奕奕新祠，于魏之疆。
岩岩梁公，惠此一方。
（唐）冯宿
唐人冯宿对狄仁杰的这几句赞语，是针对他在魏州刺史任上造福于民的不凡政绩而言的。其实，狄仁杰在地方上的政绩与成就何止魏州一地，可以说是任官一地，造福一方，深得各地父老百姓的爱戴。
一.行惠四方
人生好似浮萍，谁也无法预料自己飘流的下一站，对于官场中人来说更是如此。
狄仁杰自从政以来，大部分时间还是在任地方官中度过的。有时是遭受排挤打击，被贬于州县；有时是临危受命，镇守一方；有时则是奉命充使，安抚或巡察地方。不管何种情况，即使是遭到残酷的迫害，他都能做到不计个人得失，依然尽心竭力，勤于政事，轻徭薄赋，劝课农桑，稳定地方秩序，努力为百姓营造一个安居乐业的社会环境。
在狄仁杰任侍御史期间，唐朝与吐蕃发生了一次大规模的战争。吐蕃是今天藏族的祖先，是一个以游牧生活为主的民族。唐以前吐蕃分为若干部落，散布于西藏高原之上。唐朝初年其赞普松赞干布统一了诸部，拥有精兵数十万，成为西方强国。唐太宗时曾将文成公主嫁给松赞干布，促进了唐朝与吐蕃关系的发展。松赞干布死后，其孙弃芒论芒继位，年幼不能理事，由大相禄东赞摄知国事，禄东赞死后，其子论钦陵专国，举兵灭吐谷浑，兼有青海，并不断骚扰唐朝边境，致使双方关系急剧恶化。为了防御吐蕃侵扰，仪凤二年（677），唐高宗任命重臣刘仁轨镇守洮河军（青海乐都），全面负责对吐蕃的军事工作。刘仁轨到任后，积极备战，整训士卒，但是有关边境军情的奏请，却多为中书令李敬玄所阻挠，使刘仁轨的军事计划往往不能实施。刘仁轨大怒，他明明知道李敬玄非将帅之才，却故意上奏高宗，说对付吐蕃非李敬玄不可。高宗不察，竟然同意了刘仁轨的请求。唐朝君臣如此作为，对吐蕃军事的结局就可想而知了。高宗任命李敬玄为洮河道大总管以代替刘仁轨，李敬玄自知不能胜任，坚决推辞不去，高宗不许，并调动诸道军队开往洮河。仪凤三年，吐蕃与西突厥连兵进攻安西诸镇，高宗企图一举击败吐蕃，消除边患，又下诏召募天下猛士从军，关中一带兵役尤为繁重。这年九月，李敬玄率18万大军与吐蕃大将论钦陵战于青海（青海湖一带）之上。由于李敬玄指挥无能，唐军大败，右卫大将军刘审礼被俘，幸赖左领军将军黑齿常之力战，李敬玄才得以率余众退回鄯州（治今青海乐都）。此战的失败震动了长安，关中西部诸州纷纷训练士卒，加紧了战争准备工作。由于兵役繁重，激化了社会矛盾，使这一带的局势极不稳定。
于是，唐高宗派狄仁杰巡察这一地区，设法稳定社会秩序。当时在关中西部诸州中以岐州（治今陕西凤翔）局势最为不稳，兵士们不堪忍受繁重的兵役，纷纷逃亡，当地官员不知安抚，反而派军队四处搜捕逃兵。面对官府的高压政策，分散的逃卒便自发聚集起来，或数十人、或数百人为一伙，以武力相抗拒，使官军轻易不敢追捕。他们白天潜伏于山谷之中，夜晚则窜出剽掠，当地百姓不胜骚扰，无法正常生产与生活。州县官员见状，惊恐万状，又担心上司追究责任，便加紧围捕，抓获了数十人，却使更多的逃卒潜匿愈深，使当地人心更加惶恐不安。狄仁杰抵达岐州后，详细地了解了情况，认为军士逃亡，事出有因，如果一味追捕，严加惩处，只会促使他们铤而走险，后患无穷。于是，狄仁杰决定采用安抚的办法，以缓和矛盾，化盗为民。他下令将捕获的逃兵全部释放出狱，发给路费、口粮遣送回乡。又张榜于道，允许在逃的兵士出首，不咎既往。这种策略收效甚好，逃兵们看到被捕的同伴全都安然返乡，于是纷纷走出山谷自首，使岐州一带很快地恢复了安宁。高宗得知此事后，十分高兴，赞扬狄仁杰“识国家大体”，并将这一政策颁示诸州，“宥其同类”，很快地收到了“潜窜毕首矣”的良好效果。狄仁杰完成使命，返回长安后不久，高宗遂提升他为度支郎中。
