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史学家看来，秦帝国是一个未能享有“天年”的短命王朝。秦始皇计其功德，度其后用当世世无穷，曾曰“肤为始皇帝，后世以计数，二世三世至于万世”孰料身死方数月，天下即四面起面攻之，宗庙毁绝，二世而亡，给后人留下了不尽的叹息与思索。
一、秦急政与秦翻亡的农史观察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建立了我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以后，为其统治之稳定、政权之巩固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
1.秦始皇采纳李斯主张，把那县制推广到全国，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强有力的、细致严密的统治网络，大大地强化了地主阶级的国家机器；
2.秦始皇把商秧变法以来秦国的法律令加以补充和完善，颁行全国。它要求从中央到地方，从生产到生活，从行动到思想，“皆有法式加，严格符合封建制度；
3.秦始皇改革文字、货币、度量衡制度，以利于经济文化之发展，政策法令之推行；4.秦始皇下令堕毁战国时代各诸侯国所修筑的城郭，拆除了在险要地区所建立的堡垒，疏通了在河道上所布置的障碍修驰道直通燕齐、吴楚。筑直道径抵云阳、九原。辟新道、五尺道以沟通云贵、五岭。凿灵渠以连接长江、珠江水系。所有这些措施，都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当时的交通，铲除了割据势力赖以滋生的条件
5.为了抗击甸奴族袭扰，秦始皇发大军进击甸奴，筑城防西起陇西，东至辽东，号称“万里长城”。秦始皇把五十万罪徒滴戍五岭，以开发南方；
6.秦始皇下令把六国贵族、豪富十二万户迁徙到京师，直接置诸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将流散在民间的各式兵器聚集咸阳。销以为钟娘金人气；
7.为了防止诸生以古非今，惑乱黔首，秦始皇下令焚烧诗书，坑杀儒生，禁止私学，以垄断学术文化，限制思想自由；
8.为了示强威、服海内。秦始皇马不停蹄地“亲巡天下，周览远方”，以防范人民反抗，加强对全国的控制；
9.为了显示帝王的威严与地位，秦始皇大兴土木。曹帝王之都。写放“六国宫室于咸阳北阪”，“营作朝宫渭南上林苑中”，阿房宫规模之大令人惊叹。穿治骊山，“上具夭文，下具地理”，在总面积达五十六点二五平方公里的陵区地下设置了巨型军阵车仗，建筑了各式豪华宫寝，陈列了无数奇珍异宝。不仅将皇帝的无上权威建立于人间社会，也再现于幽幽冥间。
10.秦统一后，进一步扩充武装力量，军队达I60万之众除此之外还有保卫宫廷的禁卫军和由材官统领的郡国兵，由滴徒组咸的屯戍兵。形成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秦始皇欲藉以上措施以建“子孙帝王万世之业”。若就各单项措施看，其无一不利于秦既定目标之实现。史学界长期以来也正是基于如此认识而高度评价秦始皇对中国历史的巨大贡献的。但是，历史往往喜欢捉弄人。本来要到这个房间，结果却走进了另一个房间以上措施没有促进帝国的巩固与发展而是事愈烦而天下愈乱；法愈滋而奸愈炽；兵马愈设而敌人愈多，加速了秦的灭亡。秦始皇希冀于秦王朝“传之无穷”，得到的却是“二世而亡”。
语曰“百足之虫，死而不僵”，以取譬某些家族、集团势力或末世王朝在窘困败落、“内囊”上来之时，尚能维持某些架势，荀延残喘一段时日。而秦始皇所处的时代，是封建社会刚刚确立不久，正从诸侯割据称雄的局面走向统一的时代。断兴地主阶级作为进步的、生气勃勃的断生力量登上政治舞台。正当其有为，奋发之际。这时的秦帝国如日中天，盛极一时，一般说来，非遇巨大变故，当不足以撼动其根本，更不足以致其骤亡。
