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吕书农业文献、科技价值简介
公元前249年，秦庄襄王即位，吕不韦为相国。三年后燕政继位，吕不韦继续任和，并以“仲父”身份辅政，亲掌秦国军政大权十余年。在这期间，吕不韦扩展秦国疆土，发展秦国经济，为秦始皇统一六国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同时，吕不韦还“徕英茂、聚峻豪”，主持编纂了《吕氏春秋》一书，为行将统一的秦帝国奠定理论基础、提供治国方略。
《吕氏春秋》是一部“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的宏篇巨著。它兼采诸家学说。吸收优秀文化遗产，进行了大规模的学术、思想综合工作，力图集众孤之“白”，以成千锐之“裘”。作为诸子之一的农家者流，也是《吕氏春秋》思想资料的重要构成部分。除了散见的农业资料外，吕书还专辟《上农》、《任地》、《辩上》、《审时》四篇谈论农业，反映了吕不韦和秦国政府对农业问题的高度重视。
《吕氏春秋》为我们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农业史料。尤其是《上农》等四篇，是我国现存最早的、最系统的农学文献，是我们研究先秦农业历史的重要依据之一。著名农史学家万国鼎先生在谈及吕书的农史价值时指出，在先秦农书皆已失传的情况下。《吕氏春秋》中所保存的农学片段，成为唯一可籍以探索先秦农业科学内容的主要资料……如果没有这部书，就只能凭藉一些零星资料，模糊地作简略推测，不可能认识战国时代已经粗具规模的农业科学了”。在充分肯定吕书文献价值的同时。农史学界进一步认为，以《上农》等四篇为标志莫定了中国古代精耕细作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础；四篇是对战国以前农业科学技术发展的光辉总结；四篇所记述的精耕细作农业技术，直接为后世所继承和发展；四篇对天地人关系作出的科学概括，成为中国传统农业精耕细作传统中最重要的指导思想。以上评价，确立了吕书在中国农业科技、文献史上的重要地位。但是，我们感觉到仅着眼干四篇，尚不足以准确评价吕书的农史价值单侧重干科技，更不足以全面反映当时的农业成就。当然，学术界已有人注意到了吕书各篇中所涉及的农事“字句”。但他们只把这些看作是对四篇农事内容的补充；也有人已指出了四篇的哲理化倾向，但他们只局限于对“三才”理论与某些技术原则的阐发，尚未进人更深层的研究。因此，《吕氏春秋》农史价值与农学成就大有重新认识之必要。
二、吕书农业科技内容分析
细读吕书，我们就会发现其中所记述的农业科技“至少在有些方面是落后干现实的”。铁犁和牛耕的普遍推广。是当时农业生产力迅速发展的重要标志，秦以“牛田”而富强，但是吕书中“没有牛耕的明确证据”。有人或谓《上农》等四篇中的末、相为犁，但这也仅仅是一种推测而己，难以实证。施肥和灌溉在战国时代备受重视，成为农业生产中调节土壤肥力、水分，满足作物养分需求的重要措施。但是吕书中没有涉及施肥和灌溉的内容。《任地》篇有关土壤肥礴、燥湿的调节问题，似乎“主要是通过耕作实现的”。战国末期，秦国水利建设事业掀起高潮。都江堰兴建干吕不韦相秦之前不久。而郑国渠之兴则正当吕不韦任内。《吕氏春秋》虽成书于秦，但却没有反映这一情况。即使专门谈农业问题的《上农》等四篇，也是“偏于理论性的，没有叙说具体技术，甚至没有概略地提到应有的全万国部技术项目”。为什么会出现以上情况呢？有人认为，吕书虽成于秦，但是“有关农事部分的作者，原是来自六国的宾客，不熟悉秦国情况，……秦国的先进技术没有引起他们的注意或足够的重视”。将吕书中的农业科技相对落后于现实，归咎于六国宾客的“不熟悉秦国情况”，看来十分牵强。吕氏门人三千，应是秦与六国之人皆有，农事部分到底出自谁手，不宜速断。有人则由《上农》四篇的时代性人手考虑问题。认为“吕氏春秋上农四篇大致取材于《后稷》农书”，吕书四篇中所反映的是战国以前的农业经济制度和农业技术体系。把《上农》等四篇与《后稷》书相联系，似乎解决了农事资料的时代性问题，但是《后樱》书所处时代尚不具备传统农业科技奠基的历史条件。这样又从根本上动摇了对《上农》等四篇农史地位的评价问题。
我们认为，《吕氏春秋》就总体而言不是科技著作。它所涉及的科技资料，大多是经过取舍、加工，围绕有关主题“来支持所要说的论点”的。对吕书中的农业科技资料，我们亦应如是观。这些征引的农业史料，有吕不韦时代的，也有吕书之前的。祖述先贤，托古立言是中国古代著述的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因此，吕书在某种程度上也习惯于“旧瓶装新酒”借先秦农家言来阐发自己当时的农业思想与观点。这样，《上农》四篇虽取材于《后稷》农书，有些资料显得陈旧，但它并不妨碍吕书形而上的农业哲学与农学思想探索。所以我们仍可在《上农》四篇中看到深刻的农学思想、精巧的技术原则，以及它对天、地、人关系的近乎完美的表述。
以上研究告诉我们：应该重视吕书中的具体技术，但不必拘泥于它，而应该从更高层次去认识其农史价值。这些或许才是吕书精华所在。
三、吕书农学的器、道辩
长期以来，人们习惯于把农家看作是钻研生产技术的学派，忽视了农家学派的思想与哲学成就，低估了农家学派对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发展的巨大贡献。同样，在吕书农学成就评价上也存在着这种偏差。
从哲学或思想史角度来看，“六经诸子之学，皆道也，非器也”。战国以来的“农家者流”，与诸子并称于世，合为九流。其所论按理也应是“道”而非“器”。但是，有人偏将农家打人另册。认为“惟农家者流，独以农名家，似所言戈戈，无关于大道，专详于农事。远于道而近于器”。更有甚者，说什么“农而可列于九流……（那么）孙昊之兵，计然白之商、扁鹊之医，亦不可不为一流也”。受此思想影响，目前所见历史学论著言及战国时代学术思想发展，多以农家是技术学派为由，将其略而不论。好在农史学界有一些先觉者已经注意到这一偏差，致力于农家学派思想、哲学成就的阐发。让人们在了解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成就的同时，深刻认识中国传统农学思想在中国传统哲学体系形成过程巾的地位与作用。我们期望这些认识与研究能逐渐为史学界接受、认可，改变对中国古代农家学派的偏见。
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源于中华民族长期的社会、生产实践。农业作为古代社会的决定性生产部门，它的杜会、经济、文化内涵构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基本特征。在传统农业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传统农业文化奠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这一文化不仅是农村的文化，农民的文化，“而且也是城市文化，官、商、兵乃至知识分子的文化”。它历史久远，内涵丰富，贯穿古今，渗透在各个领域。以至于在今天我们仍能“处处都感觉到它的存在和影响。基于以上认识，我们觉得欲了解中国传统哲学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必须充分肯定中国传统农学的初始与本湃地位。研究中国传统哲学，只有由此人手，方能正本清源。准确把握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特征与基本内涵，得出合乎规律的正确认识。
我们认为，农家学派兼含器、道。器是他们来自于生产实践的科学技术道是他们由农业而观察、认识世界的思想观念吕书农学为我们保留了非常丰富的科技史料，更蕴藏了弥足珍贵的农学哲理，似乎更重于“道”之阐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