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秦都栋阳与关中东、西部农业发展水平的逻渐拉齐
以献公徙都栋阳为标志，秦开始着力于关中东部的农业开发。它既适应了秦东向经营的战略需要，也从客观上促进了关中农区的内在发展，有利于消除关中农区内部的地域性发展差异，以增强关中农区的总体实力。
自先周以来，关中西部的农业发展水平即明显高于东部地区。周人由幽迁岐，由岐迁伴、镐，政治经济重心始终在今西安以西地区。秦始受赐“岐以西之地”。后攻逐戌狄，逐渐占有岐、丰之间，主要活动范围仍在关中西部。虽然在奉武公与秦穆公时，秦入曾“伐彭戏氏，至于华山下”，“晋河西八城入秦，秦东至河”，但是关中东部基本上仍属于秦晋争夺的拉锯地带。随着秦晋间势力之消长，东部某些地区时而归秦，时而属晋，难有定主。频景的战事也破坏了生产条件，摧残了劳动力资源，严重影响了这一带的农业开发与发展。大荔戎周旋于秦晋之间，竟能占地盘，筑王城，形成很大势力口至秦厉公时竟然需要“以兵二万”伐之。证诸考古资料，关中东部也是秦文化较晚涉足的地区之一。有人将关中秦墓分为宝鸡、铜川、西安、大荔四个地区，自前在西安地区还没有发现年代明确属于春秋时期的秦墓，大邢分秦墓的年代在战国中期以后。
由西安向东、地处黄河西岸的大荔地区朝邑墓地已发掘的秦墓年代上限也不会超过战国中期晚段。秦自厉公以后，东向发展的趋势渐趋明显口公元前461年，秦人“堑河旁以兵二万伐大荔，取其王城”。据《史记·秦始皇本记》所附《秦记》记载，秦灵公曾“居径阳”注阳地处雍城以东的径水人渭处，东距三晋较近，便于向东发展。灵公时曾数番与魏战于今韩城一带，驻径阳有就近指挥之便。献公即位，欲“复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镇抚边境，准备东伐，于是“徙治栋阳”，秦政治经济中心正式移居关中东部。当时关中东部的形势是，魏用吴起大举攻秦，占据郑（陕西华县）、景庞（陕西韩城东南）、临晋（陕西大荔东）、元里（陕西澄城南〕、洛阴（陕西大荔西少）、部阳（陕西合阳东南）等，并设河西郡。魏越河而治，对秦构成严重威胁。而对勃兴的魏国，占有与经营关中东部地区成为事关秦国存亡之大事。献公东都，显然是为了同东方的魏作斗争，同时也由此拉开秦开发关中东部农区的序幕。献公在关中东部推广县制，编制户籍，“初行为市”，东收失地。这些政策显然是针对东部农、战实际情形而提出的。商鞍变法，开发关中东部农区是其重要内容之一。他发布垦草令，鼓励人们开垦无主之田。同时以优厚的条件招徕三晋之民进人关中东部从事农业生产，增加秦国财富。
至秦惠文王即位时，河西之地除个别孤立据点外，秦基本实现了对关中农区的完全占有。公元前330年，秦“并魏河北之地尽入秦”；公元前328年，魏纳上郡，入少梁孤城以谢秦落公元前327年，“县义渠”。至此，河西之地全部归秦，秦国战略地位为之一变。西、北两面没有劲敌；南有秦岭天险隔断巴蜀、楚国乡东依黄何、函谷自然屏障，实现了拒敌于关外的战略目标。这就在关中农区创造出一个极为稳定的生产环境。秦国进可攻、退可守，不仅非常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而且可以保证封建经济迅速增长和政治稳定，使秦立于不败之地。夺魏河西之地，秦完整地占有了关中农区。关中平原是一个三面环山，自西向东逐渐敞开的河谷盆地。东西长300公里，东部最宽处达百余公里，西至宝鸡则逐渐闭合成一峡谷。若以西安、咸阳为界划分东、西，关中东部河谷展开，两岸原间平坦豁杨，而积明显大于关中西部，具有发展农业的巨大拼力。
出于对农地拓展的要求，周秦二族大致皆有东向发展的趋势。周入由岐下东迁丰镐、经营东部隰地不失为其目的之一。桓公封郑，曾经在关中东部留下开发的足迹。秦人东越陇山之后，也是逐步沿渭而下，始终将“子孙饮马于河”作为东进目标之一。自厉共公起，奏诸公皆致力于关中东部的占有与开发。厉共公伐大荔、清除了盘踞在关中东部的最后一支少数族势力。灵公居径阳，“拓地于东北”。
