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苏联为师，中国五年计划的由来
1949年5月12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向上海外围发起进攻。5月23日，第九、第十兵团开始总攻上海。5月27日，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和金融贸易中心上海全部解放，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正式成立，陈毅就任上海军管会主任和市长。
虽然人民解放军进入上海，但它并不意味着把上海牢牢地掌握在了自己的手里，陈毅市长面临最大的问题则是空防和海防。陈毅市长因此曾说过，1949年5月27日解放上海，只解放了领土，还没有解放领空，上海只能算解放了一半。
国民党台湾当局并未善罢甘休，6月23日国民党军出动海军在长江口外布雷，并宣布对上海口岸实行武装封锁，企图以此阻止上海内外交通，断绝粮煤与工业原料的供给，窒息上海经济。
当封锁取得显著效果后，蒋介石亲自督促，国民党空军扩建舟山机场，调集大批飞机，对上海、杭州等城市进行空袭和轰炸。1950年2月6日，上海遭受了国民党飞机最猛烈的袭击，史称“二六大轰炸”。十里洋场五光十色的霓虹灯和明亮的商店橱窗广告风光不再，居民区一片漆黑，上海变成了一座黑暗的城市。最终在苏联空军的帮助下，上海的封锁才宣告解除。
上海曾被誉为“东方的巴黎”，是淘金者的天堂，是亚洲的商业和金融中心，同时也是中国最大的工业城市和商业的集散地，对外界依赖性极大。当时上海工业原料大部分依赖进口，如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毛纺业所需毛条的全部，面粉业所需小麦的全部，造纸业所需纸浆的全部，卷烟业所需烟纸、烟丝的半数以上，500万人赖以为生的粮食的半数以上，动力生产所用的80%的油料和20%的煤等都要从外国购买。国民党的封锁及轰炸，使上海经济面临极大的困难。
上海的危局牵动着解放战争的全局，中共中央华东局和上海市委积极寻求应对之策，制定的方针包括迅速解放全国，增加上海的战略纵深，改变上海孤立的境地，摆脱对帝国主义的依赖等。在这些措施中，有计划有步骤地疏散人员，将部分学校工厂内迁是在上海被封锁和轰炸情况下最有效的办法。内迁工厂可以保全上海庞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为全国解放战争提供强有力的物质支援。
但到了1949年底，全上海市只安排了铅笔、卷烟、制药、火柴等20多家中小工厂内迁，大的企业根本没有行动。这一方面是由于当时采取的是自愿的原则，并非强制性的，资本家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不愿放弃上海这一个大市场。更重要的原因则在于短时间内是很难将上海庞大的工业体系搬迁到江苏、浙江等地，一个工厂要维持运转，其条件必然包括电力供应、人力资源、物流、原料及销售网等，因此仅针对机器设备、企业员工等的搬迁只能宣告结束。
将上海的一些大型企业进行整体搬迁存在着较大的难度，同样对于建立一个新的企业，考虑的因素也将非常多，必须考虑项目的各项配套措施，能否实现最大的经济效益。
当新中国决定在苏联的帮助下建立新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制造厂——一汽时，就遇到了选址的难题。在当代，一家大型的企业的落户意味着巨额的GDP，各地方政府必定抢得“头破血流”，在新中国成立初期，人们根本没有GDP的概念，更多是从资源、电力等因素出发。从条件来说，将汽车制造厂放在东北是第一选择，但出于国防安全、均衡各地产业发展来看，中央政府在决策时有意将厂址放在东北以外。
人们曾考虑北京、天津、太原等，最后也有人建议西安。但经过仔细的调查研究，发现西安并不具备一汽落户的条件。当时一汽的产能是年产3万辆，这就需要有2.4万千瓦的电力装机，西安只能提供9000千瓦，而修一个新电站需要几年时间，一汽根本不可能等着西安电厂修好之后再上马。汽车厂每年的运输量大约100万吨，而西安到潼关的铁路运输量不超过200万吨。汽车厂每年还需要2万立方米木材，在西北要把山都砍光才能满足这一需要。将汽车厂址选在北京仍然有困难难以解决，汽车厂一年需要二十几万吨钢铁，而北京石景山钢铁厂在五六年以后才可能实现这个产量。
