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州“八大王”的起落沉浮
温州位于浙江省东南部，东濒东海，四条大江清江、瓯江、飞云江、鳌江在此注入大海，是一座典型的山水江海交融的滨海城市。温州雨水充沛、空气湿润，农作物一年三熟，这也很容易让人们将它与江南鱼米之乡联系起来。
虽然温州山水秀美，有富饶的沿海冲积平原，然而巨大的人口成为温州发展的沉重负担，历朝历代，温州人都在与稀缺的土地资源作斗争。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截至2010年底，全市常住人口912.21万，超过省会杭州的870万，国土面积却仅为杭州的70%。
由于武夷山脉的阻隔，温州地区长期孤悬南隅，受儒家文化影响相对较小，文化较为封闭，根本不受儒家“重农抑商”思想的束缚。南宋时期，温州出现了以叶适为代表的著名永嘉学派，与当时朱熹的道学、陆九渊的心学三足鼎立。这个学派提出事功学说，主张“通商惠工”、“利义并行”，把物质看成道德思想的载体，把通过辛勤劳动拥有物质财富看成是光荣的事。到19世纪末，温州的陈虬、宋恕、陈黻宸并称“东瓯三先生”，他们提倡“齐商力、捷商径、固商人、通商法”，开时代风气之先。
人多地少的矛盾迫使温州致富欲望强烈，不安于现状，不墨守成规。早在1876年，根据《中英烟台条约》的附约，就把温州开辟为对外通商口岸。这些都使温州有着久远的经商传统、思想开放，重视手工业制造，其商业文化或者说市场经济文化较为发达。
新中国成立后的30多年，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各地的经济都纳入中央的统筹规划，缺乏自主权，稍有冒头的私营经济被当成“资本主义尾巴”割掉了。在这时，温州人的商业传统受到严重的压制。当改革开放的春风吹来，温州人的商业意识也快速复苏。
和其他城市和地区相比，温州的官员似乎更急切地期盼商业的回归。由于温州地处海防前线，是防止台湾反攻第一道防线，解放后政府在这里的投资寥寥，国家在28年中只投入仅6.7亿元，而同期同省的宁波则高达83亿元，温州有的县就是“国有工业空白县”。
改革开放之初，全国实行政策松绑，这使温州人迸发出惊人的积极性和创造性。20世纪80年代初的温州市，从解放北路到五马街再到百里坊，小商铺如雨后春笋一下子冒了出来。居住在温州市解放北路83号的章家有7个子女，章华妹是最小的那个“七仙女”。为了解决生计问题，辍学在家的章华妹在自家门口放了一张小桌子，偷偷摸摸卖一些纽扣、纪念章、表带之类的小百货。
1980年，国家进行经济体制改革，温州被列为全国第一个试点城市，随后温州开展了扩大集体所有制工业企业经营管理自主权的试点工作。在父亲的鼓励下，章华妹到温州鼓楼工商所办理了一个个体工商营业执照。
1980年12月11日，温州市工商行政管理局的鲜红印章盖在一份特殊的营业执照上——工商证字第10101号。不经意间，章华妹成为中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第一个个体工商户并没有给章华妹带来太多的荣耀和实惠。2004年,温州电视台和浙江电视台联合举办了一个活动，寻找全国第一名个体工商户，通过当地派出所找到章华妹。章华妹才知道自己是全国第一个个体工商户。
在当时，温州名气最大的莫过于温州乐清柳市镇的“八大王”，他们分别是：螺丝大王刘大源、五金大王胡金林、目录大王叶建华、线圈大王郑祥青、矿灯大王程步青、供销大王李方平、机电大王郑元忠、旧货大王王迈仟。他们凭着灵活的头脑和敢为天下先的精神率先开始了个人创业，并大跨步成为富得冒油的柳市有钱人。
我们可以通过一组数字看当时温州个体工商企业的繁荣，在当时，温州的个体工商企业已超过10万，约占全国总数的1/10，而奔波各地的经销员更多达30万人，已蔚然成为一支让各地国企头痛不已的“蝗虫部队”。
