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当我在电脑上敲下《特务》这个题目时，浮现在我眼前的首先是一个阳光明媚意气奋发的印象。时间应该是夏日的午后，太阳正在曝晒着大地，有阵阵清风吹过，树枝在风中轻轻摆动着，树梢上，有几只麻雀在跳来跳去地玩耍。在村口，在一棵老槐树的荫凉中，有一个年轻人正在吹笛。他坐在一个小木凳上，木凳前面不远处的地上放着一个掉了几片瓷的白搪瓷茶缸。悠扬的笛声惹来了包括我在内的一群小孩子。我们围在他跟前看他偏着头吹笛。当他看见有人离茶缸太近时，他在吹奏的同时伸出一只脚碰了碰他，示意小心他的茶缸。当他演奏完一曲后他用一只手握着笛子的一端用劲甩了甩，水珠甩在了几个孩子的脸上从而引起了一阵笑声。他问我们是否知道他刚才吹奏的是什么曲子。那天他演奏的大约是《北京的金山上》以及《毛主席来到了天安门》之类那时在广播中经常播放的歌曲，我们异口同声地给出了答案，他便夸赞我们还有点欣赏能力，问我们还想听什么歌曲。我们七嘴八舌报出了一大摊，他想了想，说这样吧，按大小个子来，一人点一个，谁最高谁先说。于是我们中间个子最高的首先获得了点歌的权力。刚才还在叽叽喳喳的孩子们对此有些不好意思和将信将疑，第一个人是试探性地报出曲名的，他点点头吹奏起来，吹完一曲后又让下一个来点……我至今仍然清楚记得，他那天为我演奏的是一曲《下定决心》。这首我们当时几乎每天上课前和放学时都要唱诵的歌曲在我的心目中毫无好感甚至有些讨厌，我之所以点它是因为轮到我时我所知道的其它歌曲已经被别人点过了，我只能点它。使我惊奇的是在他的吹奏中这首《下定决心》不仅不令人厌恶，反而十分悦耳动听，我体会到了一种莫名的激动。
那天，在他吹奏的过程中后来笛膜破了。他要我们去找一截越粗越好的芦苇，我们分头找来了好几根。他又让一个孩子回家取来一把剪刀。他拣了一段最粗的芦苇用剪刀划开，剥出一片苇瓤小心翼翼地剪成正方形，用舌尖舔了舔然后贴在了笛孔上。他吹出几个音调试了试，好啦！他说，现在轮到谁啦？
那天，那个坐在树荫下吹笛的年轻人就是特务录才。
我后来听村里人说，不仅在桐树村，即使在整个东风公社，录才的笛子也是首屈一指的。大家一致认为：如果要是一个正经人的话，录才早已不是农民了。
在我的脑海中，有关录才的另一个印象是令人感到压抑的，是一种充满火药味的临战状态。这状态前后大约持续了不到三十分钟，录才最终并未爆发。这几十分钟后来困扰了我许多年，我一次又一次问自己：为什么那一天录才在应该发脾气时却不发作？
事情的起因大致是这样的：有一年秋收大忙时节的一天早晨，当桐树大队第八生产小队的社员们来到田间时，发现他们前一天下午扳下来堆在地头的玉米棒子少了许多。这在当时是一件不常见的大事。社员们义愤填膺，众口一辞非把偷玉米贼抓住不可。在生产队长的主持下，大家集思广益，很快想出了捉贼的办法。八队的这一片玉米地不知是因为种子还是别的原因，玉米壳大都是红褐色的，与八队以及其它生产队大多数地块结出的黄白色棒子有明显区别。这成了他们捉贼的方法依据。八队队长命令社员们立即分头行动，在桐树村全大队范围内想方设法寻找红褐色玉米棒子或者剥下来的红褐色玉米壳。他们的努力很快就取得了效果：有人看见六队录才家的院子里堆放着还没来得急剥的红褐色棒子。六队社员与八队社员住得不远，两个小队的某些田块又是连畔而种，这非常符合贼是八队附近人这样的基本判断。在录才家发现红褐色棒子无疑是一个令人鼓舞的消息，但红褐色玉米棒子的发现者却也同时带回来了另外一些矛盾的信息，那就是据说录才家自留地所长的玉米棒子也是红褐色的，而且也是昨天才收拾完。经过八队队长与副队长、妇女队长、会计、保管、贫协代表及几个积极分子讨论，很快作出了下一步行动安排，即去录才家实地称量玉米棒子。