献、孝二公都栋阳，以傲辅所在加快关中东部的开发速度。他们以“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的优厚待遇，吸引三晋之民移居河西，逐步改变了“人不称土”的落后状态。他们奖励耕战，推广县制，促进了新型生产关系的形成与发展。经过百余年的经营，基本上改变了关中农业偏倚于西部一隅的局面使东、西部农业水平逐渐接近，增强了秦农业的整体实力。关中东部农区的开发与发展，在秦国发展史上具有重大转折意义。秦人由此结束了战略防御阶段，而进人了以蚕食、削弱诸侯为主要目标的战略相持阶段。据《史记·六国年表》记载，公元前332年“魏以阴晋（陕西华阴）为和”。
秦立即命名曰“宁秦”，反映了秦人占有关中东部，取得安定的生产环境后的喜悦心情。自此以后，秦“输毒于敌”，将战争推向他国进行。被秦战败的国家常常是“剖腹折颐，首身分离，暴骨草泽，头颅僵仆相望于境，父子老弱系虏相随于路”。韩魏诸国被秦打得“百姓不聊生，族类离散，流亡为臣妾，满海内矣”。严酷的战争破坏了生产条件、摧残了生产力。使这些国家财物被劫，田园荒芜，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被打断。相比之下，秦据河山之固，几平很少有战争在秦本土进行，农业生产受战争影响较小迈。由于牛耕的推广和先进生产工具的使用，农业科技水平的提高，耕地面积的扩大，关中农区成为战国末期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这里“粟如丘山”，到处都是“万石一积”的粮草仓库。咸阳的粮仓“十万石一积”。关中东部的农业生产水平也迅速提高，栋阳电聚的粮草仅次于咸阳，达到“二万石一积”。
以秦统一前的“渠就”（郑国）为标志，秦终于实现了“自湃、雍以东至河、华，膏壤沃野千里”的理想，使关中东、西部的农业发展水平基本拉平，奠定了“秦以富强、卒并诸候”的基础。
二、秦对巴蜀农区的充实与开发
商鞅变法以后国富兵强、但东方诸国很快形成同盟以共同对付秦国，秦欲迅速东向扩张殊非易事。当时，秦朝廷内曾有伐韩或伐蜀之议。张仪等力主讨兵弱之韩，认为伐韩影响大，可以耀武中原。“挟天子以令于天下”。司马错则主张伐蜀。他们指出伐韩有“劫天子”之恶名。而且容易招致东方诸国的干预应该根据秦国“地小民贫”的特点，先从事于易伐之蜀“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缮兵”，“利尽西海而天下不以为贪”而且“得蜀则得楚，楚亡而天下并矣”。伐蜀成功则“富国”、“广地”、“强兵”三者俱来。就张仪、司马错之争而言，张仪伐韩注重政治影响；司马错伐蜀侧重于充实国力。惠文王斟酌之后采用了司马错的伐蜀方案。
公元前316年，张仪、司马错、都尉墨等率兵从石牛道人蜀，与蜀军大战蔑萌关，秦军大胜，蜀王被杀。蜀亡后，秦又挥师灭掉直、巴。秦国西南秦岭以外的广大地区，遂归秦国所有。公元前312年，秦“又攻楚汉中，取地六百里，贯汉中郡”。这样就使得秦本土与巴蜀连成一片，不仅清除了楚国从南方来的威胁，而且使巴蜀丰富的物质资源畅通无阻地运向关中，这对秦国迅速壮大起了重要作用巴蜀所企的四川，是一个开发较早而又具有优越的自然条件的农业区。这里多沃野，地饶后、姜、丹沙、石、铜、铁、竹木之器”，物产丰浇，而且“大船积粟”，多产粮食。巴蜀又是较早与秦发生联系的地区之一。“秦文、孝（德）穆居雍，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百更奚“发教封内，而巴人致贡”。历史上多次出现蜀人“来赂”、“来朝”的记载。战国初，秦势力南扩，秦蜀在汉中地区迭相争夺，在战略上已十分重视西有之地的经营秦灭巴蜀以后。曾三置蜀侯。也就是说在建蜀郡的同时，仍保留了蜀原统治者的“侯”位。《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载“秦惠王并巴中，以巴氏为蛮夷君长，世尚秦女，其民爵比不更，有罪得以爵除”，秦昭王时与板掂蛮刻石盟要“复夷人顷田不租，十妻不算”。