然而好景不长，温州“八大王”遇到了一个难以逾越的坎。1982年，全国经济趋热，四处乱冒的个体私营经济对原有的计划体制造成冲击，中央政府发动经济整肃运动，对“兴风作浪”的个体工商企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整治行动。1月11日和4月13日，国务院两次下发严厉文件，“对严重破坏经济的罪犯，不管是什么人，不管他属于哪个单位，不论他的职务高低，都要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不允许有丝毫例外，更不允许任何人袒护、说情、包庇。如有违反，一律要追究责任”。枪打出头鸟，因发展私营经济而备受争议的浙江省温州地区成为一个典型，“八大王”首当其冲。
矿灯大王程步青最先被逮捕，被宣布判刑4年；叶建华、郑祥青、李方平和王迈仟相继被判刑；郑元忠潜逃在外，后被看守所收容，在里面关押了186天；胡金林从上海、北京流窜到东北，甚至在当年土匪猖獗、著名小说《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的老巢夹皮沟躲了很长一段时间，直到两年后的1985年1月15日，他以为风头已过悄悄溜回柳市，当夜就被警察捕获。
唯一逃脱惩罚的是“螺丝大王”刘大源，在整整3年里，他像老鼠一样四处躲藏，有时身无分文只好到垃圾箱里翻拣东西吃，等他再次回到柳市，人枯形瘦，相熟亲朋竟有大半不敢相认。（吴晓波，《激荡30年》上册）
到1982年底，全国立案各种经济犯罪16.4万件，结案8.6万件，判刑3万人，追缴款项3.2亿元。刚刚在中国经济舞台崭露头角的个体经济遭受灭顶之灾，对温州“八大王”的高调讨伐，令全国民营企业噤若寒蝉。“八大王事件”一直如乌云笼罩在温州和浙江上空，温州经济生产遭到严重打击，其工业产值在1980年的增速为31.5%，到1982年却下滑为-1.7%，其后三年一直徘徊不前。
当时“八大王”的罪名都包括“投机倒把罪”。投机倒把罪的行为内容过于庞杂，和玩忽职守罪和流氓罪等并称刑法中的三大“口袋罪”。在经济领域里，因此有“投机倒把是个筐，什么罪都可往里装”的说法。
1984年1月1日，中共中央下发《关于一九八四年农村工作的通知》，文件主要内容是要继续稳定和完善联产承包责任制。文件明确提出，鼓励农民向各种企业投资入股，兴办各种企业，国家要保护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时任温州市委书记的袁芳烈深感“八大王案不翻，温州经济搞活无望”，他紧紧抓住中央一号文件的机会，为“八大王”翻案。他组织联合调查组，对全部案卷进行复查，得出结论是，“除了一些轻微的偷漏税外，八大王的所作所为符合中央精神”。用唯物主义的眼光看，这八个人是市场经济中先富起来的个体私营经济的代表人物，是农村的希望，是农民的榜样。
当时乐清内定下来枪毙十个典型，有强奸的、抢劫的，胡金林属于投机倒把的典型，其他九个都毙了。胡金林在监狱里被关在重刑犯单间里，他已彻底绝望，做好了判重刑乃至被枪毙的准备。但过了66天后，4个公安人员来到胡金林的面前，宣布他被无罪释放。所有“八大王”被收缴的
财物从国库拨出，如数归还，并以英雄般的方式被请回家。温州“八大王”并不算大人物，当他们被举国通缉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的资产超过50万元，在事件之后，他们也大多平凡无奇，重回芸芸众生，有所成就的则只有郑元忠和胡金林。出狱后，郑元忠重操旧业，办了一家开关厂。90年代初，不惑之年的郑元忠又到温州大学读国际贸易专业，成了温州大学年纪最大的学生。毕业后，他突然转做服装行业，创办“庄吉”服装有限公司，并请香港明星吕良伟做品牌代言，这家公司后来成为温州服饰业中较成规模的一家。
胡金林则远走柬埔寨，成为柬埔寨中国商会的副会长，其经营的“三林电器”曾是柬埔寨市场上最大的电器品牌，后入一个全新的经营领域——合资成立了一个农业开发集团,在柬埔寨东北部开发一万公顷的橡胶林。
