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的精耕细作，是指围绕着提高土地利用率这个中心，因时、因地制宜，采取精细的土坡耕作，周到的田间管理，合理的灌溉施肥以及良种选育等一系列措施，以达到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之目的。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最基本的特征之一，它是农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井随时代之进步，而赋予相关的内涵，是综合反映农业科技进步、生产关系变革的重要指标之一。
一、耕作制度之演替
秦人进人关中以前的耕作制尚无法知其究竟。初秦早期秦农区僻居关中西部一隅，岐西为周族旧地，其耕作制度大致如《周礼·地官》所载，主要是休闲制，但已部分地实行连年种植的方式洲。这里的不易、一易、再易之地，与《遂人》篇中的上、中、下地含义相近，主要是用来表示不同田块的自然肥力等级的。不易之田井非人工培肥、改良之结果，不足以反映耕作制度之进步，而休闲轮荒制大致或为当时土地利用的基本休制。
公元前408年，秦行“初租禾”，第一次按土地亩数征收租税，合法地承认土地私有，同时也隐含拉平地力级差之义，鼓励土地私有者致力于中、下田的改造。至商鞅相秦、爱田趋于浸废，“爱自在某田，不复易居”，并以“致粟帛多者复某身”使更多的劳动力投人到农业生产中去。商鞅推行的变法运动，造成了大批的新兴地主阶层和广泛的自耕农阶层，他们作为土地所有者，具有更高的生产积极性。在利用土地时易于从长远打算出发，尽量提高土地丰度，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正是基于这一认识，我们把商秧时代看作是秦国农业精耕细作思想体系形成和耕作制度演替的重要历史时期。
有人推算《商君书》中《算地》、《徕民》诸篇的任地待役、制土分民之律之后指出，每户得田数额“是按不易之田家百亩计算的，并没有把休闲田规划在内”。但是，考虑到农业发展的地域不平衡性。商秧在秦国仍大力提倡“垦草”、“治莱”，继续通过扩大耕地面积以增加农业收益。商秧变法以发布《垦草令》为标志商揭其序幕，反映了秦对开垦荒地的重视。据现存《商君书·垦令》篇所见，商鞅以二十种办法促使人们垦荒，而几乎不言土地之集约经营与精耕细作，说明秦发展农业之重心仍在于基本农区之拓展。这一思想从根本上符合了秦东向发展和致力于关中东部农区开发的历史形势当时秦国徙都栋阳，迫切需要的是解决关中东部地广人稀、人不称土的落后局面。
在“利其田宅而复之三世”的优待条件下，一部分人无需立有军功、支付地价，便可通过开垦生荒而成为土地所有者。而初垦土地的自然肥力甚至可以获致高于熟垦美田的经济收益。同时，由于农户在垦荒过程中已有相当工本、劳力投人，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要求精耕细作、追加投资，恐非其经济实力所能承受。在尚存大量可垦荒地的条件一，国家农户受比较经济利益之驱动，继续致力于垦草、治莱，仍不失为增加农业生产的重要途径之一。这一时代背景下出现的相对比较粗放的追求扩大耕地、面积的生产方式，是因地制宜发展农业的休现之一，不宜过多地责难、非议。
商鞅时代。秦国集约使用土地和扩大耕地面积两种方法并存，准确地反映了当时农业发展的实际水平。法家学派奖劝农耕的基本措施仍以政治、经济政策为主，甚至不惜采取军事管理手段，说明农业生产是在较低的科技水平下，依靠投人较多的劳动而获得发展的。农业经济学认为，在缺乏资金、科技保护的情形下，单纯追求简单劳动投人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农业生产条件，不能大幅度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秦为了耕战政策之实施，“其生民也狭隘，其使民也酷烈，劫之以势，隐之以阨，扭之以赏庆，遁之以刑罚”。即使以“天资刻薄”而著称的商轶本人也自叹。“秦士戚而民苦”，就此而言，商轶及其以前的农业即使出现集约经营，也基本上属于比较低级的劳动集约形态口商轶之后，随着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农业科技的显著进步，农业生产的技术集约趋势日渐明显，成为更加省力、有效的农业增产途径。《吕氏春秋·上农》诸篇中以四分之三篇幅专论农业生产技术。充分体现了以技术任地的精耕细作思想。