度支郎中，为户部度支司之长官。度支司是国家的最高财会主管机构，掌管政府的预算开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关。在狄仁杰充任郎中期间，唐朝的政局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弘道元年（683）十二月，唐高宗病故，太子李显即位，是为唐中宗。尽管高宗遗诏中规定军国大事有不决者，“兼取天后进止”，武则天还是在一个多月以后借故废去中宗，另立李旦为皇帝，史称唐睿宗。睿宗虽被立为皇帝，却居于别殿，无权过问国事，大权握在其母武则天手中。一个有着传奇般经历的伟大女人所期待的最好时机终于到来了，从此，历史进入了武则天统治的新时期。
面对这巨大的变化，狄仁杰的态度如何？史无明载，不过随着唐高宗的驾崩，狄仁杰也离开了长安，被派到宁州（治今甘肃宁县）充任刺史，却是实实在在的事实。刺史的品秩虽比度支郎中高，权任却轻，在唐人看来是被贬官了。宁州是民族杂居的地区，不同民族之间时有摩擦与纠纷发生。新任刺史狄仁杰到任后，针对当地社会特点，采取了“抚和戎夏”的政策，使当地社会安宁，“人得欢心。”同时他还革除积弊，约束官吏扰民，注重发展生产，减轻百姓赋役负担，当地人民立碑镌文，以颂其德。垂拱二年（686）十二月，右台监察御史郭翰奉命巡察陇右，所到之处按劾了大批的州县官员。进入宁州境后，“耆老歌刺史德美者盈路。”郭翰进入馆驿后，十分感叹地对僚属说：“入其境，其政可知，愿荐使君美于朝，毋久留。”当场就命人取笔纸，起草表章推荐狄仁杰入朝为官。很快，狄仁杰就被征召入朝，升任冬官侍郎。
次年，天下大饥，山东、河南一带尤为严重，饥民遍野，死人无数。武则天命狄仁杰与司属卿王及善、司府卿欧阳通为使，于垂拱四年（688）二月，正值春荒不接灾情最重之时，前往山东、河南一带抚慰赈济。他们在这一带开仓放粮，救济饥民，使许多百姓免于饥饿而死，社会局势渐趋平稳。六月，狄仁杰又奉命充任江南道巡抚大使，前往江南巡视。返回洛阳后，升任文昌右丞，随即又出任豫州（治今河南汝南）刺史。在豫州任上狄仁杰因得罪朝中权贵，被贬为复州（治今湖北沔阳西南）刺史。后调任洛州（治今河南洛阳东）司马，转地官侍郎、判尚书、同凤阁鸾台平章事（宰相）。狄仁杰担任宰相不久，就被酷吏来俊臣诬陷下狱，虽侥幸未死，却被贬为彭泽（江西彭泽东北）县令，地位一落千丈。
