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阶级在取得政权以后，总要竭力巩固它的政权，为此，都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以供自己巩固政权的借鉴。一切剥削阶级掌握国家政权的根本目的，是保持剥削制度，维护剥削阶级的利益。封建统治阶级无不想使自己的王朝长久延续下去，为此，其中一些有作为和头脑比较清醒的君主及其辅佐就特别注意总结历代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例如，汉高祖刘邦在定天下后，让列侯诸将直言他之所以有天下，而项羽之所以失天下的原因。高起、王陵的回答是：“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说，你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刘邦在这里总结了能否用人，是刘胜项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唐太宗李世民有几句名言：“夫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李世民的大臣魏徵十分重视隋炀帝灭亡的教训，多次引用《荀子·王制》上的话：“君，舟也；民，水也。水所以载舟，亦所以覆舟。”劝告唐太宗要搞好君民关系，注意人心向背。唐太宗自己也用同样的话诲谕太子，说：“舟所以比人君，水所以比黎庶，水能载舟，亦能覆舟。”
“经世致用”是中国封建史学的一个传统。一些卓越的史学家都很注意总结历代兴亡的道理。司马迁说他着《史记》的宗旨是：“网罗天下放失旧闻，考之行事，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在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个部分中，“本纪”的撰述宗旨是“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在《留侯世家》中，说张良“所与上（指刘邦）从容言天下事甚众”，但“非天下所以存亡，故不着”。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自述著作主旨是“专取关国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使先后有伦，精粗不杂”，以达到“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足以懋稽古之盛德，跻无前之至治”的目的。当然，历代封建统治阶级是不可能做到长治久安，永葆其政权，传之万代的。他们和封建史学家也不可能从本质上说明历代封建王朝兴衰的原因。不过，他们所总结的某些具体的经验教训，如上面所说的要善于用人、要注意民心向背等，还是有一定参考价值的。
资产阶级取得政权后，为了维护和巩固资本主义制度，为了说明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合理的”，当然也要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从历史上寻找论据，说明资本主义是必然永存的制度。19世纪，法国复辟时期的资产阶级历史家梯叶里、基佐、米涅、梯也尔（后三人还是政治家）在解释欧洲中世纪以来的历史时，都把它看作资产阶级反对封建贵族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并把阶级斗争的根源归之于人们之间物质利益即财产关系的对立。恩格斯说：“从采用大工业以来，在英国，谁都知道，土地贵族和资产阶级这两个阶级争夺统治的要求，是英国全部政治斗争的中心。在法国，随着波旁王室的返国，同样的事实也被人们意识到了；复辟时期的历史编纂学家，从梯叶里到基佐、米涅和梯也尔，总是指出这一事实是理解中世纪以来法国历史的钥匙。”法国复辟时期的历史学家宣扬资产阶级是历史发展的决定性力量，目的在于论证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合理性，但是他们不能也不敢把阶级斗争的理论贯彻到底，否认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的必要性和伟大的历史作用，诬蔑无产阶级的斗争是“疯狂的举动”、“最大的祸害”。马克思肯定了他们的历史功绩，也指出了他们的资产阶级局限性。“在我以前很久，资产阶级历史编纂学家就已经叙述过阶级斗争的历史发展，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也已经对各个阶级作过经济上的分析。我所加上的新内容就是证明了下列几点：（1）阶级的存在仅仅同生产发展的一定历史阶段相联系；（2）阶级斗争必然导致无产阶级专政；（3）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
