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人口问题看改革开放的前提
1968年12月22日，《人民日报》发表《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里吃闲饭！》，并在编者按中说：“毛主席最近又一次教导我们：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希望广大知识青年和脱离劳动的城镇居民，热烈响应毛主席这个伟大号召，到农业生产的第一线去。”
在毛泽东“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号召下，数百万城镇中学生告别父母、亲人和家乡，奔赴农村和边疆。
“知青下乡”听起来和“大学生村官”加强基层的执政能力差不多，但实际上只是到农村接受锻炼，成为一名普通的劳动者。
这次大迁徙既不是发端，也不是结束。实际上，动员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初，结束于70年代末，总共涉及1700万人，这在人类历史上是罕见的。
如果仅仅将“知青下乡”与领导人一时的冲动结合起来，说上山下乡乃是中国政府在实践中摸索出来的解决失业之策──借助红色意识形态，将无法解决的失业大包袱甩给农村，绝对只是事后的风凉话，在当时的大背景下，“知青下乡”确实是个不得已的选择。
1963年三年困难时期刚结束，周恩来总理就曾计划18年内动员3500万知青下乡。1960年至1962年的三年，中国的粮食生产遭受到空前的考验。1959年中国粮食产量较1958年下降15%，而1960年产量又在此基础上再下降15%，中国大陆地区的粮食、棉花产量跌落到1951年的水平。
粮食产量的降低，对城市居民的影响尤为严重，当时城市中还有大量的隐性失业人员，刚刚起步的工业还难以承担解决就业问题的重担。这时的中国还不是“世界工厂”，高校为了补基础教育的课，根本没有精力搞扩招，部队正在大规模减员，没有能力大规模征兵，中央政府解决就业的途径只剩下一个独木桥——农业。
1968年“上山下乡”只不过是降低城市压力、大规模转移城市人口的一个出发点。
上山下乡主要出发点是解决城市的就业问题，在当时的情况下，农村确实是一个大容器，农业基础薄弱，在工程机械未大面积普及的情况下，大型水利设施的兴建也需要大量的人力。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农村的就业问题也逐渐凸现出来，成为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挑战。
从中国历代人口的发展中，我们更容易看到20世纪80年代初中国农村面临的严峻的就业问题。
在中国数千年的历史中，由于生产力低下，战乱频繁，人口总数一直起伏不定。中国人口什么时候突破1亿大关一直有较大的争议，有学者认为是在西汉，也有坚持是北宋或者唐朝的，但有充分证据的则是在清朝。清朝入关四十年后，即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中国人口才突破1亿大关。
清朝是中国人口第一次大发展时期，清高宗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据当时的人口普查，中国人口第一次突破2亿大关，数据为20047万。1790年，中国人口突破3亿，到了道光年间就突破了4亿大关。
中国人口增长停滞的原因，主要还在于战乱，以太平天国为例。1863年，也就是太平天国运动结束的前一年，中国人口一下锐减为2亿3千万，中国总人口基本上下降了一半，直到20世纪初，中国人口又才恢复到4亿的规模。整个民国36年间，中国人口基本保持不变，始终在4亿之间徘徊，“四万万同胞”从民国初年，一直喊到1949年新中国成立。
当然其中还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传统的耕种方式束缚了生产力，土地产出有限。就算太平年间，在传统的耕种模式下，土地的产出很容易达到极限，人口增长的潜力很容易消失殆尽。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大规模进行基础水利设施的建设，十三陵水库、新安江水库（也称千岛湖）、新丰江水库（后称万绿湖）、红旗渠等大型的水利设施均在20世纪60年代前后竣工，农业生产不再只是靠天吃饭，生产潜力得到极大的挖掘。
农业增收的另一大功臣还是化肥的利用。1972年，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中国从西方引进了四川化工总厂、泸州天然气化工总厂、齐鲁第二化肥厂等所需的13套大型化工项目，中国化肥产量由1949年的0.6万吨上升到1979年的千万吨以上，粮食亩产得到极大的提高。
由于农业的大发展，中国人口也迎来史无前例的爆炸性增长。1953年中国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据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第一次全国人口调查登记结果的公报》，全国人口为6.02亿，当然这包括台湾759万，海外华侨及留学生1174万。到1981年时，地球上第一个过10亿人口的国家诞生了。
