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的畜牧业发展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除了农区养体服劳之畜外，主要是以军事为目的的牧区养马业之发展为特征的长期以来，学术界对秦畜牧业比重缺乏比较准确的估价，同时忽略了当时农业生产结构地域分异的特点，因而在总体认识上存在某些偏颇。我们认为，早秦神话与历史文献中的有关牧业史料，固然是农业初级发展阶段秦人尚需依赖多种经济成分以维持其简单再生产需求的客观反映。而初秦以后秦畜牧业的发展，则是完成农、牧业地域分异后，秦致力于西北牧区与半农半牧地带开发经营之结果。适应自然环境特点的以畜牧业为主的生产结构的形成，摆脱了畜牧业对种植业的依附局面，促进了畜牧业的规模化与专业化生产，推动了畜牧科技的进步。
秦霸西戎，是中原政权最早的牧区开发活动之一。秦穆公益国十二，开地千里，并由此建立起秦国比较稳定的畜牧基地，成为朝廷军用畜种的主要来源，农区民用牲畜也常常通过贸易从半农半牧区得到补充。西北边郡之牧业生产结构大致可以分为牧区与半农半牧区两种不同类型。司马迁《史记·货殖列传》曰“天水、陇西、北地、上郡与关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为天下饶”。这里具有发展农业的有利条件和巨大潜力，同时又拥有大片的草山，未开垦的荒地极多，对发展畜牧业亦十分有利。其畜牧业大致是实行舍饲与放牧相结合的生产方式。在半农半牧区以西、以北的广大范围里，雨量稀少，气候寒拎，不宜稼稿，为天然畜牧地带。同时由于少数族杜会文明程度相对较低，基本上仍保留着比较落后的游牧生产方式。他们游逐水草，不受制约，同时富于掠夺、骚扰性，与秦政权处于比较尖锐的对立状态。因而秦西北边郡畜牧业的主体牛产方式应以前者为主。
秦国的畜牧业，尤其是养马业在当时是出类拔萃的春秋时期秦国涌现出伯乐、九方埋等相马名家；《史记·张仪列传》谓“秦马之良……探前缺后，蹄间三寻腾者，不可胜数”，近年来发掘的秦始皇陵兵马俑，则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一般说来，农区的养马业并不发达，有条件的农家才养得起耕牛作为种植业副业的农区家庭饲养业，无法满足庞大的军用马匹需要依据出土考古资料与有关文献记载之研究结果，学术界认为，秦马之主型是西北地区的河曲马。其主产地在甘、青、川交界地带的黄河曲流处，具有挽用型体格。随着秦国域的扩展及秦王朝的建立，其它马种亦有引人。《初学记》户卷二十九引崔豹《古今注》谓始皇有名马追风、白兔、服景、奔电、飞翩、铜爵、神尧等，除铜爵命名含义不详外，其余皆形容其神速快捷，当属骑乘型马。李斯《谏逐客书》曰“纤璃之马”、“骏良映提”非秦所生。时西戎诸地已置郡县，河曲马为秦之国马，“秦不生”者或为新引良马品种。考古工作者注意到了秦兵马俑坑出土的战车陶马与骑乘陶马间的形体差异。兵马俑一号坑出土的是步兵车战馄合阵形，马身齐耳通高15米，头到尾根通长2米。马体低矮，马耳稍短，四肢粗壮，颈粗头重，前胸阔圆，蹄甲较大。二号坑出土骑乘战马齐耳通高1.72米，身长2.03米，不仅体形高大，马耳也稍长，腿胫细长。马头显得轻秀镖悍，背短而直，整体清峻有神。而秦始皇陵西侧出土的铜车马，则是始皇御用良马。据其形制比例推算，马高1.8米，体长2.2米，为秦马之最高大者。由此可见秦马种之多样化。
