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农业由区域发展进入整体发展阶段
秦王朝的建立，是中国农业第一次进人整体发展时期的重要标志。三代农业虽比原始时代有了较大发展，但仍属粗放农业时期。夏、商、周族活动地域基本上局限于黄河中下游的汾沫、济泅径渭地带。当时华戎杂处，部落方国林立，三代国家政权除在王傲实行直接统治外，井没有从根本上改变部落时代的分散割据特征。“溥天之下，莫非王土”，说来只是名义上的。当时的封国与部落，除了在政治上接受封号，经济上缴纳贡献，军事上奉命从征外，其内政基本独立，享有很大的自治权力，他们视其实力而对万代王朝臣叛不定。这些散布于“隙地”、“牧地”间的点状农地，彼此间扣互隔绝，独立发展。因此上，三代农业井不具备全国性发展的自然与社会条件春秋战国时期，周上室东徙，推动了中原地区的农业开发。郑国的“蓬商黎获”之地，晋国的“南鄙之田”，郑、宋间的无主隙地都已渐次被开垦为耕地。中原核心农区连成一体。以“尊王攘夷”相号召，游牧放“逐渐向北和西北方向山区和黄土高原转移”城。
农牧业由点状并存进人空间分隔阶段。而秦、晋、齐、楚诸国向周边地区的发展，又促进了西北、江南以及东部“负海盐卤”之地开发，使中国古代农业历史由点状中心开发时代发展到区域整体拓展时代。但是，春秋战国时代政由方伯，周室衰微。五舫七雄各自拥有互相分立的经济区而不相统辖，割据分裂状态阻隔了农区间的交流与联系。唯有秦王朝的建立，才真正做到了着眼全国范围，进一步统筹规划农业发展；颁行统一的农业政策法令；全面加强农业生产管理普遍推行先进的农业科学技术；致力于周边农牧区开发；促进农业经济、文化交流这时于促进中国农业的全而发展与进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统一的秦王朝翻开了中国农业历史新的一页口同时，秦统一天下，也标志着三代之后数百年战乱时代的结束，中国农业的正常发展有了一个相对安定的时代环境。春秋战国以来，连年的混战，严重破坏了农业生产，耗费了巨量的财富，给广大劳动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结束战争，渴望安定乃民心所向。贾谊《过秦论》指出，秦井海内，兼诸候，南而称帝，“天下之王者久矣……是以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疲）弊”。秦灭六国，消除割据，使人民逢更生之机，故“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这反映了当时人民的普遍心态。
二、秦王朝促进全国农业发展的若干政策、措施
在秦始皇三十二年大规模对周边用兵之前的几年中，社会生产秩序是基本正常的秦王朝利用中央集权干预社会经济，实行了一系列有利于巩固统一与发展经济的进步的政策措施。
在统一后的十余年间，秦始皇“亲巡天下，周览远方”，以加强对全国控制，其中也包含着对农牧业生产的指导、考察。秦始皇在结束了东方战争以后，于次年巡行陇西、北地。这一带曾经是早秦活动的中心地区之一。秦霸西戎，西北成为秦的大后方，其车马畴骑是秦灭六国的重要物质基础。秦始皇的巡行进一步加强了自穆公以来秦对西睡的统治，促进了当地农牧业的发展。史载，有乌氏（今甘肃平凉西北）倮者“畜至用谷量马牛，秦始皇帝令傈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公元前219年，“始皇东行郡县”。在梁父山、琅邪台刻石颂德。其辞涉及农事者有，“治道运行，诸产得宜，皆有法式”；“皇帝之功。勤劳本事，上农除未，黔首是富”；“匡伤异俗，陵水经地，优恤黔首，朝夕不懈”；“节事以时，诸产繁殖，黔首安宁，不用兵革“等口秦始皇这次东巡以报天、地之功的封禅活动亦含重农之意。封禅乃盛世之典，数百载不一遇，非国泰民安不敢行此大礼。秦始皇重视齐地农业发展，故他在琅邪“留三月”，“徙黔首三万户琅邪台下，复十二岁”，有利于促进齐地农业恢复公元前215年，始皇巡行碍石和北方边塞。有感于六国“以邻为壑”，阻塞交通，造成水患。喝石刻辞中专门提到“堕坏城郭，决通川防，奏农业历史研究夷去险阻”，这对于生产发展和经济文化交流是有好处的。当时地势既定，黎庶无摇，天下咸抚。男乐其畴，女修其业，事各有序。惠被诸产，久并来田，莫不安所”。反映出秦始皇三十三年之前全国杜会、经济的正常发展与人民之安居乐业。后来秦能对周边地区用兵与大兴土木工程，皆有赖于这一时期的财富积累。
