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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深秋，军打来电话说孩子刚刚出生，父母又在湖北，他既要照顾妻子，还要忙于军务。我难过的心理、痛苦的遭遇都不方便向他倾诉，孤零零一个人独自难过，满腹委屈无人诉得。而在这个时候比我年长13岁的亮表现出了高度的热情和百分之百的主动，因此我们开始约会了。
由于他在市里很有影响，以前也曾给军政司法部门的要员当过秘书，因此工作很快得到了妥善安置。我也在荣华的帮助下回到了原单位，遗憾的是我的工作仍然是一线营业员，还要接受那些没有多少商业经验的营业厅主任的训斥和领导，一肚子的怒气还是无处发泄，委屈的眼泪总在眼里转。因此我从被动地位转到了主动地位，流着眼泪给亮诉说单位里发生的一些不愉快的事情。他很耐心，不厌其烦地讲道理：
“面包和牛奶总会有的，不要着急啊！”
“坚持就是胜利，好人一生平安，忍辱负重，光明就会来到。”亮总是慢条斯理地安慰。
他知道我和军的故事，劝我忘记军。他认为军不仗义，不负责任，应该谴责军，远离军。其实他根本不了解军为人厚重、赤诚的一面，更不了解我和军的情谊之深，爱之痛切根植于身体里最细微的神经里，每一滴涌动的鲜血里。任何人不能超越这种情感，凌驾、摧毁、瓦解这种多年积淀凝重、牢固的感情基础！除非天塌地陷将我和军活埋，活埋的灵魂依然会化蛹成蝶，双双飞舞。
亮能陪我多长时间，我能接受他多久呢？他有他的事业，他有他的家庭，他有他的烦恼，我不想多问，不想多管，也不愿意让他走进我的内心深处。
军走了，他也走了，或者军不在的时候他蜻蜓点水一样地来。他总是穿插在军和我之间，如同电影故事片中蒙太奇一样的效果，如同平静的水面上的涟漪一样既点缀着生活、来自生活，又和生活中的主人公没有太多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