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以逃避的全球化
人类所生活的地球，超过70%的面积被海洋所覆盖，海洋也成为人类沟通和交往最大的阻碍，再加上高原、沙漠的阻隔，早期的人类文明被分割成相对独立的几大板块：一块是欧洲、中东及北非，一块是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部非洲，一块是东方的中华文明，还有就是美洲文明。
由于帕米尔高原、青藏高原、横断山脉及东南亚热带雨林的阻隔，中华文明与西方阿拉伯世界及欧洲的沟通只能通过有限的丝绸之路。丝绸之路的兴盛主要在汉唐两朝，成为欧亚大陆的交通动脉。但因为长时期的战乱，再加上北方少数民族的相互征伐及奥斯曼帝国的崛起，陆上丝绸之路逐渐被历史淹没。
陆路的沟通是异常艰难的，其成本也非常高昂，随着帆船的发明，通过海洋加强世界各地的联系成为可能，帆船借助风力，它带来了船舶动力的第二次革命。在将全球连成一体的伟大历程中，阿拉伯人无疑是先行者，他们不仅因为强大的航海技术控制了地中海，还将红海、波斯湾、阿拉伯海、印度洋及东南亚连成一个整体，加强欧、亚、非三大洲的联系，阿拉伯半岛的众多城市成为东西方中介贸易的重要商埠。
公元711年，阿拉伯帝国倭马亚王朝进军伊比利亚半岛，半岛上的西哥特王国随之灭亡。随着阿拉伯帝国的扩张，阿拉伯的能工巧匠将先进的航海技术带入伊比利亚半岛，其中就包括帆船制造及驾驶技术。15世纪末期，阿拉伯帝国衰落，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和西班牙先后建国。当时，欧洲大陆刚从野蛮的中世纪解脱出来，凭借阿拉伯统治者丰富的遗产，葡萄牙及西班牙两国一跃成为欧洲大陆的强国。
凭借先进的航海技术，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开始了改变世界的航行。1488年，葡萄牙人迪亚斯到达非洲最南端的好望角，撒哈拉沙漠以南的南部非洲逐步摆脱了孤立的状态；1492年，在西班牙皇室的资助下，意大利人哥伦布到达加勒比海，美洲大陆第一次建立了和其他文明的联系；1498年，达?伽马到达印度，打破了奥斯曼对欧亚航线商贸航线的垄断；麦哲伦则在1519～1522年完成第一次环球航行，使世界各大洲真正意义上脱离了孤立发展的状态，联结成一个整体。
地理大发现拉开了全球化的序幕，葡萄牙人到达非洲西海岸后，逐步展开了罪恶的黑奴贸易，同时也把黄金、甘蔗、棉花、粮食等运回宗主国；达?伽马到达印度后，满载着宝石、香料回到葡萄牙。
1768年英国人瓦特与伯明翰轮机厂的老板马修?博尔顿合作，专门研制了一台用于船舶推进的特殊用途的蒸汽机，这就是世界上早期蒸汽机船上普遍使用的博尔顿—瓦特发动机，从而完成了船舶动力的第三次革命。
机械力取代自然力大大缩短了轮船往返世界各地的时间，地球第一次变成一个大的村落。19世纪的各大洋是蒸汽机船的天下，由于蒸汽机船的出现，最终使帆船驶进了船舶博物馆。
正是因为以蒸汽机为动力的轮船、机器大工业的出现，欧美各国建立了对农耕文明及游牧民族的绝对优势。葡萄牙之后是西班牙，然后是荷兰、英国轮番展开对海上霸权的争夺，小小的地球最终被它们瓜分完毕，世界也成为一个难以分割的整体。
直到20世纪50年代为止，世界范围内的全球化都是单向的。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众多国家在欧美国家坚船大炮的威逼下，纷纷打开国门，成为欧美发达国家的原料来源地和商品倾销地，成为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附庸。
真正打破这种平衡的则是一个不太起眼儿的冷冰冰的金属箱子——集装箱。就像很少有人注意到马镫的发明是如何改变人类历史进程，也很少有人想到集装箱会改变世界，成为经济全球化的加速器。
在集装箱未大量使用前，航运货物都是装进麻袋、纸盒、木箱内。数以万计的码头工人将一箱箱或一袋袋的货物搬进一个个大钢丝网兜中，然后用码头（或船上）起重机吊进船舱里，再由守候在舱底的装卸工人把它们一一搬出网兜，整齐地摆放在船舱内，货物到港后仍需由码头工人逐件清点装卸。
