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转的世界新秩序
2011年英国出现了一则可以说相当震撼的消息，英国在金融海啸的影响下，财政吃紧，英国的国防预算随之逐年减少，承载光荣与梦想的英国皇家舰队面临着极其尴尬的局面。“皇家方舟号”和“无敌号”先后退役后，成为国防部网站上的拍卖品。
至此，英国的航空母舰只剩下一艘“卓越号”。但“卓越号”并不能高枕无忧，按计划“卓越号”是要服役到2014年，等到英国新的航母下水才交班，但2012年英国国防预算并不乐观，“卓越号”提前退役的可能性仍然很大。
如果英国的航母开两年“天窗”对英国是一大打击，而更大的打击还在后面。就算英国两艘新航母“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威尔士亲王号”按计划在2014年和2016年正式服役，还是钱袋子的原因，两艘航母在服役后几年时间内不会搭载战机，几乎成为空架子。为应对尴尬的局面，英国军方计划是从美国或法国租借舰载战斗机，搭载在英军的航母上，否则英国的航母只有“裸奔”的份儿了。
1909年，法国人克雷曼?阿德第一次向世界描述了飞机与军舰结合这个迷人的梦想。这在法国并未引起关注，法国军方当时还沉迷于水上飞机的研制。然而克雷曼?阿德的设想却被狂热的英国人变成现实，在英国工程师的努力下，建成了世界第一艘真正意义上的航母“百眼巨人号”。
英国作为航空母舰的故乡曾是传统的航母大国，二战结束时尚拥有52艘各型航空母舰。在1982年英国与阿根廷的“马岛之战”中，航母发挥了关键的作用。英国以“无敌号”、“竞技神号”航母为核心的100余艘登陆舰、驱护舰等组成的特混舰队在马岛海战中一举击溃阿根廷海军。
航母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战斗舰艇，是各国海军的中坚力量和海上实力的重要象征。然而随着英国国力的衰退，国防预算大幅削减，海军舰队规模严重“缩水”，昔日“日不落帝国”的雄风荡然无存。
不仅仅是英国，欧洲众多国家也面临着军事实力严重缩水的局面。英国《简氏防务周刊》在2011年7月中旬曾发布了一组有意思的报告，全球已经分成两个很不相同的部分，即“裁军”部分和“重整军备”部分，西方国家被戴上“裁军”部分的帽子，新兴国家则占据了“重整军备”部分。《简氏防务周刊》最后预测，四年后，整个欧洲军事开支在全球军事开支中的比重将下降到16%，几乎与中国的水平相当。
20世纪以来，全球军事版图最大的变化，无疑是欧洲的整体陷落。无论是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伊拉克战争还是阿富汗战争，欧洲都只是依附于美国而很难作为单独的一极而独立存在。
次贷危机自2007年以来袭击全球，人们最终发现欧洲是受伤最大的。欧元区国家曾自定了一个规矩，要求国债余额不得超过GDP的60%，年度财政赤字不得超过GDP的3%，严峻的危机使众多国家先后突破红线。
在债务的高压之下冰岛率先破产，随后是“笨猪五国”（PIGS，包括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西班牙）爆发了主权债务危机。作为欧洲三大核心国家之一的英国，几乎要和“笨猪五国”为伍，其财政赤字几乎超过GDP的10%，这也成为英国大幅削减国防开支的根源。
自2007年次贷危机爆发后，美国经济每况愈下，深陷债务的泥潭而难以自拔。站在世界巅峰的美国也开始感觉到阵阵寒意，世界的政治格局也因这场突如其来的危机而发生了微妙的变化。
在苏联解体后，旧的世界格局已然打破。美国利用新格局尚未确立这一“空前绝后”的“战略机遇期”，加紧全球战略扩张，在全球推行以维护美国“唯一超级大国”地位为核心的国际安全战略，企图按照自己的意愿建立单极世界。
美国通过第一次海湾战争，严重地削弱了伊拉克在中东地区的实力，逐渐主导和控制了海湾地区的局势，其后通过北约东扩和科索沃战争，挤压了俄罗斯的战略空间。
“9?11”事件给了美国一个难得的机会，以反恐怖的名义侵入阿富汗。这下美国在欧亚大陆的心脏地带插上了一根钢针，将战略前沿直接推进到中国的西部边境，再加上太平洋的几条“岛链”，中国将彻底丧失战略的主动权，美国借此将增加对南亚的影响力，也可以将俄罗斯挤出中亚。侵入阿富汗补足了美国全球战略缺失的关键一环。