讨论的结果是中国的第一个汽车工厂只能设在东北，经过日本人数十年的潜心经营，东北的工业基础最为雄厚，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具备发展汽车工业所需要的各种条件。1953年7月15日一汽在长春破土动工，1956年建成并投产。第一辆解放牌卡车、第一辆东风牌小轿车和第一辆红旗牌高级轿车，开创了中国汽车工业新的历史。
新中国成立后，面临极其严峻的国际政治经济环境，欧美国家对中国实行了残酷的封锁，蒋介石一直在准备反攻大陆，朝鲜战争也开始威胁到中国的东北。建设一个现代化工业强国成了中国人最紧迫的任务，事关新生政权的生死存亡。为了使中国工业体系尽快成型，仅仅靠国民政府残留的一些企业显然是不够的。
当中国要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时，所面临的问题就不再是一个城市、一个企业的问题。它所面临的问题更复杂，基本上都是全局性的，用企业规划的理念根本不可能行得通。
经济建设不是拍脑袋，必须严格遵循经济规律，必须有全面周密的规划。这时，中国人的眼光转向了苏联老大哥。
与英、法、美等资本主义强国相比，苏联的工业革命发展较晚，经济形势不容乐观，这给了苏联政府极大的压力。为了尽早退出战争，和德国签订了耻辱的《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和约》，苏俄丧失了近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并对德国进行了巨额赔款。
一战后，为减轻英、美、法、日等国家的干涉，苏联实行了壮士断腕的策略，将贝加尔湖以东的整个东西伯利亚地区划为远东共和国，这样等于在俄罗斯与西方干涉军、日本干涉军之间增加了一个战略缓冲国，减轻了苏维埃政府东方战线上的巨大压力。
但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苏联却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在二战中成功地阻击了德国的疯狂进攻，二战后成为与美国并驾齐驱的世界强国。苏联军事、政治力量的迅速崛起，主要得力于强大的经济实力，这成为苏联与美国争霸的最大本钱。
苏维埃革命之后，苏联先后执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这些政策对抗击国外武装干涉及国内平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到1925年苏联的经济基本恢复到战前1913年的水平。但是苏联现代工业还比较落后，钢铁、电力生产远远不能满足国民经济的需要。汽车、飞机制造，化学合成，大型机器设备制造（发电站、自动生产线设备）等最新的大工业几乎一片空白。
苏联取得巨大的转变则来自于苏联的五年计划，这是一场史无前例的大规模有计划的全面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按照预先编制的详细计划建设的开端，同时也是人类大规模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开端。
1927年12月联共(布)召开第十五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制订发展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28～1933年)的指示。当时西方众多媒体认为“苏联的五年计划是红色梦想家的空想”，都在等着看苏联笑话，在西欧国家历史上从未出现过国家指导性的经济建设。英国的工业化是渐进的，德国和美国虽然比较快，但是在这两个国家中，经过若干个十年，煤和铁的产量才各增长一倍。