狄仁杰是在长寿元年（692）被贬为彭泽县令的。经过牢狱的摧残、贬黜的打击，狄仁杰并未从此消沉，而是一如既往地关心民间疾苦。他是当年一月被贬职的，经汴州（治今河南开封）南下到长江，然后溯江而上，水陆兼程，到达彭泽任上时已到秋月。这年彭泽一带自春至夏，未降雨水，发生了多年未见的大旱灾荒。这一带百姓主要种植水稻，水田干涸，根本无法插秧。秋季虽略有降雨，但已失去了改种的节气，百姓们靠食野菜草根度日，“全无米粒”，人们惶恐不安，求告无门。狄仁杰看到这一切心急如焚，遂上疏朝廷，反映灾情。他如实地写道：彭泽地狭山峻而田少，百姓每户耕种之田不过十亩五亩，在正常年份纵然丰熟，缴纳赋税之后，所剩稻米只够食用半年。今年粒米未收，将何以活命？自春至夏，多饥饿而死者，检视簿籍，户口已少大半，乡里之间多有绝户者。要求免去彭泽等九县百姓全年的租税，使百姓有一个喘息的机会。狄仁杰的请求得到了朝廷的批准后，他一面开仓放粮，赈济灾民，一面督促百姓生产自救，使大批百姓免于饥饿而死。狄仁杰在彭泽充任县令数年，这期间他采取措施，大力发展生产，贮粮防灾，同时还革新吏治，勤政爱民，深为当地人民所拥戴。百姓们为感谢狄仁杰的大恩，自发地行动起来，为他建造了生祠。直到唐朝末年，诗人皮日休游江南时，到达过彭泽，还听到当地百姓传颂着狄仁杰的事迹，看到他的祠堂香火不绝。
二.魏州德政
武则天万岁通天元年（696）五月，契丹首领李尽忠、孙万荣举兵围攻营州（治今辽宁朝阳），很快攻破城池，杀都督府都督赵文。接着又举兵南下，进攻河北。朝廷震动，急调狄仁杰任魏州（治今河北大名东北）刺史，组织力量防御。狄仁杰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离开了他任职达四年之久的彭泽县，赶赴魏州上任。
契丹是我国一个古老的民族，属东胡种，是鲜卑的近属。汉代时依附于匈奴，大约在北魏才有了契丹的称呼，居住潢水之南，黄龙以北，约当今内蒙古西喇木伦以南通辽市一带。在隋代臣服于东突厥，唐朝建立后曾遣使入长安进贡名马、方物。唐太宗征服东突厥，契丹摆脱了突厥人的压迫，向唐朝称臣。唐太宗征讨高丽时，契丹首领窟哥曾发兵跟随参战，太宗任其为右武卫将军。不久，又设置了松漠都督府，以窟哥为都督，赐姓李，统辖契丹诸部。松漠都督府属羁縻府，这是唐朝用来安置归附的少数民族的一种特殊行政制度，其长官通常都由诸族酋长充任，可以世袭，但必须接受当地正州府都督或刺史的监护。
契丹直到唐初，仍过着游牧的生活，逐寒暑，随水草畜牧。其风俗是子孙死，父母晨夕哭；父母死，子孙不哭。人死不建坟墓埋葬，以马车载入大山中，置于树上。全族共分八部，“猎则别部，战则同行。”实际上是一个部落联盟。契丹与奚接壤，所以互相之间经常发生战争，奚臣服于唐朝后，两族之间的战争便减少了，由于唐朝边将的压迫，两族常互为表里，骚扰唐朝的边境，唐人称之两蕃。当时契丹每一部落有战士3000多人，少者有战士2000多人，总共战士计4万余人。八部的酋长和部落联盟的首领都称大人，他们都是通过部落会议推举出来的。八部大人又推举一人为部落联盟首领，主要负责军事，如果发生灾荒而影响到畜牧业，就要改选部落联盟首领。契丹这时尚无定居农业，但奴隶的使用已经很普遍，其来源主要是战俘，此外，部落内部的贫富分化也比较明显。
