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立国环境与文化特色
秦农业生产、科技的快速发展与进步，是与秦特殊的立国环境、文化承袭、价值观念、发展模式相联系的。秦历经迁播后立国关中，使秦农业跨越了某些初始阶段，而在较高基点上获得进一步发展。这就从根本上缩短了秦与中原农业的历史差距。为秦农业的快速发展奠定了基础。而秦霸西戎，实现了农牧结构的合理配置与协调发展；巴蜀归秦，进一步密切了秦同南方稻作农业的联系与交流秦农业由南向北依次包含稻作、早作以及农牧交错等不同生产类型，与山东六国相比更具典型与代表意义。秦历史上形成的重农时尚与秦文化的功利特色，使秦人更注重牛羊马犬，耕耘稼稿，屋室仓威，农战垦荒，开塞徕民，重本抑末等直接关系到国计民生的现实问题。秦民族的多源“复合基因”，使他们充满生机，奋发向上。他们不满足于“邑邑待数十百年”的常规性发展，而常谋出“奇计强秦”，促进经济、军事的飞跃发展。
二、耕战理论与农业科技强化发展
商鞅变法，耕战理论成为秦的基本国策。农业由衣食之源的生活需要仁升为富国强兵的国家需要。由于法家学派把农业看作是实现国家富强的物质基础，“不惜采取一切可能采取的措施鼓励农业生产”。这其中也包含了对农业科技的强化发展措施。《商君书》作为一部政治著作，集中沦述了奖励农业的政治、经济措施，未能就有关科技措施展开论述。不过，在《算地》从《徕民》诸篇中都规定了比较高的土地垦殖指数，要求农垦耕地面积（良田、恶田面积之和）达到土地面积的十分之六。垦殖指数所反映的土地资源开发利用程度，是综合判断农业科技能力的重要标志之一。在现代农业生产条件下，也并不是所有的农区都能达到60%的垦殖指标。秦是较早改周亩为大亩的国家之一，其背景是商鞅认为“一夫力余，地利不尽”，人和土地的生产能力没有充分发挥利用，“于是改制二百四十步为亩，百亩给一夫矣”。“秦田二百四十步为亩”，意味着一夫垦田能力的提高这其中除了强制性劳役外，主要应归诸农业科技的进步稍后人秦的著名法家人物韩非，认为农业发展取决于“人事”和“天功”。
要达到“人多”（增加收人）的目标，必须具备以下措施：第一，要拿握好天时，“举事慎阴阳之和，种树节四时之适，无早晚之失，寒温之灾”；第二，要努力劳动，合理分工，“丈夫尽于耕农，妇人力于织红”；第三，要懂得农牧知识，“务于畜养之理，察于上地之宜，六畜遂、五谷殖”；第四，运用先进工具，“明于权计，审于地形、舟车、机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大”；第五，按客观规律办事，“缘道理以从事者，无不能成”。以上诸点，反映了韩非等法家学派极高的农事见识。法家的耕战理论是行诸非常时期的经济专化发展政策。它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建立了一个一切以农战为核心的利益导向结构，以驱民归农。这种强化的农业发展措施，在客观上有利于以农业为主体的传统科技体系的形成与发展。在战国七雄中，唯秦最彻底地贯彻执行了耕战政策，因而也就极大地促进了秦农业科技的进步。
把整个社会经济运行纳人农业一途。也促使其他学科向农业靠拢，带动了与农相关科学的发展秦人素有积姗的天文、历法、物候知识，因与农业生产联系密切，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不断发展完善。已经成为秦传统农业科技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广泛用于指导农事，安排农时。据近人朱文鑫、日人新城新藏博士推定：颛项历之制定约在公元前370年左右。此时正是秦国开始变法图强时期，“其国内不断施行各种政治、经济及社会改革。秦在此时期实行历法改革，采用颛顼新历法，于理亦甚符合”。颛顼历行诸秦，并且是后来第一个颁行全国的历法，在中国历法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它用四分法，以一个回归年为3651/4日，一朔望月为29494/940日，以立春为一年节气计算起点。汉人认为“用颛顼历，比于六历，疏阔中最为微近”。农业的发展提出了不少急需解决的计算、测量问题，使数学也打上了明显的农事烙印。学术界认为，“《九章算术》中方田、粟米、衰分，少广、商功等章内容，绝大部分是产生于秦以前的。其中反映的粟米加工比率，爵级、算赋、亩制等问题，与战国时代秦国特点最为接近，基本上可以反映商秧以后秦应用数学的发展。数学应用于农业。促进了农业科技向精审方向发展。秦在这方面也走在了各国前头。