这一方面是因为“戎伯尚强”，需要采取羁寮性措施；另一方而也体现了因地制宜、疆以戎索的安定生产原则。以后随着秦势力的增强，“但置蜀守”，不复封候，将巴蜀、汉中之地都置于秦的郡县制度统治之下移民是秦开发巴蜀的重大措施之一。秦初占巴蜀，以“戎伯尚强，乃移秦民万家以实之”。《华阳国志·蜀志》说：“秦惠文、始皇克定六国，辄徙其豪侠于蜀，资我丰土”。
大量的移民进人巴蜀，使当地“民始能秦言”，放弃了原来的民族语言。这些移民“家有盐铜之利，户专山川之材，居给人足，以富相尚”，极大地促进了巴蜀经济的篮荣。四川地区已发掘的战国至秦代的墓葬可以分为巴蜀文化和中原文化两大系统。中原文化系统应是在秦移民及其影响下发展起来的这类墓葬使用棺掉、随葬器物带有明显的中原文化特色。出土著名的《为田律》的青川战国墓群，其墓葬形式、出土文物等都说明应是移民葬区，多数很可能与“秦民移川”有关。秦移民大量人川，带去了秦既有的社会经济关系，推动了秦政令在巴蜀地区的施行青川、荣经两墓地出土漆器上的“成亭”印记，是秦人在成都设立市亭机构的历史见证。而青川M50出土的秦武王二年（前309）更修田律木犊，则全面反映了秦在巴蜀实施“开阡陌”制度的详细规定。《为田律》是承相（甘）茂，内史取臂（譬）秦律而更修为蜀地田律的。该律规定行大亩（240方步），百亩为顷。并且根据南方水田特点，强调亩上筑珍以便溉浸。《为田律》十分重视封坍标志的设立，以确保农户的土地所有权不受侵犯。《为田律》还对农田基本建设作出一些具体规定，如正疆畔、除侩、为桥、修酸堤、利津梁、除道等。以上活动在北方农区一般皆在春三月进行，而青川《为田律》却规定在秋八、九、十月进行，大概也是适应地区农事特点面采用的变通措施。在巴蜀文化系统的晚期墓葬中出上秦半两钱、铁器等，并且开始采用棺撑葬制，反映了秦对巴蜀既有文化的深刻影响秦在巴蜀筑城防、兴水利、修栈道，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据记载，当时修筑的成都城“与咸阳同制”，设置“盐、铁、市官并长承”，张若还设置了专门制造丝织品的机关—锦官使巴蜀地区的丝织、冶铁、煮盐业很快形成特色并著称于世。秦占有巴蜀以后，总结当地治水经验，兴修了著名的都江堰工程，疏俊了郸、检二江，导理了洛水、绵水（皆沱江上源）灌溉三郡之田百余万亩。使郸繁日膏肤；绵洛为浸沃，水早从人，不知饥懂，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
《汉书·地理志》曰“昭王开巴蜀”，修筑找道千里于蜀汉，进一步加强了巴蜀和关中之间的联系，巴蜀地区成为向秦提供粮晌兵源的重要基地以至于人们在论述战国秦汉间经济发展时，将巴蜀与关中、陇西、北地、上郡相提并论，共同划归山西（崎山以西）经济区范围以内，甚至认为“巴蜀亦关中地也”。
经过惠、昭诸王的几代经营，巴蜀农区不仅成为秦统一国的后方基地。同时也是向周边民族地区发展的前沿阵地。秦与楚争夺黔中的几次战役都是以巴蜀为根据地的。公元前308年的伐楚之役，“司马错率巴蜀众十万。大舶船万艘，米六万酬，由于兵多粮足，秦军取得了胜利。秦取得蜀，又取黔中，如断笼人右臂。秦人向楚国的进攻常常是分兵两路，东西夹击，使其尾不能相顾，陷于被动地位。
历史证明，“蜀既属秦，秦日益强富厚而制诸侯，，“秦并六国，自蜀始”。这其中起着决定作用的经济因素是秦。“搜巴蜀之浇”，巴蜀农区归秦是秦形成强大的政治军事实力的物质基础。
三、秦对中原农区的蚕食
秦占有巴蜀以后，即挥师东向，朝函谷关以外发展，开始了对中原农区的蚕食”过程。中原农区基本上是按《史记·货殖列传》中的山东经济区范畴划定的。这其中燕、赵二国基本上归于龙门、褐石以北范围，且“道远险狭”，在公元前260年长平之战以前，秦与赵、燕之间几乎无争夺土地之战口秦、楚毗邻，楚国势力亦北及中原，但其基本经济区仍在江汉之间，属于司马迁所谓江南经济区类型。我们拟辟专节论述。秦、齐分处东西两端，相距较远，越韩魏而攻齐”被看作是舍近求远，犯军事大忌。在公元前221年灭齐之前，除了于公元前284年借五国攻齐之机夺取定陶之外，秦基本上没有涉足齐国本土。所以，秦“蚕食”中原行动基本上是以韩、魏二国为目标进行的。