窟哥死后，松漠都督便由其孙李尽忠继承，李尽忠的妻兄孙万荣任归诚州刺史，这也是一个羁縻州。按照唐朝制度，松漠都督府归营州都督府管辖。营州都督赵文刚愎自用，不知安抚契丹人民，即使对待其首领也如同对待奴仆，双方的矛盾本来就比较激化。这一年，契丹发生灾荒，人民缺少粮食无法度日。赵文不知赈济，引起契丹人的极大怨愤。孙万荣曾在朝廷做过人质，了解内地虚实，便鼓动李尽忠起兵反叛。李尽忠本来就对赵文不满，二人一拍即合，利用契丹各部的不满情绪，举兵围攻营州。赵文疏于防范，营州很快被攻破，杀赵文，李尽忠自称无上可汗，命孙万荣为前锋，向河北进军，一路所向披靡，很快就攻到檀州（治今北京密云）。
武则天得知契丹造反，急遣左鹰扬卫将军曹仁师、右金吾卫大将军张玄遇、左威卫大将军李多祚、司农少卿麻仁节等28将，率大军前往征讨。八月，官军抵达平州（治今河北卢龙）附近。李尽忠见官军势大，急忙收缩兵力，准备在这一带与官军决战。契丹人攻破营州时，曾俘获官军数百人，这时派人对这些战俘说：“我辈因家属饥寒，无法存活，才被迫造反，现在虽攻下营州，但家属饥寒仍旧，故只等大军一到就前去投降。”随后又放出这些战俘，有意拿给糠麸让他们吃，并说：“留下你们则无粮可供，杀死又心中不忍，不如放你们自去。”这些战俘回到官军营寨后，就把他们的所见所闻报告了官军将领。官军以为契丹真的无粮，人心涣散，士无斗志，遂争先直进，欲立首功。
平州以南为一望无际的大平原，地无险阻，官军势大，如在旷野平原上与官军决战，力量对比悬殊，对契丹极为不利。李尽忠再三权衡，决定在黄谷（位于今河北昌黎西北）与官军决战。黄谷地形险要，四周群峰林立，易守难攻，谷口狭窄，一旦误入谷内，截断谷口退路，很难突围而出。这里又是通向关外进击营州契丹老巢的交通要道，地理位置十分重要，扼守住这里可以牵制官军，使其不敢轻易出关，故欲彻底剿灭契丹必先攻占黄谷。官军逼近黄谷时，契丹有意派遣老弱者前来投降，并把老牛瘦马散布于道路两侧，示以饥馑疲惫之状。官军见此，误以为契丹军不堪一击，曹仁师等将为抢头功，竟不等步军赶到，急率骑军追击。官军全部进入谷内后，契丹兵遂截断谷口退路，埋伏在谷内的大军把官军团团围住。官军见此情况，军心大乱，无心接战。契丹四面出击，官军大败，曹仁师、张玄遇、麻仁节三将被俘，将士死者填满山谷，几乎全军覆灭。契丹获胜后，用缴获的军印伪造牒令，强迫张玄遇等署名，然后派人送交后军总管燕匪石、宗怀昌，称前军已破贼，命令他们率军急进，若误军期，定斩不赦。燕匪石等不辨真假，信以为真，率军昼夜兼程，甚至不及寝食，在官军赶得人困马乏之时，契丹于中途设伏截击，官军全军覆没。
官军大败的消息传到洛阳，朝廷震动，河北一带更是人心惶恐，不知作为。九月，武则天下诏征发天下罪人及士庶家奴充军以击契丹。右拾遗陈子昂上书反对这一做法，认为“罪人全少，奴多怯弱，不惯征行，纵其募集，未足可用”。嘲笑此举“损国大体”，不足以威天下。可见武则天一时慌乱到不知所措的地步。鉴于这种情况，她又令河北沿边诸州置武骑团兵，命建安王武攸宜为右武威卫大将军、清边道行军大总管，以讨伐契丹。这时突厥首领默啜请求和亲，表示愿意率部为国讨伐契丹。武则天遂命使册封默啜为左卫大将军、迁善可汗，让其率突厥兵讨伐契丹。十月，李尽忠死，孙万荣代其为契丹大首领。突厥默啜乘机袭击契丹后方，契丹大败，默啜俘获了李尽忠、孙万荣的妻子。突厥兵退去后，孙万荣收集余众，军势复振，并派军攻破冀州（治今河北冀州），杀刺史陆宝积，并屠戮吏民数千人。接着又进攻瀛洲（治今河北河间），河北又一次告急，人心惶恐。