在古代社会，惟有当杜会救以存在的经济基础遭到摧毁时，才会导致一个帝国在顷刻之间上崩瓦解。贾谊说，“秦本末并失，故不长久”，这里若将“本”解作农业，贾生似乎已触摸到了秦骤亡的基本原因了人们在盛赞秦始皇的文治武功的时候，往往忽略了它对当时农业生产的严重破坏。秦始皇完成统一六国大业，确立封建中央集权制度，以及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的措施，放在中国历史总进程中去考察，我们都应予以高度评价。
但是，要在一特定的历史范围内同时完成各种规模巨大的国家事业，毕其功于一役，其结果则是灾难性的。因为它会骤然加重社会经济负担，打断生产进程，将社会推向绝境。农业作为古代杜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不管生产过程的杜会形式怎样，它必须是连续不断的，或者说，必须周而复始地经过同样一些阶段口一个社会不能停止消费，同样它也不能停止生产，而秦自始皇三于二年以后，“内兴功作，外攘夷狄”，严重地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男子疾耕不足于粮晌，女子纺绩不足帷幕，百姓靡敝，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农业的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了，于是“天下始畔秦也”，这正是秦骤亡的根本原因。
二、庞大的国家机器与公孟的赋税
秦统一后，迅速膨大的封建国家机器骤然加重了人民的租赋徭役负担。虽然王缩、淳于越等人提出在部分边远地区袭用殷周分封宗室子弟为诸侯的建议，但是并未被采纳，甚至被看作是复辟倒退行为而受到非议。从表面看来，实行中央集权管理，可以使“其操纵由一己，其呼吸若一气，其简练教训如亲父兄之子子弟也”。但就当时的技术条件和管理水平面言，过于庞大的集中控制系统很难达到最佳管理效果。权力完全集中于中央，造成了君主极端专制的弊政。“天下之事，无大小皆决于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博士虽七十人，特备员弗用。压相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于上”。各级官吏畏罪待禄，莫敢尽忠，敷衍欺骗，曲从取悦。庞大的官僚机构并没有完全发挥其应有的管理职能。面荡平六国的丰功伟绩，使秦始皇的权威变成悠意妄为，独断专行。将个人意志发展到了极限。他滥用人力、物力，甚至向自然施暴。他听说海土不死之药屡屡不得是因为有大鱼挡路，便亲自弯弓持箭以期比试高低湘江骤起风浪误其行程，即“使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树，储其山”；以“金凌之地有王者之势”，便“凿北山以绝其势”，改金凌为“株陵”；传朱方有天子气，始皇派“赭衣三千人凿城，败其势”，命其名为刑徒之地。个人独裁下的中央集权制度如果成为满足皇帝私欲的有力工具，其结果必然是“力罢不能胜其役，财尽不能胜其求”，“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经济地理学认为，在交通不便的古代，山川河流之阻隔作用大于现代，因而形成不同规模的地域经济中心。