与“八大王”一起衰落的还有中国的个体工商业。国家工商总局的数据显示，1999年我国实有个体工商户3160万户，到了2004年，这一数字下降为2350万户。其后又有上升，据统计局发布的第二次全国经济普查数据公报数据，2008年末，全国共有个体工商户2873.7万户。从数字的变化中，我们可以看出，个体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的比重不断降低将可能是长期的，相反，私营企业无论在数量上还是从业人员上都在大幅上升，个体企业最后的归宿要么是不断发展壮大，要么被市场淘汰，其市场份额也被大型企业所吞噬。
同样，我们再看看中国改革开放曾经闪耀的“新星”也变得黯淡无光。集体企业曾为打破国企的垄断起到中坚的力量，经过不断股权转让、赎买，数量大幅下降。网络的泡沫过后，众多概念股也随风而逝，瀛海威、FM365等也只存在于某些人的记忆之中。在中央严厉的调控政策下，房地产也从疯狂向理性回归，其实任何中人都明白，如果任由房地产发展，香港房地产在1997年的遭遇便是中国房地产的明天。
1997年10月，东南亚金融危机刺破了香港房地产这个巨大的泡沫，更惊醒了无数投资者的发财梦，直接导致“负资产阶级“的产生——大批在巅峰时按揭购房的投资者即使将房产按市价销售后还欠银行一大笔钱，从而被深度套牢。
著名歌手王菲在1997年买入一套4800万港元、月供达29万港元的沙田松宝苑豪宅，被“风暴”刮去5万市价，半价出售也无人问津，但凭借一副好歌喉也慢慢撑过去了。而昔日“忧郁王子”姜育恒在印尼的房地产事业一夕倾圮，8年歌唱心血付诸东流，数百平方米的豪宅贱卖还债，还欠债千万，只能在“迟暮之年”重新行走江湖，一次次悲吟当年成名曲《再回首》。对于工薪阶层来说，可能只有两条路可以选择，要么自杀，要么申请破产。
聆听着众多财富故事，一起体会着创业的艰辛，也一道品尝着胜利的喜悦，要是自己处于当时的环境，也一定会怎么怎么样，而当面对现实时，可能又有些茫然，我们该如何去走自己的财富之路呢？
成功能否复制？
2011年4月27日，新华都集团总裁兼CEO唐骏现身南京林业大学，做了一场主题为“我的成功可以复制”的讲座。本来一场普通不过的演讲，临到尾声时却发生了意外，一位南京大学的大四女生当面质问唐骏的美国绿卡的由来，对“紫金矿业排污事件”的看法等，这让主办方及唐骏本人都稍许有些尴尬。当女生的问题被唐骏拒绝回答之后，她又拿出复印好的一沓“西太平洋大学”学位证书，希望得到唐骏的签名，再次碰壁，她最后又与其朋友现场分发“西太平洋大学”的学位证书复印件。最终这件事以校方将“不速之客”请出学校作为完结。
唐骏，基本上可以算国内知名度和关注度最高的职业经理人，头上戴着无数耀眼的光环，其履历足以震撼人心，风光一时无两。2004年唐骏以微软终身荣誉总裁身份从微软退休，并以260多万股股票期权出任盛大集团总裁。2008年唐骏以身价10亿元跳槽至新华都集团。其后出版《我的成功可以复制》，讲述他自己作为中国第一职业经理人的成长史。
然而，唐骏在2010年迎来多事之秋。科普专家方舟子通过网络爆料唐骏学历造假，其加州理工大学的博士学位根本是子虚乌有，最终唐骏承认他花费3000多美元获得了美国西太平洋博士学位。没看过《围城》的人恐怕还不知道方鸿渐和克莱登大学是怎么一回事，现在，有了唐骏的真人秀，西太平洋大学成了文凭作坊的新代名词。
在唐骏的成功经历中，大头贴和卡拉OK打分机一直是个重头戏，然而这两项专利并不太靠谱，方舟子对此提出了质疑：一、所有有关大头贴照相机的英文介绍都指出，大头贴照相机是1994～1995年由30岁的日本女人SasakiMiho发明的；二、第一个“卡拉OK打分”专利是Pawate在1998年获得的。唐骏没有获得过任何有关专利。
而《成功可以复制》这一本书中提及的很多经历最后都被证实为“虚构”，打工皇帝从职场偶像变成了嘲讽对象。唐骏的成功显然并不能复制，他成功有很多偶然的因素。一个人如果不断地在自己的履历上造假，很容易在行业内混不下去。