但苏联给了世界一个巨大的奇迹。苏联第一、二个五年计划顺利完成，苏联由农业国变成工业国。通过五年计划，苏联初步建起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为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物质基础。1938年，苏联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农用拖拉机和铁路火车头制造者。它的全部工业产量的4/5都来自前十年建设的工厂。苏联1939年工业的总产量，从数量标准方面来衡量，仅次于美国和德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经济和苏联建国前有极大的相似性，中国要实现自己的工业化强国梦，苏联成为必然的老师，中国也开始了雄心勃勃的五年计划编制。
早在1949年6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访苏时，就提到了邀请苏联技术专家来华的相关事宜，并带回了200余名苏联专家。然而对于全面铺开的新中国经济建设，编制“一五计划”这样的鸿篇巨制，这些专家显然不够。
1952年，“一五计划”的编制进入了第二个年头。8月，周恩来总理专程赴莫斯科与斯大林商谈，要求增派专家800名，数量之多让斯大林也感到为难。此外，中方还希望苏联提供各种工业标准和技术资料，用于“一五计划”的制订和实施。于是，1950～1953年间，苏联专家带来了大量科学文献和技术资料，总重达600吨。
在与斯大林的会晤中，周恩来还专门就“一五计划”的编制请教了这位苏联领导人。斯大林指出，“一五计划”草案中规定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20%太高了，应降到15%或14%。他还说，计划不能订得太满，要留有后备力量，以应付意外困难。斯大林的这些意见得到了采纳。
尽管各方为了尽快拟定“一五计划”倾注了大量心血，但这毕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有计划地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加上受到朝鲜战争的影响，“一五计划”虽几经修改，在1953年仍未最终定稿，但中国经济建设的脚步却不能再等待，于是中国政府果断地决定按预定时间表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一五计划”进入边实施边编制的状态。
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建设了以“156项”为核心的近千个工业项目，使中国以能源、机械、原材料为主要内容的重工业在现代化道路上迈进了一大步。以“156项”为核心、以900余个大中型项目(限额以上项目)为重点的工业建设，使中国大地上史无前例地形成了独立自主的工业体系雏形。
独立的工业体系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它预示着经济的发展将在极大程度上不会受制于人，可以掌握经济发展的主动权。当我们考察中国高铁在最近几年中的飞速发展时，更能理解完整工业系统的含义。
中国的高铁是在引进德国西门子、法国阿尔斯通、日本川崎重工和加拿大庞巴迪多种技术的基础之上发展起来的。但中国却在借鉴国外技术的基础之上，通过消化和吸收，在短短的三四年中就发展起了CRH380系列，实现了更快的速度，更高的舒适性，如果没有完整的工业体系作为支撑，这是根本不能想象的。
当然，中国的五年计划虽然是国家意志的体现，在中国崛起中起决定性的作用，但五年计划并非一帆风顺，从制订到最终执行，都面临着一系列的问题，最大的质疑就是建设的钱从哪里来，对五年计划反对声最大的则来自毛泽东的故交——梁漱溟。
梁漱溟与毛泽东争论的根源
当全国人民都满怀着极大的热情准备建设新中国时，有一个人站了出来，这个人就是梁漱溟。
1953年9月8日，政务院总理兼全国政协副主席周恩来给先期召开的政协常委扩大会议作了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报告。党在这个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是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也就是效仿苏联，用五年计划的形式开始中国的现代化征程。中央政府希望在全社会达成共识，为即将全面执行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制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周总理的报告也主要是征求党外的意见。