三、重视农业生产条件之改善
秦在基本占有当时的核心农区以后，着力于农业基本生产条件的改善，促进了既有农区的深度开发，极大地提高了秦的农业生产水平。在战事控惚的动乱时代继续推动着中国农业向前发展。
秦人在统一六国前夕，不惜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兴修了都江堰、郑国渠两大水利工程。通过工程措施从根本上改变关中、巴蜀农区的生产条件。秦的成都、关中平原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好，但是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利的自然因家，经常发生旱、涝灾害。四川盆地高山环绕，中间低洼，江水进人成都平原后水流减速、淤塞河道。水灾频仍成为农业发展的制约因素。关中年降雨量一般只有600毫米左右，而且雨量分布很不均匀，春旱严重，迫切需要发展人工灌溉。尤其是东部地区地形敞开、气候于操，地处诸河下游造成土城盐碱化，严重危害农作物生长。主持蜀中治水的李冰父子，据《史记正义》、《风俗通》，以为是秦昭王末年人，而《华阳国志·蜀志》则以为是秦孝文王时代人。李冰在蜀治水并非仅修一都江堰，他导沫水，疏绵，洛，穿郭、检，皆为事关航运、灌溉的大型工程，非一时所能完成。故需父子相继，时亘昭襄、孝文二代。由于四川水利事业的发展，使成都平原约三百多万亩土地得到灌溉，那些常遭水旱之灾的士地变成肥沃的良田。《华阳国志·蜀志》形容都江堰修筑以后，“蜀沃野千里，号为陆海旱则引水浸润，雨则杜塞水门……水旱从人，不知饥馑，时无荒年。天下谓之天府也”。郑国渠，始作于始皇元年，至公元前236年（始皇十年）发现郑国“间秦”时，工程似乎还在进行之中。郑国渠“凿径水自中山西邸靓口为渠，并北山东注洛三百余里”，解决了关中东部渭北旱源的灌溉问题。合理利用泥沙，改良了大面积的低洼易涝沼泽盐碱地。以郑国渠为标志，关中东西部的农业发展水平基本拉平“关中自千雍以东至河华，青维沃野千里，成为衣食京师、卒并诸侯的重要农业基地。
发生在郑国渠修筑过程中的一段插曲，反映了秦人对农田水利建设事业的基本认识。韩以疲秦为目的，使水工郑国说秦凿引径水溉田。后来秦国识破这一阴谋，“欲杀郑国”。郑国坦然对曰，秦兴水利虽然暂时减轻了对东方各国的军事压力，“为韩延数岁之命”：但是渠成之后“亦秦之利也”，为秦建万代之功。秦经过斟酌、比较以后，仍以长远经济利益为重，决定不杀郑国，而让他继续主待修完预定的水利工程。渠就以后，秦并不以郑国“始为间”而贬低他为改善农业生产条件而作出的巨大贡献，毅然以“郑国”命名此渠，以为永久纪念。农田水利事业作为改造农业自然条件的工程性基本建设。一般具有投资较大、建设时间较长、投资回报缓慢等特点。所以在中国历史上虽然始终将兴修水利看作是国家政权的重要职能之一，但是权衡比较效益，并不是所有的王朝都重视水利事业。秦在统一战争需要巨量给养、兵源的非常时期。能下决心先后兴修两项举世闻名的大型工程，说明他们对农田水利建设在农业发展中的长期作用已经有了比较明确的认识。史实证明，都江堰、郑国渠的兴修，在客观上并没有影响秦的“东伐”进程。这两项大型骨干工程极大地扩展了秦的农地范围。提高了农地质量，增强了农业抗御自然灾害的能力，保证了秦农业的稳产高产待续发展。有人作过统计，仅郑国渠灌区，四万顷亩钟之田即可产粮260万斛（石），大约能供应近15万人口的一年用粮，其数额大致接近于汉唐时期年输入关中的槽粮总量。巴蜀的“方船积粟”，不仅支持了秦的统一事业，而且收效于数十年后之汉“高祖因之成帝业”。