我们再来看一下头戴无数光环的万科。
在中国地产界，万科已经被塑造成一个神话，王石成为中国企业发展史上一个重要标志性人物。2010年对于万科来说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年，万科地产实现销售收入1082亿元。万科地产曾将美国普尔特房屋（PulteHomes）作为自己的标杆，是重要的学习和借鉴的榜样。而在2010年万科则将这些标杆企业踩在了脚下，将万科推向了顶峰。
在万科的发家史上，王石在玉米上的投机成功一直为人们所称道，在万科各种传记作品中一直是一个重点，王石通过玉米生意赚到的300多万也被称为王石的第一桶金。
1983年5月7日，王石乘广深铁路火车抵达深圳，随即来到深圳当时最有影响力的公司——深圳市特区发展公司（深特发）谋求发展，深特发的前身是深圳经济特区管理委员会，一个典型的“官商”。深特发提供营业许可证、银行账户，但不提供资金，赢利部分省外经委同深特发五五分成。
这时王石打算做什么，连他自己也不知道。通过市场调查，王石认为国内玉米不能直销深圳而转道香港，是因为运输瓶颈的问题。王石当即找到广东省海运局，而当时广东省海运局正研究开辟北方航线，苦于没有货源。而大连却发愁香港货物运输能力不足，玉米都堆在农民家中。于是，王石的机会来了，做起饲料中介商，做了三四个月，赚了40万元。
1983年8月，香港媒体的新闻报道说，鸡饲料中发现致癌物质。一夜间，香港人不再吃鸡肉，改吃肉鸽，畅销玉米成了滞销货，王石只得把30吨玉米以1.2万元的低价卖给鱼塘佬养鱼，相当于每吨400块。一役下来，赔了110万元，把白手起家赚的40万元搭进去，还有负资产70万元。
王石毕竟是王石，在玉米严重滞销的情况下，他找到大连粮油进出口公司，将所有1.5万吨玉米全收了，第二站天津，第三站青岛，把外贸库存的玉米全买下来，总共3万多吨。他赌香港人不可能不吃鸡。结果破釜沉舟的王石反而赚了300万元。
仅有这区区300万元就撬动了如今的“千亿万科”，这就奠定了万科以后飞黄腾达的基础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深特发”集团有一项特权，它曾掌握一枚深圳市政府审批进口的2号章（深圳市政府审批印为1号章），万科凭此关系有了进口的特权。按当时的政策，深圳市政府批准进口到特区的商品是不能销售到特区外的，但却不限制特区外的客户在特区内购买运出特区。经过玉米生意后的万科再不敢玩心跳的游戏，万科一下变成了当时风光无限的倒爷。
后来王石创办了深圳现代科教仪器展销中心。展销中心的经营手法同做玉米的“空手道”没有大的区别：先收内地需货企业货款的25%作为定金，然后向港商订货，按同样比例付款给港商，待货到深圳后，买方付清余款提货，收到款再付给供货商。
展销中心是收取买家人民币，而付给香港的则通常是美金或者港币。展销中心的业务之一就是把人民币兑换为外汇，其开展业务量的大小完全取决于换取外币的能力。在当时外汇管理非常严格的情况下，显然不是一般人能玩得转的。
当时有一个叫王春堂的人号称有3000万美元的“外汇留成”，这并非外汇的现金，而是一种“配额指标”，这在当时是某些大型国营贸易公司的特权。王春堂给王石的报价3.7元人民币兑一美元，而当时市场价格是4.2元，王石紧紧抓住了这个机会，通过市场一倒手，展销中心轻松赚到了500万元人民币。
1992年，万科将1984年到1992年的贸易记录整理了一遍，赚钱用黑字表示，赔钱用红字表示，结果红字多于黑字。这说明这么多年贸易的结果是赔钱超过赚钱。最后得出结论：万科超过25%的利润不做，这也被看成是万科成功的一大法则。显然，这不过是一种包装，没有贸易万科，就不可能有后来的地产万科。万科的发展史上，真正的第一桶金是来自体制的漏洞。
万科的第一桶金能复制吗？显然不能，当各种管理、体制的漏洞被堵上后，中国的创业者想要再通过外汇赚取差价无异于痴心妄想。