统一的国家政权建立后，实行以中央政府为中心的等级控制系统，有利于信息传递、物资调拨、社会管理。秦对全国实行高A度的集中控制，使举国上下疲于奔命，长途转愉，耗费极大“一钱之赋，数十钱之费，不轻能致也，“使天下飞当挽粟，起于黄、睡、琅邪负海之郡，转输河北，率三十钟而致一石”。随着大量的人力、物力之强行调配、征集，运愉将摇役成为中央集权国家超过任何摇役的沉重负担。严重地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秩序，使愉者债于道，秦民见行，如往弃市“马克思说国家存在的经济体现就是捐税”，而强有力的国家机器和繁重的赋税是一个概念”。中央集权的实现，意味着国家需要豢养着大量的专职官吏和职业兵员，这就必然加重了劳动人民的赋税、摇役和兵役负担。中国是在生产力水平比较低的情况下，形成了中央集权制，“就好像一个还役有成年而且身体蔽弱的人勉强地穿上了一套不胜负担的恺甲。这样，沉重的赋税落在人民身上，同时也延缓了扩大再生产的进程”秦朝的田租（土地税）征收粮食和刍葉，口赋纳钱。各种租税要占去农民三分之二的收成，“田租、口赋、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中国古代经济发展水平决定了剥削率以50％为临界点，超过这一限度，则不堪命口当劳动者无法“维持它的奴隶般的生存条件”时，整个社会牛产体系也就崩溃了。
三、频诊的摇役与农业生产过程的中断
秦统一后，大规模的战争动员和劳役动员打断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进程。秦始皇在消灭了六国的军事力量后仍极度强化帝围的军事力量，在内部已不存在军事征伐、兼并的对象时，他派三十万大军北逐匈奴，收河套地区建立九原郡调动五十万人南逾五岭，建立南海、桂林、象郡。匈奴无城郭之居，委积之守，迁徙鸟举，难得而制。轻兵深入，粮食必绝运粮以行，重不及事。秦“发夭下丁男以守北河，暴兵露师十有余年，死者不可胜数”。秦击越之役也是“越人逃人深山林丛，不可得攻留军屯守空地，旷日待久，士卒劳倦”。兵法日“兴师十万，日费千金”。秦在周边少数族尚不足以对中原王朝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主动北逐匈奴，远征岭南，人为地激化了民族矛盾，“适足以结怨深仇，不足以偿天下之费”。秦代规定，十六岁为开始服兵役的年龄，“六十而还”。这一年龄段的劳力是农事活动的主要承担者。百余万青壮年傅籍诣军，既削弱了农业生产的有生力量，又无限加重了农民的额外负担。云梦睡虎地四号墓出土木犊记载了兵士向家中索要衣、钱之事，其中有“室弗遗，即死矣，急急急”字眼，紧迫之意谧于言表。自公元前221年秦灭六国后至其灭亡以前，秦大型摇目多达二十余项，二世时期更是“戌摇无已”。这些徭役，除了少数是用于生产性的建设以外多数是属于劳民伤财、专供统治者享用的非牛产性工程。
早在并灭六国的过程中，秦就“写放”各国宫室，“作之咸阳北阪上，南临渭，自雍门以东至径渭，殿屋复道，周阁相属”。秦始皇三十五年。决定兴建朝宫于渭南上林苑中，其前殿便是著名的阿房宫。它“东西五百步，南北五十丈，上可以坐万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驰为阁道，自殿下直抵南山，表南山之颇以为朗。为复道，自阿房渡渭，属之咸阳，以象天极。”代杜牧曾以“蜀山兀阿房出”形容其工程之浩大。秦筑长城起临眺至辽东，延麦万余里，筑城工程仅私河上“一段就用卒三十万。司马迁在实地考察蒙恬率军卒修筑的长城后曾感叹道：“吾适北边，自直道归，行观蒙恬所为秦筑长城亭障，堑山埋谷，通直道，固轻百姓力矣”。他认为在“天下之心未定，痰伤者未瘤”的情况下，蒙恬“阿意兴功”，后米其兄弟遇诛是罪有应得。
公元前212年，秦始皇令修“直道”，从咸阳以北不远的云阳出发，循子午岭主脉北行，经鄂尔多斯草原，直抵包头市西南九原郡治所，全长一千八百里（约合今一千四百里）。这样巨大的工程，从动工到完成，“总共只用两年半的时间”。我们固然可以把它看作“是秦代劳动人民创造的又一奇迹”，但同时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急征暴敛、滥用民力的典型秦修建以首都咸阳为中心的“驰道”，“东穷齐、燕，南极吴、楚，江湖之上、濒海之观毕至。道广五十步，三丈而树，厚筑其外，隐以金椎，树以青松，为驰道之丽至于此”，以至于某些国外学者“难以置信”怎口秦始皇陵园建筑规模宏大，修筑时间持续三十余年。
