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班里人缘很好。原因有二。一是我是公认的“三大聪明”之首（这个叫法是同学们从“植物”课本上关于植物生长的“三大基础，五大要素”引发出来的）。能演节目、能写诗、能画画（班里每次出墙报我肯定是主编，字画一齐上）；二呢，我缺心眼，跟谁都不斗嘴斗气斗心眼，更不会向老师打同学的小报告，平时蔫蔫地，暮暮地，好接近。所以，每次同学们有啥新的“创意”活动，总爱拉上我：毛三，走，咱弄啥啥啥去，我就不吭不哈地跟人家走了。
记忆最深刻的是那次跟一伙同学到城西南逮蛤蟆。
班里有个男生叫王克敏，家住在炭市街菜场旁边的南新街上。周末，王克敏提出：“咱到郊外逮蛤蟆去，拿回来可以卖给菜市场的人。”那是一个极度贫穷饥荒的年代，一听说逮蛤蟆既可以玩又能卖钱，四五个男生和三四个女生一哇声地响应。我也不声不响地入伙了。
一大早我们在王克敏家集合，然后一路说笑着出城，走了两三个小时才走到沙井村一带。如果你现在在西高新区工作或居住，相信你会为你身处如此繁华的地方而自豪。但我要告诉你，在我们这代人的学生时代，这里可是块十分荒凉的地方，随处可见的是野草蓬蒿，荒坟乱冢，一滩一条的臭水沟和污水涝池。田野上空白天是麻雀飞，黄昏是乌鸦啼，晚上是蛤蟆叫……如果不是结伙成队，像我这样自小就在荒野上走惯了的野孩子走到这心里也会犯憷。
有荒草蓬蒿又有臭水沟的地方必然蛤蟆多，我们就是趟着荒草，拨开灌木丛，下到臭水沟边逮蛤蟆的。虽然也有几个爱热闹的女生，但女生们一见浑身疙瘩的癞蛤蟆，先是一惊一乍地尖叫，随即便捂着小嘴跑得远远的。对蛤蟆的围追堵截全是我们几个男孩干的。干到着急处，干脆脱了鞋，挽起裤脚下到沟里去抓。夕阳西下时，我们拎着半麻袋的“俘虏”回到了城里。创意是王克敏提出的，半死不活的蛤蟆就让他拎回家去找买家。说好了，卖了钱人人有份。
可是，当天晚上，王克敏就哭丧着脸跑到我家，抽抽搭搭地说：“俺……俺……大把我揍了一顿，说这是癞蛤蟆、疥肚子……菜市场卖的是青蛙。这东西又脏又臭又恶心根本没人要……你看咋办呀？”
我忙问：“那疥肚子呢？”
王克敏朝大门外指了指：“在门口哩。我知道你屋这是机关单位，不敢拿进来。你看，我脸这会还肿着呢，俺爸扇的。”
我心眼不多，但经的难场不少，所以便练出遇事不慌的心理素质。我回屋跟娘撒了个谎，出来便拉着王克敏说：“咱到北门去，趁天黑，把这些癞蛤蟆扔到城河里，反正城河里本来就有蛤蟆。”
河南人有句俗话：想好事耽误瞌睡，想发财必然受罪。一点不假，就这半袋子癞蛤蟆，不仅让俺几个男生忙了半天，浑身弄得泥猴似的，而且还让王克敏同学挨了一顿暴揍（后来我娘知道了也好生数落了我一顿），真划不着！
这种事不管咋说都是孩子们贪玩的天性惹出的小麻烦，下面我要讲的吆麻雀就不然了，那可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国家大事呀！
新中国建国之初，中央就提出要在全国开展爱国卫生运动（时至今日，“爱委会”仍是政府辖下的一级行政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不仅是爱国，而且是为民造福。因为旧中国造成民不聊生的原因不只是战乱频仍、政治黑暗、经济萧条，还有自然环境的极度恶劣。而自然环境的恶劣又必然让那些危害人类生命健康的各种害虫肆无忌惮地滋生繁衍。所谓爱国卫生运动，主要就是消灭这些“害货”，如苍蝇、蚊子、老鼠、血吸虫等等。大概是从1956年起，中央就明确了运动“重点”对象：老鼠、苍蝇、蚊子、麻雀。于是轰轰烈烈的“除四害”运动便在全国展开。那时我还在北关小学上初小。
一度，学校规定学生上学时要向学校交死老鼠（后来改为交老鼠尾巴）。十来岁的孩子见了老鼠都吓得嚎叫，还能指望他们活捉老鼠？为这事可把家长们难为坏了！我现在已经想不起当时我娘是怎样帮我完成“老鼠尾巴”任务的，但对逮麻雀的事还有印象。课余时间，我经常在门口临街的人行道上用一根细棍支起一个竹筛子（或箩筐），筛子下撒几粒小米或掰碎的馍渣子，棍子上系一根细线绳。我远远地躲在院子的门后面，一旦发现麻雀进到我的筛子下啄食，轻轻一拉绳子，那“小子”成了我的俘虏……这当然不是我的发明，是逮麻雀的“传统手法”。不过，能在临街的人行道上设伏逮雀，你也可以想象那时的街上清静不？那才真叫“门可罗雀”哩！
