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的历史文化特质，根植于不同的历史文化土壤。既然两方的历史文化土壤必然产生具有代表意义的灿烂的古希腊文化，那么，东方的历史文化土壤也必然会产生具有代表意义的辉煌的古华夏文化，尽管它们的历史内涌与文化格调迥然有别。在进行人类文明的横向比较巾，巾国占代的雕塑艺术与占希腊的相比，似乎一直让我们颇感自愧。然而今天，当我们蓦然回首，面对惊世骇俗般耸出入寰的秦始皇陵兵马俑，世人不能小由衷地认可：中国的古代雕塑艺术竟然有过一个如此写实的辉煌时代，那些栩栩如生的兵马形象，足以与被视为规范和高不可及的模本的古希腊雕塑竞秀比美，并从此成为东方文明乃至世界文明中一个尢与伦比的伟人奇观。
“前不见古人，后不见米者”。只要徜徉于秦始皇陵兵马俑这座非凡的艺术殿堂，便会禁不住产生这样一种对人类新发现的文化奇迹的惊讶。这惊讶并非产生于那单个的俑体形象，而是源于整体的规模与气势，源于体大、量多、形真的浑然一体的群塑主题效果。诚然，相对于陶塑艺术的源远流长，“俑”不过是一个晚出的形类。泥车草人，是自占有之的殉葬明器，因龀面目逼真、酷似生人的俑的形象一旦出现，竟曾遭到孔圣人痛心疾首的谴责：“为刍灵（草人）者善，为俑者不仁，殆于用人乎哉”。
（《礼记·檀弓下》）“始作俑者，其尢后乎”（《孟子·梁惠王上》）。然而，文明必定取代野蛮，俑殉的真正目的不仅是为了取代刍灵，而且是为了取代野蛮落后的人殉，这无疑是春秋战国之际随着社会大变革的进行而影响到丧葬制度的一大历史进步，理应视作封建制战胜奴隶制的一个重要标志。升华到这个主题意义上来审视，秦始皇陵兵马俑宏大的群塑形象，也就不仅仅代表着先秦雕塑艺术的伟大成就，而且还应该象征着大一统封建制度的彻底巩固。
就再现秦川健儿“赳赳武夫，公侯十城”（《诗·周南·兔置》）的风采而论，秦俑在塑造上十分成功地运用了形神毕肖的写实手法。
写实之一是形体。白古以来，常以身长8尺（约合今制1.84米）来形容英雄壮汉、力上勇夫，而秦俑的身高大多正在1.8米左右，最高达2米，个别最低者为1.75米。这种高大的陶俑体形，在陶俑塑造史上，不仅是空前的，甚至是绝后的，它首先给人以体量上的真实感。写实之二是数量。8000件的数日，同样是空前绝后的。
个个武装，一一成列，组成超越感官想象的宏大视觉空间，从而给人一种置身于有着摧枯拉朽之势的干军万马之问的震撼感，这当然也是更大体量上的真实感。写实之三是形象。这是再现秦川健儿风采的聚萃处，不仅高矮、胖瘦有别，而且脸型、须发互异，甚至于眼角眉梢、鼻梁嘴唇，兀不各具神情气色，正所谓千姿百态，栩栩如生。这些精密细微的刻画，无疑增加了秦俑形象的活脱脱的真实感。
细细观赏秦俑容貌的刻画，我们不难看出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秦的统一同时促进了关中与关西、关东乃至西北、西南地区各民族的人融合。同然人嘴、厚唇、阔腮、宽额、单眼皮的秦川人居多，但也不乏高大强悍、淳朴憨厚的关东人和圆脸尖颔、低矮机敏、嘴唇较薄的巴蜀人，以及高额厚耳、宽鼻小眼的甘陇人，甚至高鼻深日、高颧骨、络腮胡的西北少数民族，应该说，这正是当时秦军士卒基本来源地域性的真实写照。研究者还将秦俑面部特征归纳为“国、用、田、甲、目、申、由”等7种脸形，从巾正可以反映工匠们观察与体验生活的细微，以及再现手法与雕塑技艺的高超。
从秦俑容貌的刻画中，我们也不雅看到高级军吏俑一般都十分魁梧高大，中级军吏俑健壮次之，而十兵俑则呈现出多种多样的体犁，或特别粗壮，或特别高大，或修长清俊，或瘦弱矮小，或稚气一脸，或皱纹满额，或青春洋溢，或成熟稳币，无不毕肖毕现。凶此，这正是当时秦军将上形体与年龄的客观情况与真实反映。当然，在兵马俑总体威武雄壮的风采以外，还有一类朝官的容颜，那就是在文官俑坑中新发现的类似于中央文职的文官俑，他们相比于兵马俑的模样，是以其俊丽的脸庞和安闲的神态而被刻画得斯文纤弱、彬彬尔雅。这或许会令人联想到秦始皇陵的陪葬制度正是将生前为他所享用的最珍贵的物质与生前为他所役使的官僚与军队，乃至他生前居住的城池殿堂等，都统统应有尽有地化为像生的形态随化而去，以便他在幽冥中能继续使用。