解决城市人口的吃饭及就业问题，中央政府已经伤透了脑筋，而解决农村剩余劳动力的相关问题则更为棘手，它更为隐蔽。我国是个农业大国，也是个农业弱国，城乡二元对立异常明显，农民在全国人口总数中占有绝大的比例，农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在全国处于最低阶层。“三农问题”对中国的发展非常关键，事关中国经济建设的成败。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央一号文件”成为大家所熟悉的一个名词。
“中央一号文件”原指中共中央每年发的第一份文件，这个文件在国家全年工作中具有纲领性和指导性的地位。一号文件中提到的问题是中央全年需要重点解决，也是当前国家亟须解决的问题，更从一个侧面反映出解决这些问题的难度。中共中央在1982年至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对农村改革和农业发展作出具体部署。“一号文件”也成为“三农问题”的代名词。
城市人口过剩，可以转移到农村，搞“上山下乡”，当我们面对农业问题时，想要将人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唯一的途径就是工业化和城市化，将中国从一个农业大国转变为工业大国。
当我们仅就中国三农问题的本身去讨论改革开放后中国面临的难题，可能始终有局限，难以突围，而当我们将目光投向世界，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寻找答案时，可能会有豁然开朗之感。
15世纪末到16世纪初，随着欧洲直通印度新航线的开通和美洲大陆的发现，以及环球航行的成功，英国的对外贸易迅速增长，进一步刺激了英国羊毛出口业和毛织业的发展。羊毛价格不断上涨，养羊业成为获利丰厚的行业，往往10英亩牧场的收益超过20英亩的耕地。
英国的市场经济兴起之前，村社中是领主有地——农民租地的形式，这种形式约定俗成，形成了事实上的佃户长期固定的使用土地。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这种旧的租约受到了“价高者得”的冲击，养羊的资本家愿意掏更多地租，地主也乐意租给他们。这时圈地运动还主要限于贵族之间，其性质也是相对温和的。
当珍妮纺织机和瓦特改良的蒸汽机发明后，工业革命技术问题已经解决，市场和需求也因英国对外殖民的扩展迎刃而解，这时英国工业革命所需要解决的问题便是工业原料和产业工人。旧有的生产关系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巨大的变革以摧枯拉朽的方式降临到世世代代依附于土地生活的农民身上。
当资本主义的洪流滚滚向前时，“价高者得”的温和的、自愿的形式显然已经不能适应时代的发展，难以满足资本家巨大的胃口，大规模、暴力地驱赶的情形便出现了。君主立宪后，英国的王权和领主权都衰落了，议会成了最高权力机构。代表资产阶级利益的议会成为“圈地运动”的最大的推动者。英格兰的议会圈地法案共有5625个之多，大多数法案是在
1750～1850年颁布的，其中又主要集中在1750～1830年间。英国议会通过4763件有关圈地的法案，共批准圈占269万公顷共耕地和公有地，占全国耕地的20.9%。
圈地运动后，英国的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小自耕农逐渐衰落，农村日益分化为大地主、大农场主和农业雇工三层式结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农业中完全确立，这解决了原料问题；另外一部分失去土地的农民为了寻找就业机会，大批进入城市，他们为不断发展的工厂提供了廉价的劳动力。英国工业革命所需要的最后一个环节终于完成，一个伟大的时代正式来临。
不仅仅是英国，在以小农经济占主导的封建经济向大工业为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急速转变的过程中，欧洲大陆各主要国家在18、19世纪都发生了不同程度圈地运动。捷克和波兰在1918年以后也出现过圈地运动。其中德意志、法国、俄国和丹麦的圈地运动主要是通过政府法令实行的。
英国著名的史学家，巨著《历史研究》的作者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就认为，小农衰落是一个长期而缓慢的过程，但自1760年议会圈地运动开始以后，这一进程大大加快。欧洲的圈地运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推动着以小农经济为主体的封建生产关系的解体，对于中国来说，则是潜伏在社会中巨大农民就业问题驱动着以集体劳动为标志的农村公有制经济必须寻找出路。中国巨量的、已经接受了良好初等教育的农村劳动力该如何迎接属于中国自己的“工业革命”的到来呢？
1982年的一号文件，突破了传统的“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体制框架，明确指出包产到户、包干到户或大包干“都是社会主义生产责任制”。这个文件不但肯定了“双包”(包产到户、包干到户)制，而且说明它“不同于合作化以前的小私有的个体经济，而是社会主义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