这样做的理论依据是：当时桐树村是每个人五厘自留地，录才家共有五口人，也就是有二分五厘自留地；八队会计把前面几块地分棒子时的账拿出来一查，用每块地的亩数除以棒子总重量算出了亩产量，又把不同地块的亩产量往一起一加一除求出了平均亩产量，再把这平均亩产量与二分五厘地一乘，得数便是他们认为录才家只能拥有的玉米棒子的斤两。八队队长领着一群人扛着大秤提着箩筐浩浩荡荡地来到了录才家。其时正是早饭时分，他们的行动吸引来了一大群围观者，少年的我就是其中的一个。当时录才正蹲在屋檐下捧着一只大瓷碗吃饭，他的老娘正坐在玉米堆前剥棒子，在我的记忆中，录才的老婆和两个儿子那天不在家。看到一下子涌进来这么多人并且拿着秤，录才感到莫名其妙，他问有什么事。八队队长说他们队的棒子在地里被盗了。录才说你们队棒子被盗与我有啥关系？八队会计说他们被盗的棒子是红褐色的，与眼前的一样。八队会计的这句话吓坏了坐在地上的录才老娘，老太婆瑟瑟缩缩地说地上的玉米棒子中红褐色的是她从别人收获过的地里拣来的。她的神态和解释更加坚定了八队一行人的猜疑。他们明确告诉录才他们怀疑他就是偷玉米的贼。录才问他们凭什么说自己是贼，他说就许你们种褐色棒子，别人就种不得？这时便有看热闹的六队社员站出来为录才帮腔，说录才地里结的玉米棒子确实是红褐色的。八队队长说是不是偷来的一称就知道。录才问称一称怎么能知道。八队会计报了一个数字，说要是多称出来了你就是贼。录才老娘让儿子央求八队人别称了，说把她拣来的褐色棒子拿走好了。录才没有理他老娘，一挥手做出了一个请的姿势，说，来来来，称！八队社员一轰而上开始往筐子里装棒子……
那天称量的结果是录才家里的玉米棒子不仅没有多出八队会计报出的数字，而且还少了一大截。这个结果使气势汹汹的八队人低下了头，录才问他们自己是不是贼，他们也不回答，拿起秤和箩筐就走。在场看热闹的六队人变得愤愤不平，大喊别走，说多了录才是贼，现在少了你们得给补上。录才说就是呀，你们给我补不补？录才说完这句话后再没有任何进一步的行动，他眼睁睁看着八队一行人走出家门从他面前消失，也不去阻拦他们，全然置在场六队大人小孩的义愤和对他的声援于不顾，脸上带着得意的笑容，仿佛他占了多大便宜似的。
八队人走后，六队社员把义愤发泄在了录才身上，大家质问他为什么不拦住他们？为什么不让他们赔少出来的斤两？为什么不骂他们？为什么不往他们脸上唾？……对此录才的回答是和他们较量没有意思。此时他埋怨起她的老娘来，说他们要称让他们只管称好了，哪里值得向他们求情？
从录才家出来回自己家里，我向父亲讲述了刚才在录才家里的见闻，我父亲当时所说的一句话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别说半夜去偷，就是大白天请录才去拉，录才也未必舍得花力气去拿。
我向父亲着重描绘了在场六队人的义愤和录才的不作为，对此我父亲没有发表意见。
面对如此欺辱却不奋起还击，竟然让八队人轻而易举地走掉，这使我感到非常不解。我企图找到问题的答案。我首先设想也许他是一个老好人，但这设想并不能使我满意，因为就我与他不多的接触来看，他好象并不是一个老好人，尤其是他不具有老好人通常所应有的慢性子，这从他走路的风风火火上一眼就可看出来。我又设想他是一个懦夫。但即便是一个懦夫，在那样的欺辱面前也应该奋不顾身予以痛击。何况录才当时拥有地利、人和以及舆论的支持。人们愤愤不平地公开声援，完全可能将一个懦夫也激励成霎时英雄。我只好又放弃了录才是一个懦夫的假想。后来，经过多年的思索，我终于找到了令自己感到满意的答案，那就是录才是一个极度缺乏责任感的人，那天他是因为没有责任感而懒得予以还击。也就是说，在录才身上，缺乏责任感已经缺乏到了连发脾气的责任也不愿承担的程度。
说录才没有责任感，在桐树村绝对不会遭到异议，人们只会说：和一个二流子讲什么责任感？