一艘5000吨级散货船要5～7天才能装卸完毕，在货物搬运的过程中经常出现破损、失窃的情况，而且装卸过程易受雨雪天气影响。这导致了高昂的运输成本，跨国销售非常不合算，阻碍了世界范围内大规模的商品交易。
而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商人马尔科姆?麦克莱恩看到这种运输方式的低效率，提出建造码头货运场站的设想，让卡车沿着斜道开上专门设计的轮船，并卸下拖车。轮船可以运载拖车至纽约等港口，船只到港后，将拖车用其他卡车头接走。这样就可以实现“海陆联运”，这便是集装箱运输的雏形。
后麦克莱恩对最初的设想进行了改进，将拖车车厢与卡车底盘分离，装船时仅吊装车厢，就可以节省1/3的空间，而且车厢可以多层堆放。船只到港后，再用吊车将车厢吊起，放到一辆空着的卡车底盘上，固定后运至目的地。
集装箱的运输方式节省了大量的人力，加快了货物的流转，这些都最终转化为低廉的运输成本，集装箱运输仅为以前散装货轮的6%左右。麦克莱恩将近垂死的海航运变成了最具发展前景的行业。
在集装箱运输兴起以前，全世界的制造商大多聚集在美国五大湖区与大西洋两岸，商品的生产地和销售地不能相隔太远。集装箱的兴起带动跨超大洋的货物运输出现超常规的增长，数以万计的制造业企业，纷纷将工厂搬迁至成本低廉的地区。纽约、利物浦等城市数以百万计的码头工人及与港口相关联的制造业、运输业、服务业员工失业，当地经济迅速衰败。
随着欧美生产企业陆续外迁，新加坡、香港、高雄、釜山、西雅图等港口城市在产业转移过程中趁势兴起，“亚洲四小龙”成为世界经济中最耀眼的明星，巨大的经济成就带动了房地产、金融的发展。
至2008年，全球港口集装箱吞吐量已经突破了5亿标准箱，达到历史最高值。一个小小的集装箱促成了世界范围内的产业大转移，使全球产业分工体系逐步形成，世界经济一体化成为现实。
因为集装箱运输的出现，经济落后国家终于可以发挥他们最大的优势——低廉的劳动力成本，单向的国际贸易自此更改，这加快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经济积累的速度。
资本是没有国界的，追求超高的投资回报永远是资本的本性。在商品的成本中，劳动力是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由于经济高度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劳动力成本普遍偏高，同时也因为产业升级的需要，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资本家为了追求更低的生产成本和更高的利润纷纷将视角转向国外，世界范围内发生了三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
第一次产业转移发生在二战结束以后，主要是从欧美转向日本、西德等国，这使日本和德国经济迅速重振；第二次产业转移则发生在20世纪60～80年代，美、德、日等国转向东亚、拉美等地区，亚洲“四小龙”的乘机兴起是本次产业转移的标志性事件；第三次产业则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美、日、欧、亚洲“四小龙”等国家与地区低端加工制造转向中国、东盟等国。
在前两次产业转移中，被转移国纷纷靠廉价的劳动力、加工制造业迅速完成了早期的积累，最终一步步向高端发展。对中国而言，如何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呢？在不可逃避的全球化面前中国是如何一步步扫清前进中的障碍的呢？
中国人来了
虽然蒸汽轮机及集装箱的出现使经济全球化有了硬件基础，但在国际商贸往来中，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喜欢把自己的国门敞开，任由国外优势商品的冲击。虽然可以让本国居民享受到物美价廉的国外商品，但它却关系到本国产业的生死，直接影响到就业，最终关系到国家的稳定。
