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无处不在
中国五年计划师从苏联，老师和学生共同创造了20世纪人类历史上两次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仅用数十年时间就走完了资本主义几百年走过的道路。作为学生的中国，似乎一直在努力摆脱苏联的影子，陈云在总结“一五”计划实施过程中的一些经验后提出：“研究合理的比例关系，决不能只依靠书本，生搬硬套，必须从我国的经济现状和过去的经验中去寻找。”为总结中国经济建设的经验与教训，探索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建设社会主义道路的任务，毛泽东在1956年作了《论十大关系》的报告。
但苏联对中国的影响仍然深入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它带给中国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政企不分，铁路系统便是一个明显的例子。20世纪50年代新中国建立初期，国家考虑到铁路是大动脉，运输呈跨区域性特质，且存在社会治安不稳定等因素，于是要求铁道部公检法系统模仿前苏联建制，建立成了一个“大而全”的“小社会”。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铁道部虽然以运输为中心，但包括了运输、工业、工程三大部门和科技、教育以及后勤保障等系统，形成一个部门多、分工细、相当庞大、复杂的综合体，甚至在铁路部门还设有专门的公安局、法院和检察院。
对铁道部进行政企分开的改革一直在进行，但进展最为缓慢。2003年，铁路主辅分离改革开始，决策层定调铁路系统将实行公检法剥离。但一直到2005年，铁路系统的公检法仍无明显剥离动向，到2009年两会时，人大代表再次提议案直指铁路不应该设立公检法。铁路公安的改制工作到2010年底才画上句号，而检察院、法院两大系统的分离仍需要等到十二五。
对于其他国企来说，除了“政企不分”，更大的问题则是“大而全”。在改革开放初期，这成为中国国企最大的“痛”。
与铁道部政企不分一样，国有企业的“大而全”也有相当复杂的历史背景，与石油业的发展历程有密切关系。
石油企业的开发地点大多为人烟稀少的荒原或农村，与城镇相比，经济文化都很落后，忽然来了成千上万人马，当地政府根本无法安排他们的衣食住行，只能靠企业自身解决。企业不得不建医院、托儿所、学校，兼顾文化、教育、商贸等方面。
在计划经济体制、企业不进行严格的利益核算的情况下，企业承担一定的社会功能并不会成为负担。企业的迅速发展，队伍不断壮大，吸引当地和附近许多农民加入，促进了工农结合。农民因一跃而成为工人，虽然创业艰苦，但生产积极性都非常高，企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改变了当地的面貌，使原来的农村很快变成新兴城市，促进了城乡结合。这种发展模式成为带动地方经济发展的促进力量，作为一条重要的经验在全国推广。
这最终也导致“企业办社会”在全国范围内迅速普及，各大国有企业工、农、商、学、警皆有，农、林、牧、副、渔俱全。各大企业都成为万事不求人的“综合厂”、“全能厂”。
一个工厂投入生产，一座矿山投入开采，一条铁路投入运营，除了要建设前后左右互相衔接的主体工艺工程外，还要有与之相配套的供水、供电、供热、道路、机修、通信等公用工程和辅助性生产条件；同时还必须有与生产系统相适应的文化教育、医疗卫生、商业服务等职工生活设施，锣齐鼓不全，生产就不能进行。
不论是中央企业或是地方企业，都自成体系，各搞一套水、电、路系统，各搞各的机器辅修工程。即使是一墙之隔的两家机器厂，也各建各的铸、锻车间，“机器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长期的条块分割，单位所有，封闭式的管理现状，劳动生产率低，设施重复建设，设备重复购置。
中国一直实行基本建设由国家拨款供应的办法，这也助长了搞“大而全”、“小而全”。这种供给制，吃“大锅饭”的办法，使得一些部门和工程筹建单位认为，反正投资是由国家全包，无偿使用，与其少要投资少建工程，求外单位协作，不如多要投资，多建工程，把本单位搞得一应俱全，万事不求人。