成功有时要靠一些运气，或者是机敏，潘石屹就算其中一个。
1992年8月，正在海南“淘金”的潘石屹已经靠炒房炒地挣到了自己人生的第一个100万，成为他后来发展的第一桶金。如果潘石屹在海南岛“再接再厉”，继续他炒房炒地的营生，估计后来在各种媒体中就不会出现他这个人了，他人生的彻底改变，来源于一个偶然的发现。
为了核实一个项目的审批情况，潘石屹以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的代价获准查阅有关内部资料。但这次查询内部资料却有一个意外的发现，海口市在建人均住房面积已达50多平方米，而同期北京人均住房面积才7平方米。
凭着直觉，潘石屹意识到，“海南的房地产要出事了”。包括冯仑、易小迪、王功权在内的6位合伙人马上决定分家，撤回北京发展。潘石屹预料的地产大崩盘在大约一年之后才正式爆发。政府对海南楼市泡沫显然已经不能再坐视不管，十六条整顿措施出台，其后的剧情大家也都知道了，海南岛一下从房地产的天堂变成地狱，留下遍地的烂尾楼。
潘石屹是幸运的，在北京他继续着他飞黄腾达的日子。不幸的则是那些沉迷在海南楼市泡沫中的开发商，当寒潮来袭时，唯一能做的便是远离这是非之地，从此隐姓埋名。
在这场世纪灾难中，我们或许会说倒霉蛋就是除潘石屹等之外的开发商，抱着发财的梦想，然而成为真正倒霉蛋的实际是银行。开发商长有两条腿，可以跑路，银行却是眼睁睁看着贷出的钱变成一根根深入地下的桩基，从此再难见天日。
随着房地产泡沫的破灭，1998年6月21日，海南发展银行由于不能及时清偿到期债务，被迫关闭，成为新中国成立后首家因支付危机而关闭的省级商业银行。事隔12年之后，也就是国际旅游岛的规划被中央政府批准后的2010年8月，海南才又蠢蠢欲动，打算筹建自己的商业银行，全国也仅有海南和西藏没有自己的商业银行。
五斤橘子和一条香烟帮了潘石屹、冯仑、易小迪、王功权等人的大忙，对于很多冲动的投资者来说，是不是都能享受这样的待遇呢？
成功如果无法简单复制，那么我们需要从这些成功人士的身上学习什么呢，从中国的财富故事中汲取什么营养呢？
弄潮时代
在人类历史上，每一次经济的转型过程似乎总是一场投机者的盛宴，物欲横流，到处充斥着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正义被踩在脚下，道德被丢弃一旁。整个社会似乎总是要经过血与火的洗礼，才可能迎来完善的法制和成熟的运作机制。发生在美国历史上的伊利铁路投机战为经济转型提供了一个标准的样板，资本的血腥与残忍暴露无遗。
19世纪末20世纪初，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过渡到它的最高阶段，即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这是美国铁路发展的黄金期，美国经济也在这时迅速崛起，积累了与英国争夺世界霸权的雄厚实力。
伊利铁路投机战的两个主角分别为范德比尔特和德鲁。范德比尔特是著名的航运、铁路、金融巨头，美国史第三大富豪，其控制的财富规模远超过当代的比尔?盖茨。而德鲁则是当时华尔街的枭雄，在金融市场上呼风唤雨。
在这个时期的美国，纽约中央铁路、宾夕法尼亚铁路和伊利铁路共同支撑着从美国中西部到纽约市的陆路运输，范德比尔特希望在这三条相互激烈竞争的铁路之间寻求妥协，以维持价格同盟。但是德鲁则对范德比尔特的雄心壮志毫无兴趣，一心想通过自己控制的伊利铁路谋利，对范德比尔特的各种整合计划设置了重重的障碍。被德鲁不断欺骗的范德比尔特最
终下定决心，希望用他那曾横扫千军的巨额财产在华尔街收购伊利铁路的股票，夺取控制权，把德鲁踢出局。一场围绕伊利铁路暴风骤雨般的大战随即打响。