还有一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为了“重振国威”，提高自己国家在世界上的地位，回顾历史，动笔着书。法国在二战前是世界上的头等强国，战后沦为二等国家。戴高乐对此极不甘心，他痛心于1940年法国的战败投降，念念不忘于恢复法国昔日的荣光，写下了著名的《战争回忆录》。“法国如果不伟大，就不成其为法国”———这就是他着书的宗旨。戴高乐曾任圣西尔军校的历史教师。在书中，他以政治家兼历史学家的眼光说明了二战前欧洲最大的陆军国家何以在几个星期内就一败涂地的原因。他指出了战前法国亲德亲意的严重错误：“某些人认为与其说希特勒是敌人，不如说斯大林是敌人。他们更关心的是如何打击俄国，是通过援助芬兰的办法呢，还是轰炸巴库，或者是从伊斯坦布尔登陆。至于如何对付德国则很少关心。有许多人露骨地表示他们赞赏墨索里尼。有些人，甚至政府中的人士，主张把吉布提和乍得让给墨索里尼（原译文作希特勒，误，应为墨索里尼），并让他分享突尼斯地区的共治权，以便向魔鬼讨好。”他还正确地指出了战前法国党派尖锐斗争，内阁频繁更替，以致国家涣散无力是另一个致败原因。他多次看到某个总理刚一上台就遭到无数的苛求和批评，“虽然竭尽全力也还是穷于应付，更谈不到掌握全局了。议会决不会支持他，给他做的事情只是暗中陷害他和离弃他。他的部长是他的政敌。舆论、报纸和党派利益都把他当成一个抱怨的当然对象。人人都知道他只能在职一个很短的时期，他自己也首先知道这一点。”正是第三共和国的议会制导致了“从1875年至1940年，我们更换过102届政府，而英国只更换过20届政府，美国只更换过14任总统。”戴高乐主张议会拥有立法权和对政府的监督权，但不能替代政府执政。政府应是“有职、有权和稳定的”。由于临时政府处处受到制宪议会的掣肘，他于1946年1月20日愤而辞职。直到1958年9月大大加强了总统权力的第五共和国宪法通过，12月他当选第一任总统后，才得以充分施展他的政治抱负。
英国依靠美国和苏联的力量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但在战后，满身创伤的英国已沦为二等国家了。老牌政治家丘吉尔出任战时首相，以很大的魄力使英国度过了几遭灭顶之灾的危机。战后，他写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这一名着，目的是：第一，宣扬他自己在战时的功绩：第二，宣扬在二战中英国的“巨大”贡献。他明明知道，与美国和苏联相比，英国的贡献要小得多。但是为了在战后能够保持英国仅次于美苏的第三大国地位，他还是煞费苦心地在《回忆录》中为英国评功摆好。例如，第二卷的主题被他定为“英国人民怎样单独坚守堡垒直至过去半盲的人们做好一半的准备”，突出在1940年5月到1940年底这段期间英国是如何孤军奋战的。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当时法国虽已败降，苏美尚未参战，但中国人民早在1937年7月就已浴血奋战，抗击了几近百万的日本侵略军队了。不过，《回忆录》中对于20世纪30年代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一些批评和分析，还是有历史价值的。例如，当时以张伯伦为首的保守党主流派坚决反苏，反对联苏抗德。但丘吉尔却主张只有建立起英法苏的联盟，才能制止纳粹德国的侵略行为。丘吉尔本人的政治立场是反苏反共的，曾主张把苏维埃政权扼杀在摇篮里，组织过反苏的武装干涉。由于他认识到20世纪30年代纳粹德国成为英国最危险的敌人，便暂时抛弃意识形态的根本区别而主张联苏。到了二战后期，他再次把苏联看作最大的敌人，力图联合美国打击苏联，并在战后发表了以“铁幕”一词而轰动的反苏冷战演说。这说明，像丘吉尔这样的资产阶级大政治家，虽然其根本政治立场是反共的，但能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战略态势的要求，及时调整联合或打击的目标。再如，慕尼黑会议后，张伯伦吹嘘“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从表面上看似乎真的避免了一场战争。丘吉尔却不这样看，他说：“不要认为这件事会从此结束，这不过是算账的第一步，这不过是以后每年还要递给我们的苦酒的第一口，第一次尝尝味道罢了。”他还以确凿的材料批驳了所谓英国因慕尼黑事件的解决获得了一年喘息的谬论（至今许多英国资产阶级学者仍持此说），说明慕尼黑会议后英法同德国的地位对比要比1938年9月以前恶劣得多。张伯伦目光短浅，只求苟安，故把失败当成了胜利。丘吉尔比张伯伦眼光远大，深知对希特勒的每一次让步，只能使他得寸进尺，和平不仅没有保障，战争反而更加逼近了。
像戴高乐和丘吉尔这样具有丰富的从政经历和历史知识的资产阶级政治家，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但是他们的历史唯心主义的思想体系障碍了他们对历史事件和人物做出进一步深入的本质的剖析。
与剥削阶级不同，无产阶级和它的代表人物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伟大理想，能够客观地、不带阶级偏见地去总结历史，科学地说明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和各国治乱兴衰的经验教训。
