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来“轩辕”的氏号正说明了黄帝乃是“见飞蓬转而知为车”（《淮南子·说山训》）的始祖；想来华夏民族主要发祥于坦阔的中原，宜于行车奔马，因而成为世界上最早发明和使用车马的民族。甲骨之字，《诗经》之句，《考工》之义，朽车之迹，一一可以为证。马躇四面，车行八方，车马的凛凛威风，岂止体现于占代象棋的盘格之上？其作为一种交通与战争的工具，在人类社会的漫漫征程巾，早已印下了深远的辙迹。
追溯我国古代战争史，有这样一个重要的史实：从夏商周三代到春秋战国，作战的主要方式是车战，攻防的丰要手段是战车，军队的主力是车兵。也就是说“陷坚战、败强敌”的各种战车乃是“三军器用、攻守之具”（《六韬·虎韬·军用》）的首要。的确，巡礼秦俑坑中的“千乘万骑”，闻听咸阳古道“车辚辚、马萧萧”的战争音尘，在这大秦帝国“兵车行”的壮烈军阵中，我们有幸真真切切地认识到当时号为“车驰卒奔”的这一主要作战方式，同时也能够真真切切地了解到秦车秦马的方方面面。
秦俑坑已出土的战车日前有30余乘，未出土的尚有百余乘。其巾一号坑约有50乘，二号坑有89乘，三号坑有1乘。依据乘员与职掌的不同可分为4类：一是乘载甲士昀普通战车，二是指挥车，三是佐车（副车），四是驷乘车。就其形制结构来看，都是木质、单辕、双轮、四马系驾，且都是由可以乘载的车舆、借以转动的轮轴和赖以牵挽的辕衡三大部分组成。这里仅以二号坑的普通战车为例分解如下：
普通战车的基本特征是轮高舆短，不巾不盖。车舆为横长方形，两侧有供凭靠的骑前边有供扶持的轼，后边有供上下的门。车舆的可乘坐面积约为110厘米×150厘米，下面是框架，上面密排竹条，再铺一层皮革编织物，形成一种富有弹性的舆底。车舆四周有13根高30厘米的立柱以连接轼、犄、门，从而形成车栏。此外，车舆通体还饰有漆皮花纹。
车轮直径1.8米，牙（车轮外圈）高10厘米，车辐30根。毂长30厘米，径14厘米，轴长2.5米，径8厘米，轴头两端有铜韡和铜辖加以套护，防止轴头碰坏及车轮脱落。辕从车舆下平直伸出，前段逐渐扬起。辕长3.5-3.9米，径6-16厘米。辕的前端缚衡，成“十”字形，横距辕首24厘米左右，长1.4米，径3-8厘米不等。
横上有两轭，以套驾两匹服马。横上又对称排列了4只铜环，用以通过辔绳，其系驾方式均与已经得以复原的铜车马相一致。
就车的结构来说，秦俑坑出十的4种战车都是相同的，其区别的特征主要是乘员与职掌的不同，当然次要的还有轮、舆、辕、轴等尺寸大小的差异。普通战车与指挥车虽都是3位乘员，但普通战车的3位乘员都是甲士，包括御手和左右甲士，持矛戈等长兵器并配有弓弩；而指挥车上的3位乘员巾则有一位高级别的军史，另有一位御手和一位司职车右的甲士，并且还发现有用以指挥进退的木鼓与铜甬钟，这种车发现于一号坑。佐车有两位乘员，一位御手，一位车右甲士，作战时跟在指挥车后面，是主车的后备车，级别似较高于普通战车，但在二号坑中发现的6乘佐车都是作为骑兵阵中军吏的备用车或机动车，位于骑兵的前列，与作为车阵中指挥车的佐车有所不同。驷乘车为4人所乘，在古代十分少见，不是通例，显然是在非常特殊情况下具有特殊原囚和目的，目前尚不明了。
驷乘车在二号坑和三号坑各出土1乘，乘员比普通战车多了一位军吏，因此级别也应当较高。如果我们把这4种战车与《周礼·春官·车仆》巾记载的5种战车“五戎”做个对比，那么普通战车就相当于攻击型的“广车”，即郑玄《周礼注》所解释的“横陈”之车；指挥车就相当于主帅所乘的“戎路”；佐车就相当于补备补阙的“阙车”；至于“驷乘车”，因为不是常例，就无法对应了。