为避免千人一面或雷同板滞，秦俑雕塑形象在大的形体共性中，也注意到了许多细微之处的个性表现，从而显得千姿百态，活泼多变。
譬如立射俑与其他兵俑相比，在姿势上本已形成了一种区别，跪射的姿势无疑是捕捉了一个新奇的动态，持弩待引，寓动于静，扣人心弦，从而打破了多数俑姿在力点上巾央僵直、左右均衡的程式化格局。罕于五官、发型、胡须的变化，则更是人各有异，不胜其富。仅从流露内心世界的眼睛来看，怒目圆睁者有之，眯眼含笑者有之，憧憬远望者有之，沉思下视者也有之。甚至，眼皮的单双、眼球与眼睑的细微变化也纤毫毕现，这就为再现人物的不同心态和不同秉性，提供了外部形态的依据。秦俑的发型有髻有辫，变化多端。绾于头顶右侧旱圜丘形的是圆髻，多见于战袍武士俑和步兵铠甲俑；结在脑后且多戴冠饰的是扁髻，多见于军吏俑、御手俑和骑兵俑。有人认为秦俑的圆髻之所以绾在右侧，或许和秦代尚右的风俗有关，因为前有战国、后有两汉，俑的发髻都没有绾于右侧的。再看秦俑的发辫，虽然仅只三根、两根、一根之别，但盘结方法却力求多样化，更配以多彩多姿的发簪、发带、发绳和发卡，给人以一种颇讲求发型美的感受。其次，自古以来都认为：男子之美，在于须眉，因为它象征着成熟和壮伟。而当我们细心留意秦俑的胡须时，正发现这些健儿们无不须髯如戟，雄姿英发。
这与秦汉时期成年男子都留有胡须的历史实情也是相符的。至于须样之繁多，儿乎不胜枚举。如呈现于腮帮与下巴的络腮胡就有半网形的圆腮胡须和不含下巴只密布于两颊的髭须之分，还有分布如三角形的三点式髭须，即双颊颧骨下各有一小片浓髭，下颏上留有一撮小须。更为奇怪的是，这种三点式髭须在一号坑唯一的一位军吏俑向部，还被刻画成了别致的乳头状。又如最为多见的八字胡也有着大不一样的形态，有夸强且写意的大犄角上翘式、双角下垂式、欠叶式和板状小八字胡等，皆不尽相同，因而能更多地呈现出一种艺术的表现。另外，还有几位“美髯公”，上唇是八宁胡，下唇则是长须飘飘，极有大将风度。管窥一斑，从中可以看出塑造秦俑的工艺师们精湛美妙的表现技巧和对生活的高度概括与提炼的能力，同时，也真实地再现了秦人丰富的生活情趣和审美观念。
诚然，由于东西方历史文化与民俗风尚的不同，表现在人体雕塑艺术中的于法与技艺也互有短长，因此，若从对人体的表现来看，应该承认秦俑在人体的比例与解剖上都要逊色于同处一个历史阶段的古希腊雕塑。但是，这并不等于我们的古代造型艺术就不把关丽与写实奉为最高圭臬。试以1999年发现的百戏俑为例，不论是大腹便便者，还是俊俏精干者，抑或足肌肉健硕者，都能准确展示出入体各部位特别是手臂肩胸的筋骨与肌理，这种高超的写实技艺，人有能够唤醒牛命的力量。可见，无论是东方的还是西方的艺术家们，他们都有意或无意地遵循着“有性格的作品才是美的”（《罗丹艺术论》）这个艺术创作的自然规律。所以，尽管古希腊的雕塑旨在弘扬个性，秦俑则旨在表现整体意义，而我们却不能不承认，西方有西方的佳境，东方有东方的胜场。秦俑的妙处其实正说明了一个传统的华夏民族的艺术审美观念，即“四体妍蚩，本无关妙处”（《世说新语·巧艺》），传神写照，菁华聚现，正在于脸面五官之巾，正在于将原本缺乏个性的俑集合为整体群塑所表现出米的宏大个性与主题效果中。于是，我们清晰地看到了秦俑在雕塑上的主流艺术思维：写形重于传神，理智多于热情，科学态度多于艺术形象，技艺件多于审美性，客观描写多于主观发挥，模拟现实的写生性多于艺术典型的创造性等审美特色。（刘骁纯《致广大与尽精微——秦俑艺术略论》，《美术史论》1982年第6期）于是，我们便不能不相信，无论当年在咸阳铸造的12个金人是否为缥缈的传说，也无论曾伫立于渭河桥头的力土石像是否只是子虚乌有，面对眼前这一尊尊实实在在的秦川健儿的伟岸雄姿，我们仿佛看到的正是那阿房宫前12座青铜巨人重现的化身，正是那秦同力士乌获与孟贲油然再生的形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