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吕书框架体系与“月令图式”
冯友兰先生说：“《吕氏春秋》是我国最早之有形式系统之私人著述。盖自先秦贵族政治崩坏以后，虽百家并起，各有述作，然皆仪具篇章，未有如后世所有之整书也。……独《吕氏春秋》乃依预定汁划写成，有十二纪八览六论，纲具目张，条分理顺，此在当时，盖为创举。十二纪乃吕书大旨所在，这可由该书以《春秋》为名推知一二。宋人王应麟说，“以月纪为首故以春秋名书”。吕书以十二纪纪首为骨干框架，编制了一个庞大的自然、社会发展变化体系。它将季节、天象、物候、生产、政事、祭祀、气数、生活等包容进去，形成了一个以一年为周期，周而复始的循环系统，这就是所谓的“月令图式”。
学术界有人将吕书框架体系之形成，归功于阴阳五行学说之影响。但是，“序四时之大顺”也是农业活动的最基本特征之一。阴阳这一对中国哲学的基本范畴，其初意只不过是指日光向背，气候寒凝。周人迁胭后，“相其阴阳，观其流泉”之目的正在于“彻田为粮”。而金（青铜）、木、木、火、土正是人民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五种物质形态，“水火者，百姓之所饮食也节金木者，百姓之所兴作也备土者，万物之所资生也”。上溯十二纪渊源，据传五帝时代已有“迎日推策”。观象授时“成为时人判断季节、计算时间、安排生产的重要依据。禹颁夏时于邦国”。传世的《夏小正》已按一年十二个月编徘了气候、物候、农事、祭祀，政治的活动。《幽风·七月》记述的物候及其相联系的农事，终年不辍。按月依次安排农业事项，用来计划或指导农业生产，以后成为中国古代农书的重要类型之一。吕书《十二纪》无论其体例、内容都与《夏小正》、《翩风·七月》十分相似，它无疑是缘着这一体系发展而来的。而在《夏小正》、《幽风·七月》时代尚无阴阳家学派则是可以肯定的。
这里还有必要提及吕书十二纪与《礼记·月令》间的关系。儒家经典《礼记》中有《月令》一篇，所载内容基本上和＋二纪纪首相同。很早就有人已认定《月令》乃集合十二纪而成。东汉郑玄在《三礼目录》中说：“名口月令者，以其记＋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吕氏春秋》＋二月纪之首章也，以礼家好事抄合之，后人因题之名曰礼记”。《隋书·经籍志》则认为是汉末马融将《吕氏春秋·十二纪》夯中的首篇汇抄为《月令》列人礼记丹之中。清人梁玉绳根据＋二纪中“太尉”、“图图”、民社“等秦用名词，以及吕书《序意》中”维秦八年，良人请问十二纪的记载，认为《月令》“为不韦作审矣”。严格地说。十二纪应是吕不韦及其门客综合历代及秦农事月令记录而成。当然，经吕氏编辑之后其形式更为严整、结构更为庞大、内容更为复杂了。吕书十二纪纪首内容虽然庞杂，但与农事关系最为密切春季万物复苏，耕作渐忙。“王布农事”，“耕者少舍”、修堤防、导沟读、开道路、劝蚕事，这正是时令要求做的农事。夏季万物繁茂，五谷旺盛，不误农时、保护庄稼乃当务之急。要求“无起土功，无发大众”，“命野虞出行田原，劳农劝民，无或失时”。“驱兽无害五谷，无大田猎”，“游扎别其群”，“烧薙行水，利以杀草”。秋季是收获季节，同时还要秋种和预备过冬，在政令上规定完堤防、葺宫室、修困仓、劝种麦，“趣民收敛”。举五种之要，藏帝籍之收于神仓笋。冬季处于岁末，严寒笼罩，除渔、林活动以外，“劳农夫以休息之”。同时“令告民出五种，命司农计稍耕事，修朱耗，具田器”，以备来年春耕。农事与月令配合，凝聚成为这样一种大致固定的格式，成为一个农业国家的农事活动时间表，它来自生产实钱，没有丝毫的神秘意味所以说，“在一定意义上，＋二纪纪首县古代农业生产经验在理论上的升华。是农事活动的法典”。它以农为中心观察四季更替，记录天地运行，描述牛物变化，综合地体现了当时农业生产的科学技术水平。
二、“月令图式”与农业民族文化思维特点
如果说《夏小正》、《幽风·七月》还是简单的农事物候历书的话，那么吕书十二纪除仍具此功能外已舜固成一种体现农业民族特点的文化和思维模式了。
月令图式产生在古代东方的中国，是这里农业文明高度发展的结果。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古代文明的发祥地。这里四季分明，宜于农耕。先民们以农耕者的眼光观寮他们周围的天地万物，于是天地万物也就打上了明显的农业文化烙印。在图式中，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以农业为中心的社会。国家政事服从于时令的运行，除了四方之外。特别突出了土居中央的地位口全部图式是围绕着农业来组织、安排各种活动的。在图式中没有纯时间与空间观念，它的时空观念是以自我（主体）为中心主客观双方有机联系的具体的时间与空间。“时间不是直线流逝而是循环往复的，空间不是无限扩展而是随时间流转的。时间的量度单位虽有年月日等钊一量单位，但与空间相联系的天于地支占重要地位，而且其基本的标志和内容是特定的农业物候”。
这种由物候、天象、农事活动的周期性变化而引发的圈道观念，是农业民族特有的思维特征之一，它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自然观、历史观、价值观以及科学技术思想的发展。图式中的天地，是生育万物的大自然。天有日月星辰之行，序为四季农时；地有山川泽谷，长养五方物产。图式中也有大量的阴阳五行内容，虽给人以牵强拼凑之感，但并无多少神秘色彩口它是以阴阳二气消长来反映天地运行、四季转换；而五行、五方、五色、五音等则是天地、季节运转的相应指示物，其中亦不无合理的成分。例如，春季天气下降地气上腾，生气方盛，阳气发泄，草木繁生披绿，故以木为春之德，木色青故色尚青，东方为阳升之处故方位尚东。夏季尚赤，尚南，尚火秋季尚白，尚西，尚金；冬季尚黑，尚北，尚水。似乎都可依此类推，获得合理的解释。最重要的是，在月令图式中以十二纪为坐标建立起一个标准的自然、社会运行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天序四时，地生万物。人治诸业，人与天地相参，科学地反映了人类与自然之间的相互作用与基本关系。人们只有遵循宇宙法则、自然规律。“行其数、循其理、平其私”，才能进一步认识和改造自然。不能凭借个人意志与权威随意胡来，否则就会破坏生态，引发灾异，造威社会动荡。这一体系甄调秩序、平衡与和谐。并以此来规范人与人、人与自然间的关系，建立起典型的农业社会行为约束机制。
月令图式以十二纪的形式表述了特有的思想、哲学观点，并且对阴阳、天地、时问、空问等基本哲学范畴结合农业生产进行了合理的界定。它表明中华民族已由农业而进于文化。并以此表达了他们对世界的基本看法，丰富了中华民族的传统哲学内涵。
金春蜂先生在《“月令图式”与中国古代思维方式的特点及其对科学、哲学的影响》一文中说，月令图式是中国古代最典型、最广泛影响与支配一切的文化和思维模式，“《吕氏春秋》作为一部为统一后的国家政策和政治活动提供指导思想与方针的著作，它确定以十二纪为首，统帅按时令进行的政治活动，是这个图式即将上升为国家的政治指导思想的表示”。这也意味着中华民族的农业民族思维特征在吕书时代已经趋于成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