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桥是我国著名的经济学家，他在理论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在世界上也具有权威性。
1979年，薛老赴美考察，美国的许多著名教授都纷纷移樽就教。薛老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教授们都被他的渊博知识、深刻见解，还有他那一口流利的英语所倾倒。
他们认为，薛老如不是英国的“牛津”、德国的“汉堡”大学毕业生，也定是中国的“清华”、“北大”等名牌大学的毕业生。因而，当他们听到薛老十分自豪地说自己只是“牢监大学”的毕业生时，不禁瞠目咋舌，感到不可思议。
然而，这都是事实。薛老虽做过大学教授，自己却从来没读过大学，他的知识大都是在牢监中学到的，包括最深奥的哲学和政治经济学。
薛老是江苏无锡人。1926年，20岁的薛暮桥已是杭州笕桥车站的年轻站长，同时又是我党身负重任的年轻革命者。在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久，薛暮桥等同志在开会时，由于奸细告密，在杭州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
当时白色恐怖最为猖獗，入狱当晚反动派就从狱中一下子提出八个共产党人枪毙了。薛暮桥和当时许多革命者一样，唯一的念头就是准备慷慨就义，高呼“共产党万岁”为革命捐躯。
与此同时，牢中有一个人却居危若安，每天总是在狱中那昏暗的光线下孜孜不倦地潜心读书、学习。边读书边用指甲在字行中划道道，作圈点，好像这不是敌人监狱，而是他家的书斋。他就是我党早期赫赫有名的革命家张秋人同志。
有一天，张秋人读书完了，把书往铺上一掷，说：“敌人还想玩什么花样，怎么还不枪毙我？”薛暮桥惊奇了，说：“你既然准备死，为什么还天天读书学习呢？”
“共产党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张秋人诚恳地说：“在外面是天天闹革命，在牢里不能闹革命了，就要天天学习，哪天死哪天才算学完！”
张秋人这高瞻远瞩的见解，如电闪雷鸣，顿时使薛暮桥豁然开朗。是啊，列宁说过：监狱是革命者的锻炼所，而不是格斗场。我们共产党人就得生命不息，学习不止，这样我党的素质才会不断提高。薛暮桥决心向革命前辈学习，为出狱后的革命斗争做准备。此后，他白天向张秋人学习，晚上听张秋人给他们上课。
然而，这种时间不长，头一天张秋人还给他们讲“二·七”的历史，第二天却被敌人拉出去枪毙了。
张秋人虽然壮烈牺牲了，但他的高大形象常在薛暮桥眼前浮现，他的谆谆教诲，时常在耳畔回响：“共产党人活着一天，就要为党工作一天，要天天学习，哪天死哪天才算学完！”他愈加坚定了学习的信念。
反动派见对共产党来硬的不行，就来软的，他们把薛暮桥等一大批人转押到“反省院”。妄图用教唱《小尼姑思凡》《西宫怨》等颓唐歌曲“陶冶”这些“赤色分子”；又妄图用佛经一类书来麻醉瓦解这些政治犯的思想武装；并又用“三民主义”等书来给“反省人”洗脑筋。
愚蠢的敌人却给了革命者合法斗争的武器，他们自己并不看“三民主义”，而薛暮桥却研究起这本书来。
薛暮桥他们尽量利用敌人的愚蠢进行合法的学习。例如他们利用合法的途径买“不合法”的书。有时敌人突然来“抄笼子”，他们就用油纸把书包起来放进马桶里，使一些来之不易的珍贵的书，一次又一次转危为安。
当时学习最难解决的是笔墨纸张，可这也没难倒他们。在狱中，写信要在指定的时间到指定的地点去写。他们在写完信时，趁看守不注意把墨咬一口含在嘴里，然后赶紧回笼子把墨吐在早已准备好的针药小瓶子里，再加上水调匀，就成了墨水。至于笔，把扫帚柄的芦苇杆子削尖就可以代用。
有了笔墨，纸张就容易了，包药的纸，佛经书的反面都可以大写特写。为了节省纸墨，大家还练了一手能把字写得很细很小的本领。
薛暮桥和难友们用这些简陋的书写工具甚至还办起了秘密刊物《火星》，这是给政治犯看的，经常刊登些学习心得或者由外面带进来的党的文件摘要，一个叫《洋铁碗》，给普通群众看的，主要登教育群众的短文。
稿件是先由投稿者写在包药片的纸上，然后由“编辑”们抄写在佛经的背后，最后大家传阅。后来为安全起见，又办起了“盆报”，即把稿件内容写在白脸盆上，大家传阅，如遇敌人突然来抄笼子，就用湿布把字一揩了之。