据袁仲一先生研究，“仅土方工程一项就费工一亿七千零一百三十余万（应为一亿七千零十三余万）个工日。全国二千万左右的人中有劳力也不过四百万，每个劳力平均要服役四十余天。土方工程仅是凌园建筑中的一小部分工程，另外还要从北山运石，蜀荆运木，以及烧造砖瓦，修建地上和地下建筑，制作大量的陪葬品，等等。这些工程量比土方工程恐怕要大二三倍乃至数倍”。目前，考古界已进行过详细勘探的部分尚不足陵园总面积的五十分之一，已有兵马俑等众多发现，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其隐而未见者当还有许多。秦始皇历次出巡，车马浩荡，仪仗威严，俨然是一座移动的宫殿。沿途通水道，堕城郭，求周鼎，储湘山，征发动用的摇役人数也是非常巨大的。秦二世胡亥取得帝位以后，其淫靡奢侈、摇役兴作较秦始皇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认为凡所为“贵有天下者，得肆意极欲”。于是大为宫室，复作阿房官“川欲造千乘之驾，万乘之属”以充实名号。他“复土骊山”，直到公元前208年周章串领农民起义军抵骊山脚下才被迫停工；他“增始皇寝庙牺牲及山川百祀之礼”，令四海之内都进献贡品，增加祭牲，周备丰仪尊祟之仪无以复加；他继续“治直、驰道”、“外抚四夷”，征发人民戍边，同时还征集各郡县“材士五万人为屯卫咸阳，令教射拘马禽兽”；他“悠意挥霍，”下令征调各地菠粟当奠于中央，转运人员皆令自资粮食，威阳三百里内不得食其谷卜他仍然巡行示强，威服海内。因此，在他统治期间“赋敛愈重、戍摇无已”，对始皇暴政“因而不改”。秦代役期规定，“月为更卒，己，复为正一岁，电戌一岁”。即此，力役已三十倍于古。但是仍然无法满足统治者的需要，所谓的役期规定徒为具文而已从云梦秦简的《摇律》可以看到，修筑各种工程，如果“未卒岁或坏陕（决）”，就要“令县复兴徒为之，而勿计为爵（摇）”在秦统治者的任意征发之下，过期之摇、逾时之役成了劳动人民的沉重负担。
有人估计，秦代人口约二千万左右，应征服役者当不下三百余万，占总人口的百分之十五以上。负担摇役者皆为青壮年劳动力，几乎占了全国总劳力（以四百万计）的四分之三以上商君学派在确定农者和食者之间的比例时指出：“百人农，一人居者，王十人农，一人居者，强；半农半居者，危”。秦始皇把法家理论“作了猛烈的发展”，但是唯独忽略了这一经验之谈。秦代摇目之多，始傅之早，役期之长，征调之急，督责之严为世所罕见。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农业劳动力被迫脱离农业生产，从事“强制性的无偿的劳役”。以百余万的农业劳动力提供二千万人口的荃本农产品需求和统治阶级的无度挥霍这确非当时的农业生产水平所能胜任。农业在重压之下崩溃了，人民断绝了生路，最后被迫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李斯等人在分析关东“群盗”并起的原因时说“盗多，皆以戍、槽、转、作事苦，赋税大也”。无偿的劳役征发是以无偿的农业破坏为代价的。“天下苦其役而反之”，正是陈涉等。毗隶“之徒首举灭秦义旗的基本原因。
四、严刑峻法对社会生产力的摧残
秦代的严刑峻法，对当时的基本生产力造成巨大摧残。《盐铁论》中谓，“秦法繁于秋茶。而网密于凝脂”。在严密的法网下，人民动辄触法，以至于“枯衣塞路，图圈成市”，把全国都变成了大监狱。秦始皇“以暴虐为天下始”。二世“而重之以无道”，使秦之，法令诛罚，日益深刻。残酷的刑法或夺去人民生命，或断伤人民肢体番或强制人民货戍；或迫使人民“亡逃山林，转为盗贼”，进一步加速了不堪重负的秦农业的崩溃。湖北云梦秦简的十种文书中。除《编年纪》及《日书》外，均是法律文书”，它为我们提供了有关这一方而的丰富资料。
