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秦时期，秦族以伯益主山泽而较早参与了对原始林木资源的开发利用工作。“益烈山泽”是林消农长的第一阶段，虽然是以破坏森林为代价的，但在客观上具有开拓人类活动空间、促进农业发展的积极意义。而“驯育草木鸟兽”，或已表明果木生产同原始农业、畜牧业一样进人人工栽培、生产过程。不过，纵观先秦林业、当时进入并影响农业生产结构的基本上仍局限于林果类范畴。其基本经营方式，一是根据不同濡要而围筑起某些囿苑，通过人工保护措施经营自然林木，既得观赏游猎之娱，又有果蔬财贷之获；二是通过人工栽培措施种树果蔬、形成专门的园圃业，它是种植业中与大田农业相对应的重要经营项目而以工建制造为主的用材林基本上仍以伐砍、利用天然森林资源为主，虽有零星植树并不等于已有造林业。这是先秦林业发展的大致情形也是我们用来评价林业在秦国农业生产结构中相应地位的基本准则。
《诗·秦风》十篇，其时代始于襄公迄于穆、康之际。见于《秦风》之林木有漆、栗、桑、杨、山橄（条）、楠〔梅）、祀（纪）、棠（堂）棘、楚、栋、梓愉（六驳）、谧等。就其用途而言，可划分为果木、用材、薪炭、经济林种。所见树木或在山阪或在低嘱、尚无人工载培痕迹，仍属自然采伐利用之列。秦徙都于雍，以境她多良材始大其宫观。穆公时官室积聚因过分侈华、壮丽而招劳神苦民之讥，秦用材林开发利用以此为标志而进人大规模时期。考古工作者在雍城一带钻探发现十三座秦公陵园，三十二个大墓。已发掘的秦公一号大墓“撑体像一座巨人的平顶木屋”。主撑有三层。用巨型方木套接，掉木为青色高级松木，木结处用金属灌注口该墓”共用长短方木两千根以上，动用木材当在数百方以上。该墓撑室周围所积木炭防潮层厚度达3.3－3.8米。烧制木炭数星亦巨。整个雍城墓区到底理进多少木材，尚属未解之谜。孝公初都咸阳，大筑冀姻。虽然如此，当地林木似乎仍能满足大兴土木之需。昭王时荀子人秦听见，依然是“山林川谷美、天材之利多”。战国末期，秦凭藉富强，益为奢靡。弹天下之财力人力，以从事于宫室馆阁等非生产性营缮事业。史称，关中计宫三百。关外四百余。秦始皇海破诸侯，写放其宫室于咸阳北阪，“自雍门以东至径、渭，殿室复道周阁相属。”
咸阳官、阿房宫皆极一时之侈。著名考古学家、秦史专家袁仲一先生在《从秦始皇陵的考古资料看秦王朝的谣役》一文中指出，“一、二、三号兵马俑坑都是土木结构的地下建筑。立柱、妨木、棚木、地袱、封门木等，都是粗大的松柏类方木或圆木。立杜高38米，径30一40厘米；舫木和棚木一般长9－12米，径20－－60厘米。初步推算……总计为8148立方米。在钻探的过程中发现，陵园内一些大的陪葬坑的建筑结构与兵马俑坑相似，上面都搭盖着粗大的棚木，加上约近三十五万平方米地面建筑所用木材，其总数恐将达数万立方米”。大规模的土木工程既影响了农事活动，又对秦地林木造成毁灭性摧残。《史记·秦始皇本纪》谓秦以隐宫徒刑者七十余万人分作阿房宫、骊山，“发北山石掉，乃写蜀、荆地材皆至”。后人诗赋亦以“蜀山兀，阿房出”形容阿房官工程之浩大这些记载同时表明关中林木已不数其用，要从蜀、荆地区远途运送木材。
考古工作者1986年在甘肃天水放马滩一号秦墓出土七块地图木板。根据同出竹简和随葬品特征其年代定为秦始皇八年（前239）。这是目前所见时代最早的古地图其中包含丰富的林业资源、经济资料。七幅图中有一幅为未绘成草图，“五幅分图中有三幅有森林分布注记”。第二块木板（Ml：9）中除了大松、大轻、杨谷、柏谷等地名外，尚有“大松材”“多材木”等标记，而且集中在北流水系的右侧，表明该地是主要的松木砍伐区。另在森林注记附近，注明若干里程数字，可能以此反映林区距都邑、川道间的不同距离。第三块木板（M1：12）A面注明地名十二处，其中九员地区“阳有剑木”，“北有灌夏百锦”导上辟谷“阳尽柏”，下辟谷愉林，去谷口可五里；典黔与下杨谷间“阳尽柏木”；舆熟“去口可八里，大停材”。第四块木板A面（M1：21），除上杨下杨等地名外，上获思与下获思等地都标明“有侧木”；B面，亦出现极、柏、杖等木材名称。放马滩所在邦丘地区距秦都已相当遥远，蓑尔小邑，自身林业砍伐量不会很大。该地图如此注重林木分布及道里距离，或与秦大兴宫室，用材范围扩及该地有关。