以除四害为主攻对象的爱国卫生运动起初的确够轰轰烈烈了，但不到年把天气，运动的声势就渐渐衰弱了。我们小孩子家当然不理解其中的政治原由，只觉得老师不催收老鼠尾巴了，父母也就轻省了，好事。长大后再回头望，忽然就明白了个中蹊跷：原来一群比麻雀老鼠更厉害的“敌人”出现了。这是一群以高级知识分子和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为骨干的队伍。他们借我党开展整风运动之机，拉过中央提出的“大鸣大放”的口号作虎皮，蛇一样“出洞”后便“横挑鼻子竖挑眼”地指责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各项方针政策，口无遮拦地把新中国说得“一团漆黑”，这还得了！这些人有知识、有文化，甚至有权威、有地位，他们的言论的煽动性、危害性比不会说话的苍蝇、麻雀们大得多了，弄不好会亡党亡国的！大敌当前，自然要将不会发表任何言论的“小敌”放一放了。
于是，一场网进几十万人的政治斗争就在全国铺展开来。这就是著名的“五七年反右派”运动。关于这场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反右派运动，中央在著名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有过结论。结论并未全盘否定运动的意义，但承认是“扩大化”了。那咱就听中央的，扩大化就扩大化吧！反正那时咱还是个混沌未开的小孩，咋扩也没扩到咱头上。反正，至今还有三四个“右派”没有平反，甚至戴着这顶几十年前领到的大帽子进了坟墓。只要有他们在，就证明这项运动哪怕扩大了几十万、几百万倍，本质也是没错的，大方向还是正确的。对不？
话回主题，书归正传。还是说“除四害”中的麻雀战吧。
1958年的4月，正是人间万物复苏、百鸟齐唱的春天，从中央到地方，突然间又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且手段新奇绝伦的大运动。我想，如果那时有现在的“航拍”，那么，你在这个春天从低空飞行的机舱口俯瞰耸立在西部高原的这座千年古都，然后按动相机，你会拍到一幅绝对震撼世界的画面！如果那照片能保留到现在，那你可就“大发”了，保不齐能得个“诺贝尔摄影奖”呢！
就在那年的4月中旬，好像是13、14、15日那几天。西安人几乎是倾城出动，然后各自寻找自己的“制高点”。城墙、钟鼓楼、大雁塔……可惜，那时的西安高层建筑少得可怜，三层楼就算是高大建筑了，几十万人上哪找那么多“制高点”啊？于是，大多数的人都爬到了自家的房顶上。那时的民房（包括大多数机关单位办公用房），房顶基本上都是青瓦铺排的“人”字形，人站在上面、稍不小心就有失身坠落的危险。
你想象一下，在偌大的古城内，在高低错落的房屋建筑群的屋顶之上，散布着七十万（这个数字是当时报纸上公布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人人都是两手不闲，一边敲响器，一边向天上挥动着大小旗旗，没旗子的就挥动着白衫子、蓝裤子、花裙子、破麻袋片片子……如果从空中拍下这番风景，那可是比“哥德巴赫猜想”更难破解的“猜想”：这些人在干啥呢？疯了吗？
没疯，那时的我们头脑清醒、热情洋溢，爬上高处是为了进行一场正义的战争！
我们的敌人是——麻雀！
我们的歼敌手段是——让它“过劳死”。
我们在黎明前就占领了城市的各个“制高点”。当曙光渐退，太阳露出笑脸时，我们的敌人来了。它们走的是空中路线，小小的翅膀一扇一扇，嘴里还叽叽喳喳地唱喝白道的，小样儿轻狂至极！全然不把我们这七十万人马放在眼里，浑然不知它的死期到了！
于是，古城墙上鞭炮声起，埋伏在楼房顶上、瓦房顶上、古建筑顶上的各路英雄摇旗呐喊，“嗷嗷呜呜”的呐喊声如山呼海啸，英雄手中拎着的各种武器一齐奏响：叮叮叮、咣咣咣、当当当、锵锵锵、咚咚咚、嘀嘀嘀、呜呜呜……这种交响乐恐怕连贝多芬也自愧弗能。