秦简中出现的死刑有戮、弃市、碟、定杀等，见于史籍的还有“族”、“夷三族”、“袅首”、“车裂”、“腰斩”、“体解”、“囊扑”、“剖腹”、＋羡黍 “凿顺”、“抽胁”、“镬烹”等。死刑剥夺了“罪犯”的生命，是对生产力的直接堆残。秦实行重刑主义，即使犯有轻罪也要给以极重的处罚。秦始皇”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立私权，禁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公元前216年，秦始皇“夜出逢盗兰池，见窘”，他下令“关中大索二十日”，对人民实行报复性镇压。公元前211年，陨石坠落东郡，有人在石上刻“始皇帝死而地分”七字。“始皇闻之，遣御史逐问，莫服，尽取石旁居人诛之，因播销其石”。二世时“繁刑严诛，吏治刻深”，“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埋葬秦始皇时，二世下令：凡后宫无子者，均须为始皇殉葬，“死者甚众”；“葬既己下，或言工匠为机，藏皆知之”，竟将所有在墓内工作的工匠统统埋于墓内，制造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修剧秦朝的各级官吏中更有一批穷凶极恶的刽于手，如范阳县令“杀人之父，孤人之子，断人之足，萄人之首，不可胜数气。
肉刑是“斩人肢体，凿其肌肤”，人为地造成受刑人生理残疾的刑罚。生理残疾严重影响了刑徒的生产能力。秦代史籍或简册中萄刑记载繁出，它既是对受刑人的一种肉体折磨，又是一种精神侮辱。刻而葱墨，便于统治阶级对这些罪犯识别和防范。随着阶级矛盾的激化，“秦时荆鼻盈蒙，断足盈车”，使更多的人失去生产能力。而宫刑使“受刑者绝生理，如木之腐朽无发生也”，从根本上消灭了人的再生产功能。《史记·秦始皇本纪》有“隐宫徒刑七十余万人，乃分作阿房宫，或作丽山”的记载，说明处官邢之人当不在少数。《云梦秦简·司空律》指出，“城旦春毁折瓦器、铁器、木器，为大车折揉，辄答之。直一钱，答十；直二十钱以上，熟答之……城旦为工殿者，答人百；大车殿……徒答五十”。秦律中关于答刑的规定较多，它既可作为对犯罪人的刑罚手段，也可以作为办案过程中的拷讯措施。有人将答刑与肉刑相区别，其实，功答与重罪无异，幸而不死，不可为人……或至死而答未毕“汉朝曾以答邢代肉刑，但由于答挞者往往致死，”民皆思复肉刑“，把答刑的残酷性表现得淋漓尽致。秦答刑动辄即”答百勺，“熟答之”，由此毙命之人当不在少数。肉刑中还有免钳，鉴足诸刑，是以铁木束其颈，镣其足。此等刑具见诸秦简者有“拘续姗杖”等，其实物在秦始皇陵西北角郑庄村南的秦打石场遗址曾有出土，其中铁钳九件，铁钦一件，说明打石工是献着利具从事生产的。“秦的肉刑大部分是与徒刑结合使用。”也就是说，在摧残其形体以后仍逼迫他们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由于当时刑徒的生活极其艰苦，劳役十分篮重，鞭挞、重罚、疾病和饥懂，往往使许多人刑期未尽而身先亡。
秦律规定“有罪以费赎”。罪犯可以钱财或劳役形式抵偿其刑。罚金、赞甲、费盾，是对“罪犯”进行财产剥夺，“从考古发掘的实物看，秦时的恺甲和盾牌，或是用铜，或是用皮革，制作非常精致，非专门手工工匠和工人是很难制作的咽其价格必定非常昂贵。计《云梦秦简》中言。赞一甲“者三十九见；”赞二甲“者四十九见”赞一盾“者四十四见；”赞二盾“者一见仅言赀而不言甲或盾者一见，言货以上者一见。秦统治者逼过罗织罪名强行掠夺劳动人民的必要劳动产品，进一步加深了人民的苦难。对于无力缴纳钱财者，则强令以劳役相抵。