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也是伟大的历史学家。他们研究了全部人类历史，发现了人类历史的发展规律，“即历来为繁芜丛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着的一个简单事实：人们必须首先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宗教等等；所以，直接的物质的生活资料的生产，从而一个民族或一个时代的一定的经济发展阶段，便构成基础，人们的国家设施、法的观念、艺术以及宗教观念，就是从这个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因而也必须由这个基础来解释，而不是像过去那样做得相反。”由于“唯物主义历史观和通过剩余价值揭开资本主义生产的秘密”这两个伟大的发现，“社会主义变成了科学”。
马克思和恩格斯还写了一些专门的历史著作，从古代史一直到当代史，例如《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德国农民战争》、《1840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法兰西内战》等等。《共产党宣言》是科学共产主义的伟大的纲领性文件，是一部理论著作，但在一定意义上也是一部伟大的历史著作，它高度概括地深刻地阐明了全部人类历史，特别是资本主义时代的历史。在这些历史著作中，他们用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研究具体的历史事件，反过来又用具体的历史事件检验他们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恩格斯说，《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这部著作，“是马克思用他的唯物主义观点从一定经济情况出发来说明一段现代历史的初次尝试。在《共产党宣言》中，用这个理论大略地说明了全部近代史”。恩格斯在为《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所写的1885年第三版序言中又说：“正是马克思最先发现了重大的历史运动规律。这个规律对于历史，同能量转化定律对于自然科学具有同样的意义，这个规律在这里也是马克思用以理解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历史的钥匙。在这部著作中，他用这段历史检验了他的这个规律，即使已经过了三十三年，我们还是不能不说，这个检验获得了辉煌的成果。”马克思和恩格斯撰写这些历史著作，是为了总结历史经验，说明人类从原始土地公有制解体以来的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从而使无产阶级认识到自己解放世界的历史使命，认识到自己行动的条件和性质。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讲话中，说马克思的逝世“对于欧美战斗的无产阶级，对于历史科学，都是不可估量的损失。”在这里，特别提到马克思的逝世是历史科学的不可估量的损失，是含有深意的。
列宁和他领导的布尔什维克党胜利地进行了俄国十月革命，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把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变成了现实。列宁具有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广阔的世界视野。他既精通马克思主义学说，又对世界历史有深刻的了解。他在创建布尔什维克党、进行十月革命和巩固苏维埃政权的斗争中，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用历史观点去观察问题。他说：“在社会科学问题上有一种最可靠的方法，它是真正养成正确分析这个问题的本质而不致淹没在一大堆细节或大量争执意见之中所必需的，对于用科学眼光分析这个问题来说是最重要的，那就是不要忘记基本的历史联系，考察每个问题都要看某种现象在历史上怎样产生、在发展中经过了哪些主要阶段，并根据它的这种发展去考察这一事物现在是怎样的。”
列宁认为，在建立无产阶级政权以后，由于帝国主义还存在，由于国内的各种反社会主义分子还存在，保持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仍然是一个极其严重的问题。他说：“历史上从来没有过一种革命，在取得胜利以后就可万事大吉，安享清福。这样的革命一次也没有过，甚至次等的革命，甚至只把政权从一个有产者少数转到另一个有产者少数中的资产阶级革命也不是这样的革命。这种例子多得很！如法国革命。19世纪初，原先的强国就曾群起反对它，想摧毁它。”列宁还说：“任何一次伟大的革命即使是一国范围内的革命，都不可能不经受失败的艰苦时期。”他深刻指出，社会主义要战胜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这种新的生产方式要存在下去，就必须创造出比资本主义高得多的劳动生产率。列宁认为，历史不能割断，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必须取得资本主义遗留下来的全部文化，并且用它来建设社会主义。必须取得全部科学、技术、知识和艺术。否则，我国就不可能建设共产主义社会的生活。”苏俄在政治方面比英国、德国这样的国家都要先进，“但在组织像样的国家资本主义方面，在文明程度方面，在从物质和生产上‘实施’社会主义的准备程度方面，却比西欧最落后的国家还要落后”，因此“不利用大资本主义所达到的技术和文化成就便不可能实现社会主义”。