在当时，美国各种证券交易的法律存在着严重的缺失，这段时间也被称为美国证券交易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在股市中兴风作浪的投机商无一例外地都豢养和控制着忠实于自己的法官，这些法官竭尽所能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来影响股票价格的涨落，为其各自主子的投机活动效力。事实上，股市投机者的博弈，在很大程度上变成了一场腐败的立法官员竞相订立和随意篡改股市规则的游戏。同样，股市博弈的结果，更多的是取决于立法官员们侵害公权的无耻程度和技巧高下。
范德比尔特开始大量购进伊利股票，同时指使他所控制的法官颁布法令不得增加伊利股票的总量。可是，这一次，自负的范德比尔特遇到了真正的对手，德鲁和他的盟友在范德比尔特还浑然不知的情况下，已经指使他们自己的法官下达了完全相反的法令，他们把大量伊利铁路的可转债转成了股票，同时还印刷了数万股崭新的伊利股票。结果，他们使得范德比尔特控制伊利股票的美梦彻底破碎，并在他反应过来之前，在市场上全数抛出了他们刚刚“制造”的“掺水股票”，席卷了范德比尔特的700万美元后逃离纽约。
这场战斗并没有因德鲁的逃跑而结束，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范德比尔特和德鲁都继续疯狂地贿赂立法机构以使胜利的天平倾向自己。最终，两败俱伤的范德比尔特和德鲁达成了一致。在股市中屡试不爽的范德比尔特未能如愿以偿地控制伊利铁路，而德鲁虽然暂时击溃了范德比尔特，但也好景不长，他很快在新的一轮伊利投机战中悲惨地落败于他原先的盟友——古尔德和菲斯科。
硝烟过后，当人们重新审视这个被疯狂的投机者和腐败的立法者搞得混乱不堪的博弈场时，终于意识到需要订立法律来健全上市公司的股票发行制度，尽管相关的法律还需要经过更多的股市阵痛才会真正来临——1929年股灾后，美国于1933年颁布了《联邦证券法》，不过，这已是70多年以后的事情了。（《伟大的博弈》，第115页）
改革开放走过了30多年，我们也送走了6个五年计划（规划），迎来“十二五”。中国终于完成了从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艰难转型，市场经济的法律体制最终形成。但我们回头审视这段历史时，虽然看不到伊利铁路大战中的残酷和血腥，但我们仍能感受到隐藏其中的腥风血雨。
1949年以后，中国经济的发展方向是化私为公，实行举国一盘棋的体制。而在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为增强经济的活力，逐步地又是化公为私，这创造了新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财富转移，给很多人提供了难得的暴富机会。
在计划经济供给制下，很多大型企业虽然享受着国家各种政策的保护，但由于机制的僵化，人浮于事，仍是扶不起的阿斗，各种贷款及补助仍然填补不了窟窿，企业只有破产倒闭或转售。在企业转制的过程中，很多企业基本上都是半卖半送，大量的国有资产及集体资产私有化。在进行了私有化之后，企业又获得了生机，这其中巨额的银行坏账被核消，国有资产无形中在流失。
很多人利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中严重脱节的供需矛盾、价格双轨制大发横财，90年代初的炒原始股、内幕交易、国债期货等都使一部分人一夜暴富，而这正是建立在千百万股民血本无归的基础之上。经济上升期，大都会伴随着房价的狂飙突进，这也造就了无数的房地产神话，但这却是以广大房奴、蚁族、蜗居为代价的。
修补经济体制的漏洞需要时间，人们观念的转变也需要时间。所谓乱世出枭雄，中国不完善的体制给很多人提供了难得的机会，前面提到的新华都总裁兼CEO唐骏便是一个鲜活的例子。
唐骏实现职场三级跳最关键的一跳便是其在微软的经历，如果没有“微软终身荣誉总裁”的光环，根本不可能被盛大看中，最后也不可能成功进入新华都。