韩、魏地当秦国东门，秦欲兼并天下，韩魏首当其冲。同时韩、魏所在的中原农区之富庶，也是秦台盛已久的。中原农区是我国古代开发最早的经济区之一。这里地处黄河中下游冲积平原，上质肥沃，结构疏松，具有宜于农耕的优越的地理条件。原始农业的较早发展，孕育了这一地区光辉灿烂的古代文明。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日：“昔唐人都河东，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国各数百下岁”政治经济中心所在，进一步促进了土地的垦辟、人口的增长、城邑的崛起，使这里很早就显示出“土地小狭，民人众，都国诸侯所聚会”的峨荣景象。战国初年，魏文侯任用李愧、吴起、西门豹等人，实行社会改革，使魏国成为当时头等强盛的封建国家口李懊作“尽地力之教”，派农官督责农民加紧发展生产，增产者赏，减产者罚，通过提高农业经营集约度以增加粮食生产，使魏国的粮食亩产在好的年成里能增加四倍左右。西门豹“引漳水灌邺”，兴修水利，发展生产。
在他的主持和规划下，修渠十二道灌溉邺田，使这个水早为害、盐碱严重的落后之区，变成魏国一个富庶的地方。魏国还引黄河水人圃田泽（河南中牟西），灌溉农田；又由圃田经都城大梁北郊引水入淮，以通航运、灌农田。魏国铁农具的使用已相当普通，在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墓中曾发现58件犁，䦆、锄、插、镰、斧、五齿耙等铁制农具。苏秦说魏，竭力称道魏国庐田庑舍的众多，农业经营的普遍，甚至没有色牧牛马之空地，反映了魏国之富庶。韩虽不及魏富，但仍不乏繁华之地。韩境包二周，这一带本为东周王都，由于周室衰微，强国称霸，洛阳已失却政治都会意义。
但是洛阳一带的农业生产并未箫条下去农业生产向精细化发展，收益可观。纵横家苏秦自己说，如果有洛阳“附廓田”二百亩，他就不打算游说诸国了。同时洛阳“东贾齐普，南贾梁楚”，作为伊、洛流域城市群的中心城市，西有宜阳南有新城、阳翟、宛东有郑、成皋、荣阳；北有温、软、武遂，形成都市网络。“就目前发现这一带城市群体中单体城市的跟离，只有30－50公里。更有的是10－20公里……而且这些都是城垣残留自今被发现的较大城市，其间也一定有未被发现的城市（邑）”。据有人统计，迄今为止，河南省内发现战国时代城邑（包括军事城堡）即达150以上，密度相当大。
它一方面反映了商品经济的发达，另一方面非有相当的农业基础则难以维系如此庞大的城市群的存在。韩西境之宜阳乃与秦接壤的最大城池，绳池、二蜻皆在宜阳境内、为控扼要道、反映了宜阳在军事上的重要地位同时宜阳又是韩的重要经济都会，宜阳城方八里，材士十万，票支数年，甘茂曰“宜阳，大县也。上党，南阳积之久矣。名为县，其实郡也”。原属楚后归韩的宛、新城、棠溪等地皆为战国时代冶铁炼钢的著名地区，“天卜之强弓劲弩皆从韩出”。铁农具的普遍使用，对于深耕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秦武王“欲车通三川以窥周室”。
除了显威王徽之地以外，对于中原经济、人文之向往亦应是垂要因素之一。吕不韦帮助公于异人争取适地位，异人以请得分秦国与君共之“为诺，庄襄王即位后即以吕不韦为承相，食河南雏阳十万户”。以吕不韦之功，食邑封地当是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齐地定陶有“天下之中”之谓，是春秋战冈时期新兴的经济都会。鸿沟、荷水的开凿，在济、汝、淮、晒之间构成一套水道交通网，而陶地处水网中间，为物产集散中心。陶的附近是一片盛产五谷的地区，水利灌溉，“百姓享其利”陶为权臣、国戚魏冉封邑，“秦客卿造谓橄侯曰秦封君以陶，藉君天下数年矣。攻齐之事成，陶为万乘，长小国，率以朝大子，天下必听，五伯之事也”。有人对魏冉说，“为君虑封，莫若于陶”，看来陶地是诸侯经过比较之后选择的富庶地区。