这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有非常特殊的意义，它不同于欧洲大陆的“圈地运动”的血腥和残酷，而是在寻求一种自我解放的力量。从后来的发展来看，中国农村庞大的剩余劳动力正好与世界范围内第三次产业转移趋势实现了完美对接，沿海大量“三来一补”企业成功化解了巨大的就业压力。
我国目前已有1/3的农村劳动力转移到了非农产业，仅跨地区流动的农民工就约有1亿人。农民工作为城市发展劳动力不足的有效补充，已经成为城市产业大军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城市不可或缺的就业主体。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加快了传统小农经济和集体经济的解体，使中国迎来了一次巨大的发展机遇。在六五计划时代，还不太可能实现这样超前的规划，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促成了中国个体经济的大爆发。
历史性的转变
五年计划作为中国经济发展的全局性计划，涉及的面非常广，需要将社会经济的方方面面都考虑进去，这也决定了五年计划制订的时间相对较长。从一五计划的制订我们就可以看出端倪，一五计划是从1951年在陈云的组织下开始制订，1955年7月，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前后历时五年，颁布时计划涵盖的时间已经过半。
在众多五年计划中，六五计划编制时间创造了一个纪录，经历了“八年抗战”。
1975年1月13～17日，第四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后，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国务院的日常工作，随即根据197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提议着手研究编制了1976～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其中包括第五、第六两个五年计划。这也是中国第一次将五年计划与长期规划相结合的尝试，在此之前党和政府也编制了十年或十五年的长期规划，但不规范，仅仅是以设想的形式存在，没能对国民经济发展起到应有的指导作用。
由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邓小平同志主持制定的十年规划纲要草案未能得到有效的执行。直到1980年2月，国务院决定重新制订中长期计划，并召开长期计划座谈会，再次酝酿编制六五计划。之后，国家计委和有关部门就六五计划的编制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和测算工作，并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科学论证。1982年全国计划会议着重讨论了六五计划草案，1982年12月全国人大五届五次会议才正式批准正式生效。
在六五计划的摘要中，规定了“六五”的基本任务：继续贯彻执行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进一步解决过去遗留下来的阻碍经济发展的各种问题，取得财政经济根本好转的决定性胜利，并且为七五时期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奠定更好的基础，创造更好的条件。“调整、改革、整顿、提高”八字方针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实际上，早在1961年1月1日，为了应对“大跃进”后国民经济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基建规模过大，粮食缺乏，通货膨胀，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中共中央制定“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对失调的国民经济进行全面整顿。这也说明中国经济面临着一次重大的转折。
在1978年3月修订了十年发展纲要，要求到1985年钢产量达到6000万吨，石油达到2.5亿吨，国家计划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项目，其中包括10个大型钢铁基地，9个有色金属基地，8个煤炭基地，10个大油气田等。1976年12月，在中共中央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农业学大寨会议上，就提出目标，要求1980年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机械化。1977年4月至5月，全国
工业学大庆会议先后在大庆和北京举行。会上，当时的国家领导人提出了要在23年内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目标。
