍品。中国壁画艺术源于商周时代宫殿庙堂建筑上的壁画,历史悠久,风格独特,是中华民族绘画遗产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唐代是中国古代文化放出异彩的时期,基于雄厚的政治力量和经济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墓室壁画艺术,也因贵族阶级的“厚葬”习俗而大放异彩,成为中华艺术中一朵绚丽夺目的奇葩。唐代帝陵陪葬墓的发掘,使在地下幽闭了1300多年的一批宝贵的艺术珍品重见天日。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已发掘的唐墓中,最精美的壁画有昭陵长乐公主墓、韦贵妃墓和乾陵章怀太子墓、懿德太子墓、永泰公主墓等,号称“唐代绘画艺术的地下画廊”。这些壁画重墨淡彩,写实性极强,其中有规模宏大的阙楼图、仪仗出行图、马球图、客使图、仪卫图、侍女图以及观鸟捕蝉、牵犬架鹰图等,不仅显示了唐代绘画艺术的卓越成就和时代风格,展现了唐代画师们精湛的艺术造诣,再现了中国壁画艺术在唐代的盛况,同时,也体现了大唐王朝对外开放,面向世界的张力。另外,这些罕载于史册、极为珍贵的唐墓壁画,为我们研究考证唐代的宫廷生活、友好往来、体育运动、府兵制度、服饰发型等,提供了形象的宝贵资料。同时壁画在构图、造型、用线和赋色等艺术技巧上也有许多特色,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

2历代对唐代帝陵的管理和维护

中国古代虽然改朝换代频繁,但即使曾经和前王朝处于敌对关系的新王朝建立,一般都不会肆意破坏前朝的帝王陵寝,都会对前朝帝陵进行适当保护,而且保护和修缮的规格和力度并不低,有的甚至和本朝陵寝保护相仿。一般而言,这一方面是出于任何王朝都最终会灭亡,因此新王朝善待前朝的陵寝,也是为了保留自己未来的帝王陵寝;另一方面出于“死者为大“的传统价值观念,汉族政权一般都恪守维护先人墓葬的伦理义务。但是假如政权更替时期,或者一个王朝已经衰弱的自顾不暇,例如唐末五代十国的乱世,有“怀璧之罪”的帝王陵墓就很难幸免,保护就很难维系了。

1唐王朝对唐代帝陵的维护

中国中古时代的陵墓制度是伴随着封建国家的形成和皇权专制主义而确立的,是封建统治者推崇皇权和维护封建等级制度的一种手段。历代帝王为了巩固其封建统治,宣扬皇权至高无上的威严,往往不惜集中全国的人力和物力营建陵墓,希望把他们生前奢侈糜烂的生活带人死后的另一个世界。维护先祖陵墓往往成为继任帝位者的一件大事,同时也是封建统治者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危害皇陵安全的原因,基本上可分为自然和人为两大部分。在封建政权比较稳固的时期,自然的危害相对多一些,而人为的原因要少一些;而在政权不很稳固,尤其是战乱时期,人为的危害因素就更大更多一些。唐代处于中古陵墓制度的大发展时期,其对皇陵的管理与维护,是与其陵墓制度的确立同步的。

由于唐代陵寝规模较大,对陵寝的维护工作也就较前代繁重。在初唐、盛唐时期,由于国力强盛,皇陵设有专人管理、供奉,诸陵署各设陵令一人,正五品上;丞一人,从七品下;录事一人;又设陵户若干,“陵令掌先帝山陵率户守卫之事,丞为之贰。凡朔望、元正、冬至、寒食皆修享于诸陵”,公卿每年还要定期巡陵,“春则扫除枯朽,秋则芟剃繁芜。扫除者,当发生之时,欲使茂盛也;芟剌者,当秋杀之时,除去拥蔽,且虑火灾也”甚至皇帝也要亲自祭陵。另外,为了确保陵寝的安全,唐廷还特令在陵前驻扎军队:“凡诸陵皆置留守,领甲士,与陵令相知,巡警左右。”但到唐朝后期,由于政权不稳,内忧外患,巡陵制度流于形式,陵墓管理就大不如从前。

文献中有关唐代对皇陵进行维护的记载,虽不是很多,但从初唐至晚唐不绝于书。例如唐太宗昭陵的下宫原在九崾山之上,后被野火烧毁,于是重建于山下的瑶台寺旁。其他帝陵的情况如下:唐玄宗开元四年(716十二月,“定陵寝殿灾”;唐代宗永泰元年(765二月,“党项、羌寇富平,焚定陵寝殿”;唐宪宗元和十年815十一月,藩镇吴元济叛乱,“盗焚献陵寝宫”。次年正月,“盗断建陵门戟四十七竿”%唐文宗大和八年834七月,“定陵台大风雨,震,东廓之下地裂一百三十尺,其深五尺。诏宗正卿李仍叔启告修之”;开成二年(837十二月,“乾陵寝官火”;大中五年(851十二月,“盗斫景陵神门戟”;天复二年(902二月,“乙亥,盗发简陵”;唐哀帝天祐二年(905正月,“盗焚乾陵下宫”。由此可见,唐代前期皇陵的保护工作比较顺利,破坏较少,但是“安史之乱”后问题逐渐增多,除了自然因素的破坏外,人为因素的破坏也有逐年增多之势,这与唐代中后期唐廷权威削弱有关,与藩镇割据、农民战争等有直接的关联。