有一组数据很说明问题，在80年代初有关部门对机械厂作过一项调查，自建铸造车间的占67%，自己生产锻件的占60%，自己有热处理能力的占60%，而美国同期的三项数据仅为1%、1.3%和4.5%。（王守法，“打破‘大而全’‘小而全’的建设模式，走专业化协作的道路”，《财经问题研究》1982年第2期）
在中国工业化进程的初期，这种“大而全”“小而全”发展模式确实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随着时间的发展，其弊端也随之变得非常明显。企业承担很多由政府承担的行政管理职能及本该由社会承担的社会管理职能必然会耗费巨额的成本，造成社会资源的极大浪费，推高产品成本，不断影响了经济效益的提高。一揽子企业，事务冗杂，包袱沉重，严重地阻碍了专业技术的提高和专业优势的发挥，成为国有企业沉重的负担。
1984年以前，我国一直实行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养老保险制度，企业实行的是低工资制，全部利润均上缴国家财政，亏损也由国家补贴，职工个人不缴费，全部由企业负担。
国有企业承担着55%的所得税，还要上缴利润，企业留不下钱，发展后劲不足。企业养活着大批在职职工、退休工人、回城知青。在企业办社会的传统下，企业从幼儿园、子弟学校、职工医院等机构一应俱全，实际上履行着社会保障责任。
济南保温瓶厂始建于1952年，为国家大型二类企业。在企业的鼎盛时期，厂里办有幼儿园、学校、医院，年年盖职工宿舍，“就像一个小城市”。但企业曾经的辉煌已经掩盖不了企业已经陷入巨大的困境的现状。
企业破产前加上离退休职工2000多人，工资、医疗费开支很大。另外，以前挣的钱都交给国家了，没留下企业发展资金，生产全靠银行贷款，每年光还利息就是几百万元，破产成为企业唯一的选择。
1982年12月2日，陈云出席五届人大五次会议时与上海代表团部分代表谈话，把计划和市场的关系比喻为鸟和笼子的关系。
陈云指出：我们也要防止在搞活经济中，出现摆脱国家计划的倾向。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么，笼子就是国家计划。当然，“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比如对五年计划进行修改。但无论如何，总得有个“笼子”。就是说，搞活经济、市场调节，这些只能在计划许可的范围以内发挥作用，不能离开计划的指导。
从国企的发展历程来看，一放就乱、一统就死、一死又放、一放又乱的怪圈是屡见不鲜的，作为社会经济的主体，经济的发展也不仅仅是笼子做多大的问题，关键在于这只鸟了，这只鸟已经失去了展翅高飞的动力。
国企更需要一条“鲇鱼”来激发它的活力，那条“鲇鱼”是谁呢？个体工商户虽然不断发展壮大，但它主要分布在流通领域，只是国企的一个补充，私营企业在这个时候还没有这个能力，打破国企的力量主要来自于集体经济。
华西村胜出
2011年7月，在信息的海洋中，有一条“炫富”的消息特别显眼，那就是号称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斥30亿巨资建造高达328米的高楼，被称作“空中华西村”的酒店将于10月份开门迎客，在酒店最为奢华的5个主题会所中，分别摆放一只一吨重的金属牛，这些牛分别用金、银、铜、铁、锡打造。1吨重的金牛，价格就达3亿元。
华西村创造了多项中国之最和世界之最，而华西村的奇迹主要来自于经济方面。村办企业华西集团目前拥有8家上市公司、58家企业，产品种类达1000多种。2007年，华西村实现销售收入450亿元，人均资产过百万，人均收入8万元。
当我们回头看华西村的发展史时，将会发现华西村辉煌的今天与一次次地抓住了历史的机遇紧密相连，成为最幸运的村子。
在中国经济发展史上，华西村似乎一直充当着“独行侠”的角色。20世纪60年代我国农村普遍实行“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核算方式(公社、大队、生产队三级所有，以生产队为基本核算单位)，华西村实行大队统一核算；70年代末我国农村推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华西村顶着很大的压力还是实行大队核算。在我国农村取消人民公社之后，华西大队改为华西村。
