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载在设馆讲学、试验井田的同时,开始对他一生的研究成果进行全面的总结。辞官回乡六年来,长期的脑力劳动和体力上过度的劳作使他心力交瘁,疾病缠身,但他仍以诗书为乐,孜孜以求,著书立说,勤勉不已。他所作《老大吟》一诗,再次寄托了他暮年矢志不移的追求和愿望:
老大心思久退消,倒巾终日面召尧。
六年诗书无限乐,一种难忘是本朝。
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年)春,岐州大旱无禾,尸骨遍地,饥民中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这时,张载的家人欲将糙米拿去捣碾,张载见此,上前急忙阻拦,并对家人说:“饥殍遍野,虽蔬食且自愧,又安忍择乎。”(《行状》)意思是说:如今,饥民饿死者到处都是,我们能吃上这些粗食已感到惭愧,还怎能忍心择食。看到饥民惨状,张载每次吃饭都不能下咽,内心充满了对穷苦百姓的无限同情和怜悯。
宋神宗熙宁九年(1076年)三月,张戬由山西夏县转运使再度被贬为凤翔府司竹监(今陕西周至司竹镇管竹子的官员)。同年三月,秉性刚烈的张戬不堪忍辱,自感远大抱负无法实现,在万分郁闷和失意中暴病身亡,终年四十七岁。
噩耗传来,张载放声大哭,痛不欲生。他逢人便说:“吾弟德性之美,吾有所不如,其自假而勇于不屈,在孔门之列,宜于子夏(孔子的高足)先后,晚而讲,学而达,吾弟全器也。然语道而合,乃自今始。有弟如此,道其无忧乎。”(《宋元学案》卷十八《横渠学案下》)
张戬自幼受兄长抚养和教诲,聪颖好学,不负众望,且为人正直,正道直行,敢作敢为,光明磊落,有这样德才全器,语道而合,才华出众的弟弟,张载从内心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客观地讲,由于张戬累章上书皇帝,坚决反对王安石变法,结果除自己遭到连续被贬的厄运外,其兄张载也因此不得不辞官归故里,失去了实现自己政治抱负的机会。应该说,张戬的行为影响了张载后半生的仕途,但从张载的言行中,却没有丝毫的怨愤之意,足见他们兄弟二人的感情之深。
张戬去世后,被安葬在横渠大镇谷迷狐岭其父墓之西南右侧。张载亲自为弟弟写了墓志铭:“哀呼吾弟。而今而后,战兢免去!有宋太常博士张天祺以熙宁九年三月丙辰朔暴疾不禄,越是月哉生魄,越翌日壬申,归附大镇谷大夫之茔。其兄载以投葬不得请铭他人,手疏哀词十二,各使刊石置圹中,示后人知德者……”。同年,张载亲手编定了《弟戬丧服纂要》。
在横渠,张载除了设馆讲学,试验井田外,不遗余力著书立说。他的弟子吕大临在《行状》中这样描述他:“终日危坐一室,左右简编,俯而读,仰而思,有得则识之,或中夜坐起,取烛以书……”经过数十年的精思力践,张载终于以顽强的毅力写就了数万字的长篇巨著《正蒙》,比较完整地记录了他一生理论研究的杰出成果。
宋神宗熙宁十年(1077年),秦凤路(今甘肃天水)守帅吕大防以“张载之学,善法圣人之遗意,其术略可措之以复古,乞召还旧职,访以治体”(《行状》)为由,上奏章向神宗推荐张载回京就职。于是,神宗二次下诏,召张载进京。这时,张载虽身患严重的肺病,但他深知君命不可违,同时,也觉得可借机推行自己的政治主张,实现自己的宏图抱负,因此,他说:“吾是行也,不敢以疾辞,庶几有遇焉。”(《行状》)便不顾身染重疾,毅然带病入朝。