司马迁说：始皇二十六年“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以后随着边境的开发和郡治的调整，秦郡总数曾达四十六个。秦郡设置，除了政治、军事目的外，“在富庶地区设郡则是为了加强对经济地区的管理”刃。秦统一后，为各地经济的多样性发展与交流，创造了良好的条件，四十六郡分别咸为不同的经济中心。当时中原一带及秦之内史、巴、蜀地区，都是经济较为发达的农业富庶区，故秦郡之设最为密集。齐、薛、琅邪、邯郸、河东诸郡因为富庶的缘故，分别设置东海、济北、胶东、恒山、河内数郡。有人以秦岭淮河划分南北，郡数差别甚为悬殊。北方多至三十四郡，尚不包括早已属秦的巴、蜀、汉中三郡。秦郡分布，基本上反映了当时中国以黄闷中下游流域为核心经济区的历史现实，而徙民实边地、修驰道堕壁垒，凿灵渠以通粮道，也在客观上促进了边郡的经济开发，密切了与内地的经济、文化联系。
云梦秦简《南郡守腾文书》中郡守有“修法律令、田令”的职责，表明郡守直接过问农业生产。《田律》规定地方官吏在下雨之后，要向上级报告雨量多少和“所利顷数”遇到干早、暴风雨、水潦、鑫等灾害，也要限期向上级报告。《仓律》规定，“人禾稼、刍、藁。辄为庩籍，上内史”。并且把地方官巡行郡县、劝民农桑、娠求乏绝、上计户口垦田、钱谷人出、盗贼多少，作为考核官吏的重要内容秦统一后，在中央设治粟内史，井且逐级设置农官，以管理和督促农业生产。《汉书·百官公卿表》，“治粟内史、秦官，掌谷货”。治粟内史位列九卿，将三代以来主管“谷货”官吏的级别山下大夫提高到卿位，表明了秦对农业生产的极端重视秦的下层农官，见诸云梦秦简的有大田、田典、田音夫、田佐、仓音夫、厩音夫、皂音夫、漆园音夫、苑裔夫、牛长、苑计等。他们负责土地授受，租赋收人，生产管理，并且控制着大量的牛、马、铁器、车辆、种子等生产资料以借贷给生产者使用。国家对于这些官吏定期考核，井且建立了严格的考核标准。“殿”，者要受处罚，“最”者得到奖励；有“劳”者升迁，不备者废免。统一的、卓有成效的农官体系，加强了对生产过程的管理，这是秦统后农业获得迅速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秦自商轶变法以后，新型的生产关系迅速发展起来，军功地主与自耕农土地所有制度成为最基本的农业经济形态。统一中国之后，秦将这一制度推向全国，促进了土地私有制的深人发展。秦利用战争后大量无主荒田存在的现实，通过授田的形式承认农民对土地的占有，然后“以其受田之数，无垦无不垦，顷人当三石，葉二石”，既增加了政府收人，在客观上也有督促农民积极耕种土地的意义。秦大规模迁徙六国豪富，其目的在于打击、削弱他们的政治经济势力。由于远途迁徙，许多富豪不得不抛弃田业家产。“独夫妻推荤，行诣迁处”。这在某种程度上调整了迁出地的阶级关系，促进了迁人地的经济开发。始皇不十一年，“使黔首自实田”，向政府登记实际占有田地的数额，在全国范围内宣布承认土地私有制，井以法律的形式保护私有土地，盗徒阡陌顷畔封界者朴以“赎耐”之刑。奏碣石刻辞中有“久并来田，莫不安所”，由十刻辞拓录讹误，长期以来难得详解。
裴骊《史记集解》据徐广日改“久”作“分”。释为“分并来（莱）田”。这是秦朝建立后全面调整土地占有关系的重要史料。作为土地制度的根本性变革，对秦社会经济之发展确有“惠被诸产……莫不安所”的历史作用。战国时期，秦在征服六国的过程中，还把本国原有居民称为“故秦人”，“故秦”，降服的六国居民称“新民”，未降服者叫做“臣邦人”、“夏人”、“邦客”，在身份地位上保待着某种程度的不平等。秦统一后，“更名民日黔首”，这是一个包含广泛的社会阶层，具有推祟农业劳动的意义。以表示全国百姓皆为皇帝子民，不再有征服与被征服民族之分，也不用人们居住生活的不同地域来标志居民的等级身份。始皇二十七年下令对全国民众“踢爵一级”节三十一年“踢黔首里六石米，二羊”。普遍提高了农业劳动者的政治地位。与此同时，秦仍把重农作为基本的经济政策，重申“勤劳本事，上农除末”；强调“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即使在焚书坑儒的非常时期，仍能不焚“种树”之书，表现了对农业生产的重视。秦行诸全国的农业政策法令，是在其早期发展过程中经过实践证明的成功经验。它保证了秦统一以后一段时间内生产的正常发展，人民的安居乐业。