狄仁杰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到魏州赴任的。魏州地理位置十分重要，西邻相（治今河南安阳）、卫（治今河南卫辉），北靠邢（治今河北邢台）、贝（治今河北清河西北），与冀州相接，南临黄河，为河南屏障。自古以来欲占河北，必须先据有魏州；北方势力欲入中原，也必须先攻下魏州。后来出现的河北藩镇割据，其中就以魏州为中心的魏博镇最为重要。其对朝廷的忠顺与否，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河北其他藩镇对朝廷的态度。契丹如继续南下，攻陷魏州，将使中原地区暴露在契丹的军事威胁之下，进而威胁到武则天的统治中心洛阳的安全。这样重要的州郡，必须有一个强有力的人物镇守，方可无虞。而前刺史独孤思庄怯懦无能，畏惧契丹，在契丹军队还远在冀州时，就将百姓驱赶入城，并强迫百姓上城防守，“缮修守备。”独孤思庄的这种举动，搞得人心不稳，生产荒废，在军事上有害无益。狄仁杰到任后，将百姓“悉放归农亩”，让他们继续安心从事生产，他对百姓宣布说：“贼犹在远，何必如是。万一贼来，吾自当之，必不关百姓也。”这样就使魏州动荡不安的局势很快稳定下来。同时狄仁杰也没有放松军事准备，他整顿军备，加强军队训练，“外示无虞，内为之防。”《全唐文》卷624冯宿《魏府狄梁公祠堂碑》。后来契丹退兵，由于狄仁杰措施及时，没有放松农业生产，结果“岁获大穰”。避免了因战争荒废生产，从而导致农田失收，百姓饥饿的局面的发生，使魏州百姓得以安居乐业。
据旧史记载，契丹得知狄仁杰在魏州的作为后，不敢贸然进攻，遂引兵退去。这是一种夸大狄仁杰作用的记载，与实际情况并不相符。事实是朝廷的讨伐大军这时已经抵达前线，契丹兵力不足，不敢再向南深入，撤军到营州、平州一线，收缩兵力，准备与官军决战。神功元年（697）三月，大将王孝杰、苏宏晖率大军17万逼近平州，平州地处平原，无险可守，契丹兵力有限，不愿与官军正面拼杀，遂把战场选在平州东面的石谷。这里地形险要，道路狭窄，山势陡峻，大兵团兵力不易展开。官军自恃兵力雄厚，未经侦察，就向这里推进。王孝杰率精兵为前锋猛攻，契丹军稍作抵抗，佯装不敌，向后退去。官军立功心切，遂纵兵猛追，一直追到谷内险要之处，这里谷深路窄，兵力不能展开，契丹军突然回兵反击，奋力冲杀，官军不意敌军会有这一行动，惊慌失措，苏宏晖见势不妙率先逃跑，后军不知情况仍向前推进，经溃军一冲，顿时乱作一团，混乱中被契丹杀伤杀死无数，王孝杰退至悬崖失足摔死，官军大败，纷纷向南逃跑。
武攸宜此时率军屯驻渔阳（北京蓟县），得知王孝杰军大败，不仅不去接应，反而畏惧不进，致使契丹军攻到幽州（治今北京西南），“攻陷城邑，剽掠吏民。”武则天得知官军失败的消息后，大为震惊，急命武懿宗为神兵道行军大总管，以娄师德为清边道副大总管，分率大军讨伐契丹。武懿宗率大军到达赵州（治今河北赵县），听说契丹将骆务整率数千骑兵快要到冀州，心中畏惧，欲率军南逃。部下将领再三劝阻，武懿宗不听，仓皇退到相州（治今河南安阳），匆忙之间抛弃军资器仗无数。由于赵州无兵防御，契丹遂屠城而去。