侵入阿富汗不久，美国在没有联合国授权的情况下，以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为由，与英国、澳大利亚、波兰等国入侵伊拉克。完全控制了伊拉克和阿富汗，美国将完成对伊朗的战略包围，伊朗如美国的囊中之物。解决了伊朗问题将使美国彻底控制中东，控制世界经济的命脉——石油。
20世纪40～70年代，欧美各国单方面支持以色列，最终导致了数次中东战争。战争虽然都以以色列的胜利而告终，但这些战争也促成了中东国家的团结，中东产油国组成了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OPEC)，并在1973年实施石油禁运，这给了当时正处“滞胀”的欧美国家致命的打击，美国也基本失去了控制世界石油市场供应的主动权。
如果美国在伊拉克战争及阿富汗战争取得胜利，世界石油市场将重新回到20世纪70年代以前西方控制的时代，但不同的是此次美国具有单独的控制权。凭借强大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再加上“石油大棒”，美国就可以逼中国等处于上升阶段的新兴国家束手就范，世界将再无任何国家可以给美国带来实质性的威胁，美国将不再惧怕任何经济危机。
然而事与愿违，虽然有绝对的军事优势，美国发动的两场战争却均未能按美国的意愿发展，反而使美国深陷两个巨大的泥潭，也成为自越战后美国最大的“溃败”。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事远看不到胜利的曙光时，次贷危机爆发了。美国不但享受不了战争红利，反而花费巨大战争费用，成为美国经济的巨大拖累。
和欧洲一样，美国经济最大的问题仍是巨额的债务。在美国纽约曼哈顿第六大道上有一座“国家债务钟”，它忠实地记录着美国负债总额，并会换算出每一个美国家庭负担的债务量。这个时钟上的数字一直在变化，就在2010年的最后一天，美国国债首次突破14万亿美元大关升至14.025万亿美元，美国公民平均负公债4.53万美元。
这笔庞大的债务占了美国2010财年国内生产总值（GDP）14.5万亿美元的96.7%。而目前的国债很大程度上是最近6年累积而来：2005年1月前
总统布什连任时，国债为7.6万亿美元，奥巴马上任后升至10.6万亿美元。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对美国国债“贡献”不小，而次贷危机更使美国债务实现“大跨越”。
如果美国债务违约，将大幅推高美国国债发行成本。2011年7月，美国10年期国债只有约3.125%的收益率，而希腊1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超过18%。美国的低收益率是建立在对美国经济实力的信任的基础之上的。如果美国债务出现违约，美国金融市场甚至全球金融市场都可能再次崩溃，美国经济将陷入崩溃的深渊。
次贷危机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世界的政治格局，自18世纪以来欧美通过工业革命建立的绝对优势正在被打破。
欧美的优势是建立在钢铁与大炮之上的，中国的农耕文明及中东伊斯兰世界的游牧民族最初根本没有任何还手之力。在“人口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占据绝对优势的情况下，欧美获得了在全球的话语权，或者说它对全球发号施令的合法性。
资本家没有祖国，就像英国最终无法限制纺织技术流入美国，而使美国完成了原始的积累，欧美的工业技术也因成本等因素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三次大的产业转移，使第三世界国家奠定了工业革命的基础，不断实现对欧美的技术追赶。随着欧美难以控制经济和金融危机的蔓延，经济实力的天平已经不可避免地倾向亚洲，全球军事平衡最终将因经济平衡的打破而打破。
在新兴国家的追赶中，中国的步伐是最大的，成果也是最为丰硕的，一举打破了欧美在技术方面的绝对垄断。欧美国家再也不可能实现在中国沿海架几尊大炮就可以逼中国签订城下之盟的历史。
当中国站在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门槛上展望“十二五”时，我们会发现在世界的舞台上，中国已经不再只是扮演一个盲目追赶者的角色，新的时代赋予它新的使命。
发展最大，必须突破的资源瓶颈