由于唐代各陵的建筑规模、重要程度不同,因此对各陵的维护与修缮的频率和程度也就不同,如唐太宗昭陵,从贞观十年(636首葬文德皇后时开始营建,直到贞观二十三年(649葬太宗李世民后宣告建成,同时还要对先前完成的建筑进行不断维护。乾陵的情况也与昭陵相似。文明元年(684高宗李治先葬于此,神龙二年(706即李治安葬乾陵23年后要合葬武则天时,当时唐廷对于是否合葬曾有过争论,反对者认为合葬是“以卑动尊”等,这说明那时乾陵的修建业已完成,但为了合葬武则天,又不得不重新打开乾陵墓道,同时对陵园进行修缮、扩建,乾陵蕃臣石像群和无字碑等大型石雕可能就是在这期间完成的。

昭陵和乾陵的修复和扩建毕竟属于特例,唐代对皇陵进行较大规模的一次维护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四年(798。由于昭陵下宫被野火焚毁,德宗召集众大臣来商议,是在原址重建还是迁移山下,最后决定将昭陵下宫迁移山下的瑶台寺旁重修,“于是遣右谏议大夫平章事崔损充修八陵(献、昭、乾、定、桥、泰、建、元)使。及所司计料,献昭乾定泰五陵各造屋三百七十八间,桥陵一百四十间,元陵三十间,惟建陵不复创造,但修葺而已。所缘寝陵中帷幄床褥一事以上,并令制置”13。唐德宗励精图治,八陵修建工程的完成,显示了唐王朝短暂的中兴气象。唐文宗太和五年(831五月,宗正官再次请求修缮献陵、乾陵、定陵、桥陵、泰陵、建陵、元陵、崇陵、丰陵、景陵、光陵、庄陵、惠陵、昭陵等14陵。唐文宗下诏:“所修陵寝,事至严重,简度崇饰,须得精实,宜令度支郎中卢商、将作少匠韦长同往诸陵子(仔)细简计,具合修处与不合修处闻奏。”最后是否修缮帝陵,史无记载,鉴于唐王朝当时内交外困的局面,唐陵修缮工程可能也有心无力。

此后直至唐亡,再不见维护皇陵的记载。纵观历史,唐代后期皇帝并非不想维护祖陵,只是唐代帝陵工程浩大,而当时唐王朝国力衰竭,内忧外患,根本无力顾及祖陵。

2五代对唐代帝陵的维护

唐朝灭亡以后,唐代帝陵的地位一落千丈。陵署解散了,守军逃亡了,原来的陵户也不复存在。五代时期,中原的梁、唐、晋、汉、周政权不断更替,当时人谓:“天子宁有种耶?兵强马壮者为之尔。”就是在这个动荡的时代,唐十八陵遭到了历史上的第一次浩劫。

温韬为五代时的一员藩将,其见风使舵,先后投降梁、唐,拥兵自重,先后盗掘了大部分的唐代帝陵,史载:“韬在镇七年,唐诸陵在其境内者’悉发掘之,取其所藏金宝,而昭陵最固,韬从埏道下,见宫室制度闳丽,不异人间,中为正寝,东西厢列石床,床上石函中为铁匣,悉藏前世图书,钟、王笔迹,纸墨如新,韬悉取之,遂传人间,惟乾陵风雨不可发。”

五代的后唐政权尽管由沙陀人建立,但其以唐人的后代自居,于是担负起保护唐代帝陵的责任。后唐的统治者极为关注唐陵,不但诛杀了温韬,还在后唐庄宗同光三年(925正月,敕有司改葬昭宗及少帝,竟以用度不足而止。同年六月,后唐国力似有好转,庄宗下令:“关内诸陵,顷因丧乱,例遭穿穴,多未掩修。其下宫殿宇法物等,各令奉陵州府据所管陵园修制,仍四时各依旧例荐繪。每陵仰差近陵百姓二十户充陵户,以备洒扫。其寿陵等一十陵,亦一例修掩,量置陵户。”是月“戊子,以刑部尚书李琪充昭宗、少帝改卜园陵礼仪使。己丑,以工部郎中李途为京兆少尹,充修奉诸陵使”后唐末帝李从珂《修奉列圣陵寝诏》也说:“列圣陵寝,多在关西,中兴已来,未暇修奉,宜令京兆、河南、凤翔等府’耀州、乾州奉陵诸县,其陵有所阙漏’本处量差人工修奉,仍人给日食,祭告下太常、宗正寺参详奏闻。”后唐立国仅有十余年,由于国力有限,唐代帝陵的修繕工作并没有能够真正实施,保护唐陵的作用有限,但其诛杀温韬,倾力对唐代帝陵进行维护,也实属不易。

