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穿着开裆裤来到西安的。
我的开裆裤是娘在一个叫三桥的村子里给我缝上的。
三桥是我和娘到西安后的第一个栖身地。
后来我知道，三桥是个镇，并且是西安西郊最大最古老的镇子，据传在秦汉时代就有。叫三桥是因为它位于河东岸，河在这一带曾经有三座桥。为什么会有三座桥，我没考证过，但我听说作为“八水绕长安”之一的河原本叫漕河，是后人念转了音才将错就错地成了河。如果恢复原名，三桥之谜恐怕就好破解了。因为漕河就是历史上的水上运输线，而且是国家垄断经营，专门为京城运输粮食或接济军需；而漕河水从南山下来从秦之都咸阳、汉之都长安中间流向渭河，三桥这块儿又恰恰处在两都的正中间，作为关中八景之一的“咸阳古渡”的组成部分，河漕运繁忙，这里出现接应漕运的三座桥就是很正常的了。
当然这只是我成年后的猜想。而我跟着娘入住三桥时，还是一个穿开裆裤的小毛孩，狗屁不通，也从未见过什么桥，只记得这是公路边上的一个村子。这村子比我老家的村子大得多，村中间还有街道，那街道又比我们丰县城里的街道小得多。父亲在县中学教书的时候，我跟娘住在县城。俺那街上比这热闹多了，有卖羊肉汤的、有卖烧饼的、卖馓子的、卖馄饨的，还有敲着锣锣耍猴的……更让我难忘的是我们住的北隔壁是个大戏园子，每天那边锣鼓家伙一响，我便爬到屋顶的平台上听戏。三桥的街面上很冷清，不过三两家杂货铺而已，只有逢集的时候才有点热闹气。但我喜欢这里的树林子，这村里林木茂盛，站在村外的公路上看，整个镇子都在绿树的掩映之下。在老家我就喜欢跟着村子里的孩子们到村前的小树林去玩，晚上趁着朦胧月色在林子里抓“知了”（我们那里叫“蝶拉猴”）。可这个村子的小孩不跟我玩，他们的话我听不懂，嘴里老是“娥……娥……”地，不知道是啥意思。不过我们租住的房东人不错，见我母子俩来时几乎是一无所有（从老家出来时，娘只挎了个粗花布包袱），便让我们住到有火炕的屋子，并教娘咋样烧火炕。房东大婶指着院子里堆的麦草、包谷秆对娘说：“用，你尽管用。”房东家有个和我年龄相当的小女孩，长得好看却很调皮。我来的第一天，小女孩就弯腰朝我下身瞄了一眼，哧眯一笑，用小手在自己脸上划拉着唱起了儿歌：“羞、羞，把脸抠，抠个渠渠种豌豆。”我立刻就明白了，她是在笑我还穿着开裆裤，脸一下子就红了。
住下的当天，我就要求娘用针线缝住了我的开裆裤。现在想起来也忍不住想笑：我的开裆裤岁月竟然是在一个小女孩的儿歌声中结束的，嘿嘿！
在三桥租住的民房，月租金是5000元！
——哇，五千！天价？皇宫啊？
年轻人，别咋唬，那时国家还没有进行货币改革，把一元钱叫一万，把一角钱叫一千，一分钱叫一百。五千是多少？五毛钱。便宜不？放到现在，五毛钱掉到地上你也懒得弯腰去捡，是不？
三桥镇距西安市中心的钟楼是20华里。你会问：你们娘俩咋会住到这么远的地方？
话又得折回头来说：从老家出来时，娘说过是到西安，其实我们是在咸阳下的车。因为先于我们出来的是大姐，大姐在咸阳一家纺织厂当工人，俗称“纱女”。咸阳虽然也是个古老的城市，但与西安比知名度那可差远了。我们那边的人只知道陕西有个西安，压根没听说过咸阳。娘带我出来是投奔大姐来的，可进厂不过年把天气的纱厂女工咋能携家带口？于是大姐就托当地的工友在三桥给我娘俩租了这家民房。在三桥住了多久？记不清了，最多也就三四个月吧。娘不愿拖累大姐，说她还不老，能干活挣钱，于是便在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挎着那个粗花布包袱，牵着缝住了开裆裤的我，“扭捏”了20里，进了西安城。
我说那是一个春暖花开的日子是有证据支持的。
那证据就是桃花。
我是在一个叫桃园新村的地方看见桃花的。
现在想想，娘从老家应当不算是仓皇出逃，事先是做了充分准备的。她那件黑色的大襟棉袄里缝进了几个条子，那是父亲的几位好友写的，让娘到西安后拿上这些条子去找人。这些条子让我想到老戏《回荆州》上诸葛亮给赵子龙身上带的三个锦囊。娘不识字，但娘有办法，她将几个条子分开收藏，到哪找谁该拆哪个条子她心里有数。进入西安城（我想应当是从玉祥门进来的）后，娘就一路打听桃园新村在哪。黄昏时分，我们终于摸到皇城东侧的一片杂树林边上，路人说，这就是桃园新村。
于是我看到了桃花。那桃花开得热烈而娇媚，摇曳生姿，很是灼人眼目。然而，这里却看不到家乡那种一人多高的枝杈交错的桃树，那一簇一朵的桃花全是开在高出地面三五尺的细枝条上，而它们的周围又全是杂乱无序的灌木丛和蓬松的野草，各种叫不上名字的杂树更是散乱无章。一条散发着腥臭气味的水沟在杂树林间无精打采地流淌着，水面上漂浮着一团一块的白色泡沫和深绿色的漂浮物。林子中间散布着许多草棚茅屋，时值黄昏，一缕一缕的炊烟在林间升腾旋转……这情景连我这个小毛孩都能猜得出：这里住的一定是从我们那一块逃荒来的穷苦人。
多么好听的名字：桃园新村！
多么恶劣的环境：杂树林、臭水沟、难民营。
只有那桃花，以灼灼的光华向人们昭示着：这里也有春天！