大型水利工程的兴修，从根本上改变了秦农业生产的宏观条件；而铁农具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科技的进步，则促使秦农业向集约、精细化方向发展，创造出更宜干作物生长的微环境。秦自商鞅变法之后，“颛川泽之利，管山林之饶”，官营冶铁业相当发展。秦“盐铁之利，二十倍于古”。盐乃生活之必需，铁乃生产之利器。盐铁并提，皆获巨利，说明秦铁器已排斥木石成为主要生产工具。铁器的广泛使用，增强了人类开发山林，兴修水利，精耕细作的生产能力。对于促进农耕技术进步，推动农业生产发展，皆具革命性意义。秦本土是我国古代重要的产铁地区之一，而楚、蜀、韩诸著名产铁地区相继归秦“对秦的冶铁炼钢发展无疑有着重要的作用”。战国末期，随着冶铁业的发展，秦在政府中专门设置管理铁器生产与使用的机构和官吏。司马迁的四世祖司马昌就曾为秦“铁官”。
《秦律杂抄》中有“右采铁”、“左采铁”等管理官铁业的官吏。《厩苑律》规定国家以优惠条件向生产者“既（假）铁器”，并且在《金布律》、《司空律》中分别对铁器的损毁、收缴、保管作了比较详尽的处理规定，显示出对铁农具的重视。牛耕的发展一般是和铁犁的推广相联系的，秦的冶铁业促使秦较早使用牛耕。历史上曾有过“秦以牛田水通粮”的记载，因为断句、释义存在歧异，无法确定“牛田”的真正含义。1975年湖北云梦睡虎地秦简的出土，提供了与此相关的史料。秦简《厩苑律》中称耕牛为“田牛”、称牛耕为“牛田”，并且对耕牛的饲养、役使、评比考核，规定了相应的奖惩办法。说明“牛田”是当时牛耕的通语，是秦行犁耕的确证之一。云梦由楚归秦不久，秦即依法推广“牛田”由此推论、秦之本土牛耕当已比较普遍。铁犁与畜力牵引相结合，是农拚动力史上的一场革命。犁耕增强了人们的生产能力，为个体家庭劳动创造了比较充分的条件；犁耕提高农田的耕作质量，并且“使更大面积的农田耕作”成为可能。所以赵豹曾将“牛耕积粟”视为赵不可与秦抗争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冷兵器时代，铁是重要的武器材料。尤其是战争年代，以铁铸剑还是以铁铸犁，却是颇费斟酌的事情。就当时社会发展水平而言，秦与东方六国皆有使用铁农具、推广牛耕的条件。然大敌当前，人们本能地会以剑戟护身为首务，而置铁耕于脑后战国末有关韩、魏、楚武器精良、甲胃坚劲之载不绝于书。所见“强弓劲弩皆在韩出”，“天下之宝剑韩为众”；魏之武卒“衣三属之甲……冠胃带剑”；“楚之铁剑利而倡优拙”，“宛锯铁施，修如蜂虿，皆此之谓也。由于将大量铁器用诸战争，相形之下有关铁耕之言也就稀见了。秦于此时能不忘铁犁牛耕。令人钦佩。
农田水利工程之兴修、铁器牛耕之推广，使秦国农业的整体与局部环凌都得到了极大改善，从而为秦农业超过六国农业总和而“富天下十倍”奠定了坚实基础。吕书《上农》篇“一人治之，十人食之，六畜皆在其”的记载，或能反映秦农业生产条件改善后的高额生产水平。四、六国农业的相对滞后发展
公元前221年，秦完成了统一大业。贾谊说，秦自穆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端侯雄。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班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及至秦王，“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山秦来完成“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制六合”的统一事业，乃历史发展之必然。但是，贾生未能揭示这必然趋势的深层原因，以至于后来在秦何以能灭六国问题上众说纷坛。或云秦得地利，或云秦善用兵，更有甚者，以游牧族人主中原取譬秦灭六国，皆未得精要。唯魏武帝曹操“秦以急农兼天下”一言，从根本上回答了秦得天下的基本原因。
