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唐）蔺仁基
狄仁杰初涉宦海便以高尚的品德和卓越的才干赢得了人们的赞誉，同时也深获唐高宗的信任，在政坛上崭露头角。他的不凡表现也引起了当时尚是皇后的武则天的关注，为她（他）们之间以后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奠定了基础。
一.州郡良佐
唐高宗显庆中（656—661）关于狄仁杰入仕的时间，史籍中没有记载。据《旧唐书》本传载，他入仕后不久即遭人诬陷，由工部尚书阎立本昭雪平反。另据同书《阎立本传》载，他是在显庆中接替其兄阎立德任工部尚书。又据同书《阎立德传》载，其死于显庆元年，从而可以断定阎立本任该职的时间就在此年。狄仁杰既然是阎立本任工部尚书期间遭人诬陷且在入仕不久之时，他入仕的时间就应在显庆中，因为总章元年阎立本已升任右相了，狄仁杰和他的父亲一样，也是通过明经科的考试而步入仕途。这一时期的唐高宗继续了唐太宗制定的统治政策，承“贞观之治”的余绪，国力逐渐强盛，人口增长，社会生产发展，政治局势比较稳定。朝中的重要大臣基本上都是太宗时期的重臣宿将，如长孙无忌、褚遂良、李、契何力、苏定方、薛仁贵等。他们具有丰富的统治经验和军事指挥才能，在他们的辅佐下永徽、显庆时期的唐朝国力强盛、形势稳固。显庆后期朝中的矛盾逐渐明朗化，主要是围绕着是否拥立武则天为皇后而展开斗争的，朝中大臣分为拥武和反武两大派。武则天是在永徽六年（655）当上皇后的，虽然她深恨反对派，因时机未成熟，所以隐忍不发。到了显庆四年（659），她指使人诬告宰相长孙无忌（高宗的舅父）谋反，将其贬官，不久逼令自杀。在此之前已将另一宰相褚遂良贬死。高宗原皇后王氏的舅父柳、韩瑗等重臣也先后被杀，所有这些家族的近亲也都被流放岭南，朝中辅政者基本上为武则天亲信或同党。显庆五年（660），高宗患了风眩病，“头重，目不能视”，因此高宗在患病时，允许武则天处理百司奏事。这是她参政的开始，偶尔为之，她正式参决大政还是数年之后的事情。
狄仁杰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走上了坎坷的仕途，他首任的官职是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判佐。判佐又称判司，是对司功、司仓、司户、司兵、司法、司士等曹参军事的统称，分掌本州各种具体行政事务。狄仁杰到底充任的是哪一曹参军事，史书缺载，不可考知。
狄仁杰在汴州任上不久，就被本胥吏诬告，使初涉宦海的他很快就尝到官场风云的险恶。至于狄仁杰因何事被人诬告，史籍未载，不得而知。唐朝初期，每隔一至数年都要派一批朝官充任黜陟使，到全国各道巡视、监察，大事奏裁，小事立决，对地方吏治的考察与监督是其重要的职责之一。这时到河南道充任黜陟使的是工部尚书阎立本，他接到对狄仁杰的举报后十分重视，亲自负责审理。经过了详细深入的调查后，阎立本发现狄仁杰尽管任职时间不长，但政绩非常突出，举报之事纯属毫无根据的诬告。阎立本遂召见狄仁杰，向他当面谢罪，并？称赞说：“仲尼云：‘观过知仁矣。’足下可谓海曲之明珠，东南之遗宝。”对狄仁杰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阎立本可谓是慧眼识贤才，他也是第一位赏识狄仁杰并对他进行提拔重用的人。