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手段，是劳动者用来把自己的活动传导到劳动对象上去的一切物质资料或物质条件。我们用劳动手段替代常用的生产工具概念，是因为在农业生产劳动过程中必要的物质条件这一因家有时显得与机械性劳动手段（生产工具）同样重要。由于农业的生产时间基本上是由动植物自身生长和发育的自然条件决定的，在漫长的农业发展过程中逐渐改善的农业劳动条件直接加人了农业的白然再生产过程。我们应该在研究秦农业生产工具进步的同时充分肯定其农业劳动条件的改善，从而比较客观、准确地把握奏农业生产力发展的整体水平。
一、铁农具的推广与逐渐普及
初秦末期以后，秦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是以铁农具的普遍椎广，牛耕的迅速发展，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全面改善为标志的铁制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上的一场革命，促进了农业劳动生产力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显著提高。牛耕的发展，是农耕动力的重大转折点。它标志着农业活动已突破人类体力限制转而开发利用新的动力源。而农田水利之兴修、泽卤土绷之改良，作物种类之完善，则表明人类己经足以征服、改造自然。创造全新的农业生产条件金属农具之使用，除了应注重其生产力意义之外，尤应注重其科技内涵。木、石、骨、蚌诸器之材质皆是利用自然界现成之物，略加砸、琢、修、磨而成，不易制成标准规范的农器。
它们形制粗笨，材质钝脆，很难形成较高的生产力。金属农具的使用是以冶金术产生和发展为前提的，是科学技术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金属替代木石，表明人类获得了更坚固更锋利的工具材料。它的延展性与可铸性特点，使其制作性能优于术、石材质。为农业工具门类之丰富完善以及规范、标准、科学化生产奠定了基础。秦人是我国最早用铁的部落之一，前已述及。其早期铁农具多用铸铁制成，虽然在某些方面仍保留石器的原始形状或功用，但徽、锚、铲、锄等都利用铸铁特有性能预铸梁、孔、凹形镶槽，便于安装木辆、镶板，彻底改变了木石蚌骨器以缚绑为主的习惯。撅、之适当与器面形成一定夹角，以便于人土。铸铁多用诸断、铲、插、插诸厚重之器，可以满足开石、伐木、翻土等需要。随着锻柔技术的发展，农具逐渐向轻、薄、巧方向发展。“从秦陵附近出土的铁膝刃部生锈变形后的断差（茬）处，可以明显的观察出分离层来，证明它是采用锻炼铁工艺制成的”。铁镶根据农作需要锻成弯月形，尾部贯穿用锻铁折曲面成，可以随意调整装柄角度。
各种农具本身也在长期的使用中不断改进和提高，使之不断完善和适应于农业生产的需要、铁撅变成楔形，上大下小易于人土，比宽板形青铜徽省力易用。发现于始皇陵东侧马厩坑内的六边形铁锄口正面上部有安柄方爵，锄宽21厘米，高7.5厘米。铁锄造成六角形，是为了适应垄作法的农艺要求，用来整治垄沟、中耕除草。特别是在“垄田弃亩”的情况下，用六角形锄在垄沟内作业之工效远高于四角形铁锄口这种农具在汉代发展成代田法的重要工具之一。铁农具制作技术的进步，为农具的标准化生产创造了条件。《吕氏春秋·任地》旁篇对主要农具的长短、宽狭等甚至都有严格要求。“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吠也；褥柄尺，此其度也其褥六寸，所以间稼也”，以适应日益精细的耕垦、整地、锄蜜技术的需要。