美国企业等级森严，海外营运，一般归海外部管理，海外部的最高负责人一般相当于分公司总裁。微软海外市场亚太区域占有较重的位置，其分管领导相当于海外部内一个副总裁。亚太地区包括日本、印度及大中华区市场，而大中华区下面又分微软中国、微软香港和微软台湾，唐骏当时职务是微软中国的总裁，其在整个微软帝国中的位置就可想而知了。
当前摩托罗拉中国区总裁陈永正空降微软出任副总裁及大中华区总裁之后，唐骏的地位就很尴尬了。唐骏将不再负责微软中国区的市场、销售、财务及人事等诸项事务，转而负责设在上海的微软全球技术中心以及刚刚成立设在北京的中国技术中心的工作，其权力范围大大缩小，失去了直接向总部汇报的渠道，改向陈永正汇报。
唐骏在离开时“获得”了“微软中国荣誉总裁”的称号，后来被移花接木成“微软终身荣誉总裁”，实现了多级跳，这时正好有陈天桥伸出橄榄枝，双方一拍即合。经过包装后的唐骏拥有无比光鲜的国际化背景，这正是瓶颈期的盛大所需要的，至于其他方向，盛大并不在意。如果在一个发展规范的市场上，唐骏如果要实现从一个微软公司的中层管理者向大企业的CEO转变，可能需要数年的磨炼，但在中国这片“神奇”的国土上，这一切又在短时间内成为现实。
当中国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完善，想玩旁门左道越来越难的情况下，我们又该如何进行自己的财富规划呢？从前面的叙述中，我们不难看出，每个时代都有一个特殊的主题，都在上演着自己独特的财富故事，在顺应时代发展趋势的情况下借势和造势才是成功最大的法则和保证。六五时期的个体经济、七五时期的集体经济、八五时期的下海经商潮、九五时期的网络热潮、十五时期的贸易、十一五时期的房地产，每个时期都有自己鲜明的时代烙印。
对前六个五年计划的回顾，我们似乎可以用巧合来形容中国的经济发展，但在各种巧合背后隐含着必然，正如《功夫熊猫》中老师说：“一切都没有意外。”只有认清了时代的发展趋势，才可能找到属于自己的财富机会，从世界华人首富李嘉诚的发家史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一些端倪。
李嘉诚发展史上最大的手笔是“蛇吞象”——以极低的代价控股和记黄埔集团，这成为发展历程最重要的转折点。即使到现在李嘉诚仍认为收购“和记黄埔”是他在创业生涯中最成功、最动人、最值得骄傲、最漂亮的一仗。然而在收购和记黄埔之前，李嘉诚在香港华人圈中并不显眼，但他以独到的眼光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
1967年，北京发生“火烧英国代办处”事件。内地红卫兵的过激行动，给英殖民统治下的香港“左派”注了一剂强心针，“左派”到市民中煽动反英情绪，并把大字报贴到港督府的大门墙上。英方暴力镇压，触发“左派”掀起“五月风暴”。
“中共即将武力收复香港”的谣言四起，香港人心惶惶，触发了自二战后第一次大移民潮。移民以有钱人居多，他们纷纷贱价抛售物业。“不可能，中共若想武力收复香港，早在1949年就可趁解放广州之机一举收复，何必等到现在？香港是大陆对外贸易唯一通道，保留香港现状，实际上对中共大有好处。中共并不希望香港局势动乱。”香港人心浮动，地产市道一落千丈。李嘉诚正是在地产低潮中，大量购入廉价地盘物业，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最终奠定了收购和记黄埔的实力。
因为1997年香港将回归祖国，1984年，怡和掀起的迁册风甚嚣尘上，李嘉诚发表声明：长江集团绝不会迁册，将一如既往立足香港发展，加大投资。对香港发展趋势的准确判断使李嘉诚的发展又上了一个新台阶，逐步奠定其华人首富的地位。
总结历史往往是容易的，认清现在和未来才是制胜的关键，当我们面对“十二五”时，我们又该以何种姿态来迎接改革开放以来第七次财富浪潮呢？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