兴修水利，秦统一后，在中央设立都水长承，统一管理全国水利事业，井新建了许多水利工程。其中最主要的水利设施是秦始皇三十年进军南越时修凿的灵渠工程。秦还决通堤防，疏泼鸿沟，“与济、汝、淮、泅会”；起塘为破，“治陵水道到钱塘越地，通浙江气”；“通泪罗之流”；“兴咸渠……自秦汉以来疏凿为膺渠”；在银川平原修建秦渠与北地新渠。始皇帝历次出巡亦多有治水疏河行动。捆水以求周鼎而闻名，沿岸有“秦沟水”、“秦梁洪”等，当为秦人整治遗迹。
浙江嘉兴有天星湖，“湖中水草不生，大早不竭，旧传秦始皇发囚所掘”。翻秦淮，乃秦始皇东巡会稽，经株陵，因凿钟山，断金陵长垅以疏淮”而成。秦统一后将秦国卓有成效的水利经验淮行全国，水利工穆多兴建于南北边郡与关东六国旧地，促进了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全而改善。
三、奏王朝对周边地区的农牧业开发
秦统一后，窟域继续向周边扩充，促进了南北边地的经济开发和民族融合。这一阶段是我国农业地域拓展的又一重要时期。秦始皇曾派尉屠唯率五十万大军向“百越”进攻。使史禄负责凿渠，以通粮道，修筑了连接湘水、漓水，沟通长江、珠江水系的灵渠工程。打破了岭南的闭塞局面，加强了岭南与内地的联系。秦始皇三＋三年，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以滴徙民，与越杂处”。随着中原先进的农业生产技术的南传，岭南地区由“火耕水褥”、“渔猎山伐”的粗耕农业逐渐进人以铁器、牛耕为特征的水田农作时代。近年来在两广地区秦汉墓中出土的仓座、牛耕、畜禽明器模型与作物种籽，反映了秦统一后岭南农业生产的新水平。公元前215年“始皇乃使将军蒙恬发兵三十万人北击胡”，夺回河套以南地区。公元前314年，“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并河以东，属之阴山，以为四十四县，城河上为塞口又使蒙恬渡河取高翎、阳山，北假中，筑亭障以逐戎人口徙滴，实之初县“。秦在河套平原筑城郭、徙民充实之，使这里很快发展成为新的农业区，号称“新秦中”，言其富庶程度不亚于关中平原。据宁夏地方志记载，秦曾在银川平原上修建秦渠与北地新渠。秦渠开在青铜峡北口右岸，引河水东北行，达今灵武城北；北地新渠开在黄河左岸，是塞北灌溉农业开发最旱的地区之一。河套农区自秦以来经二千余年稳定发展，至今仍是宁夏最重要的商品粮生产基地。秦以巴蜀为根据地通西南夷，在原来焚道的基础上修筑了通往云、贵地区的“五尺道”，把关中和四川、云、贵连成一片。史念海先生曾将战国秦汉间的龙门一一碣石农牧分界线向西南引伸，“达到陇山之下，再越过陇山，经嘉陵江上游西侧趋向西南，经今四川省平武、茂泣诸县之南，西南过氓江，再经天全县西。荣经、汉源诸县之东，又经冕宁、西昌诸县市之西，而达到今云南省剑川县及其迤西的地方。”秦在此“置吏”，加强了西南边疆同中原地区的经济、政治、文化联系，促进了当地的农牧业开发。“与秦朝相比，西汉的疆域有了较大的扩展。但如以比较稳定的并且设置了正式行政区域进行直接统治的范围来作比较的话，二者的差异就不是很大……如果我们再以清朝以前的各个统一的中原王朝的疆域作比较的话，结论居然也是如此。”葛剑雄先生在解释这一现象时指出，“秦汉的统一是建立在农业社会的基础上的，它们的版图同样是以适宜农业生产的区域为限的。这一规律不仅符合当时的疆域实际状况，也已为此后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证明。”这一研究结果充分肯定了秦王朝在建立中国宜农悠本区域过程中的巨大历史贡献。