梁漱溟，原名焕鼎，字寿铭，广西桂林人，1893年生于北京。在中国近代史上，梁漱溟先生是一个极其显赫的人物，是国内外享有盛誉的学者，是著名的哲学家、教育家、社会活动家。1950年1月，他接受毛泽东和周恩来的邀请来到北京，成为全国政协的一名委员。
对于周总理阐述的总路线，梁漱溟先生显然有话要说。经过不断地争取，9月11日，梁漱溟终于有机会将心中的各种疑问详细阐明。梁漱溟发言中提到，有人说，如今工人的生活在九天，农民的生活在九地，有“九天九地”之差，这话值得引起注意。我们的建国运动如果忽略或遗漏了中国人民的大多数——农民，那是不相宜的。尤其中国共产党之所以成为领导党，主要亦在过去依靠了农民，今天要是忽略了他们，人家会说你们进了城，嫌弃他们了。
梁的发言在当天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然而在第二天的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扩大会议上，中国最高领导人毛泽东对梁发起了强烈反击。
毛泽东说，有人不同意我们的总路线，认为农民生活太苦，要求照顾农民。这大概是孔孟之徒施仁政的意思吧。然须知有大仁政小仁政者，照顾农民是小仁政，发展重工业，打美帝是大仁政。施小仁政而不施大仁政，便是帮助了美国人。有人竟班门弄斧，似乎我们共产党搞了几十年农民运动，还不了解农民?笑话！我们今天的政权基础，工人农民在根本利益上是一致的，这一基础是不容分裂，不容破坏的！毛主席说这番话虽然没有点名，但都明白是针对梁漱溟“九天九地”之说。（汪东林，《1949年后的梁漱溟》）
论交情，毛泽东还和梁漱溟有深厚的渊源。梁漱溟与毛泽东同岁，1918年，两人在杨昌济（杨开慧的父亲）先生的家里初识，当时梁漱溟是北大哲学系讲师，毛泽东则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1937年，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中共方面进行联系后，梁漱溟便奔赴延安，在16天里与毛泽东有过多次交谈，有两次是通宵达旦。
这次争执之后，梁漱溟便从毛泽东的座上宾变成了“反面教员”，也使他与毛泽东长达几十年的交往几近结束。在中国经济建设问题上，毛泽东为什么发如此大的火呢？显然两个人观点相左的根源还在于治国理念上巨大的差异。
我们可以想象，梁漱溟具有浓厚的旧知识分子的固执和傲慢，他的哲学思想仍是传统的孔孟之道。在梁的骨子里，仍希望大规模动乱后的中国采取休养生息的政策，而不是中共领导人所采取的大铺摊子的政策。
在中国历史上，每次大的动荡或长期战争之后统治阶级基本上都会实行宽刑薄赋的政策，以保养民力，增殖人口，尽量减少人民负担，达到恢复和发展经济、稳定统治的目的。
经历了秦末农民起义之后，西汉的统治者采取休养生息政策，这使汉朝经济迅速恢复发展，稳定和巩固了汉朝的封建统治秩序。这种统治措施，使统治者、劳动人民皆大欢喜，到惠帝、吕后两朝，经济逐步恢复，到文景年间，社会经济全面回升，出现了治世局面——文景之治。文景之治为汉武大帝东征西讨建立了雄厚的物质基础，也使汉朝成为中国历史上
文治武功都非常鼎盛的朝代。
梁漱溟充分地考虑到了劳动人民生活的不易，而毛泽东所考虑的则是整个中国险恶的国际生存环境，中国必须谋求独立自主，建立自己完整的工业体系，只有这样中国才不至于沦落为欧美列强的提款机，中国人民也不会再承受巨大的苦难。
20世纪初，八国联军侵华之后，清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这使中国跌入万劫不复之境。根据这个条约的要求，中国将向11个国家赔偿白银本息9.8亿两，加上地方赔款，中国要掏出10亿两白银，这相当于当时清政府12年财政收入。
而中国当时的财政，已经是在支付马关赔款和重整武装的情况下超负荷运行了。基本上来说，《辛丑条约》可以用一句话概括：竭泽而渔、焚林而猎、杀鸡取卵。欧美列强其实也非常清楚，“庚子赔款”最终很有可能将中国逼上绝路，爆发革命是迟早的事，欧美各国已经将清政府视为自己的傀儡，已经是既得利益者，中国崩溃对他们并没有什么好处。