关于革命的成败问题，列宁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高度，做过透彻的分析，这些分析至今对我们仍有很大的启示意义。他以法国大革命为例，说它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情，“以至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法国革命后来在联合起来的欧洲反动势力的打击下失败了，法国恢复了正统的君主，“虽然如此，法国大革命还是胜利了”，“因为它为全世界奠定了曾是无法消灭的资产阶级民主、资产阶级自由的基石。”随后列宁联系到十月革命说：“一年半来，我们的革命为无产阶级，为我们所服务的那个阶级，为我们奋斗的目的，为打倒资本统治所做的事情，要比法国革命为本阶级所做的事情多得多。所以我们说，即使出现某种最坏的情况，即使明天有某个幸运的高尔察克把所有的布尔什维克都斩尽杀绝，那革命还是胜利了。”从根本上说，列宁认为：“如果从实质上来观察问题，难道历史上有一种新生产方式是不经过许许多多的失败、错误和反复而一下子就确立起来的吗？”“设想世界历史会一帆风顺、按部就班地向前发展，不会有时出现大幅度的跃退，那是不辨证的，不科学的，在理论上是不正确的。”苏联解体后，有人由此推断说，十月革命当初就不应该举行，十月革命是毫无成果的，甚至是有害的。我们根据上述列宁关于法国革命和十月革命的分析，正好用以批驳这些谬论。再者，有人还从苏联的解体得出社会主义已经失败的结论。其实，苏联的解体只能说明社会主义的一种已经僵化但未及时改革的模式的失败，并非整个社会主义制度的失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已经并正在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其他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事业也在发展。上述列宁关于一种新生产方式的建立必然要经历许多失败、错误和反复的科学分析，同样正好用来批驳社会主义已经失败和终结的谬论。
毛泽东是一位精通历史的伟大革命家。还在取得全国胜利以前，他就在考虑中国共产党掌权后如何避免历代封建王朝兴亡的“周期率”。1945年7月黄炎培等6位国民参政员赴延安访问。7月4日毛泽东与黄炎培晤谈。黄炎培说：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不少单位都没有能跳出“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周期率”。“中共诸君从过去到现在，我略略了解了的，就是希望找出一条新路，求跳出这个周期率的支配。”毛泽东答道：“我们已经找到了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944年3月，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在重庆《新华日报》发表。文章叙述了明末李自成农民起义军在攻入北京推翻明朝后，一些首领腐化并发生宗派斗争，以致失败的过程。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说：“近日我们印了郭沫若论李自成的文章，也是叫同志们引为鉴戒，不要重犯胜利时骄傲的错误。”同年11月21日毛泽东还写信给郭沫若，说：“你的《甲申三百年祭》，我们把它当作整风文件看待。小胜即骄傲，大胜更骄傲，一次又一次吃亏，如何避免此种毛病，实在值得注意。”
在中国人民革命全国胜利的前夕，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于1949年3月召开。毛泽东在这次会上的报告中提醒全党要防止因胜利而骄傲，以功臣自居，停顿起来不求进步、贪图享乐不愿再过艰苦生活等情绪的滋长，要警惕在糖衣炮弹攻击下打败仗的危险。他把夺取全国胜利比作“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这句名言给人们以极深刻的印象。他告诫全党：“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七届二中全会一开完，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其他领导人在3月23日离开西柏坡，进驻北京。在进行出发的准备工作时，毛泽东对周围的人说：我们进北平，可不是李自成进北平，他们进了北平就变了。我们共产党人进北平，是要继续革命，建设社会主义，直到实现共产主义。