秦统一后，先后向各地移民约在二百万左右，几乎占当时人口的1／10。这种在国家统一计划下的大规模迁徙活动，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农业的发展：
首先，徙民活动有效地调整了战国时期的人口布局，“以前因列国分立而分布不均之全国人口，至是遂渐趋于平衡矣”戮当时秦、楚、齐、韩、魏、赵诸国的平均人口密度约为42－52人／平方公里之间，除却楚、秦、赵部分地广人稀之地，中原黄问中下游流域的人口密度高达68－83人／平方公里，这样的人口分布格局是长期以来中原农业较快发展的必然结果。它一方面推动了投人大量活劳动的精耕细作技术的发展，另一方面又限制了农业人口的容纳弹性，滋生出大量的脱离土地的“游食”阶层。在某种程度上冲击、干扰了农业生产的正常发展。秦曾以“皆复不事”及“爵”为奖励，鼓励自由民徙实新地；但是更大规模的是用强制手段“以滴徙民”。“发诸尝道亡人，赘婿，贾人”、“适（滴）治狱吏不直者”，通过开拓新农地的办法以安置这些非农业人口。
这一措施既减轻了中原地区的人口负载，又促进了新经济区的形成与开发。秦当时移民的重点地区是南北边地与吴越、巴蜀一带。秦于“西北斥匈奴”，在今内蒙古河套和宁夏平原“为四十四县”，“迁北河愉中三万家，有人估计迁人的移民估计在三十万以上民。秦最初令军队留戍岭南、落户定居。因征兵不易，因而用“滴戍”的办法，从内地强迫移民。秦始皇三十三至三十七年四次有组织向岭南移民，人数当不下六七十万。秦曾将浙东的于越人迁至“乌程、余杭、黝、欺、无湖、石城县以南”，同时又将“天下有罪滴吏民”迁至山阴（今浙江绍兴），将来自中原地区的移民安置于浙东平原，加快了这一地区的开发速度。秦灭巴蜀，蜀人主体南迁，经过百余年的不断移民，“到秦末汉初，蜀地的人口基本已由秦地和关东的移民及其后裔所构成”一代其次，徙民活动推动了先进生产关系的地域性拓展。
秦在边地徙民较多的地方设县统治，这是有别于“臣邦君长”等部落组织形式的封建统治体系。秦在徙民中推行《为田律》，特别强调封界的建立与保护，促进了私有土地的开垦，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这些滴徙之人，除了“令终身不得去迁所”人身自由受到某种程度的限制外，其基本身份与中原地区的个体自由民并无两样。他们可以自由选择职业、安排生产，并且发家致富成为一方新贵。今内蒙巴盟，秦时称之为“北假”，根据《史记·匈奴列传》裴咽集解认为“北方田官，主以田假与贫人，故云北假”。这就是说，秦代在北方民族地区已发展起封建制农业经济了。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纵向研究中国古代农业发展，而忽略了传统农业的地域外延与横向拓展。以中原农区为依托不断向四裔推进，通过人口移徙而渐次形成新的农区，是中国古代农业发展的重要特征之一。秦代的徙民实边活动，是中央集权国家第一次进行的有组织的、大规模的新经济区开发行动大量徙民实边将中原既有的封建生产关系移植过来，是促进边远、落后地区快速发展的有效手段之一口秦以后的封建王朝相继实行。民徙边“政策”其法盖皆本于秦也。第三，徙民话动促进了传统农业科技的梯度转递。秦代迁民既有掌握一定文化知识的犯罪官吏，又有善于沟通物品交换的商人，最多的是掌握了中原先进生产技能的农民和手工业者”。徙民给边地带来了先进的文化和技术，他们开凿道路，沟通水系，密切了中原与边地的交流与联系。推动了边远地区的科技进步，逐步缩短了彼此间的水平差异。秦在统一过程中将一些世居中原的冶铁业主加以迁徙，调整生产布局，促进边地铁业资源开发，加速铁农具的普遍使用。蜀卓氏“铁山鼓铸，运筹策，倾滇蜀之民，富至懂千人，田池射猎之乐，拟于人君”。“程郑，山东迁虏也，亦冶铸，贾椎譬之民，富坍卓氏”。据统计，广东地区战国、秦汉铁器出土数量之比为1：150，秦汉铁器数量不仅增多而且类型广泛，可以满足不同生产与生活需求岭南一带铁器的广泛使用，当与秦汉徙民密切相关。在一座代表赵佗称南越王时期的墓葬中，出土铜器、铁器、玉石器、纺织物、植物果品等一千余件、一部分器物与黄河、长江流域同时代墓葬的出土物相同，由铭文可知是产自中原一带。
