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世民即唐太宗，他在隋朝末年随父李渊起兵。隋亡，李渊称帝，为唐高宗，李世民被封为秦王，任尚书令。玄武门之变后即位为皇帝。他当皇帝以后，能够保持清醒的头脑，从言纳谏，励精图治。
魏征原是太子李建成的洗马官，经常出谋划策，多次劝李建成杀死李世民。“玄武门之变”后，李世民以太子的身份处理政务，把魏征招来骂道：“你为什么挑拨我们兄弟之间的关系？”
众人无不为魏征捏着一把汗。魏征却神色自若地说：“先太子若听我的话，必无今日之祸！”
他豁出性命，准备被杀头。不料，李世民反而赞扬他的才华和敢于直言，任命他为詹事主簿和谏议大夫。从此，魏征跟随在李世民身边，专门掌管侍从规谏事务。
李世民唯才是举，精于用人。他即位后，大力整顿朝纲，决心治理出一个太平盛世。但是，新朝伊始，百业待兴，朝廷内外，事务繁重，需要人才的地方太多了。
早在他当秦王时，就靠心腹大臣房玄龄等人招来许多治国人才。这时，他更认识到选拔人才对治国安邦的极端重要性。他选拔人才不计较出身和经历。
在唐初的大臣中，有不少人出身于不入流的小官吏，如张玄素、孙优伽等。贞观五年，李世民为了使朝廷中的官吏能进献治国大计，从中发现人才，曾发动中央文武百官对政事各抒己见。
中郎将常何在书中一下子提出二十多条建议。李世民看奏章写的如此有水平，甚为惊讶，同时又觉得有些奇怪，因为太宗早知常何出身于武夫，平时不学无术，没有多少学问，想知道个究竟，便询问常何。
常何直截了当地说：“这不是我写的，是我的客人马周写的。”李世民立即召见马周，把这个穷困潦倒的书生一步步提上来。
李世民用人心正不疑，君臣肝胆相照。他经常用历史上的一些君主因用人多疑，枉杀忠臣，导致君臣关系紧张，直至亡国的事实告诫自己。眼前隋炀帝的教训，是他的一个很好的反面教员。
李世民深知猜忌多疑的危害。他认为，对于一个人才来说，要么不用，用则不疑，既用又疑，则必不能尽其才。“玄武门之变”前，为李建成出谋划策的骨干分子都是李世民的死敌，但事变之后，李世民都把他们收为自己的部下，化敌为友，还重用了魏征这样的人。
李世民以至诚治理天下。他认为君臣能够和睦相处，肝胆相照，臣下才能竭忠尽力，有所作为，他说：“一旦国君对大臣怀疑，人们就不敢畅所欲言，下情便不能上达。这样，要求臣下尽忠报国便不可能了。”
特别对那些经过长期考验，忠心耿耿的大臣，更要重其大节，不可吹毛求疵，尤其不可轻信谗言，率意惩处，否则后果往往不堪设想。
所以李世民对那些在皇帝面前说人坏话，专事攻击别人的官吏，特别警惕。贞观十九年，李世民亲率大军征伐高丽，在洛阳停留。临行前命令房玄龄留守长安，受权处理朝廷一切事务。
有一个官员当面对房玄龄说，我要向皇帝告状。房玄龄问他，你告的是谁？此人毫不掩饰地说，我要告的就是你！这件大事，出在皇帝不在朝中的时候，房玄龄不敢隐瞒，便用驿马送他去洛阳，面见皇帝。
李世民听说房玄龄有公文送告状人，已经猜出大概，命令卫兵持兵器立于面前，然后引见来人。问道：“你走这么远的路来到这里，是告何人？”
那人答道：“告房玄龄！”
李世民厉声喝道：“果然如此！好大的胆，推出去斩首！”
事后对房玄龄说：“你太不自信了，以后遇到类似情况，完全可以自行处理，不必报告！”
李世民既善于用人之长，不求全责备，又注重德才兼备，防止佞臣得道。李世民曾对封德彝说：“治国的根本在于得人。我让你们举贤荐能，可至今也没有看到一个。这是为什么呢？”
封德彝有点委屈，回答说：“不是臣不尽心，而是眼下确实没有治国人才呀！”
李世民说：“用人如用工具一样，工具各有各的用处。俗话说，坚车能载舟，犁田不如牛。古代圣明贤君都是从当代选拔人才，从来不会在别的朝代选人。只怕你不识才而埋没了当代的人才。”
他在注重人的才能的同时，尤其重视官员的品德，他曾说：“朝廷如果选用一个正直的人，所有善良的人都会受到鼓励；如果用一个坏人，佞人便蜂拥而来。”
他还认为国君是身躯，臣民是影子，躯干挺直，影子自然不会弯曲；国君是源头，臣民是溪流，只有源头清，溪流才不会混浊。由于李世民善于纳谏，精于用人，使国家日益繁荣昌盛，他不愧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代杰出君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