考古工作者在秦始皇陵西侧赵背户村、姚池头村一带发现一个大规模的刑徒墓区，在覆盖尸骨的瓦片上发现墓志瓦文十八件（其中一件上刻有两个人的墓志文），凡注明刑名者十人，均为居赀。赀摇戍是秦大规模法定摇役之外的额外强制劳役，它逐渐演变为统治者任意征发人民的重要借口和基本形式。秦简《法律答问》中盗桑叶脏不盈一钱即“赀徭三旬”，役期已与“更卒”等；而“赀戍一岁”、“赀戍二岁”则意味着又复为正卒、屯戍一岁；至于赎死、赎迁、赎宫、赎耐诸重刑的赀戍时间更长。秦律规定，赀戍者一日抵偿八钱，由官府供予饭食的，每天六钱。一以每日劳役抵六钱计算，每年三百六十五天（实际上不可能劳动这么多天数），需要连续服二十七年以上的劳役，才能达到汉减死的最低标准六万钱”。一般认为秦刑重于汉，故赎刑者欲得“减死”，实际上要终身服劳役。刑迫使更多的劳动人民脱离了农业生产，尤其是重刑犯人很少有机会再得生还。上述赵背户村的居货刑徒即是为修筑秦始皇陵而死的。他们除了承担繁重的烧制砖瓦，打制石材、搬运土方任务外，还受到种种摧残。”M41出土的一仰身直肢葬者，头骨上有刀伤痕迹，腰部残断M33出土的八具骨架中有一具有刀伤痕迹，俯身作挣扎状。M34第二组的三具骨架身首异处，四肢骨与躯于骨也分离，堆置叠压显系肢解”。赀罚赎刑的残酷性在于它是以法律手段对广大的劳动人民实行必要劳动产品与体能的再盘剥，因而它的强制性、残酷性大大超过了正常的田租、赋税、摇役的剥削。赵背户村刑徒墓地的累累白石与宏伟高大的秦陵形成强烈对照，秦代许多的浩大工程就是以他们的生命过程之终结为代价而建立起来的。
秦代赋税、摇役除了策重之外，另以征调急促为突出特征。凡转输之物、服役之人，必须限期抵达。否则便视为犯法，要根据不同情节，受到相应惩处。秦简《摇津》规定：“御中发征、乏弗行，货二甲，失期三日到五日，淬；六日到一旬，货一盾奋过旬，货一甲”口至于兵役，其督责程度更为严格，“失期法皆斩”。在大规模、远距离情况下限期征调粟当、兵员，其旅途之苦楚往往超过了输、役本身。结果是，“秦民见行，如往弃市”，人民苦不聊生，“自经于道树，死者相望”。陈胜一行就是在“滴戍渔阳”的过程中遇雨失期后被迫起义的。陈胜说。卜失期当斩，藉第令毋斩，而戍死者固十六七”。度其“经营图国，假使不成而败，犹愈（逾）为戍卒而死也”。因而“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走上了反抗的道路秦以超经济强制急促地滥用民力，也是造成秦末社会生产力受到巨大摧残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阶级矛盾的激化与典二世而亡
贾谊在《过秦论》中极论秦“常为诸侯雄”的辉煌历史，“并海内，兼诸侯”的不朽功业，以及良将劲弩之强，“金城千里”之固。贾生以此为铺垫来反衬”一夫作难而七庙落，身死人手为大下笑“的悲渗结局。他说，秦朝天下并没有削弱缩小，富庶的雍州，坚固的蜻函依然如故。陈涉的地位不比山东诸国国君尊贵；诅段棘矜不比钩戟长矛锋利；滴戍之众不比九国军队强大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策不比六国谋士高明。如果让山东诸国与陈胜比试长短、较量权威，实不可相提并论但是。秦何以对六国则战无不胜，遇义军而土崩瓦解？贾生认为，天下形势发生了根本变化，然“三主（始皇、二世、子婴）惑而终身不悟”，最后导致灭亡。《过秦论》精到的历史见识与其优美的散文语言相得益彰，堪称绝唱。
秦灭六国是扫除诸侯割据势力，完成国家统一事业的过程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表现为诸侯集团之间的对峙与斗争，而农民与新兴地主阶级之间的基本矛盾则被暂时“所缓和和转化了。”由于“各诸侯国之间的长期分治和战乱相寻，使统治者容易煽动各国人民之间的仇恨和不理性来转移本国人民对战争及徭役负担的不满，而人民因战争承受的物质损失，又可从掠夺别国及战后的赏功而局部地得到弥补气。