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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丝绸之路与唐代帝陵 『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唐代帝陵

书名:丝绸之路(6):丝绸之路鼎盛时期的唐代帝陵  作者:刘向阳 王效锋 李阿能  本章字数:7278 字  创建时间:2019-06-26 11:21

西汉武帝时期,“张骞通西域,把中西大陆桥连成一线,即由长安,经甘肃、新疆到达西域各地。丝绸之路畅通,为西汉多次出使、出兵创造了条件,也为东汉甘英出使大秦奠定了基础”。魏晋南北朝时期,丝绸之路在动荡的政治局势下,在开拓新路线方面获得巨大成功。唐代以来,国家统一、经济繁荣、文化发展,丝绸之路畅通、繁盛,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这一时期,来自中亚、西域等地的外域文化源源不断地进入中原,并在帝陵中得以承载和体现,彰显了大唐帝国的巨大文化包容力,也给今人留下了一批宝贵的精神财富。

1所谓“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

“丝绸之路的鼎盛时期”主要是指唐代前期(618~755,即安史之乱前繁荣、畅通的陆上丝绸之路。唐代在安史之乱以前,连接东、西方世界的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鼎盛时期,形成了自汉代以来东、西陆路交通繁盛的“顶点”。这一时期丝绸之路畅通无阻,人员往来不绝,正如史籍所载:“伊吾之右,波斯以东,商旅相继,职贡不绝。”为什么说“唐代前期”是陆上丝绸之路发展的鼎盛时期,笔者认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1唐代前期的丝绸之路除了东西延伸,也向南北扩展,线路四方密布,整个丝绸之路构成一个网状交通系统。

西汉张骞完成“凿空”之旅,中国与西域、中亚以及欧洲的商业贸易不断,道路也不断拓展。从汉代开始,陆上丝绸之路就沿着天山南、北逐渐形成了连接世界东、西方贸易的北、中、南三条基本干线;同时又由于天山南、北各民族的频繁活动,丝绸之路向南、北方向扩展。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匈奴、鲜卑、柔然和突厥等民族不断南下或西迁,因此漠北地区与西域的丝绸之路路线出现了联系。但是,这一时期的中国长期处于分裂局面,因而这种联系也常常因民族间的混战而中断。

到了唐代初期,唐王朝为了西北边疆安全,进行了一系列军事行动,彻底将西域纳入到唐王朝的势力范围内。贞观四年(630,唐军击败了东突厥,并和西突厥加强了联系,又扫除了高昌、焉耆、龟兹等西域地区的反对势力。贞观十四年(640,唐廷在西域地区设立了安西大都护府,统辖西北地区都督府、州,从而加强了对西域的军事和行政管理。贞观二十年646,唐军利用薛延陀政权内乱,乘势攻人漠北,薛延陀政权控制下的回纥、拔野古、拔罗、制骨、铁勒等十三部归附唐朝,唐廷于其故地设置了六府七州,统一了漠北地区。接着,唐廷又在贝加尔湖东北和唐努乌梁海一带设置玄阙州、烛龙州和坚昆都督府。漠南、漠北地区的府州长官都督、刺史,皆由唐廷委任原诸部酋长担任,并归属于设立在故单于台(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的燕然都护府。唐王朝实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并扩大了西北疆域的范围,“羁縻”政策下团结了西北各游牧民族,从而为丝绸之路向大漠南、北方向扩展奠定了基础。

由于唐廷在西域的有效管辖,唐代丝绸之路在西域地区形成了一个东西交通网。唐代的“安西四镇”,即龟兹、疏勒、于阗、碎叶(后为焉耆),作为重要的军事、交通中心,使得这一地区的道路四通八达。此外,北庭大都护府治所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县)和安西都护府治所龟兹(今新疆库车县),也成为天山南北的翅枢纽,如从安西都护府西北可通碎叶,西南可通疏勒、于阗,东通焉耆等等。另外,为了加强唐王朝和漠区的联系,方便这两个地区的人员、物资往来,唐廷修建了参天可汗道,“于是回纥等请于回纥以南,突厥以北,置邮驿,总六十六所,以通北荒,号为‘参天可汗道,俾通贡焉”。通过“参天可汗道”,加强了漠北与唐廷的联系,而且由于中原与漠北通道的开辟,唐代丝绸之路也向北获得了扩展。

