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瓦窑堡成为红色都城
1935年10月2日，瓦窑堡解放，中共中央驻北方代表派驻西北代表团、中共陕甘晋省委、西北军委由延川永坪镇移驻于此，瓦窑堡遂成为西北革命根据地的中心。
1935年10月19日，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及中共中央机关进入西北革命根据地，到达陕北吴起镇（今吴起县县城），短期休整后，于10月底经保安东进。11月3日，中共中央常委张闻天、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在甘泉县下寺湾村听取了红十五军团政委程子华、中共陕甘晋省委副书记郭洪涛、西北军委主席聂鸿钧的汇报，随即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成立中国工农红军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任命毛泽东为主席，周恩来、彭德怀为副主席，王稼祥、林彪、聂鸿钧、徐海东、程子华、郭洪涛为委员。同时，决定由毛泽东率第一军团南下与红十五军团会师并指挥前线作战，周恩来负责组织局和后方军事工作。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后方办事处设于瓦窑堡，负责管理前方供给、兵站及军委委托指挥的军区、军分区。
1935年11月7日，张闻天、博古、罗迈、董必武、刘少奇等率中央机关抵达瓦窑堡，苏维埃政府组织群众数千人至南门夹道欢迎。
1935年11月10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宣布：在陕甘晋苏区设立苏维埃中央政府办事处（简称西北办事处，下同）。委员会决定西北办事处为陕甘晋苏区最高政权机关，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工作，其最高领导机构为主席团，由博古任主席，下设财政部（林伯渠任部长）、土地部（王观澜任部长）、国民经济部（崔田民任部长）、教育部（徐特立任部长）、司法内务部（蔡树藩任部长）、劳动部（邓振询任部长）、工农检查局（罗梓铭任局长）。翌年1月增设外交部（博古兼任部长）、交际处（伍修权任处长兼秘书长）。
西北办事处成立后，陕甘晋省撤销。西北苏区划分为陕北省（马明方任主席）、陕甘省（王生玉任主席）、关中特区（秦善秀任主席）和神府特区（乔钟灵任主席）。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陕北省委（郭洪涛任书记）、中共陕甘省委（朱理治任书记）、中共关中特委（贾拓夫任书记）、中共神府特委（杨和亭任书记）、中共三边特委（谢维俊任书记）。
1935年11月12日，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在瓦窑堡成立，刘少奇任委员长，高长久任组织部部长，蔡乾任文化教育部部长，朱学辉任国家企业部部长，管瑞才任社会福利部部长，刘群仙任女工部部长。嗣后，各县工会工作联席会议在瓦窑堡召开，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全体人员莅会，讨论和修改工会章程，起草《工会选举法》，决定将陕甘晋省工会筹委会改为陕北省总工会委员会（同全国总工会西北执行局合署办公）。
1935年11月25日，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在瓦窑堡复刊，接续江西停办时的刊期，出刊第241期。
同月，原苏区中央局改称西北中央局，书记张闻天，下设宣传部（张闻天兼任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白区工作部（张浩任部长）、组织部（罗迈任部长），履行中央职责，领导全党工作。
直罗镇战役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从前线出发转道安塞，于12月13日秘密抵达瓦窑堡，中央军委亦随之迁入瓦窑堡下河滩，瓦窑堡遂成为中国革命的红都。
二、名垂青史的瓦窑堡会议
瓦窑堡会议是在中国抗日革命运动日益高涨的新形势下召开的。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后，抗日爱国运动开始高涨，全国人民积极响应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抗日主张，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新的变化。在这个重大历史转变时期，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对国内形势做出正确的分析，制定出适应新形势的政策，以纠正党内存在的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
1935年，日本帝国主义继侵占我国东北后，又发动了“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而国民政府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淫威，继续实行不抵抗政策，先后与日军签订了《秦土协定》和《何梅协定》，实际上把包括北平、天津在内的河北、察哈尔两省的大部分主权奉送给了日本。中国共产党积极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8月1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起草了《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即《八一宣言》），10月1日正式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的名义公开发表。这个宣言是根据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的人民统一战线的精神提出的，它呼吁各党派、各军队和各界同胞停止内战，集中力量一致抗日，并建议组成统一的国防政府和在国防政府统一领导下的抗日联军。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领导下，1935年12月9日，北平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一万多名学生举行抗日示威游行，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在此期间，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11月下旬，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所派代表张浩回到陕北，向中共中央传达了共产国际关于建立广泛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和《八一宣言》的内容。
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召开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出席会议的党和军队领导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博古、王稼祥、刘少奇、邓发、凯丰、张浩、罗迈、杨尚昆、郭洪涛等。
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主要讨论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抗日联军和国防政府等问题。
会议在讨论制定统一战线的策略时，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左”倾关门主义错误，并指出：“在目前形势下，关门主义是党内的主要危险。”会议还对党的若干政策，如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白军、富农、民族工商业资本家、华侨等的政策，进行了必要的修订，从而全面系统地解决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问题，为确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路线奠定了基础。
会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分析了当时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并在此基础上制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和路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的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
12月23日，会议通过了由毛泽东起草的《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25日，会议通过了张闻天起草的《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
会后，根据中央决议的精神，毛泽东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又做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这个报告从政治上批判了“左”倾错误，对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进行了全面、深刻的阐述。提出党的基本策略是：组织千千万万的民众，调动浩浩荡荡的革命军，建立起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此，必须反对“左”倾关门主义，同时，要坚持无产阶级在民族统一战线中的领导权。这就解决了党的政治路线问题。
瓦窑堡会议是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到抗日战争转折期间召开的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这次会议从政治上批判了“左”倾错误，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会议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党的政治路线问题，从而保证了党在新形势下，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能保持清醒的头脑，团结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它表明中国共产党在总结革命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的基础上已经成熟起来了，能够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创造性地进行工作。瓦窑堡会议为实现由土地革命到抗日战争的伟大战略转折奠定了牢固的基础，使党在政治上赢得了主动。
党中央在此期间，还进行了东征。1936年6月，党中央由此迁至保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