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文明的进化，是一个富有文化进步意义的系统工程，其中衣食住行，作为人类进化最基本的物质条件，必然成为人类文明进化中最切实的方向。从这个角度来审视，我们要了解秦始皇陵兵马俑坑建筑的独特之处，就不妨先从我国建筑文他的渊源和体系的形成说起。
提起建筑，我们自然会恕到与自己生活息息相关的居室，因为最早出现在人类历史上的建筑，原本就是作为遮蔽和休憩的房屋。从原始的穴居、巢居，到先秦的“茅茨土阶”、“四阿重屋”（即四角设柱，如《周礼·考工记·匠人》郑玄注“四阿，若今四柱屋”），直至近古的亭台殿阁与现代的高楼人厦，居室文化正是建筑文化的先河和主流。当原始先民穴居野处时，是一位被后代称为“有巢氏”的人文初祖，教民“构木为巢”，连接枝叶，居住树上，以避免野兽的侵害和湿热的地气。“昔者先王，未有宫室，冬则居营窟，夏则居柏巢”（《礼记·礼运》）。从穴居到巢居，这并不仅仅是随季节、地气而变更的两种居住形式，其更重要的意义则在于这两种居住形式的结合，终于萌养了中国传统建筑体系的胚胎——土木结构。当巢居的先民后来学会砍下树干，植立地上，横架木材，构成屋子的骨十；当穴居的先民后来学会凿地为坎，积土为墙，又加以夯实，于是以栋梁为骨骼、以墙壁为肌肉的中国独特的十木结构建筑体系就这样诞生了。我们今天可以看到的仰韶文化类型的两安半坡村和龙山文化类型的河南庙底沟正是最原始的典型。如果说“人猿揖别”是实现了一个伟大的物种进化的话，那么土木结合的住居工程的创造，就是人类历史在“小儿时节”诸多文明进化巾的一个颇具意义的标识，同时也在世界建筑体系巾树起了独特的一支。
既然在结构原理上，从上古到现代的建筑都是一脉相承、略无二致的，那么秦代作为承前肩后的一个历史阶段，其表现在建筑文化上的进化，理序是在上木结构技术卜比起三代以来更为进步，而不可能在建筑体系上完全脱离母体，异化血缘。随着岁月的浸远，山河的变迁，万里长城、百米鸿台、三百里阿房、空前的山陵，历史的云烟早将始皇帝这些穷奢极侈的土木构筑一一荡去而令人空存想望。然而兵马俑坑的发现，终于成为一件幸事，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幸事。因为从建筑的角度，它形象地揭示了一组土木结合的构筑形式，虽然它属于陪葬的地下冥居的一类，却能够因此而推知地表建筑的结构体系和技术，也正因为它属于地下的构筑，但又非同墓穴性质，从而形成了它融穴、巢为一体的“井十式”坑道建筑的独特性。所谓“井十式”建筑，即我国传统木结构建筑中以梁柱作“井”字形构架起来的建筑方法。
名称源于汉代的“井干楼”。司马贞为《史记·孝武纪》作的《索隐》说：“言筑累万木，转相交架，如井干。”颜师古注《汉书·郊祀志下》也说：“井干楼，积木而高，为楼若井干之形也。”
又说：“井干者，井上水栏也，其形或四角，或八角。”那么，遍观已经发现的古代陵园中作为陪葬的地下构筑，这种如秦陵俑坑的架木棚顶的屋宇结构，迄今为止，也确实是罕见而独特的。
已发掘的秦始皇陵一、二、三号兵马俑陪葬坑，虽然在坑道的布列形制上各因其内涵的差异而不尽相同，但在建筑结构形式和技术上（包括铜车马坑、石销甲坑、文官俑坑等）却是完全一致的，郡是地下坑道式的土木结构建筑。
其构筑方法大致是这样的：先根据俑坑的形制、大小，挖掘约5米深的十坑。然后，沿着十坑周边的内侧包镶夯土用以加固形成坑壁。坑道底部用填土逐层夯筑，约40厘米厚，作为地基，再在土坑内部平行筑成一条条宽约2.5米的二层台式的夯土隔墙，从而形成一方方狭长的坑道。在隔墙的两侧及土坑的四周密竖木柱，间距在1.1-1.5米，立柱底端横置枋木作为地袱，立柱顶端承托着梁枋，平面呈“工”宁形，立体形成“积木而高，为楼若井干之形”（《汉书·郊祀志下》颜师古注），亦即如井上栏圈的“井十式”木构框架。在此框架及夯土隔墙上搭盖密集的棚木，棚木卜覆盖一层芦席或竹席，席上覆盖一层约30厘米厚的掺和胶泥，再填盖约2米厚的黄土逐层夯筑，由此形成高出当时地表的坑顶。另外，俑坑的底部还平列无错缝地墁铺厂一层青砖（石铠甲坑与文官俑坑则是以方水铺地）。从坑底青砖到坑顶棚水的内部空间高度约3.2米。最后，将兵马俑送入坑道中，按特定的队列置立在青砖上，随之用密排立木把门道封堵起来，立木外贴一层席，再用夯十将整个门道填实。至此，一个独特的“井于式”坑道建筑便完全封闭在地下了。