另外,南北朝时期,随着鲜卑吐谷浑王朝的兴起,又在丝绸之路的基础上开辟了一条从中原,经过青海,沿着青藏高原通往南疆的纖。正如前文所言,这条路从今天的甘肃临洮、兰州至青海的西宁、湟源、青海湖西南的都兰,经柴封:盆地北侧至新疆罗布泊南的鄯善,其走向大体与今青(海)新(疆)公路相同。公元7世纪,B土蕃兴起,兼并了吐谷浑,继续保持了这条道路的畅通,并开辟了经由喀喇昆仑通往尼泊尔的纖。唐太宗贞观年间,唐廷命王玄策、李义表出使天竺,都是经由西藏一尼泊尔一路。通过上述丝绸之路支线的开辟,不仅说明了丝绸之路鋪代的繁荣畅通,同时也反映了丝绸之路向南的扩展情况。

总之,由于唐代前期国家的统一、经济的繁荣,丝绸之路在西域地区,出现了更多的横向路线。同时,唐代丝绸之路也向南、北方向大大扩展,向北已经翻越天山直抵漠北,向南超越了喀喇昆仑山直接与青鑛原餓在一起。这样,丝绸之路上南北相通的横行线路就把东西走向的原丝绸之軒线连接總,賊了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交通网,这是唐代前期丝绸之路的繁棘发展的重要表现。

2安史之乱前,唐代丝绸之路全线畅通,东西方贸易频繁,沿线经济获得很大发展,一些交通枢纽、绿洲地区以及州县治所,多发展成为重要的商业城镇。

贞观二十三年(649,唐太宗在天山以北设立瑶池都督府。唐高宗歼灭西突厥阿史那贺鲁后,又在原西突厥聚居的天山北部设立了昆陵和蒙池都护府,并下设都督府、州。到了武后长安二年(702,又从原安西大都护府中划出了北庭大都护府,其治所设于庭州,管辖天山以北地区。这些行政机构的设立,保证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据史书记载,开元七年(719,唐玄宗向丝绸之路上的商贾征税,“诏焉耆、龟兹、疏勒、于阗征西域贾,各食其征,由北道者轮台征之”。可见当时丝绸之路北道日趋重要,并在东西方经济交往中具有重要地位。

由于唐代前期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繁荣,在丝绸之路沿线出现了许多新兴城镇和商业贸易中心,这些城镇和商业中心一般位于丝绸之路交通要道、绿洲城镇,以及都护府、州县治所。它们以其有利的自然环境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成为中西贸易的重要商镇’其中最重要的是所谓“安西四镇”,BP龟兹、于阗、疏勒、碎叶。

龟兹(今新疆库车)处于西域中道,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交通枢纽,在汉代是西域都护府的治所,唐代则是安西四镇之一。龟兹地区土地平坦,7JC源充足,适合农业生产,玄奘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宜糜、麦,有粳稻,出蒲萄、石榴,多梨、柰、桃、杏。土产黄金、铜、铁、铅、锡,气序和,风俗质。”唐廷在此屯有重兵,武则天“长寿元年(692,武威道总管王孝杰,破吐蕃,复四镇地,置安西都护府于龟玆,以兵三万镇守”唐玄宗时,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国城内,管戍兵二万四千人”。为了解决驻军的军需问题,唐廷在此大举屯田,促进了当地的农业生产发展。

于阗(今新疆和田西南)是丝绸之路南道上的重镇,由它向北可以至龟兹,向西可至南亚、中亚,向东经播仙镇、石城镇可通河西走廊,此外还有与吐蕃相连的青海道,地理位置非常重要。东汉班超就以于阗为据点,控制南道诸国,进而拓展丝绸之路。唐代也非常重视于阗的地位,在此设置于阗镇,并驻军屯戍。《大唐西域记》记载:瞿萨且那国(于阗)“宜谷稼,多众果”,说明其农业极为发达,同时于阗是西域地区重要的丝织品产地,也是西域地区重要的商业贸易中心。

疏勒(今新疆喀什)位于塔里木盆地西缘,地处丝绸之路中道与南道交汇点,是中西商旅由天山以南出入西域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疏勒农业条件较好,《新唐书》记载:“疏勒镇,南、北、西三面皆有山,城在水中。城东又有汉城,亦在滩上。”说明疏勒地区水源充足,而且“周五千余里。多沙碛。少壤土。稼穡殷盛。花果繁茂。出细毡褐。工织细毡。氍毹。气候和畅。风雨顺序。”物产丰富。唐廷在此设置疏勒镇,置疏勒都督府,并驻兵屯守,大兴屯田。由于其地处丝绸之路要冲,具有纺织业方面的优势,因此成为丝绸之路上商业贸易的中心。