考古学界认为，秦孝公迁都咸阳之后到秦王朝统一六国秦的铁制手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铁器数量和质量不断提高，铁器制造手工业作为一个独立的新兴产业部门与青铜产业平行发展。尤其是随着秦势力之扩展，原属于六国的一些初具规模的冶铁业中心相继归秦，在客观上促进了铁农具的普及。铁被广泛用于制造农具、兵械、炊器。历年来，战国时期的铁农具在凤翔、临淦、蓝田、大荔以及西安市郊等地皆有出土。许多小型秦基以铁农具随葬，不但表明基主人身份属于农业劳动生产者，而且说明当时铁农具的使用是相当广泛的。秦自商秧之后，农业发展开始明显超越六国，进人高速发展阶段，铁农具的广泛使用从根本上适应了这一时代要求秦垦草徕民之法的实施精耕细作技术的推广；农田水利工程的兴修都是与秦铁农具的普遍推广分不开的。秦铁制兵器见于诸遗址的有铁剑、铁削、侏钩、铁矛、铁受、铁链。铁戟等，以此武装军队，提高了其军事实力，加速了秦对中国核心农区的蚕食进程，有利于统一局面的形成。铁用于制作炊器，改变了民间以陶为炊的比较单调的食物加工方法，推动了烹饪方法的多样化发展，丰富了中国饮食文化的内涵。尤其是战国中期之后随着灶的出现，铁釜作为炊器形成了逐渐取代陶釜的趋势。考古工作者曾在陇县店子村秦墓中发现儿件实用的铁釜随葬。在风翔高庄秦墓出土铁釜六件。山于食物加工方法发生了变化，在某种程度上会引起作物生产结构的变化。秦汉时期关中农区小麦比重的逐渐加大或与铁釜、石磨的发明相关，惜乎学界未予较多关注。
二、牛耕的发展和转磨的出现
牛耕的发展一般是与铁犁的推广相联系的，战国时代秦牛耕之发展给同时代人留下深刻印象，赵曾把秦“牛田”作为不可与秦战的重要理由之一。近年来随考古出土的铁犁桦为此提供了佐证。1970年临憧毛家村在秦始皇凌园内城北门外二百米处平整七地时发现“V”字形铁桦，长25厘米，翅距25厘米，两翅交又处正面有峰脊，长5厘米，高不到1厘米。与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的中原战阔铁哗相比，颇多差异。辉县铁桦翼角达120，滑切较差桦体自尖部分两叶展开，中间包纳木质结构。易粘土；铁刃顶端上下两面均起脊线；悴尖宽钝，整体耕作阻力大。这种铁桦形制比较原始，还保留了从朝演变而来的痕迹，只能破土划沟，不能翻土作垄。面临撞铁桦翼角小于60；头尖锐，耕宽小；两翅间全为金属包套两翅交叉处唯正面起脊，便于翻土；耕作阻力小，不易粘土；所需牵引力明显小于辉县铁桦，而人土深度超过辉县铁桦，整体形制比较进步。另在临潼郑庄秦石料加工场遗址出土“U”形铁锌－种，则为中原农区所未见。该铁铧尖呈双面三角形，铧体呈弧形筒状，高17，宽8－14.5厘米。在僻土这一翻土部件尚未出现的情况下，“U ”形铁桦利用弧形锌面的部分翻土功能，克服了“V”形锌的某些弊端秦地铁锌种类的增多和器形的进步，表明了秦在牛耕方面的领先水平。牛累以脾气倔翠而著称。在以牛为牺牲的时代似乎无需调教驯化，以遂其天性。随着家牛役用的发展，欲使其驯服于耕驾，听任调遗，故有穿鼻术的发明。《吕氏春秋·重已》篇曰“使五尺竖于引其楼，面牛悠所以之，顺也”。牛老老实实由童稚指挥，是因为牛的鼻镜中隔为粘膜神经敏感区，穿鼻带倦之后，牛性趋于温顺。它是牛用于役使的重要标志之一，吕书的记载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秦牛耕的发展。
我国目前所知的最早的实用性转磨，发现于秦古都栋阳遗址。此磨仅存下扇，直径55.5厘米，厚8厘米。圆磨中心有方孔置铁芯，磨齿呈枣核形凹坑并按同心圆状排列。1987年，考古工作者又在风翔史家河发现同类塑石磨上扇，直径65厘米，厚约12厘米，中心有安置轴心的圆形竖孔，系砂石琢制面成，质地坚硬。在临渔郑庄秦石料加工场出土的石磨磨齿已由枣核形凹坑演变成旋槽相隔的四圈磨槽，出粉较前大为流畅。旋转性石磨的出现，是谷物加工史上又一新的飞跃，它是人类由较食向面食过渡的标志。马克思认为，磨可以被看成是最先应用机器原理的劳动工具。关中一带旋转石磨的大量出土与秦国麦作技术之发展密切相关。
三、农业自然资源的深层开发