2011年中国电力供应出现怪圈。从浙江到湖南，从华东到华中，在往年用电的淡季，“电荒”却呈现蔓延之势，多省市出现较大用电缺口。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预测，2011年将是自2004年大缺电以来缺电最严重的一年，预计在“十二五”中期的2013年电力供需矛盾将更加突出。
为了应对电荒，国家发改委对工业、商业及农业用电价格进行了调整。自2011年6月1日起，全国15省市上调销售电价，平均每度电上调1.67分，其中最高是山西，销售电价每度电上升2.4分，最低的是四川，每度电上调0.4分。在缺电最为严重的浙江省甚至对2400多家重点用能企业实行了惩罚性电价，用电超过行业能耗限额标准的企业将加收每度电0.1元的电价，这是浙江省对八大高能耗产业实行差别电价后，再次对能耗大户提高电价。
2010年因为要完成“十一五”的减排任务，一些地方政府不得不拉闸限电。2011年由于是“十二五”开局之年，地方政府有很强烈的投资冲动，要把去年限制掉的产能补回来，这导致了上半年高耗能产业反弹的现象。2011年一季度，化工、水泥建材、钢铁冶炼和有色金属冶炼四大高耗能行业用电增长，占全社会用电量的三成以上，这些成为导致中国电荒最直接的原因。
解决电荒，最有效的手段无非是大规模修电厂或压缩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但就现实的条件而言，这两条似乎都难以行得通。美国能源信息局当地时间7月22日发布了2011年5月《电力快报》，1~5月累计，美国净发电量为1.62万亿千瓦时，而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5月累计，全国净发电量为1.75万亿千瓦时，中国的净发电量首次超过美国，位居世界第一。
1949年，美国发电量为3393.27亿千瓦时，中国发电量为43亿千瓦时，美国是中国的78.9倍。仅60多年的时间，中国就实现了赶超，美国在发电量世界第一的宝座已经坐了110年。从美国和苏联的发电量对比来看，苏联最高峰也没超过美国的2/3。另外还有一个让人兴奋的消息，2010年中国的风力发电也一举超过美国，中国在清洁能源上也走在了美国的前面。
中国的发电速度似乎永远赶不上用电需求的增长，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将继续在水电、风电、火电、核电等方面大力发展，尽量满足中国不断增长的电力需求。但指望各大发电站项目能尽早完工，解决临时缺电荒，只能是一相情愿。
从另外一方面来看，想要压抑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也是难上加难。巨大的投资换来的不仅是巨额的GDP，在当前的国情下，GDP仍是官员考核最重要的标准，是最大的政绩。另外，巨大投资带来的还包括城市规模的扩大、城市面貌的更新、地方财政收入的不断增加，人民收入不断增加，对于中央政府而言，巨大的投资仍是解决目前中国巨大的就业压力最有效的途径。
在经济学上有一个“奥肯定律”，它主要说明经济增长与就业之间的数量关系。奥肯定律的发明者美国经济学家阿瑟?奥肯经过计算，得出GDP每增加2%，失业率大约下降一个百分点的结论。每个国家由于国情的差异，最后的数据会有较大的差别，奥肯的数据可能更适用美国。
1991年到1998年的7年间，我国GDP年均增长11．2％，非农业就业人员年累计增加9805万人，年均增加1400万人。根据上面的数据，我们可以简单折算出，GDP每增加1％，可以为非农业提供125万个新的就业岗位。
但随着单位生产效率的提高再加上金融等产业的发展，其吸纳就业人口有限，中国GDP每增加一个百分点，所提供的就业岗位在不断减少。
因此，中国政府制定的“十二五”每年7%的经济增长率，相对于庞大的就业人口，仍是较为保守的，如果经济大幅下滑，这将给社会造成巨大的压力。
对于中国经济发展而言，保持每年8%左右的经济增长更像一项政治任务，中国经济保八是在中国就业压力下不得已的选择。由于欧美各国极低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当其经济增长停滞时，就业的压力便开始显现，而中国由于仍处于人口高峰期，每年都有数百万的城镇青年处于待业状态，如果中国经济低于8%，就可能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荡，这也可以看成中国式的“滞胀”，中国这辆高速的经济列车虽然隐藏着各种危机，但它一刻也不能停下来。