孙万荣击杀王孝杰后，在柳城（辽宁朝阳）西北200公里依险筑城，将老弱妇女及缴获的器仗资财全都留在城中，命其妹夫乙冤羽留守，自率精兵进攻幽州。他又担心突厥乘机袭击其后方，遂遣使到突厥劝其共同进攻幽州。不料契丹使者反倒把其后方空虚的情况转告突厥首领默啜，并作为向导引突厥兵袭击了契丹所筑新城，将资财与妇女抢掠一空。五月，孙万荣正在幽州与官军相持，得知这个消息后，契丹军心大乱，士无斗志。依附于契丹的奚族人乘机反戈，攻击其军之后，官军攻其前，前后夹击，契丹军溃散，孙万荣率轻骑数千逃走。沿途遭到官军的截击，部下损失殆尽，逃到潞水以东（北京通县东）时自感势穷力竭，走投无路，遂让其奴斩其首献于朝廷。
孙万荣死后，虽然战争结束了，但战争的破坏使河北诸州大都残破不堪，百姓不是死于战乱，就是逃往他乡，流离失所，农田荒芜。只有少数州县未经破坏，其中魏州在狄仁杰的治理下，农业丰收，百姓安居，是当时河北最为平稳的地方。狄仁杰还在当地推行“缓赋宽役，勉农劝桑”的政策，使魏州在战争期间不仅没有加重百姓的赋税和徭役负担，反而比以前有所减轻，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这种状况的产生与狄仁杰重视发展生产的措施有直接关系。魏州的农业获得丰收，不仅解决了百姓的衣食问题，同时也使官府的仓廪得到充实，战争期间从魏州调发了不少军资粮草，却无加重百姓的负担。狄仁杰在魏州刺史任上仅仅一年，就深为当地百姓所敬重，一位地方官员在这样短暂的时间内能如此得民心，在历史上还是比较罕见的。
神功元年（697）六月，武则天调狄仁杰为河北安抚使。而《新唐书》卷61《宰相表》上载：“神功元年八月庚子，仁杰兼纳言。九月戊寅，仁杰为河北道副元帅，检校纳言。十月癸卯，仁杰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如依这种记载，则狄仁杰是以纳言的身份充使河北，与《通鉴》所记不同。另据两《唐书》本传，狄仁杰离开魏州后，曾任幽州都督，然后才调入朝中，故不可能在这年八月任纳言。且契丹于五月已平，如何会于九月任他为河北道副元帅？魏州百姓不愿狄仁杰离去，奔走相告，“泣涕彷徨”，不少人甚至“援刀割肤，守阙上章，终然不克”，即没有获得武则天的同意。于是州人共同出资，为狄仁杰兴修了一座生祠，安放他的塑像，并立碑颂扬其恩惠《全唐文》卷624冯宿《魏府狄梁公祠堂碑》。
后来，狄仁杰的儿子狄景晖任魏州司功参军，贪暴不法，给当地百姓造成了很大的祸患，人们遂摧毁了祠堂和碑石。这种历史的教训是非常深刻的。
三.稳定河朔
这次与狄仁杰同时巡抚河北的还有武懿宗、娄师德二人。由于河北诸州经过此次战争大规模地破坏，致使百姓流离失所，农田荒芜，村落残破，一派萧条景象。为了安抚百姓，恢复社会生产，稳定社会秩序，武则天才抽调得力官员分道安抚河北诸州。然而以上三人中除狄仁杰、娄师德外，武懿宗并不是合适的人选。此人为武则天的堂侄，无德无才，仅仅因为是武氏中人，靠血缘关系被封为河内王。他此前曾率军赴河北参战，闻风先逃，敌兵退走才敢向前。战争结束，他回到洛阳，置酒欢宴时，遭到了郎中张元一的讥讽。张元一当着武则天的面嘲弄武懿宗说：“长弓短度箭，蜀马临阶骗。