马克思说，“劳动过程的进行所需要的一切物质条件都算做劳动过程的资料。它们不直接加人劳动过程，但是没有它们，劳动过程就不能进行，或者只能不完全地进行”。这些被称为农业自然资源的客观条件，在人类开发利用自然的过程中，已有大量劳动凝结其中，逐渐转化为社会经济资源。它们从表面现象上看井不参加劳动过程，实际上它们在劳动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是农业生产的最基本的条件。农业受制于自然，其基本生产条件并非尽如人愿，如何把不利的因素转化成为使劳动具有较大生产力的自然条件”，需要投人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进行艰巨的农业基本建设。因此，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改善更能综合地反映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秦自商较始，利用国家机器的力量推行任地待役之律，统筹规划一定地区的土地利用方式及其比例。
使方圆百里之内农田、道路、山林、沼泽、堤防配套，出产之粮食、财富足以供其民口他们针对关中东部人不称土，地固泽卤不宜作物生长的特点，徙都于此，以徽辅所在，加快其开发进程。他们招来三晋之民，利其田宅。以三世不服兵役，（耕垦烧确解薄，丘陵下限之地者）十五年不起征，鼓励人们着力于关中东部土地资源的改造与开发，逐步改善了当地农业生产条件。至始皇元年，秦凿径水，自中山西抵瓠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此即著名郑国渠。渠就，用注填阏之水溉泽卤之地四万余顷，改变了水资源丰欠不均、靠天吃饭的局面。使关中东部赶上西部农业发展水平。自千雍至河华，田田扣因，沃野千里，无凶年。蜀郡李冰父子“引水灌田，分洪减灾”，建成具有防洪、排灌、航运多种功能的综合性水利工程，受益农田达百万亩，使秦既据径渭之沃，又搜巴蜀之浇，奠定了秦以富强、卒井诸候的物质基础。同时秦人也非常注意农业生物资源的开发。《诗经》中有”贻我来牟帝命率育“的记载，不过当进把它看作稀见之物，在粮食作物中所占的地位还不那么重要。
人秦以后，随着铁釜、旋转石磨等面食加工炊饮器械的出现，推动了麦类作物的发展。吕书《十二纪》中有三个月食麦的记载。季春之月，天子“为麦祈实”；孟夏之月，“农乃升麦，天子乃以最尝麦”；仲秋之月，“乃劝种麦，无或失时”。由其秋播夏获看，当为冬麦无疑。推广冬麦，既能利用晚秋和早春的生长季节，避免与别的作物争地同时又能“续绝继乏”，解决青黄不接缺粮的困难。吕书《任地》中指出，在深耕细作、消灭杂草和虫害的前提下，可以达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推动了轮作、复种制的发展，提高了土地利用率。吕书《审时》中对当时几种主要农作物得时与失时情况作了非常具体的描述，其中包括小麦在内。吕书认为，种得过早的小麦容易发生病虫害，“麦粒不成”（依王辘瑚说）；种得太晚则为弱苗；只有“得时之麦，同长而颈黑，二七以为行，而服薄而赤色，称之重，食之致香以息，使人肌泽且有力”。这一认识来自于长期的麦作实践，表明秦的麦类栽培已有了较大发展。1979年，在秦都咸阳第三号宫殿建筑遗址长廊东、西坎墙上两处发现麦梅图案。麦播咸为宫殿壁画题材，反映了小麦在当时粮食作物中的重要地位及统治阶级对麦作之重视。
秦农业生产力之发展，是社会生产力和自然生产力两方面作用的结果。秦人在土地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的开发利用方面投入了巨量劳动，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生产条件，这是当时山东六国所无法比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