阎立本，雍州万年（陕西西安）人。他是唐代著名的大画家，《秦府十八学士图》、《凌烟阁功臣图》等作品，都出于阎立本之手。流传至今的绘画作品有《步辇图》、《历代帝王图》、《职贡图》与《萧翼赚兰亭图》等。他还擅长工艺、建筑，因此曾充任主管工程的将作大匠、工部尚书等职，后来虽然还担任过右相、中书令等重要官职，由于他的画名太大，往往掩盖了其政治才干。其实就阎立本的本意而言，他非常希望在政治上有一番作为。早在贞观时期，阎立本任主爵郎中。有一次唐太宗与群臣泛舟于御苑，春光明媚，湖水荡漾，鸟语花香。面对秀美的风光，太宗不觉雅性大发，命令众臣赋诗咏颂，又召阎立本速来，把这种美丽的风景及君臣同乐的场面用画笔描绘下来。当时的传呼之人误呼：“召画师阎立本。”阎立本听到后羞愧异常，又不敢不来，流汗奔走，狼狈不堪。事后他对自己的儿子说：“我从少年时就发愤读书，又学习绘画技艺。入仕以后惟以丹青知名于天下，以至于遭受今日之辱，希望你以此为鉴戒，切勿学习此等末技。”虽然阎立本不愿再以此技见知于天下，但既入官场，身不由己，往往欲罢不能，致使后人认为他非宰辅之器。从阎立本为狄仁杰平反昭雪，并赏识重用的举动看，上述看法的确多少有些冤枉了阎立本。
阎立本为狄仁杰平反后，认为狄仁杰品行高洁、才干卓越，遂上奏唐高宗推荐他任并州（治今山西太原西南）都督府法曹参军。这一职务仍是判司，由于并州是大都督府，诸曹参军均为正七品上，汴州在当时为上州，判司均为从七品下，对狄仁杰来说，是官升两阶。并州在唐朝地位比较特殊。隋大业十三年（617），唐高祖以这里为基地，起兵向关中进军，建立了唐王朝，因此并州被视为李唐王朝的发祥之地。此外，并州还具有重要的军事地位，发挥着屏障关中和镇抚北方少数民族的军事作用。由于这些原因，唐政府对并州官员的选用比较慎重，狄仁杰能被推荐到这里任职，是对他的德才肯定与赏识的结果。
并州也是狄仁杰的桑梓之地，所以他对在这里任职十分兴奋，决心为故乡百姓做一些有益的事。唐制，大都督府法曹参军设置两员，掌管司法刑狱。狄仁杰在并州任上，执法严明，政平讼理，他经手的案子都能及时处理，从不积压。由于能公平执法，没有冤滥，受到同僚与百姓的赞誉。
并州的另一位法曹参军郑崇质，恭顺仁孝，对其老母颇能尽为子之道，为当时人所称道。就在狄仁杰到并州任上不久，郑崇质奉命将要出使于远方。这时他的母亲年事已高，且患有重病，如他远去，老母将无人照料；如抗命不去，作为政府官员又身不由己，处于两难之际。狄仁杰看到这种情况，十分同情，便对郑崇质说：“太夫人病情危重，而公奉命出使远方，路途万里，岂能不担忧！”遂主动去见都督府长史蔺仁基，要求代替郑崇质充使外出。按照唐朝初期制度，大都督府都督通常都由亲王、皇子充任或遥领，凡遥领大都督时，大都督府的军政事务由长史负责。因此，这时的蔺仁基实际上是并州大都督府的军政长官。狄仁杰的行为对蔺仁基触动很大，他非常感慨地说：“狄公之贤，北斗以南一人而已。”光绪《山西通志》卷121《乡贤录》六。当时蔺仁基正与都督府司马李孝廉闹矛盾，双方关系十分紧张。狄仁杰与郑崇质也是同僚关系，且狄仁杰到任不久，互相之间并无深交。古代交通工具比较落后，长途跋涉，辛劳异常，非至交或亲属是没有人会主动代替他人充使的。正因为如此，蔺仁基对狄仁杰的义举感慨万分，再对照自己的行为，使他十分惭愧。于是，他主动去找李孝廉，经过推心置腹的交流，从此两人之间“相待如初”。