兵马俑坑作为一项土木构造，其所使用的建筑材料也是很有时代特色和实用意义的。大量用于构架并起承重作用的立柱、梁枋、棚木等骨干十分粗大，立柱的直径大多在30厘米左右，有方、圆、八角形3种。柱端的梁枋，有的直径达到60厘米左右。平铺的方形或圆形棚木，也多为直径约30厘米、长度约6.5米的巨型木材。用以覆盖棚木的铺席呈人字纹结构，这种编结法在当今民问尤其是关中地区仍广泛流行。由此可知，人字纹编结法的不易变形性，在当时已早为人们所认识。说华夏文化“源远流长”，这铺席编结法，也是一个绝好的见证。
用以覆盖铺席的胶泥是由黏性较大的白然红十和细沙、石灰掺和而成，质地坚硬，防渗性能好，用于建筑，自然可以延长建筑的寿命。用来铺地的秦砖，大致有大型条砖（42厘米×19.5厘米×9.5厘米）、中型条砖（41.5厘米×14厘米x9.5厘米）、小型条砖（28厘米×14厘米×7厘米）、方形砖（29厘米×19.5厘米x9.5厘米）和长方形子母砖（27.4厘米×13.6厘米×7.9厘米），其中以青灰色（也有可能因受到焚烧而呈橘红色者）的小型条砖为多，砖上有细绳纹，质地细而坚硬。
在大型条砖上还发现有“左司空婴”“右司空尚”“都吕”“宫水”等戳印文字；墁地砖的铺排方法均为平铺，不错缝，纵横成行，这种方法足以说明砖的利用和铺砌水平尚处在简单原始阶段，同时也可以佐证我国建筑材料中砖瓦的发达时期较晚。《尔雅·释宫》说：“瓴瓿谓之甓。”《诗经·陈风·防有鹊巢》又说：“中唐（庙中路谓之唐）有甓。”甓，就是砖。可知，砖在当时仪用于铺路和犀室地面。
另外，“秦砖汉瓦”的说法，应能代表当时建筑材料的新特色。罄荆蜀之木，竭北山之石，倾万民之力，尽数十年之功，秦始皇陵园地上地下的建筑工程之宏伟规模是绝不亚于阿房宫的。仅以袁仲一先生在《秦始皇陵兵马俑研究》中对已发掘的兵马俑坑的估算数据为例：总向积为2.5万平方米，平均深度5米，挖掘的土方量近13万立方米，铺设设砖达25.6万多块，用木材8000多立方米，铺席近2万平方米。可见若以兵马俑坑建筑在庞大的秦始皇陵同建筑群体中只不过是沧海一粟来推想，中国古代的帝土陵园建筑之最，恐怕是非秦始阜陵莫属了。
由于兵马俑坑在体系上同当时的地表建筑相一致，因此从山盥然能够印证和推知秦代建筑中一些技术上值得关注的问题。比如以梁柱为主体的“井干式”构架，立柱排列整齐，左右前后对称，尤其是个别柱头与梁枋的结合部有榫头卯眼结构的迹象，这兀疑是先秦建筑史上的一大进步。以夯土隔墙和贴壁立柱相辅相成起承重作用，这与已经探明的秦都一号宫殿基址遗迹和秦始皇陵园地面建筑基址遗迹的结构形式也是全然相似的。立柱底端无石质基础，而以地袱承之，角柱有的是双柱，柱头与梁枋的交接处未发现斗拱遗迹，梁、柱的立体结构尚不牢同，这些又呈现出以梁柱为主体的“井干式”构架的早期特征。又如一条条狭长的夯土隔墙，不仅可借以加同、支撑贴壁而市的木构框架，从而共同起到承托顶部重量的作用，同时也十分智慧地避免了当时还无法解决人跨度上木结构建筑的时代性难题。从隔墙的夯筑方式看，属于先秦时期已广泛使用的“版筑”，也就是在筑墙时用两板相灾，以泥土置其中，用重物夯实的方式。这也与当时的万里长城乃全各个城邑所采用的版筑技术没有什么差异。而且这种古老的土墙夯筑法，上可以推溯到《孟子·告子下》所说的“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的时代，下可以沿至今天，仍在为民间建筑院墙所采用。再如青砖在我国建筑材料史上山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到秦汉时开始较多使用，但在此之前还主要是用于铺地，而尚未发现用于砌墙的文献资料及考古发掘，兵马俑坑中的铺地砖也说明了这一时代特征。不过，令人们惊奇的是在一号坑东南角发现了一小段砖砌墙壁，高1.65米，宽0.85米，系平铺叠筑，不错缝，用细泥作黏合剂，墙面凸凹不平，其铺砌方式与俑坑中的铺地砖显然是一致的。据推测，这段砖墙的形成原因，可能是修筑时原夯土边墙局部倒塌，而临时用砖来修补。不论其砌法是怎样的原始简单，它的出现毕竟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砖墙。从这一点来看，的确还是颇有意义的。
最后，我们是否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随着秦始皇陵兵马俑坑的发现，本于华夏文化的母体而滋生并形成的独特的土木建筑体系，有力地充实了，秦代建筑史的不足与缺憾，十爪结构中的一些重要环节由此得以衔接和过渡，甚至因为这种土木结构极为独特地被应用到了地下，从而又使地下冥居建筑种类出现了一个罕见的新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