但在当时的世界大势下，八国联军已经顾不得那么多了：英德要展开军备竞赛，争霸欧洲，没钱不行；法国要报仇雪恨，没钱不行；日本、意大利以列强自居，蓄势待发，没钱不行；俄国、奥匈帝国日落西山，矛盾丛生，没钱更不行。基本上是一群想钱想疯了的主，逼中国签了一个抢钱条约。
美国比较聪明，已经看到《辛丑条约》的签订，中国必然爆发革命，大清国必然灭亡，于是把自己份额不多的赔款用来开办学校，笼络人心，力争在革命洗牌后接手最大的一块蛋糕。于是清华大学诞生了，美国也因为和清政府关系的改善而打破了英法等国的封锁，获得了宝贵的喘息机会。
清政府也不甘于成为列强的提款机，在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雄心勃勃地提出了编练新军计划，全国陆军成立三十六镇，按省分配。但未等新军与列强对抗，清政府却在辛亥革命的大炮声中轰然倒塌。而后孙中山为了培养自己的势力，在苏联的直接援助下，开办了黄埔军校。
对于新生的中国而言，经过朝鲜战争的洗礼，已经成为世界的军事强国，可以暂时摆脱列强提款机的命运。但中国的发展最关键还在于经济，如果经济上没有建树，中国又将再次陷入历史的轮回。
毛泽东主席看到的中国紧迫的国际政治、军事形势，毛主席觉得这个完全是为了国家大计，是非做不可的事。而梁漱溟则看到的是中国进行工业化遇到的巨大困难，对可行性提出了严重的质疑，与毛泽东的观点针锋相对，而梁漱溟讲得那么尖刻，说农民在九地之下，再搞工业化农民活不下去了，毛主席自然非常生气。
毛主席与梁漱溟争论的焦点就在于搞工业化的钱从何而来，在当时的情况下，农民的利益被迫让步。
完整的工业体系是一个国家能否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大国的重要标志，一个完整的工业体系要求小到螺丝钉，大到飞机、大炮、火车、轮船等样样都能制造。在这个体系中，最重要和最基础的还是重工业。
一般而言，经济落后国家工业化的最大瓶颈在于重工业，重工业最大特点就在于巨大的资金需求，其资金周转期较慢，投资回收很长。如果投入不足或遇到技术落后，最后很可能没有市场的竞争力，成为吞噬国家财富的无底洞。从性价比上来看，贸然启动重工业，有非常高的风险。
然而，一旦没有重工业作为支撑，整个国家经济很可能是一个巨大的泡沫，看起来很美，但经受不住时间的考验，朝鲜的发展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
20世纪60年代，朝鲜经济处于飞速发展时期，我们也将这段时期称之为“千里马时期”。这个时期，苏联的援助，中国的援助大量涌入，朝鲜的农业机械化开始加速。传统的小农耕种被取代，换之以机械化操作，经济形势一片大好。
朝鲜早期的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经济发展水平较高。1984年朝鲜进出口总额为116亿美元，外贸依存度接近50%，1986年朝鲜人均GDP为2400美元，城市人口比重为68%，基本实现了工业化，是亚洲最先进的社会主义国家。1989年，朝鲜成人全部完成中等教育，实现了全民医疗，教育、住房基本免费。
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这段时间中，朝鲜经济增长速度是高于韩国的。例如，韩国“1953年至1961年国民生产总值年平均增长率为4.1％”，（《世界经济年鉴1981》157页）朝鲜尽管人口仅有韩国的一半，但是在南北对比中占明显优势，韩国（当时的南朝鲜）多次拒绝朝鲜伸出的橄榄枝。
但是朝鲜在工业体系中并没有及时跟进，进行农业机械化的引进和自主生产，这为朝鲜的衰落埋下了祸根。随着苏联解体，朝鲜失去了最重要的对外贸易伙伴。朝鲜对苏联、东欧和中国的贸易急剧下滑，对外贸易总额到1998年下降到14亿美元，下降2/3。（新华社记者赵忆宁，《以人民为中心的朝鲜式社会主义》）
朝鲜基本不产石油，朝鲜对进口石油的依赖使经济有一定脆弱性。80年代末西方国家的制裁和东欧剧变，使朝鲜的进口石油几乎断绝，朝鲜外购机械的来源中断，出现了农民在拖拉机旁边用手翻地的悲壮一幕。朝鲜需要进口大量能源，包括煤炭、石油等产品。没有石油、煤炭就没有化肥，没有化肥就没有粮食，这导致朝鲜主要工农业产品一下下降了70%，朝鲜面临着极大的困难。当然，朝鲜在21世纪后开始重建自己的工业体系，这只是后话了。