这就是老汉我在少年时代亲自参与的一场“战役”，时称“麻雀疲劳战”。参战者找高处埋伏是因为麻雀在空中飞，我们只有离它近才有杀伤力。那些发出音响的是：铜锣、皮鼓（包括少先队用的那种双面洋鼓）、笛子、洋号、唢呐……最多的是家用洗脸盆，铜的、铝的、搪瓷的……总而言之，只要能弄出响声的，全上。有人实在找不到“响”器，没关系，有嘴呀，到时你就跟着大伙扯开嗓门吆喝吧。
杂乱的、巨大的音响忽而似万马奔腾，忽而又此起彼伏，在这个城市（我亲历的是这个城市，但请记住：在中国，任何运动一来，全国都会同时行动）从清晨直闹腾到日落黄昏。
问那会儿我在哪？
我的阵地那可不一般！头一天（4月13日）在东大街最著名的商店——中山百货大楼（现华侨商厦）楼顶；第二天在西安最辉煌的宾馆——西安人民大厦楼顶。都是西安的标志性建筑（先一天为找“响器”，娘急得团团转。俺娘俩连个搪瓷洗脸盆都没有，用的是瓦盆；主人家里有，咱咋敢拿出去敲打？最后是看大门的大爷把他已改作尿盆的一个搪瓷盆洗洗给了我）。
那两天我在高高的楼顶上看到了什么？
看到了一群群自由飞翔的鸟儿从白云蓝天上悲壮地坠落，凄凉地死去。
它们是被剧烈怪异又此起彼伏的呐喊声、鼓噪声、敲打声吓破了胆，看到了昨日栖身的绿树，也看到前日“放歌”的屋檐，但它们不敢降落，只能挣扎着在天空东奔西窜。当最后一口气耗尽的时候，它们悲惨地从天空坠落——连最后的叹息也没留下！落到地上时，瘦小纤弱的躯体便染红了翅膀下的一块土地。
小麻雀们肯定知道，它们总有一天会死的，无论是自然死亡还是在弹弓的击打下死亡，都属正常。而唯独这种在呐喊鼓噪中的“过劳死”，恐怕是连它们的上几辈祖先也没经历过的。
上帝不是万能的，而人的破坏力却是万能的——包括剥夺其他动物生命的手段。
麻雀疲劳战，一天之内，七十万大军兵不血刃歼灭麻雀二万八千多只（这数字是4月14日的报纸上公布的）。
这有点像楚汉相争时的“四面楚歌”之计噢。
自我亲历亲为的那场全国性的麻雀歼灭战后，比中国人口数量多出四五倍的麻雀在中国几乎是绝迹了。偶尔有，我想那应当是从国外来的“游客”。好在自那以后，灭麻雀的事也没人再提了，否则，非闹出国际官司不可！
那么，麻雀真的就该赶尽杀绝、诛灭九族么？
其实，早在发起这场“人民战争”之初，就有动物学家指出：麻雀的主要食物是植物的种子，并且还有吃其它害虫的作用，基本上属于“益鸟”。但动物学家与政治家根本没有平等的话语权，说了也白说。
麻雀也吃粮食，也有叽叽喳喳多嘴多舌的毛病，但谁能告诉我，这世界上哪种动物是十全十美的？人吗？哼哼，我看这世上毛病最多的就是人了！
据说后来有文件为麻雀平反了，我没找到这文件，不敢瞎说；麻雀王国里有没有名誉权，我也猜想不来。但是，从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理念来推论，我觉得麻雀死得冤，麻雀们也太傻！
忽然想起一件事：今年春天，我在开园不足一年的大明宫国家遗址公园内散步，走到公园西部一片小树林前，蓦然看到了一场麻雀表演的“团体操”。
先是一群麻雀在一棵树的枝杈上静静地栖息，忽然，随着一阵低沉的呼哨声，那些麻雀竟从树枝上成一字长蛇阵，整整齐齐地飞下来，落在地面的草丛中；大约过了三四秒钟，又是一阵呼哨，这群小精灵又列队飞上树梢。我真的没看清，这些散开的鸟儿是怎么在瞬间集结起来的。我在林前的小路上站了十几分钟，麻雀的表演不下五次，每次都是列队而下又列队而上，没有一只是独飞独行的。所以我说那叫团体操表演。
我小时候——也就是很早的时候——没注意过麻雀是怎么集体行动，只知道大雁是结阵而飞。现在看到麻雀也结队而飞，心想，可能是50年代的那场几乎让种族灭绝的浩劫，让麻雀的后代们学聪明了，明白了只有结伙组队才能免遭荼毒的道理吧？
可能是瞎想，我这个人就有这毛病！
轻轻地，我走了。让它们去飞吧，在它们面前，我是有罪的。
写到这里，年纪比我小两岁上学比我低一级的老妻请求我添加一个故事。她说那时她家在朝阳门外，那一带别说楼房，就连瓦房都不多。那天老师带他们到了一片坟地上吆麻雀，女生们站在坟头上摇旗呐喊，男生多半是骑在居民院子的墙头上敲盆打锣，坟头墙头总是比地面高一点么。有个女同学当晚回到家里，半夜从噩梦中惊醒，钻到她娘的怀里大哭：“今天吆麻雀，老师让我踩在人家坟头上……刚才我梦见鬼了……呜……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