当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其产品的竞争优势很快体现出来，国际贸易自由化成为英国经济学家的口头禅，无论是亚当?斯密的《国富论》还是李嘉图的《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都是自由贸易的坚定支持者。李嘉图甚至还发明了“比较优势”这一理论，就算本国产品没有竞争力，仍可以在国际竞争中获得好处。
但作为经济落后国家，贸易自由化却好比一剂毒药，绝对不能服用的。德国是工业革命的后起之秀，在产品竞争力方面远逊于英国，自然不敢喝下英国经济学家送来的迷魂汤。德国的经济学家弗里德里希?李斯特就认为贸易政策应服从国家利益，服从发展生产力的需要，服从发展工农业的需要，不要把“唯利是图”的自由贸易原则强加于自身。
当本国某行业受到国外该产品猛烈冲击时，关税会成为最有力的武器，关税的税率可以提高到国外产品丧失竞争力为止。但过分的贸易保护并不是件好事，很容易引起连锁反应。1929～1933年，美国错误的、保守的关税政策就把世界拖进了阴沟里。
在1929～1933年的“大萧条”中，美国于1930年6月通过了贸易主义保护法案——“史默特—哈利关税法案（Smoot-HawleyTariffAct）”。
美国开始大幅提高关税，尤其是对制造工业产品，进口关税税率平均是40%～50%，常常超过60%以上。相比于美国上一次的高关税率的1891～1894年，还要高出5个百分点。
结果就是报复美国的高关税，在1931年底之前，25个国家提高了对美国产品的关税，导致了新一轮的保护主义在世界蔓延。
1929～1934年，世界贸易减少了66%。当然，不能把所有的减少都算到关税的变动上来，因为大多数国家的经济在萧条中萎缩，但是，不可否认，这个法案在当时的情况下，对大萧条从广度到深度，都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从美国的自己的数字来看，1929年美国进口13.34亿美元，出口23.41亿美元，到了1932年，进口降到了3.9亿元，出口降到了7.84亿元。进出口两头都没了2/3，自然对工作机会有打击。而国家贸易的急剧减少，自然会打击大家的出口业。
由于关税保护是一件“杀敌一千，自损八百”的馊主意，自“大萧条”后，各国就开始探讨如何一起降低关税，避免重蹈“大萧条”中竞相提高关税导致经济加速下滑的覆辙。1946年2月，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不久，联合国经社理事会举行第一次会议，会议呼吁召开联合国贸易与就业问题会议，起草国际贸易组织宪章，进行世界性削减关税的谈判。
意愿是美好的，现实却非常残酷。一旦涉及本国的利益，那可不能松动一步，在制定世界贸易规则的时候，各国的分歧便达到难以愈合的地步，最初预计的“国际贸易组织宪章”夭折。但最后大家还是达成妥协，关贸总协定（GATT）的23个发起国于1947年底签订了一个缩水版的临时议定书，中国也是当时的发起国之一。
仅从成员国数量来看，关贸总协定在当时就不是一个全球性的组织，它实际上是以美、英、法三国组成的一个利益集团。
当时世界上另外一个大国——苏联也组织起了一个与“关贸总协定”分庭抗礼的组织，那就是“经济互助委员会”，简称经互会。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美国凭借其雄厚实力提出“马歇尔计划”，帮助其欧洲盟国恢复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濒临崩溃的经济体系，并同时抗衡苏联和共产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进一步渗透和扩张。斯大林认为该计划会严重威胁到苏联对于东欧的控制，不久，苏联就出炉了著名的“莫洛托夫计划”。
该计划主要包括了苏联对东欧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援助以及发展东欧国家对苏联的贸易，并以当时苏联外长维亚切斯拉夫?莫洛托夫的名字来命名。“莫洛托夫计划”也就是后来经济互助委员会的雏形。