狄仁杰在并州只不过是一位普通官员，却以自己的高尚行为感化了顶头上司，消弭了官员之间的矛盾，使狄仁杰在当地的声望迅速提高，受到同僚们的交口称道。狄仁杰完成出使使命后，又回到并州，在这里任职约十余年时间，为当地百姓做了许多有益的事。从仪凤元年（676）以后，除了回来督运过一次粮食外，就再无回到这里任过官，但当地人民仍为他修建祠堂，年年祭祀，以为纪念。直到明代时，阳曲（山西阳曲）的狄公祠仍然完好无损，并有300亩的祀田，以其收入来保证祠堂四时祭祀不断。这说明狄仁杰数百年来一直受到故乡百姓的怀念和尊敬，可惜的是他所做的具体事迹由于年代久远，多已湮没无闻了。
二.善决冤滥
上元二年（675），狄仁杰被调入长安（陕西西安）任大理寺丞。这是他首次充任京官，也是他人生的一个转折点，从此狄仁杰以自己卓越的才干，不凡的政绩，一步步地登上高位，为人们所注目与赞颂。尽管在以后的政治生涯中，仍有曲折和起落，但狄仁杰必定已不再是默默无闻的地方小官吏，他的刚直果敢、德才兼备的直臣形象在朝野上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旦风云散去，便又重新获得重用和信任。
狄仁杰任职的大理寺是国家的最高司法审判机关，大理寺丞的地位虽不算高，仅为从六品上，但却是一个十分重要的职位。按照唐朝制度，大理寺置丞6人，分别掌管本寺日常事务，并负责审判断罪之事。狄仁杰在这一职位上做出了骄人的成就，令当时人及后世称道不已。唐朝的大理寺下设有监狱，用来关押待审的罪犯，如果大理寺审案迟滞或疑难案件较多，监狱往往就会人满为患。狄仁杰上任的那年，就碰到这样的情况，大理寺积压旧案颇多。他不辞辛劳，日以继夜，一年之内就将历年积压的旧案审理一清，同时也没有影响新案的及时审理，共计审理17000余人，无一人诉冤，“时称平恕。”唐朝对官员有较严格的考课制度，每年考核一次，称小考，三四年举行一次大考。这年负责京官考课的是尚书左仆射刘仁轨，他没有详细了解大理寺的情况，认为狄仁杰是新任官员，就将大理寺所上报的中上等给否定了。大理卿张文认为此事不公，向刘仁轨提出异议，刘仁轨问狄仁杰审理了多少案件？张文回答说一年审理了17000人，刘仁轨大惊，为自己失察而深疚，便把狄仁杰的考课等级提为上下。唐朝的考课等级共分九等，上下为第三等。当时考课标准掌握很严，“入多者不过中上，未有得上下以上者。”狄仁杰在担任京官的第一年，就取得如此引人注目的政绩，使他很快就崭露头角，为以后仕途的通达，创造了良好的条件。
次年九月，左威卫大将军权善才、左监门卫中郎将范怀义在负责守卫唐太宗的昭陵时，因陵园面积广大，一时分辨不清，误伐了昭陵的柏树。此事本来并不为高宗所知，因为飞骑（禁军）中一军士违反军法，被权善才依法惩处，此人心中怨恨，利用番休之机入长安请求高宗召见，痛哭流涕地反映了权善才等人砍伐昭陵柏树之事。高宗听后十分震惊，“悲泣不自胜。”高宗8岁时就失去了亲生母亲长孙皇后，由于他幼年性情软弱，又早早失去母爱，所以太宗对他十分爱怜，关怀备至。16岁时立为皇太子，太宗对他更加关心，朝夕相处，言传身教，甚至以吃饭、骑马、乘舟等生活琐事为例，对高宗进行教育，传授政治经验。太宗所倾注的这种深深的父爱，使高宗终生难以忘怀。现在竟然有人敢于砍伐自己父皇陵园的柏树，在高宗看来无疑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不可容忍，必欲置之死地。