从1978年到1985年，基本建设投资相当于过去28年的总和，每年要投资700亿元，超出了实际可能，给中央财政带来了极大的负担。这基本上又是一次“大跃进”。从下表就要以看出，“五五计划”期间的财政赤字是前六个五年计划中最大的。
表：建国后历次五年计划财政收入情况（单位：亿元）
总收入 总支出 收支差额
恢复时期 382 366.6 15.4
“一五”时期 1354.9 1345.6 9.3
“二五”时期 2116.7 2288.7 -172
1963－1965年 1215.1 1204.9 10.2
“三五”时期 2529.1 2518.6 10.5
“四五”时期 3919.7 3919.6 0.1
“五五”时期 4960.7 5247.3 -286.6
“六五”时期 6830.8 6952 -121.2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88年）》
“一五”到“五五”5个五年计划，主要是经济发展计划，计划内容主要集中于工农业产品产值产量，经济的增长速度始终是第一位的，工作的重心在于重工业的发展，希望建立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
经济的发展必须是协调的发展，各方面齐头并进，但在五年计划的实施过程却最终表现为紧张的平衡或不平衡。陈云在编制“一五”计划草案时就指出：“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要在短时期内赶上去，因此，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计划中要有带头的东西。就近期来说，就是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工业发展了，其他部门就一定得跟上。这样就不能不显得很吃力，很紧张。样样宽裕的平衡是不会有的，齐头并进是进不快的。但紧张决不能搞到平衡破裂的程度。”（《陈云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当时中国经济最突出的问题表现为重工业在国民经济中所占比重过大，这必然会压缩农业及轻工业的发展空间，只能勉强满足人民群众的基本生活需求，人民的生活长期处于较低的水平，过快的经济增长并没有给人们带来更多的实惠。
为了吸取前五次五年计划的教训，从第六个五年计划起，国民经济计划更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社会发展纳入五年计划，人民生活、劳动就业、第三产业、生态环境、资源保护等在计划中所占分量也在之后的几个五年计划中逐步增加。
“六五”计划的显著特点：一是强调经济和社会共同协调发展，计划专用一篇来阐述“社会发展计划”，改变了以往只注重经济发展，忽视社会发展的倾向。二是强调一切经济工作都要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改变了以往以提高速度为中心，单纯追求高速度和高指标的经济发展战略。在党和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下，“六五”计划胜利完成了进行经济调整的任务，使国民经济开始走上了一条比较协调、重效益的新路。
1964年在国民经济调整完成之时，国家曾编制了一个以解决全国人民吃穿用为中心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被称为“吃穿用”计划，即《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其中心任务是大力发展农业，适当加强国防建设，加强基础工业。
但由于后来形势不断恶化，台湾蒋氏政权正不断进行军事骚扰，叫嚣反攻大陆；中苏关系闹僵，苏联对中国虎视眈眈；美国一直都非常仇视新中国政权，1961年9月，还进行了以中国为假想敌的大型核战争演习，并密谋策划对中国的核计划进行武装攻击；而1962年10月，印度军队也悍然向中国领土发动大规模入侵。党中央提出要加强战备，进行三线建设，“三五”计划的指导思想随之改变。
依据中共中央提出的“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战略方针，针对全国工业过于集中、大城市人口过多、主要交通枢纽和港口码头过于集中在大中城市及其附近地区的实际，1965年9月初国家计委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明确提出：“我们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一定要把建设重点放在三线，在这个问题上如果不采取坚定的态度，那么，就会犯方针性错误。”这样，“备战”计划取代了“吃穿用”计划。
中国的“六五”可看成是中国五年计划中最重要的分水岭。市场经济虽然在当时未能被提出来，但国家政策的方向已经出现一定的调整，弱化政府对经济的绝对控制，使市场机制发挥一定的作用，如由国家计划直接管理的产品由1979年的188种减少到1985年的23种，机电产品除汽车、半导体和工业锅炉外，全部实行自由购销。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没有先例可循，在一五计划的制订中，陈云就强调了中国经济的特殊性，中国的五年计划基本立足点还是自力更生，不能盲目、教条地搬用外国的经验。他说：“苏联专家搞的表太复杂，不能完全照办，必须和我们的现状结合起来。中国是农业国，不可能把每家有几个鸡、几头猪都统计起来。中国开始建设时，计划的线条是粗的，将来由粗到细。”