新中国成立之初，华西村是远近闻名的穷村，土墩洼地星罗棋布，800多亩地被分成1300多块。当“大寨精神”传遍全国时，华西村的带头人吴仁宝在1964年制定了一个15年发展远景规划，率领群众削高地、填低洼，河流改道、田亩重划，7年时间，用人工重造了华西村地貌，成为“农业学大寨”的样板大队。
“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这已经深深地根植于带头人吴仁宝的头脑。虽然已经树起了“学大寨”的红旗，但吴仁宝却抽调20人，于1969年在村里偷偷办起了小五金厂，而全国在当时正在大搞“割资本主义尾巴”的运动。现任华西村党委书记、吴仁宝的大儿子吴协东曾回忆道：“田里红旗飘飘、喇叭声声，检查的同志走了，我们转身也进了工厂。”
华西村冒险搞工业，最主要的原因在于种田挣不到钱。当时全华西村一年农业总产值24万元，而只用20个人办的小五金厂，3年后就达到了24万元的产值。村里从60年代开始办小磨坊，70年代做小五金，工业一直没有停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华西村被评为“全国农业先进单位”，吴仁宝率八个人到河北、河南等地考察，分田到户、土地承包其时刚开始推行。
回到村里，吴仁宝没搞分田到户，却冒了句：“领会中央政策，闷声发大财。”他决定马上创办一个打农药用的喷雾器厂，1984年，光这一个厂，就净赚200万元。
在国有企业全面垄断的情况下，华西村不局限于小打小闹，而是全面出击，华西村最为神秘的手笔无疑是以村办之企业，染指历来国家垄断的烟草制造业。以“华西村”三字命名的香烟，由淮阴卷烟厂生产、华西村宝昌化纤公司总经销，再由江阴市烟草专卖局专卖。华西村党委副书记、财务经理杨红玉透露，去年仅此一项的销售额达4.7亿元，华西村不需投入一分钱，从中可分享大约2000万元的纯利润。
通过不断地积累，华西村逐渐在国有企业的包围中杀出一条血路，最终奠定了今天华西村辉煌坚实的基础。
在中国除了华西村，还有一个与之齐名的小村子——大邱庄，大邱庄同样靠集体企业起家。大邱庄属天津静海县，位于天津市西南30公里，在历史上也是一个远近闻名的穷村，但在“庄主”禹作敏的带领下，奇迹般地崛起，成为中国老百姓心中顶礼膜拜的“圣地”，与“天下第一村”的华西村相对应，被誉为“天下第一庄”。
“文革”刚刚结束，当农村还处在一片茫然之时，时任大邱庄大队党支部书记的禹作敏，起用了村里人称“刘万能”的能人刘万明。刘原来在天津一家冶炼厂当工人，此人不仅懂冶炼技术，而且在天津的同行中有一批熟人。在禹作敏的大力支持下，刘万明利用大队凑起来的10万元钱，低价从轧钢厂买来旧部件，攒成3台轧钢机搞冷轧，当年就赚了27万多元，第二年又赚了60多万元。
首战告捷后，禹作敏决定把钱再投资建厂，很快，制管厂、印刷厂、电器厂等各类工厂在大邱庄如雨后春笋般涌现。1983年，大邱庄农工商联合公司成立，建分厂的权力下放到各厂，每个工厂又以滚雪球的方式建起若干分厂。支撑大邱庄集体经济的四大企业集团津美、万全、津海和尧舜也相继形成，乡镇企业成为大邱庄经济的支柱。
“如果单一搞农业，每年平均产值只有70万元，大邱庄3000多父老乡亲能富起来吗？”1989年1月13日，禹作敏在《人民日报》发表了介绍大邱庄发展的文章《十年改革十变巨变》，特别提到了大邱庄“以工补农”的方式。农业只能解决吃饭的问题，想口袋里有钱花，乡镇企业成为唯一的选择。
1992年，大邱庄的企业发展到一个顶峰。当时，这个天津小村甚至惊动了《纽约时报》，他们这样写道：“这个村有4400人，却有16辆奔驰轿车和100多辆进口的豪华小轿车，1990年人均收入3400美元，是中国平均收入的10倍。”
同样，被大家称为样板的大寨，也经历了暗中大力发展第三产业的道路。为了寻找大寨的历史资料，吴敬琏设法从陈永贵直属的《大寨红旗》写作组借到了过去的剪报资料。在阅读过程中，掉出一张夹在其中的图表，竟是1973年和1974年大寨的收入分配清单，据上面的记录，这一年大寨收入中只有40%来自粮食，40%来自两辆卡车的运输获利，还有20%来自其他副业。而陈永贵的宣传则是大寨只种粮食，绝不跑运输，也不搞工商业，他们还管这叫做“庄稼搅买卖就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但是，分配清单则展示了另外一番天地。吴敬琏被称为当时第一个公开怀疑大寨经验的经济学家。（吴晓波，《吴敬琏传》，中信出版社2010年版）