有人认为，战国七雄除“韩、燕弱小，置不足论”外，其余五国皆有一天下之可能。“当是时，齐有孟尝，赵有平原，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宽厚而爱人，尊贤重士，约从离衡，并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之众。于是六国之士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之属为之谋齐明、周最、陈轮、召滑、楼缓、景、苏厉、乐毅之徒通其意：吴起、孙殡、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之伦制其兵”六国国力初始并不弱于秦。秦甚至为魏之拥土带甲“寝不安席，食不甘味”：秦昭襄王在称西帝的同时还要致齐东帝：张仪说，“凡天下强国，非秦而楚，非楚而秦。两国敌伴交争，其势不两立”；苏秦曰，“当今之时，山东之建国，莫强于赵”。
但是，比较农业发展，六国则稍逊于秦。三晋立国中原折冲、逐鹿之地，频繁的战争破坏了既有农业生产进程。三晋除初立诸君尚能行耕战之策，尽地力之教。着意于农业生产外。后来者皆忙于－城一地之争，无暇顾及农业生产。魏“惠王数伐韩赵，志吞邯郸，挫败于齐，军租子死，卒之为秦所困，国且以整、失河西七百里，去安邑而都大梁，数世不振”；“赵以上党之地，代韩受兵，利令智昏，轻用民死，同日坑于长平者过四十万，几于社稷为墟。”
桓管之前，齐为粮食墉人国。史有“馈食之都”、“托食之主”的记载，以致葵丘之盟时，齐国坚待把“毋讫杂”、“无遏杂”写人盟约条款之中。植管时代，齐“相地而衰征”，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农业生产获得一定发展。但是齐国的奢侈之风滋盛，临淄城中“其民无不鼓瑟、击筑、弹琴、斗鸡、走犬、六博、蹹踘者”。受邹衍阴阳三行学说之影响，“燕齐之士，释锄未，争言神仙方士”；渔盐之利高于农业经营效益，在某种程度上冲击了农业生产。朝野上下，形成追名逐利之风。“好利之民，莫不愿以齐为归”；“众庶百姓，皆以贪利争夺为俗”。这与荀子人秦所见之质朴民风对比十分张烈齐宣王时“齐之强，天下不能当”。但是齐连年发动战争，“南攻楚五年，蓄积散；西困秦三年。民憔摔，士罢肺县北与燕战，毅三军，获二将，而又以其余兵南而而举五千乘之劲宋，而包十二诸侯”。其目标虽然实现了，然而“数战则民劳，久师则兵弊，齐国的民力也被耗尽了。民力穷弊，虽有河济天险，长城柜防皆不足以为固。公元前284年，燕昭王起倾国之师，会同秦、韩、魏、赵伐齐。六月之内，下齐七十余城，齐仅余首、胆墨弹丸之地。后田单虽破燕军，复齐故地，但齐以此衰弱，“事秦谨”，终至束手为虏。
楚惠工与简王时代，楚在七雄中疆域最大。占有今湖北、湖南、安徽全部及贵州、陕西、河南、山东、江苏等省的部分地区。楚悼王用昊起为令尹，吴起“明法审令，捐不急之官，废公族疏远者，以抚养战斗之士”。吴起认为楚地广人稀，“于是令贵人往实广虚之地”，引起旧贵族反对。新法行之期年而悼王，昊起肢解于楚，包含开地强兵内容的吴起变法以失败而告终。楚国虽号广人，但农业比较发达的基本上是毗邻中原农区的北部地区。而这一地带正是楚与韩、魏、秦、齐交战争夺之地。如战国时代冶铁炼钢最为著书的中原城市——宛，原属楚国，在经济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后来韩“取宛、叶以北”，促进了韩冶铁业的发展，而楚失宛拒铁拖”。同时为了防备韩、魏、秦国进犯，楚以上梁、新城为“主郡”，驻扎大量军队，构筑坚固工事，沉重的战备任务加重了农业的负担，影响了农业的发展。
战国时代，楚国的其它农区则相对处于落后状态，不能和关中、巴蜀以及山东黄河流域的农业相比拟。司马迁在《史记·货殖列传》中说，“楚越之地，地广人稀，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褥，果隋赢蛤，不待贾而足，地势饶食，无饥懂之思。以故告魔偷生，无积聚而多贫。是故江淮以南，无冻饿之人，亦无千金之家”。荆、扬二州的涂泥之地，受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开发利用很不充分，在九州土壤排比中列为最下等。人们利用自然的水产、果蔬以“告麻偷生”。加上“楚王侍其国大，不恤其政”，百姓离心，城池不修，“虽有富大之名，其实空虚”。公元前278年，白起、张若两路大军钳攻郑都，收其地以为南郡。楚失却其“单路蓝缕”、世代经营开发的西楚地区。国势一落千丈。而陈与寿春“地薄民贫”，农业水平更下一筹了。