碎叶城(今吉尔吉斯斯坦托克马克)是唐王朝最西北的军事要塞,处于丝绸之路绿洲道与草原路的交汇处,也是河中粟特人进入唐境的前沿基地和贸易中心,商业十分繁荣。唐代初年,碎叶已经成为“城周六七里。诸国商胡杂居”之地。唐王朝为了经营这一东西交通的要冲,于此设置碎叶镇,修筑了碎叶城,“调露元年(679九月,安西都护王方翼筑碎叶城,四面十二门。作屈曲隐伏出没之状。五旬而毕”。碎叶城作为唐王朝控制西域的军事重镇,屯驻有数量不少的军队,进行屯田,其成为唐代中西方贸易的一座重要枢纽。

除此之外,丝绸之路上还有庭州(今新疆吉木萨尔北破城子)、弓月(今新疆霍城县塔勒奇城北之阿里马破城)、轮台(今新疆轮台)、垣逻斯等商业贸易中心。这些丝绸之路上重要的商业城镇,既是丝绸之路上商旅停驻的据点,也为商贾往来提供了便利,促进了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流。

唐代前期丝绸之路鼎盛局面的形成,与汉代以来对外陆路交通的进一步发展有关,同时也是唐代社会经济高度繁荣的结果,尤其是和唐代的统一强大,以及统治者的精心经营密切相关。另一方面,当时和唐代同一时代的“西方国家”,不乏世界性的强国,如横跨欧、亚的东罗马帝国,占有西亚大部的波斯帝国,以及后起的地跨亚、非、欧的大食倭马亚王朝(661~750,这些帝国都注重于对外开拓,积极改善和唐王朝的陆路交通,不断强化和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

在唐代前期,陆上丝绸之路发展到了鼎峰,进入了“鼎盛时期”,但是到了安史之乱后便突然衰落,辉煌一去而不再。这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由于丝绸之路东端唐帝国的衰落,随后五代、宋朝以来“帝国”始终难以复兴。安史之乱爆发,驻守河西、陇右以及西域的边兵东调长安,造成西北地区的边防空虚,吐蕃乘机北上占据河西、陇右,回鹘亦南下控制了阿尔泰山一带,同时大食也加强了对河中地区的攻势,随之出现三种力量在这一地区的争夺与混战。从此,唐廷失去了对西域的控制,丝绸之路“纖梗绝,往来不通”。由于唐朝失去了和西域的联系,陆上丝绸之路由此衰落。二是由于海上丝绸之路的兴起,逐渐取代了陆上丝绸之路的地位。虽然从唐代开始,海上丝绸之路已有很大发展,但与陆上丝绸之路相比,仍在东西交往中不占主要地位。而到了唐代中期,由于陆上丝绸之路突然衰落,也由于当时造船和航海技术的迅猛发展,以及安史之乱后中国经济重心的南移,沿海地区经济获得巨大发展,因此海上丝绸之路得到了空前发展,并逐臟代了陆上丝绸之路。

2唐代帝陵与外来文化

有唐一代,共21帝20陵(唐高宗李治与女皇武则天合葬于乾陵),其中有18座陵墓集中分布在今陕西省境内的乾县、泾阳、礼泉、三原、蒲城、富平6县境内,东西绵延150余千米,世人通称其为“关中唐十八陵”。从规模和文化特色来看,关中唐十八陵大致可分为四期:一、初唐时期,献、昭二陵属于唐代帝王墓葬的形成时期,这一时期唐代丝绸之路已恢复了秩序,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墓葬中的外来文化色彩较重。二、盛唐时期,包括乾、定、桥三陵,唐代丝绸之路达到鼎盛,墓葬中外来文化大量吸收与绽放。三、中唐以后,包括泰、建、元、崇、丰、景、光、庄八陵,由于安史之乱爆发,唐王朝政治、经济由盛转衰,丝绸之路被阻绝,墓葬中的外来文化色彩逐渐暗淡。四、晚唐时期,包括章、端、贞、简、靖五陵,此时的帝国已经走向衰微,反映了唐王朝政治、经济窘困,已濒临灭亡。