国营企业垄断了人才、市场、原材料，也垄断了技术，对于乡镇企业而言，没有工业化的基础，没有原材料，没有技术，没有熟练的工人，甚至连销售渠道都没有。正是在这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在国企的夹缝中，乡镇企业却奇迹般地发展了起来，他们靠的是“借”，借的对象正好是垄断的国有企业。
乡镇企业的很多设备是国有企业淘汰下来的，国有企业的工程师在乡镇企业的“利诱”下利用周末偷偷传授技术，乡镇企业的工人有很多在国有企业里受到培训，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做的是国有企业不屑的东西。
在河北、山东等很多地方出现了“经济联合体”，国有企业把自己的一些业务以承包或联营的形式包给镇企业，以此形成联盟的格局。1980年，上海橡胶研究所助理工程师韩琨在担任上海奉贤县钱桥镇橡胶厂业余技术顾问时，开发出新产品救活了企业，却因接受该企业付的3300元酬金被以涉嫌受贿罪起诉，还被抄了家。轰动一时的“韩琨事件”引起了媒体的关注。1982年12月23日，《光明日报》发表《救活工厂有功，接受报酬无罪》，掀起了科技人员业余兼职该不该拿酬金的全国性大讨论。最后，中央政法委一锤定音：韩琨无罪！
1982年春天，武汉181工厂的工程师、全国劳模韩庆生发明了中国第一台污水净化设备，可他没有因此在单位获得厚待，反而在用这技术帮助乡镇企业脱贫时获罪，并坐牢10个月。
“两韩”的遭遇，生动地说明了当时整个社会思想解放的状况，一方面是新生事物新鲜观念生机萌动，“黑猫白猫能捉老鼠就是好猫”；另一方面是体制和传统思维的禁锢，超出常规的做法是要受到惩罚的。
在计划经济体制背景下，很多国营单位的科技人员，是偷偷摸摸向乡镇企业提供服务并收获报酬的，这些人往往是星期六下午到乡镇企业，星期日干活，周一又回原单位上班，史称“星期日工程师”。偷偷摸摸干兼职的“星期日工程师”们，低调了多年。终于，1988
年1月，国务院专门发文，“允许科技干部兼职”，禁锢被彻底打破。一切都可以光明正大地干了。
当时的中国，国内科技人员号称有800万名，其中1/3闲置无事。新兴的乡镇企业则人才短缺，苏、锡、常地区因而占尽了上海“星期日工程师”的“便宜”，成为上海智力及技术技能资源的强辐射区。1988年第16期《瞭望》杂志的报道称，在上海，这个人群在鼎盛时期估计有两万余人。
两万余名工程师，集中在星期天浩浩荡荡出城下乡，是一种何等壮观的人才、知识和技术流动的景象。而其背景，却是计划经济体制下对人才流动的禁锢以及收入分配制度的严格限定。
通过自身灵活的经营，更重要的是傍着国企这棵大树，乡镇企业逐渐成为一股时代的潮流。它打破了国企的垄断，给中国经济带来新鲜的血液，也形成一次新的财富神话。
孕育民营企业最肥沃的土壤
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通过宪法修正案。此次修正案共两条，第一条就是关于私营经济地位的，《宪法》第十一条增加规定：“国家允许私营经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存在和发展。私营经济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补充。国家保护私营经济的合法权利和利益，对私营经济实行引导、监督和管理。”
在1988年以前，当你到工商局进行企业登记时，办事员一般都会热情地询问你：想注册国有性质的还是集体性质的企业。在高科技等行业中，除了国有和集体，并没有别的选择。在此之前，中国经济基本上是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的天下。
