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政权建立以后，朝廷采取了“不抑兼并”的土地政策，规定了大官僚、大地主阶级享有的种种特权，因此，大地主庄园疯狂发展，土地兼并日益严重，全国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土地被大官僚、大地主霸占。大批农民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土地，他们或沦为佃农、雇农，或背井离乡，流离失所，加之，北宋官僚机构臃肿，军队老弱残兵居多，许多官僚只拿俸禄，不干实事，庞大的养兵养官费用和对辽、夏无休止的纳贡，使北宋财政陷入了极端困难的境地。北宋统治者为了填补财政亏空，拼命增加赋税和徭役，广大百姓的负担随之日益加重。同时，土地的高度集中，使全国各地出现了土豪和官僚大贾，许多人既是大官僚，又是大地主，还是高利贷和邸店（唐代以后供客商堆货﹑交易﹑寓居的行栈的旧称）的经营者，他们形成“三位一体”，疯狂地向广大农民和手工业者实行残酷的剥削，这一现象，更使广大百姓雪上加霜，怨声载道。
由此一来，阶级矛盾进一步激化，引起了一系列的农民起义。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爆发于四川青城山的王小波、李顺领导的农民起义。李顺、王小波提出了“吾疾贫富不均，今为汝均之”的均贫富的起义口号，体现了广大劳苦大众反对地主阶级贪婪剥削和残酷压迫，要求夺回劳动果实，平均分配土地的强烈愿望。
在宋仁宗时，大臣欧阳修曾上书仁宗皇帝：“今盗贼暴动，一年多过一年，一伙强过一伙，天下祸患岂可不忧？”那时，正在任地方官的王安石也向仁宗上书，要求吸取“汉之张角，唐之黄巢”起义的教训，实行变法，以挽救封建统治的危机，但被仁宗拒绝。
1067年，宋神宗赵顼继位后，北宋王朝内外交困的危机进一步加剧，为了缓解国内诸多矛盾，改变长期以来国家积贫积弱的困境，实现富国强兵的目的，宋神宗熙宁二年（1069年），大胆任用王安石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开始实行革新变法。这时，朝中御史中丞（官名，宋御史台的实际负责长官，执掌监察大权）吕公著向神宗推荐张载，称：“张载学有本原，四方学者皆宗之，可以诏对访问。”（《行状》）于是，神宗立即下旨召张载进京。
接圣旨后，张载欣然赴京应召。当神宗向他请教治国之道时，张载皆以渐复三代作答。意思是均可以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这里主要指的是西周的井田制）。神宗听后，十分满意，便对张载说，你先到两府（中枢省和枢密院）熟悉一段时间，以后还要对你委以重任。张载称自己刚由地方调入京师，许多情况比较生疏。因此，请求等一段时间再作计议。不久，张载被任命为崇文院校书（朝廷内掌管修订文史的官员）。
张载在崇文院上任后，王安石变法开始。王安石推行的新法主要内容有“青苗法”“免疫法”“方田均税法”“农田水利法”和“保甲法”等。但新法在推行初期便阻力重重，举步维艰，就连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也对其兄的变法有所非议。
王安石为了扩大自己的势力，以便迅速推行新法，希望得到张载的拥护和支持。有一天，王安石找到张载，郑重其事地对张载说：“新政之更，俱不能任事，求助于子如何？”张载回答说：“朝廷将大有为，天下之士愿与下风。若与人为善，则孰敢不尽！如教玉人追逐，则人亦故有不能。”（《行状》）意思是：新法刚刚推行，估计阻力很大，希望得到你的帮助和支持，你意下如何？张载回答说，朝廷推行新法，是替天下大众谋利，一定会得到百姓的支持和拥护的，但是，如果不能与人为善，强求他人干自己不愿干的事情，那么就不会有人支持你了。
王安石听完张载的话，见张载对变法的态度并不十分明朗，心里很是不悦。实际上，张载对变法本身并无异议，他认为：“贫富不均，教养无法，虽欲言制，皆苟而已。”（《行状》）并明确指出了贫富不均是极不合理的，是要必须进行变革的。张载曾作《芭蕉》一诗，抒发了他要求改革的观点和志向：
芭蕉心尽展新枝，新卷新心暗已随。
愿学新心养新德，旋随新叶起新知。
（《文集杂选》）
在这首短短的小诗里，张载连续用了七个“新”字，这充分表明了他对改革的态度和愿望。他曾经把自己实行井田的主张写成《井田议》一文，上书神宗皇帝，但未得批准实施。在《井田议》中张载反复申明自己的观点，他主张把土地收为国有，然后，再分给农民耕种。具体办法是将土地棋布划定，“人授一方”，“以田授民”。这样由朝廷颁施政令，政出一门，土地国有，分授于民，使有土地者不敢违抗。广大农民有了土地，自然安居乐业，不再爆发起义。原来拥有土地者虽然失去了土地，但皇帝可以封他们为一个地方的田官，让他们在受封的土地中征收租税，这样使原来的富者“不失其为富”。他们所收租税，应以土地所收的十分之一为限，实行“什一之税”，不得增加。