关中唐代十八陵的总体布局基本可分为三部分:陵园、下宫和陪葬墓区。千百年来,由于自然和人为等诸多因素,陵园的建筑已经遭到破坏,仅残留一些石刻、残垣等遗存,下宫遗址保存有好有坏,迄今为止唐代帝陵的玄宫还未进行过正式发掘,靖陵是我国目前唯一抢救发掘的一座晚唐帝陵。除此之外,唐代前期的帝陵,如献陵、昭陵和乾陵有很多太子、公主、王侯、大臣陪葬墓。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陕西省文管会、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昭陵博物馆等单位先后发掘昭陵陪葬墓40余座,其中重要的有韦贵妃墓、长乐公主墓、新城长公主墓、临川公主墓、李勣墓、阿史那忠墓、郑仁泰墓、李承乾墓、尉迟敬德墓、李震墓等,出土大量珍贵文物。乾陵发掘了永泰公主、章怀太子、懿德太子等5座陪葬墓,共出土珍贵文物3000多件,1000多幅绚丽多彩的墓室壁画,堪称唐代瑰丽的地下艺术画廊。在这些唐代帝陵及陪葬墓中,出土了大量石刻、俑像和壁画等陪葬品,其中有很多体现了外来文化的特征。

正如前文所言,唐代前期国力强盛,经济文化繁荣发达。唐代社会乐观开放、积极进取、兼容并蓄。连接长安与遥远西域、中亚的丝绸之路的畅通、繁荣,大量的唐王朝本土以外的物品,以及宗教、文化等都随着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涌入长安地区,使“外来”文化在唐帝国都城长安汇集。外来文化与本土汉文化交互融合、影响,形成了“胡汉交融”的历史景象。唐代宫廷和上流社会是“胡风”的倡导者与引领者,当时的皇室、贵族等上层社会享受着丝绸之路所带来的便利与优渥,热衷于追求新奇豪华的生活。于是胡器、胡服、胡乐、胡舞、胡食等来自外域的新鲜事物不断地进入唐代宫廷,得到了皇家贵族的喜爱。穿戴便利的胡服,欣赏胡乐胡舞,享受域外美食,得到胡人仆役的周到服务,出外骑着胡马,进行马球运动,一时成为唐代帝王和贵族的狂热追求。

中国古人向来有“事死如生”的传统,唐代帝王、贵族自然不能例外,因而唐代帝陵的地上、地下建筑和随葬生活用品均应仿照世间所用。唐代帝陵和陪葬墓中的俑像、壁画和其他随葬品都如实地反映了唐代皇室和贵族活着时的生活场景及生活状态。唐代帝陵陪葬墓中出土了大量带有外来风格的三彩器、胡人俑等器物,壁画上也描绘有胡人、胡服、胡食、胡器、胡乐、胡舞和狩猎场景,还有骆驼、猞猁、猎豹等外来动物,以及马球图等。从唐代帝陵陪葬墓的壁画中,还可以看到来自西域、中亚的器物和仿制品,这些域外器物传入中国后,本土工匠为了迎合皇室、贵族的需要,仿制了一些具有西方风格的器物,反映了唐代对外来文化的吸收、模仿、融合,继而改造、创新。另外,从唐陵陪墓葬出土的这些陶俑、壁画和雕塑中可以看出各种“外国人”在长安城的生活状况,有为皇家服务的人员,有从事商业活动的阿拉伯人,有打猎的外国人以及北非的黑人等。这些帝陵和陪葬墓出土的随葬品体现出来的外来文化特征,是丰富而直观的历史资料,既反映了这些帝王和贵胄在世时的生活品味和艺术追求,也表明了外域文化对唐代上层社会的巨大影响。

可见,唐代帝陵及其陪葬墓展示了丰富多彩的外来文化,并且与唐代陆上丝绸之路的兴衰有极大的关联,也同时反过来折射了唐代丝绸之路的繁盛与变迁。例如,在唐代帝陵陪葬墓中,胡人形象出现形式以壁画、石刻和雕塑为主,这些胡人和丝绸之路有很大的关系。近年来发掘的乾陵陪葬墓群,其中就有160多件文物与丝绸之路息息相关,不仅有《客使图》、《狩猎出行图》、《打马球图》等国宝级的罕见壁画,还有列入国家一级文物的彩绘陶俑、三彩俑70余件,其中胡人俑就有30多件。