毛泽东在领导中国社会主义建设时，也十分重视借鉴外国的历史经验。1956年他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中说：应当承认，每个民族都有他的长处，同时，每个民族也都有他的短处。“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但是，必须有分析有批判地学，不能盲目地学，不能一切照抄，机械搬用。他们的短处、缺点，当然不要学。”贯串《论十大关系》的基本思想是，“以苏为鉴”，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走自己的路。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苏联的奠基者列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奠基者毛泽东两位伟人，在他们巩固政权和治理国家的实践中，都是十分重视从历史上吸取经验教训的。他们所总结的历史经验教训和他们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都是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
今天，人类已进入了21世纪。我们面临的国际形势，要比过去更加复杂多变。世界多极化和经济全球化趋势在曲折中发展，各国之间既有相互依存的一面，也有相互激烈竞争的一面。在这种形势下，为了建设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我们必须按照胡锦涛同志所指示的：“不仅要有深远的历史眼光，而且要有宽广的世界眼光”；“要十分珍惜我国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经验，也要认真研究和借鉴其他国家历史发展提供的经验教训。站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高度，进一步认识当今世界风云变幻的规律性趋势，进一步认清我国的基本国情和发展大势，更好地掌握和加快我国发展的主动权。”为此，我们编了这套《强国兴衰史丛书》，阐述世界上一些国家治乱兴衰的历史，探寻其轨迹，总结其经验教训。《丛书》的第一批先出7卷，包括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法国、德国、日本、美国8个国家。这套丛书与一般的国别史写法不同，重点是选择每一国家中最能说明其兴衰过程及经验教训的一段历史，予以论述，此前此后都只作简单交代，用以概述一国兴起的背景和衰落后的归宿（复兴或其他）。例如，西班牙、葡萄牙卷的重点放在15、16世纪两国最早开辟新航路和建立殖民帝国这一段历史上；荷兰卷的重点放在17世纪荷兰建立海上霸权这一段历史上；英国卷的重点放在从工业革命的发生到英国在19世纪称霸世界再到患上“英国病”，走向衰落这一段历史上；法国卷的重点放在从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到法国成为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再到第三共和国的败亡这一段历史上；德国卷的重点放在从第二帝国的统一到德国后来居上成为世界第二工业强国再到第三帝国的暴兴和灭亡这一段历史上；日本卷的重点放在从明治维新到日本跻身资本主义世界强国之列再到日本帝国投降这一段历史上。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今天，日、德、法、英的历史都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德国经济复兴，成为世界第二和第三经济强国。英国经济近年来也有相当发展。法国力图恢复世界大国地位，树立在欧盟中的领导地位。但战后至今的历史作为一个阶段，尚在演变之中，需要继续冷静观察，不宜过早作出结论，应列入当代史范畴另作专门处理。美国的情况比较特殊。它在二战后成为世界超级大国，苏联解体后成为世界上惟一超级大国，这段历史自然不能不作比较详细的论述。美国今天仍然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它是否已经走向衰落或仅有衰落的苗头，还是它将长期称霸世界？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看来还将继续争论下去。美国卷的这一部分，作者也只能按照自己的研究，对美国未来的走向提出一些初步看法，供读者参考。
本《丛书》是一套以研究为基础的普及读物，作者力求写得深入浅出，以便广大读者阅读。脚注从简，但把写作参考的书籍列一简要目录，附在全书之后，供读者进一步研究时参考。各卷作者都是对所写问题做过专门研究的中青年学者，但由于涉及的内容方面很广，缺点仍在所难免，敬希读者多多给以指教。
齐世荣
2005年1月3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