高宗下诏逮捕了权、范二人，送大理寺严加惩处。大理寺审理后，依法判处免官除名，高宗认为处罚太轻，要求判处死刑。大理寺内无一人敢于出面抗争，惟有狄仁杰上表反对，认为权、范二人罪不当死。高宗亲自召见狄仁杰，对他说：“权善才砍伐我父皇陵上柏树，使我陷于不孝。我知卿是好法官，请一定将权善才等人处死。”狄仁杰固争不已，高宗勃然变色，狄仁杰的顶头上司张文见皇帝动了真气，惟恐狄仁杰吃亏，以笏挥之令出，狄仁杰依然不动，苦苦进谏说：“犯颜直谏，自古以为难事。臣以为不然，在桀、纣之时则难，逢尧、舜之时则不难。臣有幸今逢尧、舜，所以不怕像比干那样被诛杀。往昔在汉文帝时，有人盗高帝（刘邦）庙玉环，文帝欲处以灭族之罪，经张释之当廷抗争，罪止弃市。魏文帝欲流放一人，辛毗牵裾（衣襟）而谏，最终反倒使此人得以任用。对圣明的君主可以以理进谏，对忠臣不可以威势进行胁迫。今日陛下不纳臣言，臣死之后，羞见张释之、辛毗于地下。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土，陛下何以加之？’这是张释之劝谏汉文帝的话。长陵是汉高祖刘邦的陵墓。今日陛下以昭陵一株柏而杀二将军，千年之后，人们将会如何评论陛下！臣所以不敢奉诏杀权、范二人，就是怕陷陛下于不道。”狄仁杰的这番话有理有节，又十分注意方式，处处为高宗着想，使高宗既难以反驳，又不便再动怒。在这种情况下，高宗无法据理以争，只好改变方式，他对狄仁杰说：“依据法律权、范二人虽不至于死罪，然情不可容。我深恨二人，请卿法外杀之。”狄仁杰说：“陛下制定法律，公布于天下，徙、流、死等刑，均有相应的律条规定，岂有犯轻罪而处以极刑的道理？如果不依法定罪，恐怕将会使万民无所措手足。陛下假如一定要改变法律，那就请从今日开始吧。”高宗当然清楚随意改变法律的影响，无奈之下只好放弃自己的主张，权善才、范怀义二人因而得以免死。
后来高宗冷静下来，对狄仁杰说：“卿能守法，朕有法官。”并下诏命史官把此事编入国史。他还说：“仁杰为善才正朕，岂不能为朕正天下耶！”通过这件事使高宗对狄仁杰的胆识和才干更加赏识，于是便授予狄仁杰侍御史之职。侍御史与大理丞虽然都是从六品下的官员，但前者却是所谓清要之官，“掌纠举百僚，推鞠狱讼”，职事更加重要。狄仁杰在侍御史任上忠于职守，多次向高宗进谏，高宗也言无不从。有一次，狄仁杰进谏完毕后，高宗笑着对他说：“卿得权善才便也。”这虽然是一句玩笑话，却反映出高宗对狄仁杰心无嫌隙、完全信任和倚重的态度。
三.弹劾佞臣
调露元年（679）正月，朝廷中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正在走红的司农卿韦弘机，被侍御史狄仁杰弹劾而突然丢了官。此事再次震动朝野，使人们对狄仁杰又一次刮目相看。
