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古以来，中国人就喜欢将“会不会措辞”当作权衡自我威力的主要尺度，可见生动的措辞是自我感召力的表现，若是能将话说得恰如其分而又生动形象，别人听了之后就会觉得更生动传神，更可信。如此一来，我们的话便可以戳中人心，更容易触动别人的心弦，让人产生心理上的共鸣，相信我们，信赖我们，支持我们。
而比喻的方式则是措辞中的一颗“明星”，它能够神奇地将抽象转化为具体，将枯燥变得生动，让听众更好、更形象地理解我们的话语。也就是说，假如我们在讲话的时候能够精准地运用比喻来装点我们的言语，那么我们就掌握了一把打开对方心门的钥匙，可以非常简单、快速地走进对方的内心，获得对方的理解和认同。
1940年，小八路郭树保被调到了八路军总部给左权当警卫员。那是的郭树保一个字也不认识，为此左权将军便在闲暇的时候教他识字。
有一天，左权将军把郭树保叫到屋子里，将笔交给他，让他写八个字，但是郭树保想了很久，最终只写对了五个。对自己的表现，郭树保很羞愧，低着头摆弄着衣角，等着将军批评他。但是左权将军并没有因此生气，而是温和而又风趣地说道：“今天让你写八个字，你写错了两个，还有一个字没有写出来。这就好比是在打仗，来了八个敌人，你打死了五个，打伤了两个，逃跑了一个。你以后可要认真学习啊，这样才能保证全部歼灭！”
左权将军将文字比喻成了敌人，写对的字比喻成被打死的敌人，写错了的字比喻成被打伤的敌人，将没有写出来的文字比喻成逃跑的敌人，这种极具军人特色的比喻，让郭树保一下子就明白了自己的“战斗成果”不够“辉煌”的事实，继而激发了斗志，下定了决心，以后必须认真学习。就这样，在不到半年的时间里，郭树保就认识了七百多个生字。
和左权将军一样，李肇星在讲话的时候也非常善于运用比喻来说服他人。李肇星在担任中国驻美大使时，有一次在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演讲，一位美国老太太问他：“你们为什么要‘侵略’西藏呢？”李肇星当时并没有直接地回答这个问题，他在了解到这位老太太是得克萨斯州人后，说道：“你们得克萨斯州在1845年才加入到美国，但是早在13世纪中叶，西藏就已经纳入了中国版图。您瞧，您的胳膊原本就是您身体的一部分，您能说您的身体侵略了您的胳膊吗？”
那位美国老太太听了后就笑了起来，她非常热情地拥抱了李肇星，并且连声说道：“谢谢您，谢谢您让我明白了历史的真相。”
李肇星的话为什么能够成功地说服那位美国老太太呢？最关键的一点就是他的措辞非常巧妙，运用了比喻的说话技巧。那位美国的老太太是一位普通民众，她之所以表现出“敌意”，主要还是在于对中国的历史不了解，并不是天生就带有敌意。李肇星在回答的时候首先使用了类比的方法，让老太太明白了西藏之于中国就如同得克萨斯州之于美国一样。紧接着，他又打了一个比方，将西藏比喻成了胳膊，把中国比喻成了身体，说中国“侵略”西藏就如同说身体“侵略”胳膊。通过这种通俗易懂的比喻，李肇星让老太太从以往的错误认知中走了出来，明白了原本坚信的“历史”是非常可笑的。
比喻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打比方”，属于常用的修辞方法之一。在我们脱稿讲话时，假如能够恰当地运用比喻，则会收到意想不到的效果：形象生动的比喻，可以将原本复杂的道理简单化，不但能够提升话语的美感，而且还能有效地说服对方。
那么在脱稿讲话过程中，我们怎么才能创造出好的比喻来打动对方，说服对方呢？
比喻要有针对性。讲话中的比喻，并非毫无目标地漫天撒网，而是要针对对方的特点，根据我们想要达到的目的来选择例子。假如我们在比喻的时候不考虑针对性，那么我们说出来的比喻就可能会让听的人摸不到头脑，觉得莫名其妙。在这种状态下，对方不能很好地理解我们的话语，最初预设的目的自然也就很难达到了。
比喻要恰当。比喻需要我们根据实际情况恰当地运用，才能达到深入浅出的说服效果。假如比喻运用的实际不合适，比喻的本体和喻体之间联系不紧密，没有什么相似点，甚至存在着明显的差别，比如将做事比喻成“睡觉”，显然是不合适的，两者之间不存在什么相似点，让人听了生出一种牛头不对马嘴之感。
比喻要有幽默感。当比喻中加入幽默的因子之后，我们的话语就有了诙谐风趣、含蓄深刻的特点，使得话语的说服力成倍增加。比如台湾著名作家柏杨曾经非常幽默地将婚姻比作一条船：“婚姻乃是一条船，靠着两种东西为它压舱，一是爱情，二是子女，没有爱情而又没有子女的婚姻势必被风浪打翻，葬身海底；爱情和子女如果能同时都有，合力压住空舱，婚姻之船当然是一条快乐的船；如果不幸而不能两者俱全，只剩下一个，船就开始摇晃介于沉与不沉之间。”将婚姻比作船，二者之间有“不稳定”的共性，所以让人听了之后能够产生一种奇妙而又幽默的效果，说服力自然也就增加了。
比喻要力求新颖。交谈中打比方要力求新颖，不能鹦鹉学舌、重复使用。要知道，第一个将学习比作逆水行舟的人是天才，第二个这么做的人就显得比较平庸了，而第三个这么做的人显然比较愚蠢，令人听了之后产生不了任何兴奋点，说服力自然也就大大降低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