1唐代帝陵石刻中的外来文化

唐代帝王陵墓中的石刻文物是中国古代石刻艺术中重要的物质遗存,被誉为“唐代石刻艺术的露天展览馆”。唐陵石刻艺术包括圆雕、浮雕、线雕等,石刻种类、数量及排列组合形式有特定的制度规范。一般而言,陵园四门之外放置四蹲石狮,北门放置仗马与驭手,神道两侧排列石柱(华表)、翼马(天马或瑞兽)、鸵鸟、仗马及牵马人、石人(或称翁仲或直阁将军)、蕃臣石像等,唐代帝陵石刻大多遵从此制。

由于唐代丝绸之路的繁盛,这些石刻也反映了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特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外来文化有雕刻于高宗永徽年间(650~655,列于昭陵北司马院内两侧的“十四国蕃君长石像”。这14位蕃君长都是唐王朝周边的游牧部族的国王或首领,其中有一组4人,属于当时的突厥可汗,另一组4人是当时丝绸之路上的4个小国国王,其中唯一的一位女性是当时的新罗女王金真德。还有在乾陵朱雀门外的东西两侧列置的61尊蕃臣像,其中东群29尊,西群32尊,分东、西四行站立。这些蕃臣石像代表了唐代帝王对外域的征服和影响力,是民族大融合的表现,也是遗留给今人的宝贵文化遗产。除此之外,代表外来文化的还有帝陵及陪葬墓的大量石兽,如石犀、鸵鸟、翼马、石狮等。正如何正璜先生所言:“作为象征帝王权势的乾陵石刻,更明显地反映着这个时代的特征和代表着时代的水平。不论是蹲狮,或是石人、石马,以及朱雀、翼马无不具有这种饱满、生动、洗练、劲健的气质。在它们身上遗有汉代石刻沉雄、博大的影子,也带有外来的因素。如代表瑞鸟的朱雀,分明是外来的鸵鸟;翼马身上华美的双翼,明显地受到了古波斯王宫前被称为‘翼牛,的一对人面神兽的影响。再麵到螺式卷鬓,也都可看到类似的情况,还有华表周身和狮座上的雕饰图案,也同样反映了中外文化交流的雜。”

2唐代帝陵出土文物中的域外文化

唐代帝陵只有靖陵玄宫被考古发掘,其他陵寝大多在历史上都出现过盗掘现象,但是目前并没有进行考古发掘。当前,昭陵、乾陵的一些陪葬墓已经被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俑和壁画,其中一些带有明显的外域文化信息。

唐代帝陵陪葬墓中已经出土了大量的蕃人俑,以乾陵永泰公主墓为例,该墓共发现44件蕃人俑,其中19件为灰陶质,其余25件为三彩俑气这些陪葬墓的蕃人俑由唐代将作监所属的甄官署制造供给故其艺术价值颇高。而唐代一般墓葬随葬的蕃人俑多为红陶或灰陶,并且艺术价值大为逊色。这些陪葬墓中还出土了一些具有外域文化色彩的唐三彩,如彩绘釉陶载物骆驼、三彩胡人牵俑等,均为艺术价值极高的珍品,也有很高的历史文化价值。

唐陵陪葬墓的壁画中有大量的外来文化遗存,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些壁画表现了唐代皇室和贵族生活的方方面面,体现了外来文化的巨大影响力,主要有以下内容:①壁画中的“胡人”形象,如李寿墓、韦贵妃墓、李凤墓、章怀太子墓、武惠妃墓等墓葬的壁画,大致有使者、仪卫、贡人、胡客等不同身份。②壁画中的“胡物”,即来自异域或带有异域文化元素的器物,这些图像在房陵大长公主、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永泰公主等墓壁画中发现,有“胡瓶”、“高足杯”、“六曲盘”等,这些来自异域的物品也反映了墓主人的高贵与富裕,以及当时特殊的生活品位,也体现了希望逝者在另一个世界继续享有荣华富贵的美好愿望。③壁画中的异域动物。在唐墓壁画中,有很多来自异域的动物,如猎豹、鹰鹞、波斯犬、狮子等。唐代文献史料中,这些动物多与唐代的“贡赐贸易”有关,是唐朝与异域民族密切的经贸往来的见证。?壁画中的乐舞。展现了西域的“胡腾舞”、“胡旋舞”、“拓枝舞”、“龟兹乐”、“西凉乐”等乐舞。另外还有朗食和外域餐具等,都是印证外来文化在唐代传播的重要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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