噢，别忘了，这里还有几棵柳树，虽然个子矮小，但那柳枝飘飘袅袅，也颇有几番韵致。
尽管荒凉，污浊，但这里毕竟是这座千年古都的中心，紧贴着的就是皇城（清朝为皇室贵族居所、称满城，现在叫新城）好像多少也沾点“王气”。于是从河南、山东、安徽（包括这三省交界处的苏北）一带逃难而来的难民们便在这里搭起了草棚、支起了锅灶，一家老小便有了个安身立命的地方。来得早的，混得好的，过个三月五月一年半载，用打短工或捡破烂攒下的钱将草棚改建成土坯房。来得晚的或混得不好的，连个草棚也搭不起，干脆把农村挖红薯窖的办法搬到这来，在地上挖个深坑，再捡些树枝和油毡片搭个顶，或者再铺上一层麦草，就成了冬暖夏凉的“地窨子”，一家人像红薯似的挤在地窨子里，也算享受着天伦之乐。这种地窨子在当时乃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西安城里城外，特别是城东北（即现在的新城区一带）到处都有，可谓“星罗棋布”。
讲一个不是笑话的“笑话”：一天半夜，一个喝了二两小酒的小伙子骑一辆自行车过东新街，夜风一吹，酒精上头，晕晕乎乎的。随着一阵噼里啪啦的声响，小伙子连人带车跌倒在一个深坑里。没等他反应过来，坑里有个老头说话了：“哎，我说，你就是想给俺当上门女婿，也不能这二半夜的来砸俺的窝呀！”
这地窨子啥时候从西安街市上消失的，我也说不清，但有一件事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妻弟是上个世纪七十年代初结的婚，那天我去参加婚礼。中午，接新娘子的人回来对我说：“哎哟，她娘家到这会儿住的还是地窨子，俺低头弯腰地下到里头才把她搀出来的……啧啧……”
听起来很美的桃园新村，就是由草棚子、地窨子和少量土坯房组成的贫民窟，我想，这应当比老舍先生笔下的龙须沟更不堪。而这里的类似农村涝池般的臭水沟也多不胜数，如新城南壕、菜市坑、鸭子坑和八仙庵北边的豆芽坑……然而，这种不堪只能说明那时老百姓生存环境的恶劣，绝不代表人心的美丑善恶。而恰恰是这等恶劣的生存环境，使在这里栖身的穷人们更知道人要为改善自己的命运而抗争的道理。上个世纪的九十年代，我在采访中曾先后遇到两位从桃园新村走出来的人，一位是一家商业公司的老总，另一位是一家国防科研单位的“高工”（女）。
谈到童年，说到桃园新村，二位皆感慨不已，他们的共同结论是：是苦难成就了我！古人说：豪门多纨绔，寒门出俊杰，这话我信。我是从桃园新村上完高中、走进大学的……生存的艰难，使这些漂泊异乡的穷人们更懂得“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的朴素真理。亲情、友情、爱心、义气像阳光一样明亮温暖，像桃花一样灼灼鲜丽。一拨又一拨的难民在背井离乡前其实都盘算过出来之后去投奔谁；而先一拨往往就是后一拨的“打前站”的，他们的草棚茅舍地窨子就是后一拨的“驿站”。我的老友，为西安经济建设立下过汗马功劳的优秀企业家、全国劳模苌春福就动情地对我讲过，1953年他从河南荥阳到西安谋生，第一站就是投奔在桃园新村立住脚的老乡，那老乡对他亲如父兄。在这里站稳了，从这里起步，才有了他后来的“五马长枪”。
娘领我走进桃园新村找的那家老乡姓甚名谁，我实在想不起来了，只记得他们是三代五口人，有一间草棚和一个地窨子。我们一来就受到了这家人的热情款待，招呼我们吃了晚饭后就安排我们住在草棚子里，他们一家五口去挤地窨子。娘死活不肯，可那家男主人却流着泪说：“大嫂呀，俺可是徐先生的学生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俺咋能……”
娘和我在桃园新村只住了一天一夜，第二天，娘便向这一家五口告别了。原因是娘看出来了，这家对俺娘俩太好了，简直把我们当神供着，而靠捡破烂为生的他们又太穷了。娘说过：“自己再难也不能难为亲戚朋友！”（这句话至今仍是我坚定不移的人生信条。）所以，娘坚辞了那一家人的苦苦挽留，在日色过午时挎着那个粗花布包袱、领着小尾巴似的我走出了桃园新村。
桃园新村是什么时候从西安地图上消匿的，我还真的说不清，我只知道，两三年后，在它的东侧耸起了一座壮丽巍峨的大厦——人民大厦，人民大厦至今仍是西安的标志性建筑之一。我还知道，当年的那条臭水沟现在叫皇城东街，而这条街的东侧两年前建起了一排崭新的平房。尽管每个房门上挂的牌子不一样，如有的是“汉中”、有的是“榆林”、有的是“渭南”……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陕西省群众信访接待中心”，专门接待来自全省各地到省上“告状”的群众。我还是想称他们为“难民”，但此难民非彼难民。接待中心彰显的是人民政府在民主政治之风吹拂下的亲民情结。
在那排接待房的北面，残留着一垛古皇城土墙的残骸。我劝朋友们抓紧时间到那留个影，那上面有太多的历史记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