仅在“关贸总协定”成立一年多之后，1949年1月5～8日，苏联、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等6国政府代表在莫斯科通过会议磋商后，宣布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新中国没有加入“关贸总协定”，为了不受制于苏联，仅成为苏联的一个仆从国，中国也没有加入经互会，中国以独立的姿态成为世界大家庭的一员。
改革开放之后，为了参与全球的经济分工协作，1986年1月10日，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会晤关贸总协定秘书长亚瑟－邓希尔时表示，中国希望恢复在GATT中的席位。中国政府也开始了漫长的重返GATT之路。1994年，GATT被世界贸易组织（WTO）所取代，中国又开始为成为WTO的成员国而努力。
中国入世谈判之路异常地艰辛，欧美发达国家为中国重返WTO设置了重重障碍，添加了众多苛刻的条件，阻止中国享受经济全球化带来的好处。
拨得乌云见日出。在双方共同的努力下，2001年11月20日，世贸组织总干事迈克尔?穆尔致函世贸组织成员，宣布我国政府已于2001年11月11日接受《中国加入世贸组织议定书》。2001年12月11日我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成为其第143个成员。
中国人终于回来了。由于苏联的解体，早在1991年6月28日，经济互助委员会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正式宣布解散，世界再一次进入欧美主导的世界经济秩序。
虽然加入了WTO，但中国似乎很难完全享受到经济全球化的好处，早在中国加入WTO以前，欧美就已经给中国戴了一个紧箍咒——纺织品配额。
纺织品配额是指我国与对我国的纺织品和服装有配额限制的国家和地区（美国、加拿大、欧盟、挪威、土耳其）签订的纺织品协议中，具体规定了每一协议年度准予进入该国家或地区的纺织品服装的类别和数量。这种措施起源于日本1955年“自动限制”对美国的棉纺织品和服装出口，这严重背离关贸总协定的非歧视原则。
为什么欧美各国对中国纺织品出口单独设限呢，这背后其实有深刻的原因。
18世纪以前，英国的棉织品质地低劣，在印度、中国的棉织品面前没有丝毫的竞争力。当时穿着中印棉布衣服风靡一时。为了保护本国纺织业的发展，1700年英国议会通过法令，禁止从印度、中国和伊朗输入染色的棉织品，法令宣称：输入的棉货“消耗国家的财富……夺去人民的工作”。英国在工业革命后大肆鼓吹经济自由化时，却忘记了自己曾经奉行的“闭关锁国”政策。完全自由的贸易显然是不存在的，只存在符合自己利益的贸易。
英国在打败了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获得了海上的霸权，但英国并没有形成独霸的地位，英、法及先行的西班牙、葡萄牙、荷兰等共同瓜分着广大的殖民地。一个连自己的衣服都是靠从别人那里进口的国家，想要迅速称霸，似乎还少一些说服力。
1761年，英国皇家艺术学会曾专门悬赏鼓励人们发明新型纺织机，可见英国人极力想在纺织品上打个翻身仗。英国人的好运气来了，1765年“珍妮纺纱机”问世，功效一下子提高了16～18倍，使英国人终于可以摆脱国际贸易中的尴尬地位。棉纺织业是在工业革命中起带头作用的行业，它推动了煤炭工业、钢铁工业的发展，加速了蒸汽机的研制，而这又为英国开辟了一条通往帝国的坦途。
因为有丰富的煤炭资源，可以为英帝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使英国这个中年老妪一时间红光满面，精力充沛，胜过众多地球村里的壮小伙。当英国工业革命完成之后，廉价的纺织品如潮水般涌向世界，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这为英国带回了巨大的利润，成为控制其他国家最有力的武器。