国有企业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首创的。二战后，资本主义国家为了便于对社会经济进行调节，在能源、基础设施、提供公共产品和科技开发等行业出现了国有企业，英、法、美、日等国政府都有不同程度的国有企业。为了振兴民族经济，推动本国工业化，广大发展中国家掀起了两次国有化高潮。包括美国在内，国有经济都是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集体企业却是苏联首创的。列宁在十月革命后，坚持只有全民所有制企业即社会主义国有企业才属于完全的和唯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形式，而真正将集体所有制作为一种制度加以确定的是斯大林。全体人民一起占有生产工具和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以农民为主体在集体劳动基础上成长起来的集体所有制成为社会主义所有制的两种形态。
承袭了苏联的体制，新中国成立后也建立了以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为主的经济体制。因体制相对灵活，集体经济在20世纪80年代获得了巨大的发展，在国家经济中的地位举足轻重。据国家统计局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办公室公布的《关于第三次全国工业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到1995年底，集体工业资产总额占全国工业总量23.8%，从业人员占全国工业从业人员总数的39.8%，工业总产值占全国工业总产值的36.6%。但集体经济的身份却相当尴尬，在发展过程中，制度设计的先天不足使集体企业的诸多弊端显露无遗。虽然同为社会主义公有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集体所有制的企业并没有和全民所有制的国有企业享受宪法所赋予的相同待遇。
以税收政策为例，以前执行税前还贷政策时，国有企业的各种技改贷款可以税前还贷，而集体企业只有60%的贷款可以税前归还，其余40%则须税后利润归还。国有企业为开发研制新产品、新技术所需的设备购置或者是摊入成本，或者是提取技术开发费，而这两种列支办法不允许集体企业使用。
在破产方面，国有企业破产时资产变现首先用于安置职工，集体企业破产资产变现首先用于归还债务，国有企业破产职业安置费由财政部门兜底，而集体企业破产财政部门不兜底。
在困扰集体经济改革与发展的众多矛盾中，产权是个核心。在集体经济发展的历史上，人们只承认集体经济是劳动者的劳动联合，弱化甚至否认了集体经济还具有劳动者资本联合的特征。
集体企业的产权名义上为劳动群众共同共有，但是无论经营者的选择，重大项目的决策，还是资产的收益和处置，都不由集体企业职工决定。这种“名为集体所有，实为职工空有”的产权状态，使得集体企业改革缺乏动力主体、责任主体及风险主体。集体企业既承袭了国有企业的体制弊端，又遇到了比国有企业更大的制度障碍。
在这样的情况下，集体企业改革拉开了大幕，其转折点则是分税制。在财政大包干时代，地方财政为了不上缴，大办加工工业企业。通过对这些企业的减免税和补贴来逃避上缴，企业亏损与否不太重要。分税之后，地方要从自己口袋里掏钱背这个包袱，就吃不消了，这时政府的眼睛就盯在了规模较小，市场影响较弱的集体企业身上，大量的集体所有制企业被列入破产或者改制的名单。
在分税制之前，大量变卖集体企业已经出现，这里面最具标志性意义的则是“陈卖光”——山东诸城市的市长陈光。
1991年，35岁的陈光从山东潍坊团市委书记任上调任诸城市市长，诸城是潍坊市下辖的一个县级市。陈光上任后对全市企业进行摸底，结果大大出乎他的意料。市属150家独立核算的企业，103家亏损，小型企业普遍生存困难，另有一些表面红红火火的企业，实际上资不抵债。
于是，陈光在“产权关系”上做起了文章，而最主要的动作便是“卖”，对企业强行断奶。按陈光本人的话说，便是“十年改革，改来改去企业还是躺在政府的怀抱里。从今天开始，咱两家关系变了，变成你注册我登记，你赚钱我收税，你发财我高兴，你违法我查处，你破产我同情”。
1993年，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指出：一般小型国有企业，有的可以实行承包经营、租赁经营，有的可以改组为股份合作制，也可以出售给集体或个人。
这成为陈光继续改革的上方宝剑。通过股份制、股份合作制、无偿转让产权、破产等几种形式的改造，至1994年7月，诸城全市288家乡镇以上企业，有272家实现改制。此时，陈光被人叫做“陈卖光”。