早期的西睡畜牧业，以其民族、杜会发展水平差异而分别保留着部落所有、个休私有等不同经营形式，畜牧业生产主要是为了满足畜牧民族自身的生产与生活需要。归秦之后，这一地区成为秦官营畜牧业的重要生产基地。适应农牧交流。以赢利为目标的大畜牧主经营方式也迅速发展起来。据《通典·职官七》云，“秦边郡置六牧师令”，其下辖牧场称牧师苑。牧师苑的任务有二：一是“择取教习对以实六厩；二是供奉牛羊”以给牺牲“。畜牧史研究中常将厩苑连称，从严格意义上讲“厩与苑应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苑一般在边地，厩一般在都邑；苑的范围较大。厩的范围较小；苑以牧养为主饲养为辅，厩以饲养为主牧养为辅；苑中畜产品尚处培育调教阶段，厩中畜产品则可直接用于征战、力役过程。秦国御厩，见于历史文献者有“中厩”、。净厩气见诸云梦秦简《厩苑律》者，有“大厩”、“宫厩”；70年代中叶，陕西省秦俑考古队在始皇陵封土东侧的上焦村西马厩坑陶器刻辞中发现“左厩”，“厩”名称。
综上所述，秦御厩数为六，《汉旧仪》所谓“天子六厩”应是汉继承秦御厩制度而已。除御厩外，地方亦有厩。秦简中有“厩音夫”一职，应是地方养马机构的负责人。《秦会要订补》说秦“县有厩骆”，《史记·夏侯要传》记夏曾为秦“沛厩司御”。秦厩之马。基本上由边那牧师苑征调、引人。秦时繁重的当奠之征，主要是解决这些人厩官马的饲草问题。当蓑作为专门赋税项目以法律形式团定下来，说明西北牧区为秦国提供了众多的军马。西北半农半牧区介于农区和牧区之间，是沟通两大经济区域相互联系的纽带。互通有无，促进了畜牧业的规模化商品经营，生活在今甘肃径川一带的乌氏课以畜牧为业，及畜产众时售畜内地，然后求购中原丝织珍品私献戎王。“戎王什倍其偿”，直接从牧区获得大量牧畜通过中介贸易手段使乌氏课成为秦代著名的大畜牧主“畜至用谷量马牛口秦始皇令课比封君，以时与列臣朝请”，具有十分显赫的政治、经济地位。西北边郡发达的畜牧业调整了秦国农业的整体生产结构，这与以农耕为主的关东诸国的情况显然是有很大差别的。日本学者好并隆司认为，这种地域的二元性结构对于秦汉时期的社会结构、政治结构具有重大影响。这也是启发我们准确认识、评价秦西北畜牧业发展的正确思路之一。
西北边郡农牧结合的生产结构，促进了秦牧业由游牧向畜牧方式发展，推动了畜牧技术的进步。半农半牧区农业生产的进步发展，为畜群舍饲提供了条件，避免了游牧状态下遇雨雪、早灾时因乏食而羊马半死的被动局面。牲畜由单纯自食野草发展到配饲精料，有利于改变畜种品质、提高生产率。据秦陵马厩坑出土资料，秦厩马匹已实行分槽单养、专人负责，十分重视草料调和、注意饲水。尤值得注意的是出土器物中有陶灯十八盏、铁灯一盏，说明秦已十分重视夜间饲养工作。这是畜牧技术走向梢细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秦官营畜牧业的发展，促进了畜牧管理制度的完善。早在商轶时代，秦统治者即认为：欲强国必知“十三数”，其中包括“马、牛、当蓑之数”。秦简有关条文证实秦牧畜统计工作非常严格，规定“计脱实一人户、马、牛一以上为大误”，主管人员要受到惩处。秦以立法形式保障畜牧业发展，秦律中不仅有《厩苑律》、《牛羊课》等畜牧专项条款，而且在《田律》、《仓律》、《效律》、《金布律》、《司空》等其它多种法律中也包含不少涉及畜牧生产管理的内容。这是我国目前已知的最早的有关畜牧业的成文立法。其内容涉及牛马户口登记、注销制度；牧场建设管理；饲料征收支付；牲畜调教役使；牧畜札牡比例，繁殖率规定；伺养工作的考核、奖惩乡甚至对诸侯国牲畜人境检疫都有详细规定。秦畜牧法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畜牧业的生产、管理、科技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