去贼七百里，隈墙独自战。甲仗纵抛却，骑猪正南窜。”武懿宗长得形貌短丑，故张元一称他为“长弓短度箭”。当时武则天问道：“懿宗有马，你为何说他骑猪？”张元一说：“骑猪，夹豕走也。”猪也叫豕，“夹豕”即夹矢（屎），取其谐音。这里是讥刺武懿宗遇敌吓得屎尿直流，夹屎而逃。武则天听后也忍不住大笑起来。此时大概武则天认为他熟悉河北情况，所以也命其充使安抚百姓。然武懿宗不仅不安抚百姓，所到之处反而残酷地屠杀百姓，凡百姓有被掳掠或胁迫而去的，返回本乡后，均被武懿宗视为叛逆，全部诛杀。这位畏敌如虎、胆小怯懦的官军统帅，屠杀起百姓却毫不手软，而且残酷异常，往往把活人开膛破肚，挖取心胆。先前，契丹将领何阿小嗜好杀人。至此，河北人皆云：“惟此两何，杀人最多。”武懿宗封河内王，取其谐音，与何阿小并称“两何”。
武懿宗在他负责巡视的地区残杀了大批百姓后，仍不罢手，回到洛阳后上奏武则天，请求将“河北百姓从贼者请尽族之”。将这些百姓全族诛戮，将会使整个河北成为一个大屠场，这是一个多么野蛮残酷的计划。左拾遗王求礼听后十分气愤，当廷指责武懿宗说：“此属素无武备，力不胜贼，苟从之以求生，岂有叛国之心！懿宗拥强兵数十万，望风退走，贼徒滋蔓，又欲委罪于草野诖误之人，为臣不忠，请先斩懿宗以谢河北！”武则天当然不愿处死自己的堂侄。司刑卿杜景卿也认为这些都是胁从之人，应该免于追究，武则天这才没有听从武懿宗的胡言乱语。
狄仁杰和娄师德分道安抚时，恪尽职守，召纳流亡，恢复生产，赈济贫苦百姓，打击不法官吏，努力恢复社会秩序，从不乱杀一人，顺利地完成了安抚任务，与武懿宗的残暴行为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狄仁杰完成安抚任务后，没有再回到魏州去，奉命调任幽州都督。幽州是这次讨伐契丹战争的基地，同时也是契丹与官军争夺的焦点，多次战役就在幽州境内进行，故战争对这里的破坏也很严重。在唐代幽州又是镇抚北方与东北诸族的重镇，具有重要的政治和军事意义。武则天调狄仁杰到这里任都督，就是希望他能尽快地恢复这里的生产和社会秩序，安抚混乱的人心，重新整顿和调整军事防御体系。狄仁杰没有辜负武则天的期望，不仅很快地恢复了正常秩序，修缮了军事设施，而且调整了民族关系。武则天对狄仁杰的所作所为十分满意，赐给他紫袍、龟带，并亲自在袍上制了12个金字，周围以五色双鸾环绕。这12个金字是“敷政术，守清勤；升显位，励相臣”，以对狄仁杰的辛勤与才干进行嘉奖和勉励。狄仁杰过去一度充任过宰相，此次武则天又以“励相臣”三字来勉励他，预示着狄仁杰将很快又一次要得到重用。果然数月后，即同年闰十月，狄仁杰被抽调入朝，充任鸾台侍郎、同平章事，又一次登上了宰相宝座。
狄仁杰此次重任宰相，距上次罢相被贬彭泽县令共计7年时间。这期间他先后充任了三任地方官，每到一地，不论时间长短，都始终能勤政爱民，注意兴利除弊，发展或恢复生产，为当地百姓办了大量的好事，也充分展示了他卓越的政治才华，他的再次出任宰相，固然与武则天重才识才有关，又何尝不是他才华横溢的必然结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