面对如此困境的不只是陈光，2004年9月，济南市国资委成立时，其管辖的第一批255家企业中，国有企业147家，集体企业108家，账面资产总额427.75亿元，职工总人数26万人，负债率却高达88.65%，济南市国资委的处理手法和陈光并无二致——破产、改制。
从经济运行数据，我们也可以看到集体企业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越来越弱。据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维护稳定办公室副主任周放生在2005年中国集体经济高层论坛上披露的信息，在2001年底，全国城镇集体企业户数从1991年的338万户降至220万户，年均降幅超过10万户，从业人员从1991年的3628万人降至1241万人，年均递减200余万人。
而2008年《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主要数据公报》则显示，集体企业进一步降至19.2万户，其资产总额降到了4.4万亿人民币，在全社会资产总额中所占的比重下降到2.1%，成为中国经济的一个配角。
集体企业落幕后，私营企业则成为中国舞台上闪耀的明星，一个集体企业倒下了，在它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正是不再有任何历史包袱，轻装上阵的私营企业。踏着集体企业的累累尸骨，中国私营企业迎来了最快的发展时期。
财富脸谱：“娃哈哈”是如何炼成的
“2010胡润百富榜”上，新晋首富为65岁的宗庆后，身家800亿元人民币。上一年，他的排名还在10名之外。一年间，宗庆后的财富翻番还不止，剧增530亿，排名也蹿升了12位，直至登顶。而在2010年3月份公布的福布斯版富豪榜单上，宗庆后仍以70亿美元身家，成为大陆首富。
2010年，娃哈哈集团实现营业收入550亿元，利税112亿元，上交税金46亿元。在中国民营企业500强中，营业收入位列第八位、纳税第二位、利润则高居第一位——这一切，宗庆后用了24年，其中种种被人们所津津乐道的波折，更是沾染上了一些传奇色彩。
1962年，17岁的宗庆后初中毕业后响应国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号召，先后在舟山和绍兴的农场里度过了15年，每月仅拿28元的工资。回杭州后，他顶替母亲做过教师，后又当过工人和供销员。
1987年，通过承包经营杭州上城区校办企业经销部（娃哈哈的前身），宗庆后开始走上自主创业之路——带着3名员工和14万元借款。从第一年沿街叫卖棒冰、为学校提供笔记簿，到次年与浙江医科大学合作开发出第一个产品——娃哈哈儿童营养液，凭借“喝了娃哈哈，吃饭就是香”的广告一下打开了市场。
1991年，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在杭州市政府的支持下，仅有100多名员工但却有着6000多万元银行存款的娃哈哈营养食品厂，毅然以8000万元的代价有偿兼并了有6万多平方米厂房、2000多名员工，并已资不抵债的全国罐头生产骨干企业之一的杭州罐头食品厂，实现了“小鱼吃大鱼”，奠定了快速发展的基础，杭州娃哈哈集团公司正式宣告成立。
1996年，娃哈哈凭借与法国达能公司的合资，一举成为中国国内最大的饮料企业。最后，在与达能集团对“娃哈哈”商标的世纪争夺中获得决定性的胜利，一脚将达能集团踢开。
在娃哈哈的发展壮大过程中，其产权关系也逐渐理清。作为最早隶属于杭州上城区教育局的校办企业，“娃哈哈”难以抹去它的“国有”身份。
娃哈哈集团公司在1999年12月顺利申请了工商变更，变更为“杭州娃哈哈集团有限公司”，其股东已经增加到3个：“上城区国资局、职工持股会、宗庆后等39名自然人”。其中，上城区国资局国有股占到51%。
然而，2001年的一次股权转让，让这个公司发生了“质”的变化。杭州上城区国资局将5%的股权转让给了职工持股会，使自己的股权变成了46%，而职工持股会和宗庆后等39名自然人合计占到了54%。半年后，职工持股会又将5%中的一部分转让给了宗庆后本人，宗庆后最终占股29.4%。此举使上城区国资局失去了绝对控股权，“这实际上是宗庆后在股权上真正掌控娃哈哈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