在“一五计划”期间，中国从苏联引进了156个重工业项目，几乎是在一夜之间把中国拉进了工业国家的行列。中国以极大的气魄，协调各行业的利益给中国攒下了还算殷实的家底。中国也经受住了国际局势动荡带来的考验。一个国家的国民经济体系有了完善的重工业，那就意味着这个经济体有了自我发展的能力。
不过，中国经济过度地积累，也埋藏了一定的隐患，它造成的机制僵化是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没有考虑到的。
农村和城市的双面困境
2006年2月22日国家邮政局发行了一张面值80分的纪念邮票，名字叫做“全面取消农业税”，以庆祝从2006年1月1日起废止《农业税条例》。这意味着，标志着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的“皇粮国税”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
当我们为取消农业税而欢欣鼓舞时，可能会稍许感叹这一天来得有些太晚了。为了实现中国工业化所需要的原始积累，“以农补工”的发展模式伴随了中国半个多世纪。
上海解放伊始，上海的不法商人和投机分子气焰嚣张，四处散布：解放军进得了上海，人民币进不了上海。粮商和农民惜售粮食，市场秩序混乱，物价节节攀升，这给以陈云为首的中央财政经济委员会带来了极大的挑战。
随着战争的结束，城市人口急剧增长，粮食供需矛盾日益紧张，这直接威胁着中国工业化进程。为缓解错综复杂的经济局势，1953年11月19日，政务院通过《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实行粮食的计划收购和计划供应的命令》，它规定：“生产粮食的农民应按国家规定的收购粮种、收购价格和计划收购的分配数量将余粮售给国家。”中国自此开始执行统购统销的政策，垄断了所有剩余农产品，中国开始了“以农补工”的时代。
表：1953年至1985年粮、棉、油收购量单位：万吨
年份 粮食 棉花 油料
收购量 收购量
占产量% 收购量 收购量
占产量% 收购量 收购量
占产量%
1953 4746 28.4 101.2 86.1 116.5 80.8
1960 5105 35.6 96.2 90.5 77.6 84.9
1965 4868.5 25 202.1 96.3 105.9 66.4
1970 5443.5 22.7 204.2 89.7 89.5 55.4
1975 6086 21.4 221 92.8 99.9 53.1
1980 7299 22.8 268.1 99 195.3 71.1
1985 11564 30.5 359.2 86.6 395.8 68.4
资料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计划司：《中国农村经济统计大全(1949—1986)》，农业出版社，1989年，第410~415页。
以农补工，换另外一个马甲就是“剪刀差”，政府以较低的价格从农民手中收购剩余的农产品，以较高的价格卖出，赚取了其中的价差，政府在农业税之外还获取了另外一部分利润。而这一部分“利润”大部分进入了工业领域，成为国家发展重工业最重要的资金来源。
从1953年的农地改革开始到60年代末，台湾同样实行了“以农补工”的农业政策。吸取了在大陆失去政权的教训，在台湾也实行了土地改革。政府划定地主土地保有量的上限，多出的部分，由政府回收。土地地价的70%由政府开办的土地银行分10年到20年支付，其余30%则由用政府掌控的水泥、纸业、农林、工矿四大公营事业的股票支付。而农民同样也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从政府手中购买土地。这样的做法也相当于农民将农业所得税转移到地主手中，估计当时有相当于农业产值22%之资本流入非农业部门。
另外，台湾行政部门还推行“肥料换谷”的制度，农民差不多要以低于市场价20%的谷子去换政府统售的肥料，这也等于缴纳了巨额的实物税。同时，政府又以控制国内市场和对外贸易压低农产品价格的方法向农民间接征税。
从60年代末开始，台湾开始实行“以工补农”。此时工业已是台湾的主导产业，工业的赢利能力强，已可以依靠自身的积累获得发展，有了反哺农业的能力。而中国大陆采取以工业反哺农业，用工业税收对农民种地进行直接的补助则发生在21世纪初了。