战国末期，对包括森林在内的自然资源的保护和合理利用，在秦国受到一些有识之士的重视。这一方面是对秦本土森林面积衰减的本能反应。时人虽有“十年树木”之谓，但是林木可以满足生产。目的之伐期龄现代一般以20年为一个龄级，视树种不同与用材情况，其主伐年龄往往超过这一期限。林木生产周期较长，人类无休止的槛砍槛伐势必会造成森林资源枯竭。《吕氏春秋》作为秦设计的治国蓝图，有关森林保护之内容相当丰富。其基本思想就是斧斤以时人山林，不夭其生，不绝其长。吕书《十二纪》在砍伐树木的时间上有明确规定，充分考虑了林木的生理特点与物候季节之对应。孟春之月草木繁动，“禁止伐木”：仲春之月，“毋焚山林”；季春之月，“命野虞无伐桑拓”孟复之月，草木“继长增高”“无伐大树，季夏之月”“树木方盛，乃命虞人人山行木，无或斩伐伙唯仲冬之月，可以伐林木、取竹箭。”近年来出土的云梦秦简中也明确规定：“春二月，毋敢伐材木山林”；“不夏月，无敢夜草为灰”。这些记载反映了秦林业科学认识与保护思想的发展。另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秦国大兴土木，浩繁的用材林木砍伐、运摘、加工，摇役成为人民的沉重负担，严重冲击，破坏了正常的农事活动。所以见诸秦文献记载的不兴土木、禁伐山林条文，其本意并非出于森林保护，面是视林事为上农政策的破坏因素。吕书《上农》篇指出，正当农事大忙的时候，不要大兴土本。因为大兴土木造成农时延后，会使百姓优思不断，颗粒无收。强调要“制四时之禁”，一切活动要围绕农事进行。伐木、烧草、捕猎等林事活动必须严格遵守节候，不得随意乱来，以顺动植物生长发育之情；以足农事劳动力之用，否则皆为“害时”之举。这种限制林事以保证农事的举措，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保护林业的作用。
而林果、蚕桑等经济林木或在囿苑之中受到特殊的照料保护；或在场圃之中进行专门经营、精细栽培，成为农业生产结构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诗·驷驖》载“游于北园”；《左传》嘻公三十三年谓秦有“具囿”。这些早期园囿“有点类似今称之自然保护区”，其中某些草木经过专门护理而提供部分蔬果。
史载，长平战后秦大饥，应侯认为“咬五苑之草著、蔬菜、橡果、枣栗足以活民”、请求昭王以此贩饥。可见秦苑囿所产蔬果数量之巨。和核食作物一样，直接进入人工栽培过程的场圃业在秦国已经成为集约化生产程度较高的部门。《吕氏春秋·尊师》曰“治唐园、疾浸灌”。因为经济效益高而予以特殊管理，较多投入。《上农》篇指出，“齿年未长，不敢为园囿”，说明园圃业对生产技术的要求较高，需要专门的、长期的生产经验积累。蚕桑业与农业相结合而构成的耕织一体结构，是适应个体小家庭经营的基本生产方式，在秦国受到法律保护。商秧变法鼓励发展蚕桑，“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云梦秦简中专门就盗采桑叶作出比较严厉的惩罚规定，“赃不盈一钱……赀徭三旬”。商有关“盗钱以买丝”的记载，则说明丝帛是市场上一种主要流通商品。秦简《封诊式》有穴盗一条，言秦人士伍乙有一件细面的绵衣，被赃挖开墙洞愉去。该衣用料五十尺，用帛做里，装了绵絮五斤，用缪增五尺做镶边。这些材料比较详细地描写了秦丝织衣物的制作情况。制衣者身份为无肠士伍，反映出丝帛在当时并非罕见之物。秦除奖励发展民间蚕桑业外，国家还专门设置东织、西织令示以管理官营纺织部门。考古工作者在秦都咸阳第一号宫股建筑遗址发现衣服一包，有单、夹、棉衣等，丝绸有绵、绮、绢等口其中一种平纹绢，经纬密度达到每平方厘米160X56根。这里还发现以绢为地的刺绣品。近年来不时在中亚、新疆等地发现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丝织品，学术界认为“绸之路起源的探讨很有关系”。秦国考古与文献资料中还有“漆园”、“江浦之桔，云梦之抽”等，说明一些经济树种及果树名产区己初步形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