吕书《任地》篇指出，在深耕细作、消灭杂草和虫害的前提下，可以达到“今兹美禾，来兹美麦”。这里所种若为春麦，则已实现禾麦轮作连种：若为宿麦，或已隐含两年三熟之复种制萌芽。依吕书《十二纪》所载麦之播、收时令，当为宿麦无疑。连作复种的出现，是中国传统农作制度走向成熟的重要标志。通过综合技术措施，提高复种指数，增加单位面积产量，是精耕细作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我们虽不宜对吕书所载复种程度估计过高，但它毕竟标志着一种新的集约耕作制度已出现于秦地。
二、耕作栽培技术的精细化
春秋战国时期，深耕、熟摄、易褥成为土城耕作之共识，诸子言论中似乎都可检索出若干条目来。不过就其总体而言，大多是籍此取譬，劝谕勤政，基本上停滞于泛论层面。唯吕书《上农》诸篇不但提倡精耕细作，明确技术要求，而且形成若干含有深刻哲理的理论原则，代表了当时土城耕作技术的最高水乎。吕书《任地》篇指出“五耕五褥，必审以尽，其深殖之度，阴土必得，大草不生，又无螟蛾”。
要求勤耕褥，耕深及墒，既能防止杂草滋生，又能避免虫害。吕书《十二纪》把孟春之月视为农事开始季节，以“始生”作为适耕期标志，同时主张因地制宜，采取若干变通措施：“上田被其处，下田尽其污，岗田要注意覆盖保水，低地要注意排涝散墒，这是视地势之高下而确定不同耕法；土质粘重的坊土应当先耕，“为其寡泽而厚枯”，土质轻松的纳土可适当晚耕，“为其虽后而及”，这是视土质之刚柔而定耕作先后；“人粕必以泽，使苗坚而地隙；人褥必以旱，使地肥而土缓”，这是根据土城水分之多寡以定耕褥时宜。《任地》篇在阐述农业耕作总原则时力图通过耕作措施来调节土地的力与柔，息与劳，棘与肥，急与缓，燥与湿。在两个极端之中寻求其“宜稼”中点，从而使矛盾得以协调，避免过与不及，体现了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中的“尚中”思想。这一观念后来发展为”和土“理论，就是要求人们通过耕作措施为农作物生长发育创造一个良好的土壤环境。吕书有关土城耕作的五大原则，至今仍是耕作学的基本规范与理想目标。秦耕作技术之进步，综合地体现在《吕氏春秋》所载之垄作实践中。
学术界有人认为，三代吠亩结构是作为井田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存在的春秋以来，随着井田制之崩溃，它就逐渐从井田制中分离出来，演替成一种比较精细的垄作耕法。一特别是随着铁犁的使用和牛耕的推行，垄作耕作的耕作质量有了显著的提高。吕书《任地》、《辩土》两篇对垄作的理论和技术进行了总结和概括。吕书围绕着为农作物创造良好的生长发育条件而提出的六项技术要求中，几乎有五项都可以通过垄作耕法得以解决。即通过垄作法，使溃木洼地变成高垄；清除干土使土绷润泽；使土绷吠俗排碱；使土绷保墒而不流失，使农田通风良好。据吕书所载，垄作耕法对土地之利用包括“上田弃亩，下田弃吠”两种方式。人们通过土绷耕作所创造的微地形差异以趋利避害，开发利用低洼、高仰之田，是因地制宜思想在耕作领域的具体应用，极大地扩展了土地的利用范围。结合垄作需要，吕书对某些专门生产工具提出规范化要求口秦地出土的“V”形铁桦翅距约25厘米，基本接近尺吠宽度，或为垄作开沟所用。标准的吠亩规格应是“亩欲广以平，吠欲小以深”，如此才能“下得阴，上得阳”，充分有效地利用地力和光能。极据稼欲生于尘，而殖于坚的生长发育需要，吕书要求通过垄作创造良好的耕层结构，以保障种土相亲、根上相着。并且尽量避免出现“大吠小亩”、“亩高而危，沪诸伤稼垄形。垄作法具有高额丰产效果，它是劳动与技术集约措施共同运用于土绷耕作之结果。后世行诸中国北方农区的垄作、代田诸法与南方稻麦两熟区的开作沟法，都是在吕书垄作耕法基础上的完善和发展。