史载，“秦徙中县民之南方三郡，使与百粤杂处”，消除隔阂，增加接触，交流文化科技，“中县人以故不耗减，越人相攻击之俗亦止”，人民安居乐业，共同开发这块富饶的土地使岭南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逐渐跟上全国社会发展的步伐。秦在西北边地“徙滴实之初县”，调整了当地的农牧业生产结构。由甘肃武威陕西绥德、米脂、内蒙古和林格尔汉墓的木牛犁模型与牛耕图壁画看，牛耕技术已在边地得到推广，壁画中所反映的农耕、园圃、采桑、沤麻、果林、网渔、谷仓、酿造等内容，己与中原既有的产业结构没有多大差别口生产结构的演替是一个漫长的渐进过程，它是自秦以来长期发展的结果。在“秦汉时代还多次发生北方游牧族在塞外依长城定居的情形”，说明在徙民农耕文化的影响下，部分游牧族逐渐接受、掌握了先进的农耕技术。少数族使用铁器的较为普遍，据《三辅黄图》记载：“（阿房宫）以兰木为梁，以磁石为门”。《水经注》曰磁石门“悉以磁石为之，令四夷朝者有隐甲怀刃人门而胁之，以示神。
故亦曰却胡门，或称却胡台”。因少数族用铁器而专设磁石门以防之，为我们从另一角度提供了珍贵史料。《史记·大宛列传》、《汉书·匈奴传》分别载秦时亡人边地人民帮助大宛、匈奴“穿井筑城，治楼以藏谷”的史实，说明秦虽亡，秦遗民仍继续推动着边地科技发展。
四、秦农业与奋帝国的物质基础
大一统的安定局面与相关政策措施之施行，促进了农业的繁荣与发展，为秦帝国盛极一时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有人认为，追求“大”与“多”是秦文化的的重要待征之一。秦统一后，“徙天下豪富于咸阳十二万户”，以户均五口计算，即达六十万人，“加上咸阳原有人口，当在百万以上。保障这么多居民的生活供给没有相当发达的农业支撑系统是不可能的。秦筑长城、建阿房、修驰道、戍五岭、穿骊山，其规模之大更是尽人皆知，它们皆以巨量的农产品消耗为代价。张维华在《中国长城建置考（上编）》中估计，长城工程劳役用工”总在伍士卒及戍卒与罪滴计之，当不下数百万人”。仅“中国内地挽车而晌之”的施工人员口粮，以100万人计，每年至少需3000万石以上。虽经如此挥霍，秦官仓中仍积贮大批粮食。秦律中的资料表明，秦从中央（内史）到地方（县）都有粮仓的设立。咸阳是国都所在，粮仓规模宏大，“十万石一积”，“栋阳二万石一积”。秦末，陈留“积粟数千万石”，刘邦“得秦积粟”，“留出人三月，从兵以万数，遂人破秦”。南阳之宛，也是“大郡之都也，连城数十，人民众，积蓄多”。这里所谓积蓄，主要也是指粮食的储备口楚汉战争的最后阶段，彭越攻下昌邑旁二十余城，“得谷十余万解，以给汉王食”，这十余万两粮食，也应是秦代粮仓原来的储存。秦代最有名的粮仓是建于荣阳、成皋间的敖仓。郎食其日“夫敖仓，天下转箱久矣，臣闻其下乃有积粟甚多”，并把得敖仓看作是“天所以资汉也”。秦亡汉兴十几年间，敖仓的粮食始终取用不竭，其储粮之多可想而知。楚汉战争期间，巴蜀地区成为供应汉军粮食、兵源的后方基地。刘邦北征关中，进军河南，（肖）何以垂相留收巴蜀，填（镇）抚谕告，使给军食“。“汉祖自汉中出三秦伐楚，肖何发蜀、汉米万船而给助军粮”，司马迁在《史记·六国年表》中说，“汉之兴，自蜀、汉”。以后诸葛亮也指出，“益州险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高祖因之以成帝业”。这些军用粮食，同样是取诸秦时积贮秦的统治中心关中地区，农业生产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粮食储备更加丰富。刘邦人关，秦民搞劳义军，刘邦不受，曰“仓粟多，非乏，不欲费人”。楚汉战争中，肖何“转遭关中，给食不乏”，有力地支援了刘邦统一全国的斗争。秦代粮食积蓄之丰富，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秦时农业经济的繁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