中国似乎一直是幸运的，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处于较高的水平，巨大的经济增长消化了巨大的就业人口，丰富和廉价的劳动力资源也反过来成为经济增长的助推器。
经济的增长最大的动力是投资，可以带来持续效益和满足人们各种需要的投资，而不是盲目地把钱花出去，只求可以拉动就业短期行为。新中国成立前30年主要是补第一、二次工业革命的课，一直不缺乏投资机会；改革开放30多年是信息革命不断扩散的时期，落后的技术需要更新、产品需要不断换代，这些也创造了巨大的投资机会。
中国自20世纪90年代后，逐步完成了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过渡，理顺了经济增长中的各种社会关系，激发了中国人的创造力。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在2000年左右完成了基础设施瓶颈的改善，高速公路网纵贯全国，铁路网基本形成，再加上机场、港口等把全国联成网络，打破了区域的分割。虽然有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中国仍取得了飞速的发展。
在“十二五”期间，中国又将迎来一次投资热潮，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就是高铁。数万亿的巨额投资将打造世界上最快捷的交通体系，这将促进环渤海、长三角、珠三角三个经济圈及中国东部沿海与中西部的融合，优化资源的配置，在次贷危机继续深化的情况下，仍可以保证经济快速的增长。
但当我们面对中国高速的增长时，可能会感觉到巨大的压力，那就是中国巨大的生产能力越来越受到能源、资源、土地等因素的制约。
就以上面提到的发电量而言，通过装机容量的不断增加，还可以慢慢解决。中国仍有巨大的水电资源有待开发，中国煤炭资源丰富，火电仍有一定的发展空间，随着第四代核电技术的推广运用，核材料的瓶颈将被彻底打破，核电发展空间仍比较大。
但中国环境的承载力、大规模城市化与耕地保护的矛盾都将因为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突出。由于前期在经济发展中急功近利，大量的小化工、小造纸、小五金等无序发展，严重地污染了自然环境，造成了众多生态的灾难。另外东部沿海城市由于早期粗放式的发展，土地资源成为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制约因素。
对于整个中国经济发展而言，最大的瓶颈还不在于环境及土地，随着人们环保意识的提高，很多问题正在发展中逐步得到解决，土地的稀缺也可通过产业转移、城市更新等办法来解决，资源的稀缺才是中国发展道路上最大的障碍。
2010年，中国粗钢产量高达6.27亿吨，几乎达到世界粗钢产量的一半，但中国却面临着巨大的铁矿石需求缺口，这只有通过进口加以解决。中国巨大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越来越需要通过国际市场来解决。
然而在国际上，并不是所有问题都可以靠自由贸易解决，也不是靠钱就可以摆平的。中国等新兴市场国家高速的发展需要大量的资源，这已经严重影响到了欧美的发展并对其产生严重的威胁。在原有的世界经济格局下，发展中国家都是资源的出口国和制成品的进口国，欧美可以压低资源价格而抬高制成品价格，随意支配发展中国家的命运。
世界就这么大，资源也就这么多。当中国等新兴经济体冲破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阻碍，有了原始的资本积累经济开始放量增长时，对资源的需求也急剧扩大，这势必减少资源的出口和制成品的进口，这无异于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的“虎口”中夺食，对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所竭力维护的世界经济秩序造成巨大的冲击。
世界银行在2011年6月7日发布了《全球经济展望》，该报告认定新兴经济体需重新致力于预防经济过热，保护经济免受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的伤害，从而避免经济“硬着陆”。