录才的缺乏责任感首先表现在不承担家庭责任。他有两个儿子，但是整个桐树村几乎没有人看见录才抱过他们。对他们，录才永远采取一种自由放任的态度，他们的吃喝拉撒他懒得照顾，他们打也罢闹也罢哭也罢喊也罢他不愿去管，一切全随他们自己。有时，录才的儿子被母亲赶出了家门，一连几天不敢回家，录才也从不去寻找他们。有一次，一位邻居提醒录才要管管儿子，说是他昨天看见他们弟兄俩爬电线杆子玩。录才听了笑着说没事，说是绳子从细处断。录才的说法使那人非常生气，他认为录才在影射自己只有一个儿子。后来他有好长一段时间不理录才。
录才的妻子是桐树村人人退避三舍的泼妇，她正是因为太泼而被第一个丈夫休掉后不得已才嫁给录才的。如果谁惹了她，她有时会站在人家家门外象说单口相声那样骂一整天。那一天八队人走后，看热闹的六队人在斥责录才不作为的同时，颇为录才妻子当时不在家而感到惋惜，说要是她在的话必有一场好戏，八队人别想那么顺当地称玉米又那样轻而易举地走掉。遗憾的是，录才妻子虽然在桐树村威名远播所向披靡，但她的凶悍在录才身上却发挥不了多少作用。她可以骂他，甚至可以打他，但却无法改变他。她对录才的不满只能导致录才更多的失踪，离家出走一段时间是录才的一大爱好。他既可能因为妻子与他怄气或别的什么原因离家而去，也可能在毫无征兆的情况下突然失踪。至于他去了什么地方，谁也说不清。
录才是在少年时代失去父亲的，有一次他父亲去山里背柴时突发暴病死在了山里。在那个艰难时代，鉴于他们家困窘的境况，录才父亲被草草掩埋在了异乡。没有棺材，好心的山里人给了一个废弃的牛槽。录才父亲就这样躺在倒扣的牛槽下长眠于他一生走过无数次的大山里，抛下了他年轻的妻子和尚处年幼的一儿一女。在桐树村，死比生重要，录才父亲辛苦一生死后却连一口棺木也没有背走成了家人和亲戚永远的痛。后来，录才的姐姐在成家之后一直提醒弟弟早早置办母亲的寿材寿衣，但直到老人家过了七十岁仍不见录才有所动作。考虑到弟弟入不敷出的家境，录才的姐姐渐渐死了让录才为老母尽送终之责的心。在她的不懈央求下，丈夫和公公、公婆最终同意为她母亲做一口棺材。棺材做好送到桐树村之后，曾有人讥笑录才，说是录才的运气真好，本来作为儿子应该为双亲安排后事，结果录才却是一个也不用管。令桐树村人愤慨的是，这口棺材后来却被录才卖掉了。有一次录才因为赌博而欠了几百元钱，债主是邻村的一个老头子，一个有名的滚刀肉。桐树村人一直没有弄清录才怎么能够从他手里借这么一大笔钱出来。那个老头来桐树村讨债，当他看到录才家徒四壁时便躺在录才家里不走，请谁来劝也不起作用，一句话：认钱不认人。七、八天后，被老头整得焦头烂额的录才决定去车站寄卖所卖掉母亲的寿材。听说录才要卖掉他姐姐为母亲所做的棺材，族人纷纷前来阻挡。大家质问录才有什么资格卖棺材，莫非棺材是你做的？难道两个老人你管了一个？是不是你准备让你老娘将来也扣一个牛槽埋掉？面对族人的斥责录才蹲在地上把头夹在两腿之间一言不发。这时录才的老娘说了话，说棺材是我女给我做的，但我不能看着我儿被人逼死，我愿意录才卖掉它，这事你们就不要管了。听了录才他娘的话族人更加生气，有些人立即摔门而去，有人问老太太卖掉棺材你老百年后怎么办？老太太说随他。从录才家出来后族人们又在一起议了议，大家一致认为既然老人家开了口，别人也就不好再说什么，现在唯一的办法只有让录才姐姐来挡。录才姐姐嫁到了四十里外，大家议定明日大清早派人骑自行车去叫。第二天中午，当录才的姐姐赶到桐树村时，大家才知道昨天晚上录才和逼债的老头已经趁着夜色把棺材拉走了。录才的姐姐立即向车站赶去。在寄卖所里，她没有找到弟弟，打听的结果非常令人失望，说是今天大清早确实有一个老头和一个中年人拉来了一口棺材，因为要价很低，上午已经卖掉啦。
录才是整个桐树村唯一一个挣八分工而不是十分工的青壮年劳力，这一方面因为他干活时不肯出力，但主要原因还是他一次又一次的离家出走。