魏冉执政时期“私家富重于王室”，与他们食封于中原农区大有关系。中原农区之发展，是建立在先进的农业科技与文化基础上的。这里的韩魏二国地少人多。缺乏扩大耕地面积的客观条件，因此上较早地形成了相对梢细的生产技术；这里较早地实行了改革变法运动，形成了比较先进的生产关系；这里作为我国古代文明的核心地带，人们的整体文化素质明显高干周边地区。因此，这里的农业始终具有着较好的基础与较高的水平。当秦完成对中原农区的“蚕食”目标以后，关中农区与中原农区连成一线。这一“以渭水、黄河的一段和济水连成的一条东西的线为轴心”的袋形地带，“是我国最早的农业中心”。占有这一中心，秦农业综合实力已超过六国总和，秦“灭诸侯”、“并吞战国”已成不可逆转之势。
通过以上诸战，秦取得中原地区的大批土地。宜阳、伊胭之战，是对韩国最沉重的打击，从此韩国无险可守，几乎成为秦国的附庸。自公元前283年的林之战以后，“秦七攻魏，五人囿中。边城尽拔，文台堕，垂都焚，林木伐，糜鹿尽，而国继以围，义长驱梁北，东至陶、卫之郊，北至平、监。所亡于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内，大县数十名都数百”。
由于在昭王后期推行范难“远交近攻”之政，“蚕食”韩魏之战事几乎连年不断，步伐明显加快。韩魏几座孤城，赖燕、赵相救得以残存山“蚕食”，韩地引起的奏、翻长乎大战，坑杀潮卒四十五万。“赵卒之死长平者己十七八”。白起分析长平之战胜原因时指出：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者铺馈，以靡其财”，而赵人之死者不得收，伤者不得疗，只有依靠生死存亡关头的“戮力同忧、耕田疾作”以维侍生存。长平之战后昭王欲伐邯郸。认为秦“息民以养士，蓄积粗食，三军之傣倍于前”，“人数倍于赵国之众”，仍然保侍了雄厚的经济、军事实力所有这些，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原农区之占有。否则单凭秦本土供应，“远绝河山而争人国都”，不足富厚如此秦占有中原农区以后，比较注重于当地社会经济之发展。公元前307年秦拔宜阳，次年即有“秦使向寿平、宜阳”的记载《通鉴胡注》谓“平，正也，积也。正宜阳之疆界而和其民人也”正疆田、和民人之目的旨在迅速恢复正常的农业生产秩序，促进生产发展。公元前286年，魏纳安邑及河内”。秦出其人，而招募秦民实之，有罪者赦罪，无罪者赐爵。以后又有迁民穆、邓、南阳的记载。迁民是秦控制断占农区、加强统治、贯彻政令的重要措施，在客观上也加速了农业科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具有重要的经济开发意义。
四、取郢以为南郡
以秦得定陶为标志，黄河流域的核心农区几乎全部归秦韩、魏、齐三国在军事上亦无力与秦坑衡。秦的主攻方向由此转向楚国，开始了对江汉农区的占有与经营。
盛楚时期，楚曾多次参与中原霸业争逐，其势力曾深人到中原一带。《史记正义》引《括地志》曰，楚“控霸南土，争强中国，多筑列城于北方”。楚国北境因与中原核心经济区联系密切，社会经济相当发展，形成比较密集的城邑群，构成楚国北部发展区。楚与韩魏曾为此长期争战不休，互有退进。但是随着秦势力在中原地区的增强，楚之北鄙城邑大都为秦所占有，楚国疆域被迫南缩，退居于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所谓的三楚地区。