而人民苦于“诸侯力政，强侵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敝”的战乱时代，希望结束长期的割据纷争局面，以实现其安居乐业的美好班望正是在这种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人民能够忍受非常时期的残暴统治和繁摇苛赋。但是，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的矛盾毕竟是封建杜会的主要矛盾。随着秦统一进程的完成，这一矛盾逐渐上开、并占据主导地位。面秦统治者没有意识到这一根本性变化，仍把六国旧贵族作为主要危险加以防范。
《史记·秦楚之际月表》曰，“秦既称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诸侯也”，因面秦巩面统治的一系列政策、制度、措施都是缘此而发。他们在六国政权已被打倒和胡人尚不足以构成直接威胁的情况下，变本加厉地继续推行着统一六国时的征服和扩张政策。这正如贾谊所谓的，“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政，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阳。而这些在某种程度上并非当时急务，迫切需要处理的是迅速恢复战争的创伤、建立一个比较安定的生产环境、减轻租税徭役负担，让杜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以巩固刚刚建立的统一封建政权。秦统治者无视于此，反而集中全国的人力、物力、财力，致力丁废分封、堕关隘、销锋滴、迁豪杰、筑长城、击匈奴、戍五岭、修驰遒、巡全国、穿骊山、营宫朗等规模更大的战争和劳役动员，希望以此达到长治久安。但是正是这些措施在客观上加速了秦经济的残破，激化了阶级矛盾，造成了“力役三十倍于古，租税二十倍于古”，的沉重负担，把人民逼上了死亡线，导致了农民起义的姆发。“王迹之兴，起于阎巷”，这是出乎秦统治者预料的事口陈涉、刘邦由一介平民侦发而起，做了雄略之主口而秦不封诸侯、销毁兵器、毁坏名城等制度、措施，恰价为他们灭秦扫清了障碍“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说明秦与六国和义军之间是性质不同的两类矛盾。秦灭六国是统治阶级内部消灭割据势力，建立统一政权的斗争。由于它适应了社会发展的基本趋势，所以秦始皇能“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履至尊而制六合”，威振四海，取得辉煌胜利。秦与农民起义军之间的斗争，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由于它是动员了被压迫阶级的整体力量，所以就造成了陷秦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就是秦何以能灭六国而无法抵御陈涉、刘邦的基本原因。
世人皆谓秦二世而亡，其实“秦始皇迟死几年，他（也）将会亲眼看到农民起义的烽火的”。因为在他统治的末期，已将社会经济拖到了崩溃的边缘。以至于人们在叹服秦兵马俑坑之壮美的同时发出了“始皇不火，天理难容”的感概。在贾谊看来，秦二世似乎还有一次“补救的机会”。因为，“寒者利权褐而饥者甘槽糠，……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但是二世不行此术，反而重之以无道。毁坏宗庙，摧残百姓，刑法繁多、杀戮严酷。
赏罚不当，社会秩序大乱，人民穷困僚倒，工程摇役繁兴，刑戮相望于道，以重天下之苦。最后“身不免于戮杀”，彻底葬送了秦王朝。
##第五章《吕氏春秋》与秦国农学哲理化趋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