唐代帝陵被温韬疯狂盗掘的事件对五代的统治者有很大的震动,后周太祖郭威曾多颇晋王柴荣说:“昔吾西征,见唐十八紙不发掘者。此无他,惟多藏金玉故也。我死当衣以纸衣,敛以瓦棺,速营葬,勿久留宫中,圹中无用石,以甓代之。工人徒役皆和雇,勿以烦民。葬毕,募近賴三十户,蠲其杂徭,粒守视。勿修下宫,勿置守陵宫人,勿作石羊虎人马,惟刻石至陵前,云:‘周天子平生好俭约,遗令用纸衣瓦棺,嗣天子不敢违也。’汝或违吾,吾下福汝。”对唐代帝王的厚葬制度进行了反思。

3宋代对唐陵的维护宋初统治者对前代帝王陵比较重视,在保护历代帝王陵墓的过程中,也对唐代帝陵进行了保护。建隆二年961,宋太祖赵匡胤下诏:“先代帝王陵寝,宜令所属州府遣近户守视,其冢墓有隳毁者亦加修葺。”乾德四年(966,宋太祖再次下诏:“其太昊、女娲、炎帝、黄帝、颛顼、高辛、唐尧、虞舜、夏禹、成汤、周文王武王、汉高祖、后汉世祖、唐高祖、太宗等十六帝陵“各给守陵五户,蠲其他役,长吏春秋奉祀”,唐尚宗、中宗、眷宗、玄宗、肃宗、代宗、德宗、顺宗,宪宗、穆宗、文宗、武宗、懿宗、僖宗等历代38陵“常禁樵采,著于甲令”。开宝三年(970,宋太祖鉴于当时帝王陵多被盗掘的情况,下令对历代帝王陵进行了调查,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当年九月河南府、京兆、凤翔府、耀州等地汇报了调查结果,有28座帝王陵曾经被盗掘。北宋中期,对历代帝陵也曾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六年(1013六月,诏:“应京东、京西、河东、陕西、淮南、江南、两浙、荆湖南北路,有历代帝王陵寝之处,依景德元年(1004敕禁止樵采,不得侵耕发掘,违者收捕严断。”

元祐年间,游师雄担任陕西转运使时,看到关中唐陵石刻惨遭破坏,十分痛心,曾采取过一些保护措施,如重绘了乾陵狄仁杰等六十人画像,《长安志图》也有记载:乾陵“狄仁杰以下六十人画像姓名今皆不存,其见于奉天县丞赵揩绘像记者才二十九人焉。楷之记文多不尽载,撮其大指,略曰:唐之诸帝功烈如太宗、明皇者可谓盛矣,宜其立垅完固及于无穷。今兵火之余,荒墟坏皿,瓦砾仅存,理亦宜也。独高宗武后之陵,崇丘磅礴,上诣青冥,双阙耸峙,丹青犹在。是岂造物者有扶护而致然耶?抑亦穷匮国力,深规厚图,使人未易窥也?转运游公一日按部过乾陵,慨然兴叹,乃录高宗天后时朝臣六十人重图于陵所。”

4金代对唐代帝陵的维护

宋辽夏金时期,来唐代帝陵凭吊者不乏其人,“大金皇弟”曾对乾陵进行过修葺。该事件不见于史籍记载,仅见于乾陵无字碑上。宋金时期,乾陵所在地乾州为金辖地,金太宗完颜晟之皇弟撒离喝为都统经略,偶尔狩猎来到乾陵,见陵园破败不堪,便命人对其进行了修葺,并刻文记于乾陵无字碑上。其文曰:“大金皇弟都统经略郎君,向目(以)疆场无事,猎于梁山之阳。至唐乾陵,殿房颓然,一无所睹。爰命有司,鸠工修饰。今复谒陵下,绘像一新,回廊四起,不胜欣怿。……时天会十二年(1134岁次甲寅仲冬十有四日。”金代对乾陵的维护似乎是偶然事件,也并非“国家”行为,是否对其他的唐代帝陵进行过维修和保护,也不得而知。

5明代对唐陵的维护

明朝建立以后,对历代帝王陵墓比较重视,明太祖定期派人前往各地祭祀在历史上有作为的帝王,并指派专人看守这些陵墓。《明太祖实录〉〉记载:“上(明太祖)尝观宋太祖诏修历代帝王陵寝,叹曰:‘此美事也!’遂遣翰林编修蔡玄、侍仪舍人李震亨、陈敏、于谦等往四方求之,仍命各行省之臣同诣所在,审视若有庙祀,并具图以闻。”《历代山陵考》记载:“洪武三年,遣官访历代帝王陵庙,令具图以进。四年,遣使祭历代帝王陵寝,始罢天下府州县不祭,亦不禁樵采。九年,遣官行祀历代帝王,凡三十六陵,令百步内禁樵采,设陵户二人看守,有司督近陵之民以时封培,每三年以降旨致祭。”“天顺八年,令各处帝王陵寝被人毁发者,所在有司即时修理如旧,仍令附近人民一丁看护,免其差役”。但是明代初期只是对唐代帝王陵寝的进一步破坏进行了控制,并没有对唐代帝陵进行大规模的维护项目。明代中期以后,关中地区的唐代帝陵进一步遭到自然和人为的破坏,例如当时乾陵的地面建筑已经不复存在,石刻也多有损坏,《述圣纪》碑已经倒仆,宾王像只剩58个,并且已经“仆竖相半”。明世宗嘉靖年间,关中地区发生了大地震,对唐代帝陵也造成了一定的破坏。到了明代后期,随着明朝统治的日益腐朽,政府似乎也没有采取措施保护过唐陵。