新中国的前30年，以统购统销为核心、农业集体化和户籍制度为制度支撑的城乡二元体制，确保了长期且制度化的“以农补工”。一方面，国家工业化得以初步实现，另一方面却严重抑制了农业的正常发展。
中国长期实行的“以农补工”措施最大的得益者无疑是城市的居民，他们享受了中国快速工业化带来的巨大好处。然而在计划体制下，城市经济也面临着困境。
以五年计划为核心的经济运行模式在新中国成立前30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其弊端逐渐暴露出来。
苏联的经济体制其实是一种科学主义的产物，理论基础不是马克思主义，也不是列宁主义，而是美国的管理学大师弗里德里克?泰勒的科学管理理论。发展的结果，就是以运筹学为基础，建立了庞大的中央计划经济体系，把全国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厂。苏联的所有国内政策，归根结底就是让这个工厂可以有序运转。它的优点是，国民经济运转效率很高，缺点在于创新不足，个人的自由受到很大的压制。
由于是计划经济体制，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干与不干一个样。在企业中人浮于事，效率低下，讲资历，论辈分，官僚主义严重。这导致企业死气沉沉，缺乏活力，和资本主义的企业比起来在生产效率上差一大截。
不仅仅是中国，在实行计划经济的鼻祖苏联人那里也遇到同样的困难。由于一切都根据政府的计划，缺乏市场意识，不去考虑消费者的真实需求，导致产品样式老化，结构单一。其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莫斯科人牌轿车和嘎斯牌载重汽车，因为是民用的，居然连续生产了30年而没有做过任何改动。这种情况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国家是很难想象的。
苏联的思想就很简单，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税收体制，我们也称之为“非税思想”。纯正的社会主义国家是计划经济公有制，资源归国家，生产资料靠划拨，产品靠分配，压根儿不需要税收这个调节工具。税收是资本主义的概念，也是剥削的工具，在经典的共产主义思想里面，这是个反动的玩意儿，只有资本家才玩这个。社会主义国家之所以有税收，只不过是因为它暂时还不够纯粹，需要向农民和小资产阶级妥协，也因为世界上主流是资本主义，在消灭他们之前，还有和魔鬼交易的必要。
“莫斯科人”汽车制造厂有着辉煌的历史，曾经被认为是苏联汽车制造业的一面旗帜。然而进入20世纪90年代，由于经营不善，该厂欠下近10亿美元的债务，2001年全年仅生产了800辆汽车，2002年干脆一辆也没生产，1500名工人近一年领不到工资。2006年，莫斯科地方法院正式宣布“莫斯科人”汽车厂破产，标志着这家有着70多年历史的汽车厂退出了人们的视线。
图：莫斯科人牌轿车模型
所谓大锅饭，四世同堂聚族而居，是建立在老子有威信，有能耐，孩子也不能自立的前提下的。民族要独立，个人要解放，从蒸汽时代以来，伴随着张扬个性的思潮，人类发展的大趋势是家庭单元不断缩小，这些成为改革最大的推力。
统收统支是所有大锅饭里最大的大锅饭，如果老子不是最挣钱的那个人或者孩子有自己的独立思想，这个体制就很难再维持下去了。鞭打快牛，这是一个贡献越多越吃亏的体制。沾光的自然是那些支多收少的省市，最倒霉的是那些收多支少的地方，比如上海。对于中央政府而言，他们当然喜欢吃苦肯干的地方政府，而不是宁可围着中央财政大锅饭喝稀汤也没有兴趣赚钱的懒儿懒女。
一场轰轰烈烈的伟大变革如箭在弦，蓄势待发。
家庭财富时代的来临
从美国阿拉斯加至俄罗斯堪察加半岛的北太平洋两岸的深海，生存着这样一种非常特别的螃蟹，它们身披红色盔甲、体形硕大，最重可达10千克，并拥有一个非常霸气的名字——阿拉斯加帝王蟹。这种螃蟹不仅口感极佳，而且营养丰富，备受消费者青睐。
在捕蟹季节，平均每艘捕蟹船可以捕获大约20吨螃蟹，每吨蟹价格将近1万美元。这意味着在一艘满载而归的渔船上，5天之内每位渔民便可赚到2万～10万美元。这对于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的渔民们来说，的确是一笔不小的收入。