燕、中山及赵国领上的大部分处于龙门碣石以北地区。这条山东北倾向西南的斜线，是战国时代农牧业区划的分界处龙门A石以北多马、牛、羊、裘、筋角，游牧经济相对发达，而农业生产比较落后《货殖列传》所称道燕国的是鱼、盐、栗、枣，而没有提及当地的粮食生产。对于中山，则明确指出其土地疮薄。土地既然清薄，当地的人们又不擅长于耕作，显然农业也难得有着何成就。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甚至还把王位让给儿子，自号主父。亲身经营边事。这固然反映了他的改革精神，但从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赵受诸胡影响之深。乃至于着胡服，招骑射。后来由于少数族不断人扰，赵国不仅要筑长城防御，而且还得派大将李牧率重兵在北边防守。由于赵国农业生产条件相对较差，所以战时校食供应始终成为未能很好解决的难题长平之战，赵国粮草匾乏，“请粟于齐”。“赵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内阴相杀食”，其悲凄情形和“秦民之死者厚葬，伤者厚养，劳者相飨，饮食铺馈，以靡其财”形成巨大反差。邯郸之战，赵“民困兵尽”，城中“炊骨易子而食”。平原君赵胜甚至不得不散家财以给士卒，以救一时之困。
秦初人关中时，社会与农业发展水平尚不及东方诸国。但是他们“收周余民而有之”，继承周人优秀农业遗产，迅速完成了农业发展阶段的历史性跨越，赶上和超过了东方诸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大家都认为，秦国自商较变法以后迅速走向富强。荀子之“四世有胜”，贾生之“续六世之余烈”，皆此之谓也。商鞅变法的核心就是农战政策的推行。战国时代各国及诸子学派都不忽视农业，但能像秦和商君学派那样把农战视为基本国策，并将其推向极端程度者似乎很少。随着对外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时间的延长，秦同样也面临着兼顾农与战的同题。他们重视一城一地之得失，但是他们更重视农业之发展。
因为“国不农，则与诸侯争权，不能自持也，则众力不足也。”秦徙都栋阳以后，地近东部前线，军事形势较为严峻；地广人稀，农业生产相对落后。“兴兵而伐，则国家贫；安居而农，则敌得休息”。面对如此形势，秦以优惠条件吸引三晋百姓来秦垦荒务农，由原秦民专力从事战争，使兵、农不失须臾之时。既保证了战争的进行，又推动了农业生产的发展。在东下三川与西取巴蜀问题上，秦曾颇费斟酌。伐韩可以耀兵中原，“挟天子以令于天下”，政治影响大；取巴蜀，则“得其地足以广国，取其财足以富民”经过认真比较，秦终以经济利益为重而采纳了西取巴蜀的方案历史证明，既“擅巴蜀之饶”，为秦之迅速强盛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就农业生产条件而言，秦本土除关中西部经周族世代经营而具有较高发展水平外，关中东部及巴蜀农区之开发全赖秦人彼荆斩棘，逐步将其改造成天府沃区。著名的都江堰、郑国渠是战国末期仅见的两项大型水利工程，皆兴于秦，体现了秦对发展农业之重视。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但是韩国竟把兴修水利作为疲秦之计，使水工人秦游说。既然以谋略诱人中计，“精明”的韩国当然不会动用大量人力物力去兴筑这样的工程的。这又从另一侧面反映了秦与六国对发展农业问题的不同认识。