6清代对唐代帝陵的维护

清代前期的最髙统治者和地方官吏都很重视对唐代帝陵的保护,出任陕西巡抚的毕沅对唐代帝陵保护作出的贡献最大。清乾隆年间,毕沅出任陕西巡抚,撰写了《关中胜迹图志》和《关中金石志》等著作,对陕西境内的名胜古迹进行了详细考察,尤其注意保护关中地区的唐代帝王陵墓,并且利用职权划出保护范围,建立标志,并且派专人进行管理和保护。

毕沅,字鑲蘅,一字弇山,号秋帆,外号灵岩山人,雍正八年1730生于江苏镇洋(今江苏太仓),嘉庆二年(1797卒于湖南。毕沅是清乾隆时期的一位重臣,同时又是清代著名的史学家。他23岁中举人,授内阁中书;30岁中一甲进士,授翰林院修撰,再迁左庶子;40岁出任陕西按察使,后迁布政使,半年之后任陕西巡抚;56岁出任湖广总督至终。

毕沅先后巡抚陕西十余年,重视兴修水利,发展农业,很有作为。同时,毕沅精通经史小学、金石地理之学,对于陕西历史遗迹极为重视,在任期间一直致力于保护文物古迹的考察和研究。毕沅在任陕西期间,经常利用政务之暇,或因公所经,都亲赴各地的陵园墓地实地寻访,一旦发现问题,就命所在官员采取措施,妥加保护。例如乾隆四十二年(1777六月,他看到昭陵墓园失修,樵牧上下,保护不善,当即令礼泉县知县张心静修筑围墙三十余丈,建立碑亭十余所,并亲自立石、书名,公告全县,勿损昭陵。还有乾隆四十八年(1783十月,再次命新任知县蒋其昌对昭陵“复加修筑,并立碑记事,又东西立石,书陪葬诸臣名位,以垂久远”,还竖立“大清保护昭陵之碑”,并且亲自撰写碑文。在碑文中,用很大篇幅颂扬了唐太宗李世民的俭、仁、大、智、灵等崇高形象,意在加强对昭陵的保护。

毕沅还经常亲临关中汉唐帝王的陵寝墓地,考证辨识,立碑书名,建置标志。关中陵墓众多,其陵墓之主人及地理位置、大小范围等,前人的史志诸书记载多有差异,而毕沅亲临其地进行辨识判明,为唐代帝陵的保护做出了很大贡献。唐十八陵在内的陕西历代帝王陵前,都有毕沅树立的碑石,标明这些陵寝的名讳,这对后人识别陵墓所在位置很有意义。并且,毕沅作为巡抚,亲自书立碑石,昭之于众,实质成为保护陵墓之法令。而且,毕沅对陵寝的保护管理极为细致,一般先定封域,后安立界石,措施很得力。毕沅在对许多陵墓进行实地勘查之后,认为大多数陵墓遭受破坏的主要原因是管理不善,“大抵为陵户侵渔所致”。于是,他召集省部开会计议,决定“令各守土者,即其丘陇茔兆,料量四至,先定封域,安立界石,并筑券墙,墙外各拓余地,守陵人照户给单,资其口实,春秋享祀,互相稽核,庶古迹不就湮芜,防止了这些古墓再次被盗。

鸦片战争以后,唐代帝陵又处于无人管理的境地,遭受着自然和人为的破坏。时人吴玉在《晚过乾陵》诗中说:“二圣长眠处,萧条余野草。万古悲荒凉,当年徒改造。”乾陵之衰败,于此可见一斑。民国时代的曹骥观也曰:“于今陵殿久无主,败瓦颓垣窜狐鼠。独留六骏尚撕风,犹指唐家一杯土。”昔日宏伟的唐陵地面建筑早已颓圯,呈现在人们面前的只有夕阳下的那些高大陵冢和陵园内的残损石刻。