为了掌握更多的知识同敌人周旋，薛暮桥又和同志们起劲学起外语来。因为那些不学无术的狱卒是不懂外语的，外语的理论书就可以公开拿进来学习。他们组织了一个世界语小组，薛暮桥是组长。
他们与上海世界语函授学校挂上了勾，这个学校定期寄给他们讲义，每周都有练习题，大家都认真做作业，最后集中到薛暮桥那里，由他选择、修改成一份答案寄给上海的世界语函授学校。
薛暮桥的世界语进步很快，在函授学校毕业考试时，寄去的毕业论文《牢狱中的一天》受到函授学校的好评，并被刊在世界语学会的《绿光》杂志上发表。
学好了世界语后，薛暮桥又自学起英语来。由于掌握了外文、薛暮桥趁机大量地学习起马列主义书籍、经济理论和其他各种书籍。他一头钻进书堆里，把牢监变成了自修大学。
三年后，薛暮桥出狱。他辗转各地寻找党组织，并开始把牢监学到的知识应用到实践：参加“中国农村经济研究学会”工作，主编《中国农村》杂志，并在广西专科师范任教授。尔后，又到新四军任教导队训练处处长，一直从事经济理论的教学研究工作。
今天，这个昔日铁窗苦读的囚徒，已成为了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薛暮桥持之以恒，狱中求学的精神，震惊了中国，震惊了世界，成为了世界瞩目的中国经济学界的权威学者。
终身努力的舒同
舒同是一位农民的儿子，一位在疆场上驰骋过的我军高级干部，他又是一位全国著名的书法家。他的首次书法展在北京举行时，吸引了众多书法爱好者前往参观。
早在井冈山时期，舒同就被毛泽东同志称为“党内一支笔，红军书法家”，其书法功力深厚，笔力遒劲，法度严谨，独具风格，被人们称为“舒体”。1936年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筹办时，有关同志请毛泽东题写校名。当时毛泽东正在撰写《实践论》，就推荐舒同写。“延安抗日军政大学”的校名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便是出自舒同之手。
舒同担任山东省委第一书记时，单是1959年，便和毛泽东6次在一起研究工作和探讨书法艺术。有一次，毛泽东游览济南大明湖时对舒同说：“乾隆的字到处有，但有筋没骨，我不怎么喜欢。”然而，他却常常向别人称赞舒同的书法好。
舒同是江西省东乡县人。他的父亲以做农活兼营理发维持全家生活。当时虽然家境寒微，他父亲为了使儿子成才，还是硬撑着把他送进乡间的一所私塾。
舒同回忆说：“我进私塾那年只有6岁，是家里人节衣缩食维持我就学的。从那时起我开始学习书法，并对它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小学和中学阶段的刻苦训练，为舒同炉火纯青的书法艺术打下了坚实的功底。由于家境贫寒，无钱买纸笔，他从河里拣来红粉石磨成红墨汁，把野黄瓜砸碎泡成黄墨水，从染布房要来废染料当黑墨汁，把嫩竹制成“毛笔”，用芭蕉叶当纸，便练习起来。他先是用清水写，干了再用黄水写，最后用黑染料写，如果能搞到一张马粪纸，就更是当作宝贝了。
在舒同12岁时，在家乡就小有名气了。他14岁时，家乡的一位拔贡先生做60大寿，特邀舒同为他写庆寿书匾。当时舒同手执大笔，一挥而就4个斗大的字：如松柏茂。拔贡先生看后赞誉不止，说他的字刚健雄厚，大气磅礴，有开阔豪放的气概。从此，舒同的书法在家乡引起了人们的瞩目。每当逢年过节，到他家请他写对联的人络绎不绝。
舒同16岁就读于江西省第三师范学校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人请他用宣纸写字，然后装裱起来作为艺术品欣赏。他当时的墨迹有些一直保存至今。
可以说，这位大名鼎鼎的书法家的艺术基石，完全是在小学和中学时奠定的，靠的就是勤学苦练和孜孜以求的治学态度。
概括地说，舒同从小立志开始走上成才之路，到中学时代进一步有意识地朝着自己选定的目标不懈努力，因而一步一个脚印地走进了自己所热爱的书法艺术的更高境界。
正是从小养成的习惯，使他在以后的岁月中，不管是在硝烟弥漫的战场上，还是在公务繁忙的领导岗位上，甚至被关在“牛棚”里，始终坚持研究书法。而今，舒同的书法已经享誉国内，“舒体字”深得人们喜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