纺织品成为成就英国霸主地位最重要的条件，历史在美国身上又重新演绎了一遍，美帝国的崛起也来自于纺织品。
美国是一个移民国家，建国之初，美国国内总人口仅有390万。而从1820年到1920年的100年间，美国一共接纳了大约3350万移民，形成美国持续百年的移民潮。据统计，1871～1892年，来自西欧和北欧的移民中，有大约1/4是熟练工人，他们带来了钢铁、纺织等工业技术，成为美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力量。
英国自然知道技术保密的重要性，也曾千方百计限制技术工人移民到其他国家。按英国人的最初设想，美洲是英国的牧场、奶站和粮仓，源源不断地为英国提供纺织用的原料及奶制品，而亚洲等地则是英国的销售市场，这样将使英国永保世界霸主的地位。然而英国美妙的设想在人类对财富永无止境的追求面前也是不堪一击。
曾被美国第七任总统杰克逊誉为“美国制造业之父”的塞缪尔?斯莱特移民美国后，凭借其盗取的英国纺织业的秘密，在美国成功复制出了高效棉纺机，并办起棉纺厂，使美国快速完成工业革命，积攒下第一桶金，有了以后称霸世界的资本和家底。
虽然有纺织品的配额限制，但日本、南美等地仍靠纺织品完成了原始的积累。纺织品似乎成为一个大国崛起最大的秘方，欧美无论如何也不想让纺织品的故事在中国身上重演。
我国是世界纺织品第一出口大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一直在我国出口总量中占据较高比重，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额约占全球纺织品、服装出口总额的1/6，国际依存度在40%以上。到加入WTO前夕的2000年，我国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额为521.7亿美元，占当年全国出口总额的21.36%，占世界纺织品和服装出口总量的14.7%。
图：1992-2004年全国纺织品出口统计数据
（数据来源：北京市商务局对外贸易管理处）
在关贸总协定中，纺织品和农产品一样，长期被排除在外，直到1993年底才达成协议勉强同意将纺织品纳入关贸总协定调整范围之内，定于2005年取消配额。在欧美等发达国家看来，纺织品是中国最重要的外汇来源，给中国纺织品出口设置限额，等于给中国的发展戴了一副枷锁，中国的发展节奏就可以完全在欧美的掌握之中。
然而事实并没有如欧美所愿，欧美的如意算盘最终落空了。
中国式出击
2009年12月15日，研究了25年，连接香港、珠海及澳门的港珠澳大桥终于破土动工，预计将于2016年底建成通车。是什么让一座大桥如此大费周章呢？
港珠澳大桥最早在1983年前由香港和合集团主席胡应湘提出，但港英政府以一个“无需求”拒绝了建议。后珠海市对该项目表达了强烈的兴趣，经过积极争取，伶仃洋大桥项目于1997年12月30日获得了国务院的批准立项，但回归后的特区政府仍无动于衷。
到了2000年后，特区政府却着急了，希望工程能尽快动工。这时问题就来了，如果仅连接香港、珠海、澳门三地，每年的车流根本不足以保证项目赢利。后有人提出将深圳加进去，变仅连接香港、珠海、澳门的“单Y”为“双Y”，这将把珠江东西两岸紧密连接起来，将变成一个赢利项目，但工程最终的施工方案却是“单Y”方案。
一个基本上没有赢利前景的项目为什么仓促上马呢，为什么撇下深圳，这背后显然是香港人的小算盘。
当香港迎来21世纪之后，保持香港的竞争力便成为香港最大的目标。港珠澳大桥的兴建最主要的目的并不是连接澳门，澳门的经济力量实在有限，香港便将眼光投向了珠海及粤西的肇庆、阳江、中山、茂名，甚至广西、贵州等地，靠着这些地方的支持，香港所依赖的转口贸易将能继续维持，这也将从根本上提升香港的国际竞争力。
香港的盘算能如愿实现吗？结果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香港的竞争优势并不可能因为一个港珠澳大桥的修建而得到根本的改变，香港在港口方面不仅受到临近广州南沙港、东莞虎门港及深圳盐田港、大小铲岛等的竞争，香港面对的是一个已经完全开放的大陆。