7新中国成立后对唐代帝陵的

维护

事实上,唐代以后各代对唐陵时有维护,但大多因为国力衰微,贫弱游积,或战乱不已,分裂割据,仅能进行一些小规模的修葺。直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这种不利局面才被根本扭转。中国共产党向来重视对历史文化古迹的保护和管理,瑞金时代的中华苏维埃中央临时政府就发布过保护文物方面的有关法令;解放战争期间,中国共产党也多次发布保护历史古迹的命令。新中国成立之后,党和国家迅速展开文物保护工作,唐代帝陵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保护与管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伊始,出于有序、有效管理文物的需要,全方位、整体保护不可移动文物成为国家最紧迫的任务。但是当时百废待兴,国家经费有限,无法大规模对文物古迹进行维护,但是各地政府并没有放松对历代帝陵的保护。为了保护各种类型的文物,中央政府发布了一系列保护文物的法令,并要求各地政府尽快建立文物保护和管理机构,展开文物调查和发掘工作,全面加强对文物的保护和管理。1961年,国务院正式颁布了《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明确规定了国家文物保护的范围和保护的措施细则,这是新中国成立后首部文物保护法律文件。同时,国务院公布了全国第一批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在《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基础上,1963年国家发布了《文物保护单位保护管理暂行办法》,同年又发布了《革命纪念建筑、历史纪念建筑、古建筑、石窟寺修缮暂行管理办法》,1964年发布经国务院批准的《古遗址、古墓葬调查、发掘暂行管理办法》,初步形成了以《条例》为依据的一套中国文物法规。

为了响应中央政府的部署,陕西省委马上开始了境内文物古迹的调查,查点各陵现存石刻的数量,考察其保存情况,并确定各陵的具体保护区域。1950年,有关部门将保存在陕西省图书馆的昭陵四骏,即特勤骠、青骓、什伐赤、白蹄乌石块移交到了西北历史文物馆今西安碑林博物馆前身)进行保管。1956年,陕西省人民政府公布了首批省级名胜古迹重点保护单位,共有116处,唐代十八陵均在名单中^1959年,有关部门将保存在礼泉烟霞洞小学的2尊唐代石狮转移到了西北历史文物馆保管。1961年,国务院公布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昭陵、乾陵和顺陵在名单之中。1988年,桥陵成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2001年6月公布的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中,另外15座唐帝陵也位列其中。

唐十八陵位于陕西渭河北岸,分布于6个县市,东西长达150余千米,处于崇山峻岭间,地域极为广阔,这给唐代帝陵的保护带来很大的难度。陕西文物部门积极调动地方群众的积极性,进行文物保护宣传,在文物遗存较多的乾陵和昭陵成立了保护和管理性机构——文物管理所,并且专门下派干部负责帝陵文物的保护与管理。另外,陕西省政府专门拨付经费用于陵区石刻的扶正、加固、修缮和保护。之后即1978年,上述两个文管所更名为“乾陵博物馆”和“昭陵博物馆”,并且确立了相关的发展规划,使其成为既具有保护管理职能,又可对公众展出,带有收藏、研究和宣传职能的综合性文物保护机构。在这一时期,文物部门先后发掘了乾陵、昭陵的多座陪葬墓,出土大量珍贵文物,成为博物馆的珍贵藏品和研究资料。1980年,又成立了桥陵文物管理所,在其他几个留存石刻较多的建陵、泰陵和崇陵等也建立了专门的文物保护和管理机构。其他暂未设立保护管理机构的陵区也设置有专门人员,定期对陵区进行巡查和汇报。

在改革开放和西部大开发过程中,我国经济飞速发展,唐代帝陵的保护工作也出现了新的发展势头。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对历史文化遗产价值认识的不断深化,唐代帝陵的保护和管理工作获得了很大的发展,陕西文物管理部门专门组建了唐代帝陵研究室和文物保护修复中心,确立了唐十八陵文物保护方案,并得到了上级主管部门的肯定。同时,积极加强了与发达国家文物保护技术的交流和学习。

2004年,经国家文物局促成并批准,日本国平山郁夫基金会“文化财保护振兴财团”向陕西省文物局赠款一亿日元(约合人民币650万元),资助中国开展了“唐代帝陵大型石刻群”的保护。此项工作由西安文物保护修复中心(今称陕西省文物保护研究院)在四年内具体执行,日本东京文化财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院)和西北大学等合作。赠款用于对顺陵、桥陵、乾陵的考古调查、陵园石刻保存现状和环境状况的评估、环境整治规划、保护修复方法的研究和实施等工作。并在考古调查的基础上,对三陵的形制、布局及其陵寝制度,石刻在陵园中的地位、作用及其价值体现都有了比较充分的认识,提出了合理的环境治理和保护修复措施。而且针对露天石刻出现的各类病害实施有效的保护修复,同时对其所处的环境进行整治。该项目的实施,不但保护了珍贵的唐代帝陵石刻,而且使陵园历史环境风貌得到一定程度的恢复。