作物栽培是作物从播种到收获期问的综合技术措施，通过精细的田间管理活动为作物创造良好的生长发育条件。作物栽培是一系列实践性很强的生产活动，一般情况下人们容易依赖直观经验而忽略科学原理。经验仅是某种技术之承袭，缺乏广泛的适应性；原理则是科学规律之阐发，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战国末期秦国作物栽培技术已经突破了简单的经验技术范畴，而着眼于作物的生长发育规律、群体动态结构、生产环境条件、农业的经济再生产与自然再生产特点等。一方面通过人工措施以改善作物生长发育条件，另一方面则是利用农业的自然再生产特点。充分有效的发挥农业自然资源的“自然生产力”心。这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接近于现代作物栽培学的基本内涵。作物栽培之首要任务是重农时。
吕书强调适时耕播，辟有《首时》《之审时》诸篇章申论掌握农时的重要性。作物之生杀荣枯与自然界气候变化密切相关，人们必须顺应这一规律。敌吕书认为“凡农之道，厚时为宝”，“圣人之所贵，唯时也”。不违农时之关键在于适时耕摺、收获，“种禾不时，不折必裸，稼熟而不获，必遇天蓄”。有些人虽助于田间管理，然面却“营而无获”，其根本原因乃在于四季劳作不合时令，“其蚤者先时，晚者不及时”，故其稼易灾多欠。不懂农业自然生产特点的人，农时未到就提前行动；农时已过而思念不已；正常农时却毫不在意。这样“操事则苦”，勤勉反而将事情办坏，“是以粟少面失功”。更为难得的是，吕书已经注意到了农时对于作物植株高低、穆形大小、籽粒多寡、品质优劣、抗逆性强弱的深刻影响。并列举禾、乖、稻、麻、菠、麦六种主要作物予以说明。结合作物生理生态研究耕播农时，是作物栽培走向科学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在播种方法上，吕书提倡改撒播为条播撤播无需播种工具。省不省事，方便快捷，但是种子分布不匀。田间管理不便。从农业发展史来看，撒播是一种原始的、粗放的播种方式。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田间管理活动日渐丰富，根据“稼之容足，褥之容褥，据之容手”之要求，必须形成一定的株、行距，以便丁生产管理。条播可以“衡行必得，纵行必术”，满足以上要求。同时“鉴生有行，故速长书弱不相害，故速大”，有利于作物生长发育。在播种密度上，吕书提出“勿使数，亦无使疏”的基本原则。近年来出土的云梦秦简《仓律》则根据不同的作物分类规定亩用种量。但是强调灵活掌握，视土地状况而不必拘泥子规定；如果田中原有其它农作物，（兼、混作）用种数量还可斟酌处理。秦简将作物用种量按稻麻、禾麦、黍谷等分为四组，或己考虑到亩留苗株数及籽粒大小诸因素。播后覆土，《辩土》篇强调“无使不足亦无使有余”。覆土细密，均匀，有利种土和亲，扎根发育。田间定苗，秦时已出现标准化农器，对其柄、刃长、宽皆有规定，以便于度行间稼。吕书从作物的生长动态上看待间、定苗问题。
即在苗期，苗间应留有充分的生长余地；其长也应使植株封行相靠；成熟时使株间成簇相扶防止倒伏。同时要因地制宜确定苗间密度，“树肥无使扶疏，树烧不欲专生而族居”。地肥苗稀，庄稼就会贪青徒长乡地薄苗密，庄稼因营养不足而枯黄，即“肥而扶疏则多批，烧而专居则多死”当时己经有了等距全苗概念，要求纵横成行、通风透光而刁、致郁闭。间苗要留大去小，“长其兄而去其弟”，因为“先生者美米，后生者为稚”。吕书已经认识到了褥田的除草、防虫、培土作用强调数褥，使“大草不生，又无螟喊”，达到“勉耕杀匿”之目的。吕书《辩土》篇有“上下不安，则禾多死，厚十则孽不通，薄士则蕃轓而不发”一段，王毓瑚先生将后句校订为“厚土则雍不达，薄土则播不发。”长期以来学术界皆以为讲的是关于播种时的租土间题”，但是从其位次间、定苗之后看，似乎应是作物生育期间的中耕、培土措施。文中涉及上（苗）、下（土）关系，显然是指苗期情形。苗土关系处理不当，庄稼就会大量死亡。培土薄厚失宜会影响作物分蕖、发育，强调以适中为好。联系到《辩土》、《审时》篇“三以为族”、“大本而茎葆”诸语，吕书似乎很重视单株分蕖数，通过中拼培土措施，促使作物分粟当在情理之中。吕书一方面强调农业的自然再生产特征，指出“天下时，地生财，不与民谋”，“因其面然而然之，此天地之数也”；另一方而则要求要慎守农时，爱惜光阴，“非老不休，非疾不息，非死不舍”。前者是对农业生产规律的科学认识，后者是勒勉耕作。
二者结合，这才是充分利用土地的方法。
##第八章秦农业生产结构之变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