世行认为，发展中经济体现阶段面临的最大障碍不是金融危机，而是产能极限。新兴市场在危机中显现的韧性和强劲增长远远胜过发达经济体，但这些经济体的扩张速度正置未来增长于危险境地。
最后，世行给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最大发展中经济体给出的建议是不断提高利率、削减政府开支和本币升值，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双管齐下。
但是如果发展中国家都把这些“猛药”服下，保证“药到人亡”，经济迅速降温，丧失发展的最佳时期，这正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求之不得的。
当前世界经济最大的矛盾已经逐步转化为欧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范围内争夺资源的矛盾，这似乎是难以调和的矛盾。占世界人口1/4的工业化国家，消耗世界能源的3/4，其中占世界人口5%的美国，能源消耗却占世界的25%，世界资源的分配极不平衡。
如果新兴国家人民的生活水平都向欧美国家靠拢，那么现在一个地球已经远远不够了。当新兴国家开始要求自己的发展权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表现出了极大的恐惧。
2008年4月，德国总理默克尔参加萨克森州福莱堡市举行的第二代生物燃料精炼厂的落成典礼。在典礼上默克尔发表了演讲，她不像许多社会政治家一样把食品价格飞涨主要归咎于日渐增长的生物燃料。她认为最主要原因是“发展中国家十分不健全的农业政策”，另一个原因是对发展中国家饮食习惯的改变没有足够的预测。
“比如，现在有3亿印度人一天吃两顿饭，”默克尔说，“和以前相比突然间双倍的食物被消耗掉，再加上10亿中国人开始喝牛奶，这当然会改变我们的牛奶和其他（食品）的消费比例。”
从默克尔总理的口中，我们很容易感受到新兴经济体经济增长给欧美资本主义世界造成的心理阴影。
中国已经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以中国、俄罗斯、南非、印度、巴西为代表的“金砖国家”正形成一股巨大的力量，对欧美占主导的旧有世界格局发起巨大的冲击。在核恐怖平衡的背景下，欧美国家仅靠枪炮进行野蛮的抢夺已经不可能了，各国首拼的主要是经济，而支撑经济的则是对资源的争夺，这也将形成新兴国家与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全面的“冲突”。
中国的能源保卫战
2011年6月8日和9日两天，中国海军11艘舰艇分3批通过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公海海域前往太平洋。第一梯队共3艘舰船，包括潜艇救援舰和补给舰，于当地时间8日凌晨零时许通过；第二梯队共5艘舰船，包括导弹驱逐舰和护卫舰，于8日中午通过；第三梯队为3艘护卫舰，于9日9时许通过。
宫古水道位于琉球群岛的冲绳岛和宫古岛之间，宽约100多公里。宫古水道是日本的专属经济区，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其他国家舰船可以自由通行。中国、韩国、俄罗斯等国东出太平洋，大都选择这条水道，军舰也不例外。
尽管这是中国海军的一次常规训练，从2008年以来，中国海军多次通过上述海域，但这次日本从自卫队方面到媒体舆论都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关注，自卫队派出驱逐舰和反潜巡逻机，一刻不停地在空中和海上进行跟踪拍摄，并罕见地把拍摄的图像和照片向社会公开。
有分析认为，日方之所以反应过激，一是想借“中国威胁”来转移内部矛盾，保住灾后自卫队的军费开支；二是企图趁“香格里拉对话”（“9?11”后亚太地区新出现的多边安全合作对话机制，因首次正式会议在新加坡香格里拉饭店举行而得名）后中国周边的紧张态势，巩固日美同盟。
2010年12月，日本民主党政府通过了主政下的首个《防卫计划大纲》，要点之一便是将防卫重点从传统的北方转向西南方向。这实际上是把中国作为主要对手，企图以武力为后盾支撑日方在钓鱼岛及有关海域的非法主张，在这种背景下，中国海军舰船从附近海域通过，日方就会认为是“对日本相关主张造成较大威胁，对日本海上力量构成压力”。