在当时那样的政治环境中，录才的不辞而别曾经招致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最初，几乎每一次当他失踪一段时间重新又出现在桐树村之后，桐树大队第六生产小队都要召开社员大会批斗他。每一次当他低头弯腰站在会场中央接受批斗时，他总是说这一次他决心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但过后不久，他又会故态复萌离家出走。这样重复次数多了，六队的干部便懒得管他，而是将他推给了大队。接到六队的情况汇报后，桐树大队曾经专门召开全大队社员大会批斗录才，有一段时间每当大队召开大会时还让录才与桐树村的四类分子一起陪斗，有一次甚至把他送到公社劳改队劳动改造了两个月，但所有这些措施都没有发挥多大效力。大队干部本想进一步加大力度整治录才，但考虑到他出身贫农，能扣在他头上的帽子也就一顶好逸恶劳外加曾经赌过钱，既然公社劳改队也去过了都不管用，渐渐地也就不再理他。久而久之，旷工去逛竟然成了桐树大队第六生产小队社员录才的一个特权。
本来工分就低，又要因为一次次玩失踪而旷工，又有老人又有小孩，录才的家境也就可想而知。在六队，录才是欠账大户。生产队每搞一次决算，录才不仅分不到一分钱，他欠生产队的债务还会增加一些。录才家的自留地也是桐树村务的最差的自留地，这正是那次称重时苞谷棒子不仅没有达到八队会计所定的标准，反而少了一大截的原因。虽然只有区区二分五厘自留地，录才也是懒得去种，耕作自留地的责任主要由录才妻子和两个儿子承担。有一次，录才担了一担粪去自留地里给作物施肥，不料却认错了地，把粪上在了别人的自留地里。那一年，六队拉堂自留地里的玉米中有一行长得特别茂盛，比别处几乎高出了一头，拉堂对此感到纳闷，后来有人告诉拉堂：这你得感谢录才呢！
虽然是欠债大户，但与此同时录才却是桐树村穿得最好的农民，他是除了个别大队干部和几个男人在外工作的妇女之外唯一有皮鞋的桐树村人。有时他也会掏出桐树村人从未见过的牌子的香烟发给别人吸。桐树村人痛恨录才的懒惰，看不起他的贫困，但同时又羡慕他的阔气，搞不明白录才何以有钱穿好的吃香的。
有一次因为天下雨而停工，桐树村五队的青年农民军平便去火车站闲逛。在车站街道上军平碰见了录才，录才告诉他自己前段时间出了一趟远门，刚下火车。虽然军平与录才家住的不远，但因为不在一个小队，加之年龄相差了十几岁，两人并不是太熟，所以当录才邀请军平去食堂吃饭时军平最初进行了坚决谢绝，但最终还是因为盛情难却被录才拖进了车站食堂。那一天，录才不仅请军平吃了一盘炒面条，而且打了半斤散白酒两个人喝了个底朝天。吃饭的过程中，乘着酒劲军平问了录才这样一个问题：录才哥你挣的劳动又少，也没有别的来路，为什么还如此有钱？听了军平的话录才前后左右看了看，然后小声告诉军平自己是一个特务，有活动经费。录才的话语和神态让军平觉得好笑。后来有一次军平和他堂兄让平闲聊时把录才说自己是特务的事当作笑话搬给了让平。不料让平听了并不笑，反而认为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按照当时桐树村为数不多的共产党员之一的让平的说法，录才是酒后吐真言，而且军平的处境相当危险。要军平随他去大队揭发，军平因为觉得堂兄有些言过其实而拒绝了让平的要求。于是让平独自一个人连夜向大队革委会主任王东旭作了汇报。王东旭又用摇把电话向东风公社报告了情况。据说东风公社领导又及时向县革委会报告了情况。第二天下午，一辆草绿色军用吉普车开进桐树村抓走了录才。一霎时，录才是特务的消息在桐树村人尽皆知。
七个月后录才回到了桐树村。原来录才根本不是什么特务，经过审讯，那些特务经费之类的话全是他瞎编来寻开心的。
现在，二十多年过去了，录才的二流子本性并没有多少改变。前几年他又进去过一次，这次的罪名是吸毒贩毒，这次可不是虚拟的，因为当场搜出了毒品。耐人寻味的是其后不久军平的堂兄让平也被抓进了监狱。让平犯的是偷税罪，一年后刑满获释。现在，被开除党籍的进入晚境的让平仍然青春焕发般忙他的私企；而录才还是不务正业，日子过得穷但是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