为了加强对唐代帝陵的保护,从2006年开始,陕西文物部门又启动了“陕西大遗址保护工程”,大遗址“作为一种空间存在,大遗址是一定历史时期人们自觉或不自觉活动的产物,通过特定的载体精彩纷呈地呈现在我们的眼前,其表象是物质的。但透过表象,它的内在却是精神的。一旦这个表象被破坏,大遗址的内在精神将不复存在。因而,在保护大遗址的观念上,以为保护遗址本体就算保护成功的想法和做法,在实践上证明是行不通的。这种舍本逐末的行为,忽视大遗址整体性之重要,只能使大遗址的保护处于更加脆弱和危险的社会环境中,遗址的消亡将是不可避免的结果”。这一工程应用科学的方法,对陕西境内唐代帝陵遗存的地面文物进行认真的调查、勘探,并且对一部分遗址进行试探性的发掘,为未来制定科学的保护方案提供基础。

陕西唐陵大遗址保护项目“以深人调查、全面勘探、精确测绘为主,小面积发掘为辅,全面获取遗址信息”的工作思路,调查对象包括唐高祖的献陵、唐太宗的昭陵、唐高宗与武则天的乾陵、唐中宗的定陵、唐睿宗的桥陵、唐玄宗的泰陵、唐肃宗的建陵、唐代宗的元陵、唐德宗的崇陵、唐顺宗的丰陵、唐宪宗的景陵、唐穆宗的光陵、唐敬宗的庄陵、唐文宗的章陵、唐武宗的端陵、唐宣宗的贞陵、唐懿宗的简陵、唐僖宗的靖陵等18座唐代帝陵,还包括2座祖陵,即李渊之父李晒的兴宁陵、李渊的祖父李虎的永康陵和武则天母亲杨氏的顺陵。经过4年的努力,目前已经完成乾陵、顺陵、建陵、贞陵、崇陵、桥陵的考古调查、勘探和测绘工作。

3关于唐代帝陵保护的思考

唐十八陵作为全国重点保护文物,是祖先留给我们的宝贵财富。近年来,尽管唐代帝陵保护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是也存在很多问题。关中地区的唐代帝陵保护发展很不平衡,昭陵、乾陵等保护较早,目前在保护和研究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其他一些依山为陵的唐代帝陵,由于当地屡禁不止的非法采石现象,导致陵园风貌遭到不可逆转的严重破坏。按照国际惯例以及我国不可移动文物的保护法规,古代帝王陵墓的保护应保持文物的历史原貌。事实上,唐代帝陵保护力度有限,非法采石活动屡禁不止,有着深层次根源,需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些问题。

1唐代帝陵的保护需要相关法律、制度的保障,也需要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

在“依法治国”观念逐渐深入人心的时代,要加强唐代帝陵的保护,必须要进行立法和制度保障。随着唐代帝陵“大遗址保护”概念的提出和实施,帝陵保护涉及的地理空间更大,包括了陵山周边地区的整体环境,这必然和当地居民的利益发生冲突。如何调和帝陵保护和群众利益之间的矛盾,首先需要在法律和制度方面作出规定,同时,地方政府也需要智慧,在保障当地居民正当利益的前提下,出于长远利益的考虑,应加强对唐陵保护政策的制定和支持。

近年来,陕西省人民政府和地方各级政府先后颁布了《陕西省秦始皇陵保护条例》、《陕西省文物保护条例》、《延安革命遗址管理条例》、《西安市四大遗址保护管理条例》、《秦咸阳城遗址保护管理办法》、《唐乾陵文化遗产保护管理暂行办法》等一系列大遗址保护管理条例和办法,使大遗址保护在一定程度上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但是关于唐代帝陵的大遗址保护,还没有专门的政策和法规出台,这对唐代帝陵的大遗址保护是极为不利的。

