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农业管理活动，按照其管理范围之大小，可分为宏观和微观管理两种类型。农业宏观管理，就是国家职能决策、组织、协调、服务干农业的生产过程。值得注意的是，由宏观管理是对农业总体活动的把握、驾驭，所以许多农业思想、政策、措施都具有宏观的、理性的基本特征富于全面指导作用微观农业管理是以某一具体经济部门。具体生产实践为研究对象，具有非常强烈故实践性、实用性特征。从微观管理中产生的某些经验，通过思想家和政治家的升华总结，也可以进人宏观层次，作为一种目标或规范模式以指导农业生产发展。秦农业管理体制之完善与发展也体现了这一基本特点农业基本管理目标的实现，主要依赖于国家的决策、组织、调控、监督、服务诸职能。
以往，受阶级斗争理论之影响，过分地强调了国家的阶级压迫作用，面忽略了国家在经济、生产过程中的管理功能。这是影响古代农业管理科学研究进一步深人的主要制约面素之一。我们研究秦农业管理科学之发展，首先应该充分肯定其国家政权对农业发展的巨大促进作用。襄公始国，在秦农业发展史上具有历史性的转折意义。它标志着秦人、秦族由此结束了长期的游徙、依附阶段，并且开始利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来保护农业发展，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初秦诸君，致力干攻逐诸戎，廓请环境，逐步完成了劝关中西部农区的占有，他们收周余民而有之，全面继承吸收了周人先进的农业科技文化，为初秦农业迅速赶上和超过东方诸国奠定了坚实基础。都雍之后，秦国力增强。其西向发展战略，使秦国扩地益国，遂霸西戎，实现了农牧结构的合理配置，为富国强兵的发展战略创造了必要的经济条件。
中秦时期，秦国推行的大规模的变法运动，促使了新兴地主阶级和自拼农阶层的广泛形成，确立了新型的农业生产关系。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通过国家力童任地待役，徕民垦田，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使秦富天下十倍。统一后，秦王朝实行的有关政治、经济、文化政策，对于推动农业发展，促进农业经济、科技、文化交流产生了深远彤响。强有力的中央集权统治对于外抗游牧民族侵扰，保护中原农耕文明；内控利益纷争，维持必要的农业生产秩序发挥了重要作用。国家作为一种秩序的象征，在保证社会经济有序运行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斯大林曾把国家看作是保证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如果不摆脱分散、混乱局面，“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指望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真正发展经济和文化”。由此而言，没有秦的立国，没有秦国家经济管理职能的发挥，也就不会有秦农业生产的全面、快速发展。
经济管理职能的发挥，也就不会有秦农业生产的全面、快速发展。秦农业历史研究接在农业管理过程中发挥作用，有的则在客观上影响农业管理政策、措施之形成与推行，从总体上指导着农业管理实践。政策是实现既定目标必须遵循的规范行为准则。与农业管理思想相比，农业管理政策既有指导性，又有可操作性。制订和执行正确的农业管理政策，是秦农业迅速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秦自商软变法以后，耕战政策成为秦的基本国策，国家机器以动员全国一切力量从事农业生产和战争为己任。这种专一于农战的“作壹”之法，被认为是富国强兵、兼并诸侯、统一天下的基本前提。