1949年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外交政策非常明确：新中国将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自然也包括英国强占香港岛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但国家领导人决定“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这成为一项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超越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的“现实主义”的战略决策。
事实证明，大陆利用香港、澳门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和中国经济建设作出巨大的贡献。而从香港的发展历程来看，也正因为作为新中国的一个经贸窗口，才成长为一个国际化的大都市。
香港是中国南方边陲的一个小岛，面积狭小，自然资源贫乏。但在割让给英国后，它成为中国历次动荡的最大受益者。1851年，太平天国运动在华南兴起，内地大批居民避居香港，其中许多富商、买办和其他富裕人家携资前往，这使香港迎来了第一次大发展，其后抗日战争、中国的解放战争又使大批内陆厂商迁往香港，香港日趋繁荣。
新中国成立后，香港对内地贸易额逐年扩大，在1949年和1950年中分别上升66%及74%，大大超过1947年至1949年每年增长35%的水平。（黄国林，《香港经济边缘化问题研究》，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7年）
从对内地的转口贸易和航运中，香港获得了巨大的利益。但随着美国对香港的封锁禁运，香港转口贸易衰落。
而后香港利用来自祖国内地和东南亚的资金、劳力等，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走“出口导向型”的工业化路子，完成了转口贸易港到加工贸易型工业城市的转变。随着70年代世界石油危机的爆发，香港出口受阻。
但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香港迎来了巨大的发展机会。中国内地约60%的外贸是通过香港进行的，75%的国际资金是通过香港筹集的，这就促进了香港作为世界最大潜在市场的进入通道的独特地位逐步形成。（赵炳章，“香港经济发展的历程、主因及未来”，《当代经济科学》1997年第4期）这吸引国际上主要的服务公司在香港设立分公司或办事机构，香港成为世界最重要的金融中心，在较短的时期内变成了亚洲“四小龙”之一。
但随着中国对外开放的扩大，香港这个窗口的作用越来越小，它在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地位逐步下降。在2006年，香港政务司司长在公开场合警告香港日益“边缘化”。香港的港口运输的市场份额逐步被上海港、深圳港、青岛港所削弱。
上海港2010年首次超越新加坡港，以64万标准箱的领先优势坐上全球第一大集装箱港的宝座，从而成为全球货物吞吐量、集装箱吞吐量均排名第一的双料“冠军”，深圳港、宁波—舟山港、广州港、青岛港等对香港形成夹逼之势。
香港唯一的出路其实是北上寻求与深圳的融合，寻求更大的经济腹地，以深港两地的经济实力，足可以和世界任何大的城市群相提并论，在深港一体化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强化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但犹豫的香港人却走了一条不同的路，希望通过港珠澳大桥的兴建来维护自己的地位。
而反过来，我们也可以从香港地位的逐步衰落看出中国在全球化的浪潮中逐渐游刃有余，成为最重要的参与者。中国加入WTO，这也成为中国经济在21世纪初高速增长最重要的推动力。