“大遗址”概念的重点特征在“大”字上,但保护区域面积大,就意味着保护难度很大。当前,大遗址主要受自然和人为两方面的破坏。相对于风雨侵蚀等因素,人为破坏是大遗址保护面临的最大威胁。人为因素主要包括:遗址所在地群众生产、生活活动对遗址造成的破坏,如工农业生产、平整土地、修建道路、宅基地改建扩建、用土取土等,以及在遗址及其周边乱搭乱建、违章建筑等的影响和破坏等。由于唐代帝陵涉及区域较大,当地经济较为落后,其大遗址保护也面临着上述问题。一些唐代帝陵由于保护较晚,陵园内还有一些耕地,这些农业生产活动严重影响到了陵区文物的保护工作,因为农作物生长茂盛之时,可能成为文物盗掘者作案的掩护;粮食收获后遗留的玉米和麦秸秆极容易诱发火灾,威胁到了陵墓和石刻的安全;并且农耕时机械翻土容易使陵区土层变松,陵墓和石刻就会有下陷的危险。但是,一些陵区周边土地的征用和移民工作难度很大,进行的也相当缓慢,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唐代帝陵大遗址保护工作的顺利开展和推进。2013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对于土地征用有以下条款:“规定征收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应当给予公平补偿,保证被征收农民原有生活有改善、长远生计有保障,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关于“公平补偿”如何界定,政策如何解答,利益双方必然存在很大的争议。关于唐代帝陵周边耕地的征用和移民工作,目前还没有相关法律条文对陵区土地问题作出明确规定。文物部门多次与有关部门和当地村民进行协商,但是只有一少部分的唐代帝陵收回了一小部分的土地,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20世纪90年代以来,唐代帝陵一直受到开山炸石活动的破坏,一些唐代帝陵的陵山已经面目全非、满目疮痍,造成了不可逆的严重破坏。《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不得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发掘等作业。但是,因特殊情况需要在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发掘等作业的,必须保证文物保护单位的安全,并经核定公布该文物保护单位的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上一级人民政府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在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保护范围内进行其他建设工程或者爆破、钻探、发掘等作业的,必须经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批准,在批准前应当征得国务院文物行政部门同意。”很明显,唐代十八陵作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如果要在陵区保护范围内开山取石,就需要施工方获得有关部门的批准,并征得文物行政部门的同意。但是由于一些地方政府监管不力,一些陵区的非法开山采石活动屡禁不止,国家法律形同虚设。因此,要做到有法必依,更需要地方政府的政策支持。在唐代十八陵中,有9座陵墓分布在陕西咸阳市,为了治理唐代帝陵陵区的非法开山采石活动,咸阳市有关部门制定了对开山采石的巡查制度,政府部门和文物保护部门积极合作,信息资源共享,从而构建了唐代帝陵保护的有效机制。截至2010年,咸阳市已经依法取缔非法小采石点38处,捣毁非法石灰窑23孔,没收非法自制炸药30公斤,刑事拘留2人,行政处罚6人。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唐代帝陵陵区的非法采石活动,政府部门还协调有关各县区政府加快了唐代帝陵周边的产业规划,积极引导当地民众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其他产业。泾阳县还投入了250万元,在原崇陵保护区内的非法釆石场修筑了800米防护坝,种植松树2680棵,绿化面积6000平方米,使原来采石开采区的自然景观得到初步的恢复另外,地方政府也应该加强文物保护的宣传工作,引导民众转变思想观念,积极参与到保护唐代帝陵的工作中来。唐十八陵多处于乡野田间,当地村民世代居住,他们是这片土地的主人,因此对这些村民进行教育就很重要。改革开放30年,人们受到经济利益至上观念的影响,大多数村民并不在意文物的历史和文化价值,而更关心直接的经济利益。地方政府应该定期在学校和群众中开展教育活动,组织一些宣传活动,使保护唐代帝陵的观念深入人心。当然,另一方面,政府也要制定一些奖惩机制,加大对基层文物保护工作的奖励机制和监管机制,其中包括对文物保护人员的工作的奖惩机制,以及对文物保护涉及主体责任制的奖惩机制,都要做到有法、制度可依。

2制定唐代帝陵保护开发规划,保护和利用并重是帝陵保护的必由之路文物保护单位应该配合地方政府制定详细的唐代帝陵保护、开发规划,保护与利用并重,这是唐代帝陵保护的必由之路。当前一些帝陵由于缺少详细的保护规划,存在保护对象范围不清晰的问题。在以前的帝陵保护中,只局限于陵区本体,只^于陵山山体和周边地貌的景观环境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有些帝陵的保护工作仅仅局限于陵垣外延线200米以内(属于保护区和建设控制地带以内)的范围,从而导致保护范围外的陵山被大面积、大规模的采石活动占据,造成陵区景观环境的整体严重破坏。在唐代依山为陵的14座帝陵中,有7座唐代帝陵,包括昭陵、泰陵、崇陵、丰陵、光陵、贞陵、简陵,由于实际保护范围太小,使外围山体的开山釆石活动得不到控制。因此,遗址保护规划的缺失无疑助长了唐代帝陵破坏行为的发生。

当然,唐代帝陵缺少详细的保护规划只是受到破坏的一个原因,从深层次来看,造成唐代帝陵周边非法采石活动屡禁不止与当地的经济发展状况息息相关。唐代帝陵陵区位于关中和渭北高原的过渡地带,由山区、半山区和黄土丘陵区构成,为内陆半干旱大陆性气候,季节性干旱严重,可谓“十年九旱”,冰雹、霜冻等自然灾害也很频繁。而且这一地区地势比较高,土地支离破碎,交通不便,境内缺少地表水。唐代帝陵陵区以粮食和经济作物种植为主。粮食以小麦为主,经济作物有苹果、油菜、花椒等。由于土地贫瘠和干旱的气候,粮食产量很低,经济作物的收成也受到气候的极大影响。总体来看,唐代帝陵陵区内农业生产发展水平很低,每亩农田平均产值不足200元。由于耕地有限,该地区人口年人均纯收人仅3000元左右,还没有陕西省平均水平的50%。陵区第一产业总产值占到21%,第二产业以釆石、石灰和水泥为主,因此陵区所在县有50%以上的财政收人来自采石业和水泥业气在这种县区,财政大部分收入来自采石业,当地村民也依靠采石维生的经济背景下,开山釆石活动的非持续性经济发展模式已经被当地民众接受。以自然资源的开釆和高能耗为代价,向自然索取经济利益。在这种经济发展模式中,最终会带来自然资源的耗竭和自然环境的严重破坏。唐十八陵作为一种自然资源,也是珍贵的历史文化资源,也未能免遭劫难。当文物保护部门试图阻止陵区范围内的开山釆石活动时,不可避免遭到生产者和利益相关主体的干涉,例如陕西蒲城就发生过多家水泥企业联名状告文物局长的事件,坚决反对唐陵保护范围的扩大,这就使得职权有限的文物保护部门无计可施。因此,从根本上说,唐代帝陵陵园非法釆石现象严重,帝陵保护力度不足,旅游业难以发展,反映了文物保护与地区经济发展滞后之间的深层次矛盾。因此对文物总量多、经济欠发达地区的唐代帝陵保护来说,文物保护的同时必须要考虑到地方经济的发展。