1980年12月16日，陈云出席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开幕会，并就经济形势与调整问题讲话，他指出：“我们要改革，但步子要稳。因为我们的改革，问题复杂，不能要求过急。改革固然要靠一定的理论研究、经济统计和经济预测，更重要的还是要从试点着手，随时总结经验，也就是要‘摸着石头过河’。开始时步子要小，缓缓而行。这绝对不是不要改革，而是要使改革有利于调整，也有利于改革本身的成功。”（《经济形势与经验教训》，《陈云选集》第三卷）
邓小平对陈云提出的“摸着石头过河说”完全赞同。邓小平提出“要坚决地试，大胆地闯”、“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两条最实用的理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中国迈向现代化的征程出发了。
中国即将发生伟大的转变，政治嗅觉敏锐的国人开始蠢蠢欲动了，一个以个人财富增长为代表的时代也正式到来。
敢为天下先，万元户的无限诱惑
票房对任何一部影片而言，都是难以忽视的。在中国短短百年的电影发展史上，《血战台儿庄》可能创造了一个难以逾越的纪录。《血战台儿庄》于1986年上映，由广西电影制片厂拍摄，当年票房高达2.7亿元，直到广西电影制片厂的毕业生张艺谋的《英雄》出场，在名义上才被打破国产片票房纪录。
但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血战台儿庄》的票价是3毛多钱，而《英雄》平均票价为32元，《血战台儿庄》的票房从含金量来看远胜《英雄》。
然而在《血战台儿庄》以前，同样有一部创造奇迹的电影，那就是1984年横空出世的《雅马哈鱼档》，导演是曾经塑造了屏幕经典形象“董存瑞”的张良，《雅马哈鱼档》共售出215个拷贝，全国的票房高达8000万元。和《血战台儿庄》相比，《雅马哈鱼档》的奇迹则在于它的成本仅仅为42万元，这和现在动辄上亿的电影比起来只能算九牛一毛。
《血战台儿庄》的成功有很强的政治特色，然而《雅马哈鱼档》却是一部纯粹的都市片，没有血腥暴力，没有遮遮掩掩的情色成分，也没有下令组织观众观看电影的官方红头文件，绝无迎合小市民低级趣味的东西，甚至连娱乐性也不算很强，也进不了轻喜剧之列，其风格样式基本上属于正剧。
《雅马哈鱼档》直接将镜头对准普通的下层小人物，反映普通劳动者如何通过自身的努力，不仅发了财，而且提高了自己的社会地位。突出新鲜的时代感，展示了社会大变革在当代中国人心灵深处造成的大震荡、大裂变，在急剧变化的现实生活面前，人们的生活观念和价值观念也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引起强烈共鸣。
影片获得成功的关键则在于它给人们了解经济环境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内地群众对广州的改革开放，多是靠报纸、广播等去间接了解，未能见到具体形象。因此，广州，对于内地群众不仅有强烈的新鲜感，而且有一定的神秘感。除了鲜活生猛的海鲜、广式建筑、夜市、老城“龙珠街”和新式高楼大厦，亦有当下时髦的迪斯科、音乐茶座、粤语歌、万宝路等。
从《雅马哈鱼档》的热映来看，人们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对“个体户”和“专业户”的偏见，对“万元户”产生了强烈的向往。“文革”结束后，回城知青大潮引发就业压力，全国800万下乡知青如洪潮一般涌回城市，城里处处人满为患，大批年轻人等待安排就业。无数人削尖脑袋往国有企业里钻，然而旧体制并没有接纳所有需要饭碗的人，尤其是当时被认为“出身或背景不清白”的人，很难在正规单位找到一席之地。于是，人们纷纷从事理发、修鞋、磨刀、修伞、修家具、卖小吃等行业维持生计，第一批城市个体户在街头诞生了。
1979年9月，中央宣布：“家庭副业和农村集市贸易，是社会主义经济的附属和补充，不能当做所谓资本主义尾巴去批判。”1980年8月，中央又宣布：“鼓励和扶持个体经济适当发展，一切守法的个体劳动者应当受到社会的尊重。”个体劳动者的合法地位在新一个十年伊始得到了正式承认。
1979年，个体户已经在广东悄然兴起。这一年，开放个体户创业，解禁乡村家庭工业，恢复城乡小商品市场——私营经济开始在中国大陆萌动。到年底，全国批准开业的个体工商户已有约10万，两年后的1981年，统计数巨变为101万，翻了10倍，到1985年，这个数字又上升到500万，其发展远远超出了人们的预想。
个体户最初出现时，做的也大多是些不成气候的小营生，并不被社会所接受，他们的权益没有得到很好的保障。在当时，人们吓唬不用功的孩子常说：“瞧你这孬劲儿，再不用功，就让你到街上练摊儿，当个体户去！”还有一句流行语，叫：“大姑娘要想体验生活练吆喝，就赶紧找个个体户嫁过去。”但随着“小打小闹”的个体户发了大财，成了款爷儿，人们的观念才转变过来，由开始的鄙夷变为满脸的羡慕。
1980年7月，“太爷鸡”的传人高德良毅然抛弃“大锅饭”，决定自己做小本生意。他投资5000元，以个体户的形式经营“太爷鸡”，第一个月就做了7000元的生意，净赚2000元，第一年，高德良就净赚了3万元。