实行井田制，有地者以田官为补偿，以租税维护其原有利益；无地者有了土地，当然乐于从命，这样多数人都能理解此意，自然高兴。即使少数人不高兴，也要从命，不得违抗，因为这是合乎民意、体恤民情之举，所以要积极推行。这就是张载“渐复三代”之治的一项重要内容。
由于张载与王安石在对待改革问题上“语多不合”（《行状》），引起王安石的不满。实际上，朝廷内许多重臣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富弼，包括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等都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王安石自感压力很大，心里也十分矛盾。一天晚饭后，王安石正在客厅独自发愁，他的心腹吕惠卿、蔡京等人前来看望他。谈话中，王安石流露出对反对变法人的不满，恰巧被从门外回来的王安石十三岁的儿子听见。小家伙一跃跳上王安石的座椅，搂住父亲的脖子，趾高气扬地大声吆喝道：“爹，这有什么难的，把反对变法的司马光、张载、韩琦等头颅取下，看他们谁还敢与您作对。”吕惠卿、蔡京等人也不分青红皂白，随声附和。王安石听后未表示任何态度，他虽然不完全同意这个观点，但儿子的话却使他深受启发。为了向神宗皇帝施加压力，坚决排除异己，王安石以病为由多日拒绝上朝。神宗皇帝心知肚明，碍于压力，只好同意王安石的意见，将朝中反对变法的大臣诸如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富弼等人一一驱逐出朝，或贬官降职或革职不再留用。司马光后闲居洛阳，开始了中国第一部编年史《资治通鉴》的编纂工作；宰相文彦博被贬黜到长安任职，其他重臣也都另谋生路，各奔东西。司马光在临行前质问王安石：“介甫，你推行新法，为什么尽用些小人？”王安石回答：“这些人可以帮助我为推行新法打开局面，你们这些人阻挠我，使得新法不能实施。”司马光说：“这些小人现在恭维你，拥护你，都想借你捞取资本，待到目的达到后，他们会反戈一击，落井下石，最终你会吃大亏的。”王安石则不以为然。结果，真如司马光所料，王安石的心腹吕惠卿等人得势后果然出卖了他，王安石那时才追悔莫及。
再说，王安石看到张载对推行新法态度暧昧，心里大为不悦，张载深感对自己不利，于是，要求辞去崇文院校书的职务，但未能得到批准。时值浙东明州（今浙江宁波）苗振涉嫌贪污一案，一时搞得沸沸扬扬，难以盖棺定论，王安石便向神宗建议派张载前往浙东明州审理苗案（此前，王安石任明州知州）。许多大臣认为“张载以道德进，不能使之治狱”（《行状》），但王安石坚持自己的意见，以示权威，进而发泄心中的不满。张载也为避嫌，只好受命前往浙东审理苗振涉嫌贪污一案。案毕回朝，正值弟弟张戬（时任监察御史里行）“累章论王安石乱法”（《宋史·张载传》），张载处境更加难堪。
据司马光《温公目录》中记载：“张戬累章上书请罢条例司，因诣中书（奏章被转中书省）极陈其事，介甫（王安石）以扇掩面而笑。张戬因参政（王安石）笑他，曰：‘亦笑参政所为事耳！其惟戬笑，天下谁人不笑之者？’晦叔（陈升之）解之曰：‘察院不须如此。’戬顾曰：‘只相公得为无过欤？’退而家居，中台不视而待罚。”这几段话意思是说，张戬几次上书宋神宗皇帝要求取消王安石变法条例，王安石知道后在一次会上持羽扇掩面而笑张戬。张戬知道是笑他，便说道：“你王安石笑我，我也笑你，包括天下人都在笑你王参知。”中书省陈升之在旁边劝说：“张察院（御史别称）何必如此生气？”张戬愤然回答说：“只有你陈升之副相没有过失吗？你私下捣鬼，心里最清楚，别假装好人。”张戬回家后，再不上朝，静心等待王安石的发落。这件事愈演愈烈，最终成为新旧两党公开对抗的导火线，足见当时的政治斗争十分激烈。
张戬坚决反对王安石的变法，使王安石恼羞成怒，遂将张戬贬黜为湖北公安县（今湖北江陵）县令。未及到任，又再度贬为夏县（今山西夏县）转运使（主管财政运输的官员）。
客观地讲，张载十分赞同王安石的改革，但在对待改革的形式和措施上两人“语多不合”。表现在：一是张载主张“王政”，就是解决社会的一些根本问题，而王安石的改革是针对当时的政治、军事和经济上的弊端，推行一些在短期内能收到成效的政策；二是张载主张“渐变”，即稳步推行，反对王安石主张的“顿变”，即快变；三是张载主张变法要“与人为善”，要获得大多数人的支持。由此可见，张载对改革的态度是积极的。值得一提的是，司马光、文彦博等反对派虽然也没有批评张载，但不能简单地认定他与反对派站在一起，而只不过张载不是“新政”的实权人物，这也是张载的主张未被采纳和推行的主要原因。
在张戬竭力反对王安石变法的激烈斗争中，张载是维护弟弟张戬的。张戬被贬官降职以后，张载深感自己也会受到株连，于是，以病为由，决定辞官归里。临别前，他怀着满腹的惆怅、依恋和矛盾的心情，写下了《别馆中诸公》一诗：
九天宫殿郁岧峣，碧瓦参差逼绛霄。
藜藿野心虽万里，不无忠恋向清朝。
这首诗是他写给好友司马光、文彦博、韩琦、富弼等人的。意思是，当今天下百姓（包括皇帝）都希望恢复夏商周三代的典章制度，然而，这个设想却无法实现。尽管这一美好的愿望无法实现，但我仍然对此信心十足，期望有朝一日能如愿以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