前面提到的纺织品配额，似乎成为中国全面参与国际分工的重大障碍。2005年全球纺织品配额取消后，中国的纺织业并没有迎来人们所期望的“井喷”现象，纺织品和服装出口遭到重新设限，中国与美国、欧盟因为纺织品的贸易摩擦不断增加，中国也成为“全球唯一遭受美欧纺织品设限的国家”。（迟志锋，“浅谈纺织品配额问题”，《中国纤检》2008年第3期）
为了扩展企业的生存空间，中国某些纺织品企业用转口的方式规避欧美纺织品配额的限制，先出口到香港、澳门、新加坡等地，再转口到欧美。
但欧美仍不放过，美国海关开始严加审查从香港、澳门出口到美国的纺织品，美国有关部门亲自到港澳实地核查工厂及工人，估算香港本地纺织品的产能，严禁内地纺织品利用香港来非法转口。此外，美国与印尼签署了《防止通过印尼向美国非法转口纺织品服装谅解备忘录》，以防止中国个别纺织企业利用印尼的产地证明向美国进行非法纺织品服装转口贸易。
但东方不亮西方亮，欧美虽然在纺织品上留了一手，但中国WTO成员国的身份给了中国一道护身符，根据WTO的规则，欧美并不能限制中国其他商品的出口，欧美也不能动不动就抡起贸易大棒。中国有如日本的20世纪50～70年代的经济腾飞，也没有被纺织品配额捆住手脚一样，中国一方面积极发展一般贸易，同时机电产品慢慢成为出口创汇的主力军。
纺织品贸易总额在出口货物中的比重不断下降，而机电产品则不断上升，2010年，中国机电产品出口总额高达9334.3亿美元，占到出口总额的60%，而纺织品及服装则下降到13%。机电产品的爆发主要因为改革开放前30年中国已经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工业体系，特别是重工业已经颇具规模，当完成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后，其蕴涵的活力便被激发出来，
中国不再仅是一个靠简单加工赢得出口市场的国家。仔细分析海关总署公布的贸易统计报表，会发现一些有意思的现象，中国人把“加工贸易”和“一般贸易”分得非常清楚。加工贸易是指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和技术，加工成成品后再出口，这里面技术含量较低，只相当于跨国公司的一个生产车间，而一般贸易则是积极参与世界竞争的结构，大多数生产环节都在国内，销售在国外。随着中国产品国际竞争力的不断加强，一般贸易在出口总额的比重也逐年上升，2010年中国出口中一般贸易额为724亿美元，占到出口总额的47%，而在2002年，这个比重为41.8%左右。虽然只有5个百分点的增长，但这却增加了中国贸易出口的主动权，逐步降低了外商撤资对中国经济冲击的风险。（数据来源：海关总署海关统计数据）
2009年德国年出口总额为8032亿欧元，相当于1.12万亿美元，比上年减少了18.4%，少于中国的1.20万亿美元，中国的年出口额首次赶超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出口国。
中国世界第一出口大国地位的取得，并不是打开国门就可以轻松获得，酒香也怕巷子深，中国商品最终如潮水般涌向世界，除了物美价廉，更重要的还在于一群在海外不断开拓的中国人。
中国一直是开放的国家，有悠久的商贸传统，自古以来，中国人就是“全球化”的积极参与者。武帝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武帝欲联合大月氏共击匈奴，张骞应募任使者，汉武帝的目的达到了，也促成了中国和中亚及欧洲的商业往来。通过“张骞出西域”开辟的贯穿亚欧的大道，中国的丝、绸、绫、缎、绢等丝织品，源源不断地运向中亚和欧洲。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中国人还建立了海上丝绸之路，通过东南亚和印度、斯里兰卡的海上交通，开展海外贸易。商人、水手可往东南亚进发，其中一部分人定居于当地，成为第一代的海外移民。
明朝，郑和下西洋开始了华人历史上第一次海上远征。郑和率领200艘船舰组成的船队在南洋各地访问。从1405～1433年的28年间，郑和7次下西洋，率船队远航30多个国家，最远抵达非洲东岸及红海沿岸港口。