韦弘机，京兆万年（陕西西安）人。太宗贞观时入仕，曾出使西突厥，撰写过一部名为《西征记》的书，记述所经过诸国风俗、物产，献给太宗，得到赏识，被提升为朝散大夫。高宗显庆（656—661）中，韦弘机任檀州（治今北京密云）刺史，政绩颇为不凡。大将契何力征讨高丽时，韦弘机由于能及时运送资粮，保证军需，得到高宗的赞赏，提拔为司农少卿，主管东都（河南洛阳东）营田、园苑。太子李弘死后，高宗命蒲州（治今山西永济西）刺史李冲寂主持营建陵墓，过期未成。遂又命韦弘机负责此项工程，结果如期完工。由此，高宗对韦弘机更加宠信。韦弘机虽然具有一定的才干，然性机警，好逢迎，为正直之士所不齿。像韦弘机这样一个高宗的宠臣，却为何被狄仁杰一纸劾状就拉下台呢？事情还得从上元二年（675）说起。
这一年高宗在东都住了一段时间后将要返回长安，临行时对韦弘机说：“长安、洛阳是我的东、西宅，洛阳现有的宫殿大都是隋代所建造，年代已久，逐渐陈旧颓坏，欲想整修又颇费资财，为之奈何？”韦弘机上奏说：“按照司农寺旧式，差丁壮采伐木材，皆付给雇值。而今动用户奴采伐，所获材木足够十年之用，节省的雇值（即雇工之费）在库中积存的就有四十万贯之多。用来修造宫室，三年必成，不必劳动百姓。”高宗听后大悦，命韦弘机兼管东都将作、少府二监事，负责此项工程。
韦弘机为了讨高宗的欢心，不仅整修了隋朝留下的旧宫殿，还新建了宿羽、高山、上阳等宫。其中上阳宫位于皇城之外西南隅，南临洛水，三面环谷水。高宗曾游于洛水之北，“乘高临下，有登眺之美。”韦弘机遂在高宗登高处建造了一座高馆，以备皇帝再次游幸，又沿洛水北岸修建了一条长廊，连亘一里，在涧溪曲处建一新殿，与长廊相连接，雕梁画栋，壮丽华美。上阳宫内有丽春殿、麟趾殿、观风殿、甘露殿、仙居殿、芬芳殿等主要建筑。至于楼阁亭台更是星罗棋布，如七宝阁、浴日楼、本枝院、芙蓉亭、宜男亭、含莲亭、神和亭等，举不胜举。调露元年（679），高宗再次驾临东都，就移住在新建成的上阳宫中。由于上阳宫环境宜人，壮丽豪华，此后武则天改东都为神都作为统治中心，就长期住在上阳宫中，这里遂成为当时的政治中枢。高宗对韦弘机的表现十分满意，为了表彰他的功绩，便将他提升为司农正卿。
尚书左仆射刘仁轨对此事非常不满，却又不愿出面进谏，便对狄仁杰说：“自古以来凡陂池台榭，都建在深宫重城之中，不使外人看见，恐伤百姓之心。今韦弘机所兴建的宫殿廊馆，沿洛水而建，全在宫城之外，万方朝谒天子，无不可以看见，这难道是致君尧舜之意吗？”此话传到韦弘机耳中，他不知悔过，反而理直气壮地说：“天下有道，百司各奉其职。辅弼之臣则思献替之事，至于我们这些负责具体事务的臣子，只不过是奉行诏命，各守其本身的职责而已，不敢有越份的举动。”以上见《唐会要》卷30《洛阳宫》、徐松《河南志·唐城阙古迹》中华书局1994年点校本。就是说韦弘机认为自己的行动是奉皇帝的命令而行，是忠于职守的表现，致君尧舜是辅弼之臣的事，与他们这些事务性官员没有关系。
韦弘机的上述言论，显然是强词夺理。洛阳宫殿的兴建从根子上说，固然是唐高宗追求奢侈生活的结果，但韦弘机从中也起了教唆导引的作用。从表面上看，此次兴建似乎没有加征赋税，劳役百姓，实际情况并非如此。韦弘机动用的所谓雇值，实际就是百姓上缴的丁庸，即租庸调制中的庸，属于国家正税，这一点韦弘机本人也不否认。韦弘机把这部分经费没有用于利国利民的工程中去，反而唆使皇帝建造豪华宫殿，追求个人享乐，是一种典型的佞臣表现。何况数十万缗钱根本不足以兴建如此规模的工程，肯定有挪用国家其他经费的现象。事情发生后他还不接受别人的指责，反以皇帝的诏令来堵塞舆论，使狄仁杰忍无可忍。但是狄仁杰也清楚地知道要扳倒韦弘机这样正在受皇帝宠信的佞臣，仅以唆使天子追求奢华的罪名是不行的，高宗肯定会予以庇护，于是他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终于发现了韦弘机家人盗取官府资财的线索。韦弘机主持营建，经手巨额资财，他的家人利用这种方便条件，盗取官物，韦弘机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狄仁杰掌握了大量证据后，上奏高宗，二罪并劾，终于迫使高宗将其免官除名。