然而高额的回报也隐含着巨大的风险，阿拉斯加帝王蟹的捕捞工作可谓异常艰辛，捕蟹人有时会付出生命的代价。在捕蟹季节，白令海峡的海况异常凶险，除了-5℃至-10℃的低温，捕蟹人还要忍受海面上时速高达128公里的狂风和12米高的巨浪。为保护帝王蟹不因人工捕捞而灭绝，俄罗斯及美国均规定了捕蟹时间，这使捕蟹人一般每天工作20个小时左右，繁重的工作会使捕蟹人极度疲劳。
和传统的海洋捕捞相比，阿拉斯加帝王蟹的收益是非常丰厚的，按理说它会吸引全世界冒险者的加入。白令海峡附近是日本、俄罗斯、加拿大等国渔民的传统渔场，他们也应该从巨大商机中分得较大的份额。然而，世界人民的餐桌上，大部分的帝王蟹都是美国人提供的。
日本人并不是没有机会，他们也很早就认识到了帝王蟹的市场价值，但帝王蟹的捕捞并没有形成一大产业。在野蛮资本主义和封建主义体制下，日本人采取强制劳工劳动的手段，屈从于皮鞭和棍棒下捕蟹人的积极性受到极大的打击，捕捞效率低下。日本捕蟹计划最大的产物不是蟹，而是一本著名小说《蟹工船》，蟹工们不堪监工的残酷迫害，终于团结起来，痛打船长和工头，并举行罢工。《蟹工船》在30年代的日本成为畅销书，销量突破百万册，成为当年日本出版界最大的意外。
对苏联人来说，北冰洋极具战略地位。苏联人没有让自然障碍挡住自己的路，他们制造了世界上最大的破冰船，包括多艘核动力的破冰船，它们充当着情报侦察船角色收集资本主义对手的各种情况。苏联也拥有高档的远洋捕捞船，对渔业也较为重视。然而，帝王蟹捕捞在苏联仍没有发展成为一大产业，苏联人品尝到的帝王蟹也大多数是从美国进口的。
为什么是美国人呢？世界上仅只有美国人富有冒险精神吗？实际上，美国的捕蟹业是完全按照市场的规则进行的，有完善的激励机制，在自愿和契约的基础上，一些看轻生死敢于冒险的、赌性重的人们，年复一年收获着蟹，为世界各国的美食爱好者提供着一尝美味的机会，当然也享受着帝王蟹带来的美元。
作为一种真正意义上的经济学的创新，计划经济在历史上要比市场经济超前和优越很多。20世纪席卷西方世界的经济大萧条大潮汹涌澎湃之间，曾经眼高于顶的欧洲列强面对满目疮痍的现状只能低下他们高贵的头颅，满怀妒忌的眼光看着“山”的那一边，苏联的经济欣欣向荣，热火朝天。当时很多有头脑的西方政治家组团到苏联参观，回去都纷纷组织他们的计划经济，其中就包括后来官拜英国首相的麦克米伦。
然而在具体的实践中，计划经济的弊端却不断展现出来，它成为社会经济的严重阻碍。因此，我们在肯定计划经济给苏联及中国带来全新变革的同时，还需要用审慎的眼光看待计划经济体制所带来的弊端，在与市场经济的对比中，它缺乏物质财富带来的强烈刺激。正如在帝王蟹的产业大战中，日本和苏联并不是没有美国的技术、设备，但因缺乏灵活的市场机制而败下阵来。
时代呼唤人们对计划体制进行全面的调整，时代呼唤市场机会和计划体制协调发展。在完全封闭的计划经济内部引入竞争、引入激励，意味着对中国整个社会经济结构进行重塑，这显然是宏观层面的，对于微观层面来说，整个社会的基本单元，家庭而不是家族成为中国经济最活跃的元素。民族要独立，个人要解放，从蒸汽时代以来，伴随着张扬个性的思潮，人类历史的发展大趋势就是家庭单元的不断缩小。
中国经济发展经过了两个有机联系的阶段，新中国的成立30年是社会财富的积累，而改革开放30年则是家庭财富的积累，市场经济的实施使中国进入家庭财富爆炸式增长时期，家庭真正成为社会消费的主体。
1978年11月24日晚上，安徽省凤阳县凤梨公社小岗村西头严立华家低矮残破的茅屋里挤满了18位农民。关系全村命运的一次秘密会议此刻正在这里召开。这次会议的直接成果是诞生了一份不到百字的包干保证书。其中最主要的内容有三条：一是分田到户；二是不再伸手向国家要钱要粮；三是如果干部坐牢，社员保证把他们的小孩养活到18岁。
在会上，队长严俊昌特别强调，“我们分田到户，瞒上不瞒下，不准向任何人透露”。1978年，这个举动是冒天下之大不韪，也是一个勇敢的甚至是伟大的创举。
承包到户之后，磨洋工的人没有了，都围着自家一亩三分田起劲。
1979年10月，小岗村打谷场上一片金黄，经统计，当年粮食总产量66吨，相当于全队1966年到1970年五年粮食产量的总和。这也意味着家庭财富的时代已经来到，改革开放之后中国财富增长模式发生了根本的变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