然而背后深层的原因还在于中国海军这一举动，将使美国总统杜鲁门在20世纪50年代精心构建的“第一岛链”成为摆设，这也成为日本政府心理防线受到一再冲击后的本能反应。中国如果在西太平洋形成一定的战略优势，日本的生存空间将受到严重的挤压，日本的海上“油路”也将完全在中国的控制之下。
“第一岛链”由美国前国务卿杜勒斯在1951年首次明确提出，指的是对中国等“红色国家”进行围堵的链形岛屿带，东北起日本列岛，连琉球群岛，接台湾岛，西南至菲律宾群岛、大巽他群岛。虽然“第一岛链”随着冷战结束已不再具有意识形态含义的概念，但它仍被一些人看成是遏制中国走向深海的防御阵线。
中国进出西太平洋，还有一个重要的通道，那就是巴士海峡，位于中国台湾岛和菲律宾吕宋岛之间。但冲绳本岛和宫古岛之间的公海，是驶入太平洋最有利与最快的通道。宫古水道基本上算“第一岛链”的咽喉，战略位置极其重要，宫古水道往西不远就是中国的钓鱼岛、赤尾屿等岛屿。
中国海军在宫古水道的频繁出现，是为了突破美国的军事封锁，其背后的经济含义也是比较明确的。
中国与外部海洋世界主要通过3条海上通道相连，它们分别位于马六甲海峡、宫古水道和大隅海峡。其中，大隅海峡沟通中国与日本、加拿大和美国；马六甲海峡则连接中国与南亚、西亚、非洲和欧洲；而宫古水道沟通中国与新西兰、澳大利亚、南美。
在电视、报纸、网络等各种媒体上，马六甲海峡抢占了过多关注的目光，而忽视了宫古水道对中国的重要意义。不仅仅是马六甲，宫古水道也是中国重要的海上油路，南美也同样成为中国重要的石油供应基地，是中国不容忽视的海上生命线。
从1993年开始，我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石油进口量逐年增加，对外依存度不断提高。2007年，我国石油净进口量创纪录地达到1.83亿吨，占国家耗油总量的比值首次突破50％。到了2010年，中国石油总净进口量高达2.53亿吨，石油进口依存度约为60%。（田荣春，《国际石油经济》2011年第3期）这大大超出了预期，比2009年初公布的《全国矿产资源规划》预测2020年中国石油对外依存度将上升至60%，提前了10年。
同时，国家发改委能源研究所的预测数据显示，2020年中国石油需求量将为4.5亿～6.1亿吨，届时国内石油产量估计为1.8亿吨，进口量将为2.7亿～4.3亿吨，进口依存度将进一步大幅提高，届时中国也将可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原油进口国。
而这些进口原油的80％左右都必须从亚丁湾和马六甲海峡通过，有关数据表明：经过这一海域的全部船只中，有将近6成是中国的船只。更值得关注的是，我国与欧洲的海上贸易线，日本、韩国及我国台湾省的海上石油供应线与欧洲的海上贸易线都正好在这一区域重叠。如果连接苏伊士运河和马六甲海峡的亚丁湾一旦失控，就等于切断了我国经济发展所须臾不能缺的“主动脉”和重要的海上进出口通道！
如果马六甲海峡遭到封锁，中国的选择只有通过印尼雅加达附近的巽他海峡再进入南海，或者绕得更远从印尼班达海、马鲁古海进入菲律宾海，再从巴士海峡或宫古水道进入中国，这将大大增加海运成本。
而南海本身蕴藏有丰富的油气资源，很有可能成为下一个中东，这对中国具有更为重要的战略意义。建设一支防御型的海军成为中国最为紧迫的任务，否则中国的手脚将被严重束缚。
2009年1月初，由我国“武汉号”、“海口号”导弹驱逐舰和“微山湖号”综合补给舰组成的护航舰艇编队远赴亚丁湾执行巡逻任务，保护中国商船不受海盗的袭击。我国政府决定派出海军舰队前往亚丁湾护航，实在是维护我国能源通道，保障我国经济发展，彰显信心实力，展示大国气度的明智决策。
2011年3月9日，全国政协举行“政协委员谈科技创新能力”记者会，全国政协委员、海军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尹卓在发布会上介绍，中国在亚丁湾航线上有巨大外贸量，接近1万亿美元的海上物流，此外有中国石油和能源进口的50%以上。尹将军的介绍为中国亚丁湾护航作了最好的注脚。
为分散风险，我国在中哈原油管道、中亚天然气管道和中俄原油管道之后，决定建设中缅油气管道，为原油进口开辟一条全新的陆上通道。中国崛起的道路，将注定是不平坦的。围绕石油的争夺是非常激烈的，而其他资源的争夺也将是更为惨烈。如果退出这场争夺，则中国将会把自己的发展机会拱手让人。
2009年4月，中国海军上将吴胜利就中国将研制大型水面舰只等新一代武器发表了谈话：中国将努力打造一支具备远洋作战能力的“蓝水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