当时3000元就足够在广州老城区的横巷里买一栋小楼了，普通工人的月工资才24元左右。
《半月谈》1985年第4期报道：广西梧县潘地村，四五年间冒了富，全村30户人家，除了原五保户刘大娘年收入二千元外，都是万元户，小山村被人誉为“小金库”。就这样，万元户，既是80年代初的时髦词汇，也成了首先富裕起来的第一批人的代称。
那个年代万元户是个相当惊人的事。在当时米价0.14元，肉价0.95元，走亲戚送礼2元左右，压岁钱0.1～0.2元，可以想到1万元是个什么概念。并且那个年代存款有1000元的就比较少了。很多乡镇、工商行业以出现了多少个万元户为光荣指标，虽然听起来有些像以前放卫星的感觉，但让更多的平民感觉到了致富所带来的空前喜悦。
万元户大体由率先完成了个人承包的个体养殖户、建筑包工头、个体工商户构成，他们在经济起步阶段靠的不是知识或者素质，而是胆量和勤劳。
容志仁，广州市第一代个体户，在邻居的建议下，没有发挥自身的特长开工艺品店而做学生餐，后又受小学生的启发，一毛钱就可以吃两样，结果生意兴隆。而让他大红大紫的则是因为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的接见，而成为媒体的名人。最后受到了邓小平、胡耀邦、胡锦涛等国家领导人的接见，成为第一代个体户的典型代表。
虽然容志仁其后并没有获得太大的发展，但与容志仁同时代的“胜记”发展成为以经营粤菜为主的大型餐饮集团，香江酒楼又搞了那个长隆世界，还有金海马家居、立白集团，成为行业领军者，成为中国知名企业的摇篮。
周正毅在17岁时离家打工。1978年，周正毅拿出自己工作后所得积蓄在杨浦区开设小馄饨店，成为个体户小老板，后又经营过服装店、KTV歌厅。到了1990年，完成原始资本积累后，在创办实业的同时，开始奔向时新的“投资家”的“化蝶”过程，在股市里积累起了巨大财富，到2002年为止他旗下有4家上市公司，成为名副其实的“上海首富”。虽然到2003
年9月5日，周正毅因涉嫌虚报注册资本罪和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被捕，但他代表了投身房地产和股市的一批个体户。
财富脸谱：傻子瓜子年广久的跌宕人生
年广久，1937年生。一次淮河水灾，让年广久一家乞讨迁到芜湖。当时的芜湖号称全国四大米市之一，商贸相当发达，失去了生活来源的年父靠摆小摊养家糊口，年广久也早早地学会了街头叫卖。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家庭特别困难，又端不上铁饭碗，也不识字，年广久便开始做小生意谋生活。但在当时的情况下，个体经济并没有生存的空间。年广久的水果摊被当做“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了，贩板栗受到“打击投机倒把办公室”的清查。1963年，年广久因“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年。
出狱后，为维持生活，年广久炒起了瓜子。1966年，年广久成了芜湖市“运动”的对象，被当做“牛鬼蛇神”关了20多天。但是历次的打击并没有磨灭年广久的意志。“文革”期间，大家都在“关心国家大事”的时候，年广久的瓜子事业在地下“偷偷摸摸”发展了。在1976年，年广久自称拥有100万元的财富，因为下雨天发霉，他还经常把几麻袋的钱拿出来晒在院子里。
年广久遵循其父“轻利重义，事在人和”的生意理念，对待客户非常客气，他摆的水果摊一上街，顾客可以先尝后买，嫌不好的，尝了也不算账。做了卖瓜子生意后，对出售生瓜子的农民十分热情，接待宽厚。别人愁货源断档，他家送货上门的络绎不绝。年广久的瓜子越卖越旺，人们便把他的美味瓜子和他特有的傻气联系起来，称之为“傻子瓜子”。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年广久走上了扩张之路，小作坊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的“大工厂”，到1983年，他雇用的工人共达140多人。他对所有的工人都不错，“大家都不容易，那时市长的工资只有36块钱，我给工人70多块钱，我给工人的工资比市长还高”。
1983年底，有人把年广久雇工的问题反映到上面，于是，年广久是资本家复辟，是剥削的说法开始传播起来，安徽省委派专人到芜湖调查年广久，并写了一个报告上报中央。1984年10月22日，邓小平指出：“我的意思是放两年再看，让‘傻子瓜子’经营一段，怕什么？伤害了社会主义了吗？”年广久躲过了一劫。
但年广久的好运并没有坚持多久，1987年底，芜湖市对年广久经济问题开始立案侦查。1991年5月，芜湖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年广久案进行公开审理，一审判决年广久犯有流氓罪，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刑3年。令年广久没有想到的是，邓小平又一次保护了他。邓小平南方讲话又一次提到了“傻子瓜子”，让年广久起死回生。1992年，年广久因经济问题不成立而获释。
年广久跌宕起伏的一生也成为中国个体经济发展的一个缩影，中国经济也开始一次次转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