《吕氏春秋》以十二纪为框架，确立了中国传统农业的哲学体系，井以《上农》等四篇专论农业问题，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最系统、最完整的农业历史文献。这样的农学著作，莫定了我国传统农业科学技术的基础。它出现于秦地，应该是秦农业发展与进步的必然结果。在生产发展的前提下，到战国末年。秦之富庶程度远远超过东方六国……秦富天下十倍，正是当时六国所不及于秦之关键所在。当然，也有人称颂秦之军事优势，认为“今诸侯服秦，譬若邵县”，秦欲并天下，若炊妇扫除灶上之不净，不足为难。但是实际上秦与六国兵力并无多少优势可言。长平之战，秦“发年十五以上悉诣长平”，虽消灭赵卒四十余万，但秦军亦死亡过半。公元前258年的邯郸之役，由于“赵应其内，诸侯攻其外”，结果秦军大败。公元前247年，韩、赵、魏、楚、燕五国合纵抗秦，五国联军在魄信陵君无忌的率领下，大败秦军于河外，穷追秦军至函谷关，关封而退。公元前225年，李信率秦军二十万攻楚，竟遭败绩。
公元前223年，王剪“空秦国之甲士”，集六十万之众，但仍未敢冒然与楚军正面决战，而采用坚壁疲敌之术得以灭楚。战国末期诸雄争胜，除了军事实力的比较外，在更大程度上是经济实力之较量。秦以田产、爵位鼓励士卒英勇作战，“使其民所以要利于上者，非战无由也。”即使偶有败绩，也能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息民以养士，蓄积粮食。三军之傣，有倍于前”，重新组织起有效的进攻。战国末期，秦赵之间的几次大的决战，就是在如此情形下进行的口赵据本土作战，赖人民之同仇敌汽，曾数次战胜秦军口然而也正是这些战争耗尽了赵的基本国力。赵国虽然能“聚士卒，养从徒，欲赘天下之兵，明秦不弱”，但是经济却非一时所能恢复。由于缺乏有力的物质保障，强大的军事实力终成强弩之末，势难持久。
恩格斯说，“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情况供给暴力以配备和保持暴力工具的手段”。在战国这样一个战争频仍的时代里，经济因素尤其是“为战争准备人力物力来源的农业生产”更具决定性作用。在很多情况下，是沉重的战争负担、巨大的战争破坏从经济上摧毁了诸雄的生存条件，是“被（战争）吞噬的农业饿死了战争”。与六国相反，“秦以急农兼天下”。这一认识产生于三国鼎立的时代并由魏武帝亲口说了出来，既是历史规律的某种重合，也是对魏灭吴、蜀的探层诠释。五、统一战争中的农业保护战略
秦自商轶变法以后，一直以对外战争残酷面著名，被称之为“上首功之国”。他们东出蜻函，把战争引向六国领土，不惜以残酷的战争手段来破坏敌国生产、掠夺敌国财富、摧毁敌国军力。这种“毒愉于敌”的战略，在七雄井立的战国时代，有效地打击了敌人，壮大了自己，从根本上改变了秦与六国的力量对比。但是，进人统一战争时期以后，秦的战争观念发生了某些明显变化。这在客观上减轻了战争的摧残、破坏作用，在某种程度上有利于当时社会经济的发展。
据史料记载，秦自孝公至昭襄王年间。仅可计杀敌之数即达一百三十余万，而白起为将时就斩首九十二万之巨，故有二“人屠”之称。当时由于“以战获首级计受爵”，鼓励野蛮的屠杀行为，“是以秦人每战胜，老弱妇人皆死，计功赏至万数”。秦赵长平之战。这种杀戮行为达到高潮。秦坑赵卒四十余万，赵军主力几平损失殆尽。然而以后的邯郸之役、肥城之役、番吾之役，赵竟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数番打败强悍的秦军。其根本原因就是大规模、无节制的屠杀行为激起了赵国人民的愤汽。他们宁服“炊骨易子而食”，共赴国难，却不服投降于秦这说明残酷的屠杀行为固然能有效地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但是它的消极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自此以后，秦除了在公元前236年的平阳（河北磁县东）、武城之战中“杀赵将息辄、斩首十万”以外。有关“斩首”的数字已经明显减少。公元前231－公元前221年的统一战争中则几乎没有见到明确的杀人记载，代之而起的是有关。“迁虏”的记载明显增多。这在当时可谓是一种优待俘虏的政策，既能有效瓦解敌军，又道免了对人力资源的无谓摧残。