然而，中国人真正走向全世界，则是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在“中国制造”的推动下，中国巨龙的触角延伸到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海外的中国人为中国的发展搭建了一个更加广阔的平台。在欧洲、北美、西亚、非洲，中国人经营的商城、建筑公司、制鞋厂、餐馆不断增多，中国逐步成为全球化最重要的参与者。
在海外的拓展中，温州人无疑是先行者。温州人把世界纳入他们资本的“势力范围”之下，成功地扮演了中国“全球化”推动者。特别是在非洲，温州人是中国人中最早注意到其经济新大陆价值的群体，成了21世纪最初几年在非洲这片土地上获利最大的赢家。
温州人走到哪里，“中国商城”也开到哪里。1999年底温州人吴建海在喀麦隆，2004年南部非洲浙江商会会长、南非胡氏国际贸易集团董事长胡李明在“黄金之都”约堡，同样是2004年，温州人开始在非洲几内亚首都科纳克里，另外温州人已经在美国、俄罗斯、德国、荷兰、阿联酋等国家建起“温州商城”。在中国进入WTO的大背景下，温州人的步子迈得更快、更大了，中国制造也成为中国人的最新形象。
财富脸谱：可怕的晋江系
据统计，自21世纪初开始，福建晋江地区的运动鞋生产企业在中央电视台五套“体育频道”打广告呈跳跃式递进：2000年有16个，2001年为33个，2002年为36个，2003年已经达到44个。中央电视台第五套似乎成为福建晋江的运动鞋企业的一场广告内战，人们戏称央视五套是“晋江运动鞋频道”。
孔令辉、王楠、蔡振华、李永波、谢霆锋、张柏芝、吴奇隆、孙燕姿等体育、娱乐明星轮番登场，作为品牌运动鞋的形象代言人，他们随着奥运会、世锦赛、世界杯、国内联赛等各大重要赛事而成为荧屏的宣传重点。
1990年左右，在晋江几十公里外的福建莆田市是福建省生产鞋的一个主要地区，耐克公司将台湾等地的运动鞋加工厂搬迁到当地，而晋江那时候主要加工一些“劳保鞋”。后来，耐克公司取消了在莆田市的加工厂，而这次撤厂却给了晋江创业的一个绝好良机，利用由此产生的大批熟练工人和当时运动鞋巨大的需求，晋江鞋业迅速蓬勃发展起来。
晋江发展鞋的外销，有天然优势。这里是著名的侨乡，根据有关部门统计数据，本地人口的数量大约在100万左右，而遍布世界各地的晋江华侨却达到300万人。在这种有利因素的作用下，具有价格优势的晋江鞋开始出口，市场遍及东欧、中东、南美、北非等地。
晋江现知名及大型制鞋企业在经营前期大都做过OEM（代工生产）加工商，但OEM对于企业发展来说并非长久之计，很容易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而福建当时做代工的优势并不如广东。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不少制鞋厂商开始改变经营策略，尝试做品牌，“安踏”成为最早创品牌的企业之一。
丁志忠在家庭的资助下，1994年在家庭作坊的基础上，建立了安踏公司。1999年安踏正是在签约乒乓球冠军孔令辉后开始为市场所熟知，体育明星+央视广告轰炸成为晋江鞋企制胜的法宝，2007年7月安踏在香港交易所上市。
除了安踏之外，晋江还有众多的鞋企，它们之间形成了产业集群。丁建通于1996年将制鞋公司改名为“别克”，因与美国通用汽车公司旗下的汽车品牌相同，2004年更名为“361°”，2009年6月在香港上市；许景南于1989年注册了“匹克”商标，2009年在香港上市；丁思强于1997年从鞋底
制造转入制鞋业，2004年创建美克鞋业，2010年在香港上市。晋江系的发展甚至对国内运动品牌的“一哥”李宁构成了威胁。安踏体育2010年度全年营业额74.08亿元，同比增26.1%，净利润15.51亿元，同比增24%。这已是安踏体育自2007年以来，净利润连续四年超越李宁。在安踏之后，361°、特步、匹克、鸿星尔克也对李宁步步紧逼，不断扩大自己的市场份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