这一时期高宗还有一位宠臣，即左司郎中王本立，他恃宠弄权，朝廷上下莫不畏惧。狄仁杰对王本立的行为十分鄙视，决心予以铲除，遂愤然上表，指出王本立种种奸诈不法之事，请求高宗将他交给司法部门审理治罪。高宗此时对王本立的恩宠未衰，不愿将他治罪，遂下诏特意免于追究。狄仁杰坚决反对赦免王本立，他向高宗进谏说：“国家虽然缺乏英才，难道少王本立这类人！陛下为何怜惜有罪之人而不顾国家法律？如果陛下一定要赦宥王本立，请先将我放逐到无人之境，为将来的忠贞之臣作一鉴诫。”高宗不得已只好将王本立治罪。这一事件对朝臣震动很大，使忠贞之臣扬眉吐气，奸佞之徒一时迹，“由是朝廷肃然。”狄仁杰本人由于明于执法，敢于弹劾权宠与奸佞之臣，因而声名远扬，成为朝野推崇备至的人物。
在狄仁杰此后的任官经历中，还多次出任过地方行政长官。他每到一地，都能始终坚持严于执法，公正平恕，力纠冤滥的原则，革除了不少弊政和害民的旧习俗，爱民如子，使千百人免于死在滥刑之下。正是由于狄仁杰正直果敢，知法守法，审理了大量的滞案、冤案，所以千百年来受到人们的赞颂，以他为题材创作了不少文学艺术作品来歌颂其不朽的业绩。
狄仁杰在大理寺和御史台任职期间，能得以施展才华，取得这样的成就，与他本人刚正果敢的性格、干练卓越的才能固然有很大的关系，但也要看到这一切与高宗对他的信任和支持是分不开的。如果高宗是一个固执己见听不进谏言的皇帝，尽管狄仁杰明于执法、嫉恶如仇也无法纠正错案，惩治奸佞。欧阳修修撰的《新唐书》把高宗描写成一位昏庸的皇帝，从他能虚心接纳狄仁杰的进谏，知错能改，驱逐奸佞，信任狄仁杰这样的直臣等行为看，昏庸之说似乎难以成立。
随着狄仁杰名声愈来愈大，他也逐渐为唐高宗的皇后武则天所知，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狄仁杰政治生涯的最重要阶段是在后来的武则天统治时期度过的，武则天对他的了解，对以后委他以重任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武则天自麟德元年（664）起便直接参与朝廷政事，史载：“自是上每视事，则后垂帘于后，政无大小，皆与闻之。”上元元年（674），唐高宗称天皇，武则天称天后。次年，高宗因为旧病复发，风眩不支，准备逊位于武则天，因为大臣反对而作罢，但却取得了在高宗养病期间摄理国政的权力。仪凤三年（678），甚至允许百官与四夷酋长朝见武则天。由于武则天可以直接参与朝政，所以狄仁杰在这一时期的所作所为她不会不知道。关于这一点在她当了女皇以后，授狄仁杰为内史的制书中，就有“雅达政方，早膺朝寄”之语。充分说明她对狄仁杰早就有所关注，并十分欣赏他的才干。武则天与狄仁杰在这一时期虽无发生直接的关系，但却为后来对他的重用和建立良好的君臣关系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