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君书》论农政四篇多次提及的任地待役之律、制土分民之律，虽然着眼于土地开发、规划，但仍不妨把它看作是一种初始状态的农业整体规范指标。至吕书《上农》四篇，农业科技规范进一步受到重视。吕书四篇之设置，是根据“三才”理论体系精心构思之结果。它把尚农贵志、尊重天时、精耕细作，看作是发展农业、达到任地目标的基本要求。
吕书同时也建立起农业各子系统规范指标和基本原则。文中以“后授曰”为发端，提出“以宝为突”、“藏恶揖阴”、“以吠浴土”，使土壤“保湿安地”，“使瞿夷毋淫”，使田野“尽为冷风”。这里谈的都是实现任地的环境规范要求，不是听其自然，任其所生，而是通过劳动把不利的土地环境改造过来。通过精耕细作和合理的农田结构，也能部分地克服天时条件中的不利因素，以防止或缓解旱涝危害，创造良好的农田小气候这十大问题中有四项涉及农作物产量与品质性状要求，即“使搞数节而茎坚卜”；“使稿大而坚均”；“使粟目而薄糠气”；“使米多沃而食之强”。作物之茎秆健壮，稿大饱满，籽粒出米率高，品质优良，至今仍为作物选择、育种的几项基本要求指标。吕书主张通过耕作措施来调节土壤之力柔、劳息、棘肥、缓急、燥湿诸问题，以创造“宜稼”的条件。这是对土壤耕作原则的经验总结与理论概括，并由此建立起中国传统耕作技术的规范体系和质量指标。吕书强调审时辩地。农以得时为佳，过与不及皆会影响作物品质、产量。审时要掌握一定的天文、物候、历法、农事知识。不要“时未至而逆之，时既往而慕之，当时而薄之”；同时要制四时之禁，“勿夺民时”。以上可以作为审时之知识、行为规范。辩地要区分整体与局部条件。“善相丘陵、坂险、原限，土地所宜，五谷所殖”，这是一种总体把握；具体耕作要考虑地势高下；，土质不同，水分多寡，因地制宜采取相应措施。与精耕细作相适应，吕书要求农业生产工具向规范、标准化方向发展，甚至对其长短、宽狭都作出了明确规定。吕书甚至对土壤耕序、吠亩宽窄、禾苗疏密、搜种雍上等具体生产技术都提出了基本原则与要求。就总体而言，吕书《任地》诸篇“带有作物耕作栽培技术通论的性质”。它并没有正面回答太多的具体生产技术，但是，却确立了一些有关农业生产基本问题的基本原则与规范指标，这正是吕书所代表的秦国农学之特色所在。
如果说以三才理论为标志而建立起中国传统农学理论的总体框架，那么以上诸子系统规范指标则是达到人尽其力、地得其利、时合其宜总体目标的基本保证。
某些生产部门、科学领域，因与秦人特殊的发展经历相结合，也较早出现了知识体系化倾向。畜牧为秦传统产业，较早发展。秦简《厩苑律》为我国己知最早的畜牧法。它根据牲畜生理特点配定康食标准，确定畜群扎牡比例，规定策殖率，建立管理簿籍。秦为相畜术的发源地，家畜外形鉴定处于领先地位，出现《伯乐相马经》等专门著作。《吕氏春秋》记载，当时著名相畜者有十家，“凡此十人者，皆天下之良工也”。他们能“见马之一征也，而知节之高卑，足之滑易，材之坚脆，能之长短”。把家畜外形鉴定由体形、毛色之宏观观察推进到个别部位的深人研究。为了防止家畜疫病之传播，秦国已开始执行动物检疫消毒措施，以火熏来客之车马衡扼，以灭其寄生菌虫，预防疫病。近年出土的睡虎地秦简《田律》中以法律形式颁布有关保护自然资源的条款口在草木生长季节“毋敢伐材木山林”。“无敢夜草为灰”。吕书《义赏》篇反对“竭泽而渔”。认十几纪》中将捕鱼季节安排在季夏、季冬之月。
集中地反映了尊重生态规律，保护自然环境、合理利用资源的科学观念。这与秦沮伯益为山泽之官，以及商轶重视任地待役之律或有密切关系。秦以玄鸟为图腾，促进物候学的较早发展，《昌氏春秋·十二纪》中的物候、节令内容在我国农业气象学发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奠定了二十四节气和七十二候的基础。秦国推行耕战政策，较早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农业管理模式，构筑起相对科学的农业管理思想体系。吕书主张通过行政制约、技术督导、知识传授，使人尽其力，地得其利，时得其宜有机地协调了天地人关系，明确了国家宏观农业管理的基本原则。吕书强调通过农业活动培育质朴易用、奉公守法、安土重迁的农业文化，实现了农业管理经济目标和社会目标之统一。秦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业法规。著名秦汉史、法制史专家林剑鸣先生认为秦律中。表现出的理论、原则及规范结构的严密性、准确性，有的至今仍值得肯定。八当时的古代世界里，无疑应属于最先进的法学体系。遗憾的是，秦以后的一些重要法律如汉律、唐律，虽从总体上远较秦律系统而全面，但其中农业立法似乎并未在秦之立法的基础上有明显发展。
##第七章秦农业生产技术之进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