三楚之中。以西楚经济最为发展。这里是楚文化的发祥地和政治、经济中心所在。楚人早期活动的鄂西北、豫西南地区“从新石器时代以来就是黄河流域的古代文明与长江流域的古代文明交相切蒯之区”。这里在考古学区系类型的划分上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元。它基本上属于长江流域史前文化系统，但又地处仰韶文化边缘地区，其经济、文化带有明显的多元交汇特征。兴起于此的楚文化融汇南北特点，师华夏与蛮夷之所长，形成了新的发展优势。这里既是我国稻作与旱作文化的交汇点，又是南北稻作文化发展的结合部，是除山西、中原农区之外我国古代又一重要农区位于今湖北江陵的郢都，是盛楚时期的都会所在。它西通巫、巴，东有云梦之烧，是一个人烟稠密、市面繁华的大都市。桓谭《新论》说“楚之郢都，车毅击，民肩席，市路相排突，号为朝衣新而暮衣蔽”。近年来的郢都考古发掘证实：郑都面积约达16平方公里，城高池探，规模宏犬。
已知的七座城门中，陆路水道交错，一门三道，世所罕见。城中偏北一隅仅生产、生活用井即发现250余眼，可以想见当时人口、产业之繁盛。
楚地，尤其是西楚地区是春秋战国时期出土铁器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据研究，春秋晚期的楚、吴二国都有了块炼铁和白口生铁，楚国还有了块炼渗碳钢，以后又发展了韧性铸铁。“楚之铁剑利”成为时人称道“强楚劲韩”的重要依据。陈振中先生曾统计1956年至1984年楚地出土战国铁器30余次，其中江陵一带占了大半，主要是农具类生产工具。春秋战国时期楚国冶铁业的发展，使得铁农具日益广泛地用于农业生产。自楚之滕的许行，虽然轻视社会分工，主张君民并耕，但仍以粟易铁，以为炊饮，以供铁耕。从大量出土的铁制农具看，不仅数量多，器类亦日趋完善，锄，锚、铲、招、镰、斧等应有尽有。
铁农具增强了笼人砍伐林莽、垦辟原隔、筑渠引水、疏导沼泽的生产能力，极大地促进了农地的开发，推动了生产的发展司马迁曾盛赞楚地水利事业，“西方则通渠汉水、云梦之野；东方则通（鸿）沟江淮之间”。史载孙叔敖曾遮遏沮水作渠，沮水发源于湖北房山县境，东南流至江陵人江。楚除利用天然水系以外，亦开挖人工运河。楚灵王在邱都附近开渠通至章华台下，以供槽运。汉水、云梦之野和三江五湖附近的渠系与稻作农业联系，灌溉意义尤显重要，故有孙叔敖这样较早注意水利事业的人物出现。后来白起攻哪，也是在哪城外百里许立竭雍西山长谷水为渠灌城，借水利设施以消灭笼军主力，说明楚国水利事业之发达。
秦举巴蜀、汉中，已断楚人右臂；秦占中原农区，对郑夹击之势已成。公元前280年，秦派司马错从陇西出发，因蜀攻楚黔中，迫使楚“割上庸、汉北地予秦”；公元前279年，白起率军攻击都、邓诸地，使楚首尾难顾。哪距楚都咫尺，楚军集中主力与秦决战，白起灌鄂，死楚军敖十万之众。公元前278年，白起攻取安陆，并占领楚都郑，以邱为南郡。楚都东迁干陈（河南淮阳）。破郢设南郡，是秦在战国时期的重大胜利之一。至此，秦关中农区与中原农区东西相接，巴蜀农区与西楚农区上下相联。前者为中国旱作农区的核心地带，后者乃中国稻作农业的先进地区。
秦既据此，国力大增。以公元前260年秦、赵长平之战为标志，秦国的疆土以及经济、军事实力已超过山东六国总和。当时中K的核心农业区皆已归秦。由秦荡灭六国，实现统一，已成人所共见之势。
秦设南郡以后，秦人便大量进人江汉地区。1975年底，湖北云梦睡虎地秦墓遗址的发现，为我们研究秦经营南郡提供了重要资料。这批墓出土器物300余件，其中虽不乏楚、蜀文化影响，但基本葬品组合与器型器类都具有明显的秦文化作风。在十一号墓中发现秦简一千余枚，包括了十种重要文献，其中反映秦农业发展的资料十分丰富，内容涉及土地制度、农业立法、畜牧经营、斌税摇役、户籍管理、环境保护等重要方面。这批竹简的发现，极大地充实了这一阶段的秦农业史料，为我们勾勒当时秦农业发展大势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些材料我们在后面的专题研究中将会予以征引，这里要说明的是它既出土于云梦，我们首先应该把它当作研究南郡农业的基本史料。
##第四章盛秦农业的整体发展与农业再生产过程的严重破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