总览秦俑坑战车的形制，与前代相比，主要有这样几方面的进化：一是车辕较长，因而牵引更省力，行驰更平稳；二是轮辐增多，因而车轮更坚固；三是车舆增大而车轴缩短、轨距缩小，因而乘员不拥挤，行驶更便利，毂轴更安全；四是一律“不巾不盖”，即《后汉书·舆服志》所说的“轻车，古之战车也。洞朱轮舆，小巾小盖，建矛戟幢麾，擗辄弩服。”因而最便于立乘、射远与格斗。如果说《考工记》中记载最详的是车制，那么秦俑坑中的战车就是它最真实的物证，同时在战国末期车制的细节上还可提供许多有益的补充。然而正如《武经总要》前集卷四《用车》所说：“车战，三代用之，秦汉而下，浸以骑兵为便，故车制（即所谓车战之制）湮灭，世莫得详。”这个战争史上的大转变从秦俑坑巾的战车已不占主角的地位来看，至少已转变到了步、车、骑三军相配合的阶段。
与真实的木制战车不同的是秦俑坑中的战马都是原大仿真的陶马，总计有600余匹。从已出上的100多匹陶马来看，可分为驾引战车的马与骑兵的鞍马两种。虽说其造型特征相近，但由于塑出众手，在风格上以及某些细部也就显出了差异。
秦既然是崛起于两部地区并以武力征服山东六国的雄强，无疑也是一个善于养马御马的种族。秦的先民非子“好马及畜，善养息之”，故曾为周孝王养马于渭之间，后被封于秦，号称“秦赢”；造父也以善御闻名并为周穆王献上“八骏”；秦穆公时又涌现山相马大师伯乐；秦始皇更宠养了追风、白兔、蹑景、彝电、飞翮、铜爵、神凫七匹名马。（晋·崔豹《占今注》卷中）甚至商鞅变法时，还制定了盗马者处死的酷律，凡此均可见秦人对马的钟爱与驭马术的娴熟。
秦俑坑中的陶马，与陵园内马厩坑出上的真马骨骼复原后的体长、身高、躯体壮硕的比例关系基本相当，证明陶马都是以真马为原形塑造的。从马种来看主要有两类，用以驾车的马属于河曲马（西部马），用以骑乘的马属于蒙古马（北部马）。前者善挽引，后者善奔突。挽车马齐耳通高约1.5米，头尾通长2米有余，体态特征是较为低矮，马耳稍短，四肢粗壮，关节粗大，胸肌圆阔，脊部宽大，头颈与蹄甲亦较粗大而有沉重感，马尾缚结高挽，秦时“騉蹄苑”巾“蹄如趼而健上山”《尔雅·释畜》“睨蹄”。
条注的马应该正是这种河曲马骑乘马齐耳通高约1.7米，头尾通长约2.1米，体态特征是较为高大，马耳稍长，鼻骨隆突，腿胫细长，背短而直挺，体瘦而剽悍，头颈虽大而有轻灵感，马尾梳作长辫，一看便知是善于奔驰的蒙古马种。
“马八尺以上为龙”（《周礼·夏官·庾人》），“马高六尺为骄”（《说文解字》），“秦马之良，戎兵之众，探前趺后，蹄间三寻（约合七尺）者，不可称数也”（《战国策·韩策一》）。由此看来，秦俑坑巾的骑乘马，莫不正是这种飙迅的龙驹、腾踏的骄骏。
陶马的塑造手法可以用洗练简括来形容。
除了马头的塑造较为细腻多变以外，四肢与胸部都用大刀阔斧的夸张手法，棱角分明，隆凸劲健，而臀部浑圆，腰部微凹，都没有复杂的线条，体态却十分准确。如果对照伯乐《相马经》所描述的千里马特征：马头方正，眼人有神，耳小而厚，背脊强壮，胸腹宽张，四肢宜长，等等，秦陵陶马的塑造应该说是合乎标准的。秦陵陶马的逼真还表现在塑工没有忘记把马都塑造成被阉割过的牡马，从而印证了秦律不准驾乘“骘马”（未经阉割的牡马）的规定（《睡虎地秦墓竹简·秦律杂抄》）。而马的牙齿又都被塑成4颗或6颗，这也表明了秦军的战马都处在三四岁的青壮期。同时工匠们也精心地将马的尾巴按不同功能作了区别，即挽车的马为缚尾式，高挽成结；骑兵的马为辫尾式，梳成辫拖在后边。陶马四蹄伫立，姿势固然是静止的，但由于有了奋鬃扬尾、张口喷鼻、昂首嘶鸣的神态刻画，便给人以“骁腾有如此，万里可横行”（唐·杜甫《房兵曹胡马》）的跃跃欲驰的驱动感。据说1984年4月，美国前总统里根来参观兵马俑时，就对这些活灵活现的陶马特别啧啧称羡，甚至还摸着马屁股风趣地说了一句：
“它会不会踢我？”总之，就塑造技法而论，如果说兵俑在躯干的塑造上还显得幼稚，水平参差不齐，那么马俑的造型就显得比较成熟，标志着秦代的动物造型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蝤车霆激，骁骑电骛”（汉．班固《东都赋》）。驾时代之飞轮，御天池之龙种。秦俑坑的干乘万骑不啻再现了当年干占一帝横扫入合、虎视雄哉的威武征伐，也再现了那一段犹然壮烈的历史烟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