入朝后,神宗即任命张载为太常礼院同知(礼部副职)。当时,有人向朝廷建议实行冠婚丧祭之礼,下诏礼官执行,但礼官安习故常,认为古今习俗不同,无法实行过去的礼制,只有张载认为此建议可以采纳,并指出:“称不可非儒生博士所宜。”(《行状》)由于礼官坚决反对,与张载意见明显产生分歧,最终议而不决。张载看到礼不致严,欲以正之,而众官不以相助,心情十分沉重,加之病情再度恶化,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于是二次辞官西归。途经洛阳,张载再次拜见了程颢、程颐兄弟。他对二程说:“我的病情很重,恐怕很难到达长安。”二程见表叔形容枯槁,憔悴不堪,心里十分难过,再三奉劝他在此多休息几日,待病康复后再起程,张载婉言谢绝。但在临走前的晚上,张载还是拖着沉重的病体坚持和二程就人性、道德伦理、军事等方面进行了推心置腹地探讨和交流。其中就“关学”与“洛学”进行了如下议论:
正叔谓:“洛俗恐难化于秦人。”子厚谓:“秦俗之化,亦先自和叔有力焉,亦是士人敦厚,东方亦难肯向风。”
子厚言:“关中学者,用礼渐成俗。”正叔言:“自是关中人刚劲敢为。”子厚言:“亦是自家规矩太宽。”(《河南程氏遗书》卷十)
张载和程颐的这段对话,既道出了关学与洛学的异同,更突显了关学淳厚、奔放、独特的作风。他们的这次谈话,后来被张载的弟子苏昞整理成为《洛阳议论》。
这年冬月,张载依依告别二程,离开洛阳,继续西归。行至陕西临潼,当晚住在客店,洗完澡后,便自行歇息,不料次日凌晨与世长辞,享年58岁。临终时,只有外甥宋京一人在身边,再无亲人。因无钱买棺,无法成殓,宋京连夜哭奔长安。长安弟子闻讯后,又哭奔临潼,才得以买棺入殓,并护送灵柩回到横渠。翰林院学士许诠等奏明朝廷,要求乞加赠恤。后来,神宗下诏按崇文院三院之职赐支丧葬费用。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三月,张载葬于横渠大镇谷迷狐岭其父墓之东南,与弟弟张戬墓左右相对。
张载殁后,妻子郭氏因生活无着,便携子张因前往河南南阳娘家寄居。
南宋嘉定十三年(1220年),宋宁宗赐谥“明公”。淳祐元年(1241年),宋理宗赐封“眉伯”,从祀孔子庙庭。明世宗嘉靖九年(1530年),赐称“先儒张子”。
张载一生,三历外仕,两被召晋,设馆讲学,试验井田,终生一贫如洗,但他却给后世留下了许多宝贵的思想财富。其中《正蒙》是张载最为重要的一部力作,也是中国古代哲学发展史上的一部经典巨著。后来,张载的弟子苏昞效仿《论语》《孟子》的体例,编为十七篇,即成为现今的版本。《正蒙》取之于《周易》中“蒙以养正”之意而作书名。“正”即订正愚蒙昧,启蒙以致圣功,使人始终皆正不邪,所以,南宋著名的理学家朱熹说:“蒙者,蒙昧未明之谓;正者,订正之也。”(《正蒙·太和篇注译》)
张载对《正蒙》一书极为看重,认为其可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在写完《正蒙》后,他对弟子说:“此书予历年致思之所得,其言殆于前圣合与,大要发端示人而已,其触类广之,则吾将有待于学者。正如老木之株,枝别固多,所少者润泽华叶尔。”(《行状》)张载认为,《正蒙》一书是自己多年精于思辨的结果,其内涵与先圣(指孔孟)之意十分相合,期望得到弟子们的发挥、充实和完善。
张载的弟子对《正蒙》一书更是推崇备至。弟子范育称其为“致广大,尽精微,极高明,道中庸”。上至天文地理,下至人伦物理,无所不包,无所不尽,无所不至,它所阐发的道理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即使圣人复起也不能改变。学习和掌握了其中的真理,既能崇德,又能广业,成为圣贤君子,否则便成为龌龊邪佞的狂徒小人。
张载的著作,有的是他自己亲自所写,有些是他历年讲学的记录,经后人收集编辑的,但都是张载思想的真实记录和反映,都是关学理论的主干和发端。
张载一生的著作很多,除《正蒙》外,还有《文集》《礼乐说》《孟子说》《语录》《横渠易说》《经学理窟》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