作为唐代帝陵保护和利用并重的典范,乾陵的文物保护工作走在了前列,巨大的文化遗产价值得到保护和利用,创造了巨大的经济和文化价值。乾陵的保护工作开始于20世纪70年代,在唐代十八陵中最早实施保护,经过40余年坚持不懈的文物保护和环境治理工作,乾陵业已成为我国保护状况最好的古代帝王陵墓之一。在文物保护工作的同时,地方政府和文物部门不断完善乾陵及其周边的基础设施,并不断加强宣传,吸引全国各地的游客参观、旅游,使乾陵成为国内众人皆知的品牌名胜古迹,创造了巨大的经济效益,也带动了当地多种服务性产业,有助于民众脱贫致富,成为乾县经济发展的源泉。当地民众和地方政府从乾陵获得了经济利益,又进一步激发了保护乾陵的主动性和积极性,最终实现了乾陵文物保护工作的良性循环。到目前为止,乾陵从未受到开山采石的影响,成为我国帝王陵墓文物保护和利用的成功案例。

对于唐代帝陵所在区县政府而言,文物保护是经济发展的前提和源泉,是宝贵的文化和经济财富。各级政府应该和文物保护单位加强合作,制定唐代帝陵保护、开发的整体规划,政策上大力支持,加强在硬件设施方面的投人力度,加大基础设施建设,进行大力宣传,发展旅游业。绝对不能走“资源耗竭——环境污染——缺乏投资——短期繁荣”的非持续性发展道路,而应该走“文物保护——基础设施建设——吸引投资——大力宣传——旅游繁荣”的可持续性、科学发展道路。

3唐代帝陵保护不平衡,应加强对保护滞后陵区文物保护的投资力度

当前,我国文物保护的概念正处于向文化遗产保护的转变之中。长期以来,不管是文物保护单位,还是政府部门,在文物保护的概念上都是侧重于古代文化遗存本体,一般只是从单体的角度上看待和研究古代文化遗存。但是到了今天,文化遗产保护在概念上要更多关注古代文化遗存及其内外环境的整体关联,要从系统和整体的视角对古代文化遗存进行研究和保护。在这种视角之下,原有小范围、本体性地保护文物的方式,已经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必须立足于大遗址整体性保护唐代帝陵,这就要求必须加强文物保护的力度,特别要加大文物保护资金的投人。

在唐代十八陵中,除了昭陵、乾陵、桥陵在文物保护和旅游开发上双重并重,获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其他帝陵都还只是作为一般文物遗迹在进行管理,有些甚至连最基本的保护工作也无法维持。由于地方政府财力有限,用于文物保护的经费远不能满足帝陵大遗址的保护要求。并且在一些唐代帝陵陵区,也是重在保护石刻和遗址数量较多的区域。在资金有限之时,基层文物单位也重在出巨资修繕个别重点陵墓,其他状况不是很好的陵墓则很难获得保护。一旦保护工作缺失,而遭遇破坏行为时,这些“一般文物”将面临毁灭性的破坏,例如在唐代宗元陵的北门,甚至有人用唐代帝陵的石马来封堵农田的豁口。因此,当昭陵和乾陵在保护和开发获得巨大效益之时,其他唐代帝王陵墓却在荒芜的郊野中逐渐荒废。

当前,一些唐代帝陵周边的开山釆石活动受到一定的遏制,但是并未明确陵园风貌恢复和修缮工作的负责主体。由于县市文物局的人员编制有限,还分布于多个部门,真正可以用于唐陵管理的人员很少。虽然也雇佣了一批业余文保员,但是由于相关的管理制度的不严密,这些业余文保员并不能很好地完成巡查和保护工作,导致一些唐陵的保护付诸阙如。并且文物部门经费有限,人员不足,只是一个缺乏实权的“冷衙门”,除了日常巡查外,没有经济实力实现电子眼、摄像头、红外线探测仪等仪器全天候、全角度监控,根本无法对付那些有备而来的文物盗掘者,更没有力量承担陵园修复所需的巨额经费。因此,当前一些区县文物局只有尽其所能,修筑界碑、封堵墙来防止釆石者、盗墓者对陵园的侵犯。对于陵园风貌,只能维持现状、就地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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