秦国能通过变法而迅速崛起，在社会经济发展上赶上和超过山东诸国，成为列国中最富、最强、封建主义生产方式最发达的国度，同耕战政策的推行与贯彻密切相关。政策的贯彻执行，需要一系列具体措施予以保证。农业管理措施是深人到农业生产过程中的具体管理办法和手段。秦国为了动员全国人民致力于耕战，以国家立法形式确定并保障从事农战之人的土地、财产、免役权利鼓励发展个体农民家庭，对家有二男而“不分异者倍其赋”，对“食口众”的大家庭“以其食口数赋而重使之”；以赏罚驱使人民进行农战，“粟爵粟任”、“武爵武任”、“大小侈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而对战不力之怯民要“使以刑”，对务农不力之人要“举以为收孥”；“利出一孔”，堵塞农战以外一切可以获得名利的手段。采用强制措施建立除农战而外其他任何职业都不可能得到好处的利益导向结构；提高国家机构及官吏的效率，以减少官僚主义和招权纳贿对农业生产的消极破坏作用；使“愚农不知、不好学问”，以保证“农无从离其故事”。
冯友兰先生管经说过，“法家所讲的是组织和领导的理论方法”。考察商较及其以后秦农业管理实践，充分证实了冯先生论断。就秦农业管理过程而言，农业管理思想与农业管理政策从极本上影响、制约着农业发展方向和目标，属于管理科学中的决策、指导层次。而组织、协调、监督、服务诸功能，大多依赖具体的管理措施来实现。
所谓的组织功能，具有两方面含义：一是指秦国的农业管理机构从无到有的休制化发展过程。庶长到治粟内史之设，农官从中央到地方形成完整的组织体系。尤其是治粟内史作为九卿之一，进入中央最高权力决策阶层，充分发挥了其领导、指挥作用。二是指秦农业管理机构在农业生产过程中的组织、管理作用。包括观象授时、新农区垦辟，以及由国家组织的大型农田水利工程等。协调是管理科学的重要内容之一，它是保证秩序与稳定的基本前提条件。秦立国之后，逐渐完成了由井田制到爱田制以及上地私有制的发展过程，实现了农业生产关系的根本性变革，充分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推动了秦农业的快速发展。秦通过政治、经济措施重农抑商。确定社会各生产部门的劳动力分配比例，以保证提供人们最基本生活资料的农业生产部门的正常发展。秦统一后，志高气扬，不可一世，某些协调环节、手段失控，“发周左之戍”、“收泰半之斌”，严重破坏了正常的农业生产进程，乃至摧毁了秦帝国赖以存在的经济基础，从反面向我们提供了历史教训。
秦国家对农业之协调作用还体现在具体的生产过程中。它们通过徕民、徙民措施调整农业人口分布，推动新农区开发。凿通道路，兴修水利，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口开发周边地区，调整农牧业生产结构。监督功能，在爱田制阶段，秦国家政权与地主身份合一，直接参与爱土易居，监借生产过程。当土地私有制发展起来后，秦“令民为什伍”，用军事管理办法监督、约束涣散的个休农户，形成了严密的监督、控制体系。农业管理的最终目的是促进农业发展，为农业生产服务。利用国家力量创造良好的生产条件，推广先进技术、供应新式农具、实施农业教育，都属于农业管理科学中的服务功能。秦推行耕战政策，发展农业不遗余力，强化了农业管理过程中的服务职能。在战国七雄中，唯秦能在战火连天之际投人巨量人力、物力改善农业生产条件；建立起完善的种子、耕具供应体制；在建国方略中辟专篇综论农业科技。即使在焚书坑儒的严峻时刻，亦不烧种树之书，这是非常少见的。
秦对个体农户的生产管理主要是“采取间接管理方式，通过确定一些政策、政令和措施来引导、鼓励和推动小农经济的发展”。自商鞅变法始，个体私有家庭逐渐成社会经济的基本形态，与此相适应的农业微观管理思想也不断发展、丰富，成为中国古代农业管理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广泛存在的自耕农阶层的农业管理，最显著的特征是强调科学分工。这就是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过深远影响的“男耕女织”（后世又添加上砂牧童）的基本生产方式。商鞅变法中“大小谬力本业耕织致粟帛多者复其身”的规定充分体现了这一思想。战国时期，秦同诸国一样，“五口之家”成为一种颇具典型意义的生产经营模式。它是在生产实践中经过证明的最佳结构，许多政治家、思想家甚至把它提出来作为近于理想境界的追求目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