灭其国而不绝其祀，这是古代用来安抚前朝臣民的有效办法之一。但是秦在最初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每陷一地，必堕其城郭、迁其重器、潘其祖庙，务灭其国而后快。公元前278年，白起攻楚郢都，兵至西陵而烧毁楚先王陵；秦人攻魏、韩，使其“社稷坏，宗庙绒”，“鬼神孤祥无所食”。这种辱及先祖的野蛮行为，极大地刺痛了敌国的民族自尊心。后来的史实证明，秦为此而付出了高昂的历史代价。秦一统六国时，楚已僻居淮河一隅，残局难继，但是秦仍需倾六十万之兵力方能灭其国。后来出现的“楚虽三户，亡秦必楚”的复仇誓言，以及项羽人关后对秦王朝犁庭扫穴式的报复行为，未尝不与白起焚楚西陵相关。在吕不韦执政时期，秦的这一政策也发生了某些变化。公元前219年，吕不韦率军灭周王室另一支系东周君，将其地并人秦国。但是他没有采取绝其祀的办法，而是迁东周君于阳人（河南临安西），使其奉守先祀，不绝其后。公元前241年，秦攻古魏的朝歌，魏之附庸卫亦被灭。秦将卫君角从渡阳、迁至野王（河南沁阳），让他在那里继续维待其君位。在以后的统一进程中，秦亦用此法以减轻统一战争中的阻力。公元前230年，内史腾率兵攻韩，俘虏韩王安，迁其于吱山。公元前228年，秦人邯郸，赵幽缪王降，秦“迁王于房陵”。公元前221年，秦虏齐王建，“迁之共”。对被征服者恩、威并施，实行较为宽厚的政策，其根本目的并不在于“不绝其祀”，而是藉此以级亡国之仇，避免引起更大的社会动荡，以利争取各国投降，较为顺利地完成统一大业。
在李斯、尉缭等人的筹划下，秦改变了以往的单纯的军事斗争形式而是不惜重金，“阴遣谋士资持金玉以游说诸侯”，向各国主权的“豪臣”行贿，以破坏诸侯合纵，离间君臣关系，诸侯名上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在以后的统一进程中，秦多次采用这一办法，在很多场合避免了正而的、大规摸的军事斗争。长平之役后，秦始终将赵作为主要攻击目标。“大发军”，以强击弱，以众击寡，但是难以奏效“秦数不利”。后来赵王宠臣郭开接受秦人贿赂，向赵王诬告李牧、司马尚欲反，赵王便夺其兵权，并且处死李牧、司马尚，为秦军亡赵扫清了道路口导致齐国亡国的原因是，“后胜相齐，多受秦间金。多使宾客人秦，秦又多予金，客皆为反间，劝王去从（纵）朝秦，不修攻战之备，不助五国攻秦。秦以故得灭五国，五国已亡，秦兵卒人临淄，民莫敢格者。”
秦战争观念之转变也反映在当时一些政治、军事著述中。吕不韦主持编纂的《吕氏春秋》一书，赞成、支持用战争手段来结束割据状态。建立统一的国家。但是目氏主张“义兵”，以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为理想。“故兵人于敌之境，则民知所庇矣，黔首知不死矣。至于国邑之郊，不虐五谷，不掘坟墓，不伐树木，不烧积聚，不焚室屋，不取六畜”。攻克敌国以后，不罪及士民百姓，“独诛所诛而已矣”。还要“举其秀士而封侯之；选其贤良而尊显之导求其孤寡而振恤之，见其长老而敬礼之；“论其罪人而救出之”散财以救民生，继祀以随民俗，这样就会使“邻国之民归之若流水，诛国之民望之若父母”。著名军事家尉缭，把以烧杀抢掠为目的的战争着作是“盗”。他主张，“凡兵不攻无过之城，不杀无罪之人”。“兵之所加，农不离其田业，贾不离其肆宅，其大夫不离其官府”以尽可能地保持社会秩序的安定秦战争观念之转变，是战国末期形势发展之结果。当时，六国归秦已成必然趋势，“毒输于敢”之战略失去了继续存在的社会条件。秦从君临天下的角度去认识战争的巨大破坏作用，自然会把战争所造成的振失尽量降低到最小程度秦在统一进程中实行了北临赵、南伐楚、东安齐的战略方针口秦将主要军事力量用于距中原核心农区相对僻远的楚、赵诸国，而对素有“东秦”之称的齐国则迫使其不战而降，从而使其良好的农业基础免遭浩劫。
这在当时可谓是颇具匠心的战略筹划口秦在吕不韦执政时期，灭两周，取成皋、荣阳，建三川郡，“秦界至大梁”；然后拔韩上党，定赵晋阳，置太原郡，赵与中原毗邻地区多已人秦公元前242年以楚考烈王为纵长的伐秦行动失败以后，秦置东郡，楚避秦去陈迁寿存，进人大别山地和淮南庄陵地带。而齐国当时“地方数千，带甲数百万。”
在战国中后期各国互相攻伐的情势下，齐却“四十年不受兵”，农业生产受战争影响较小。由于“齐带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具有良好的生产条件。加上“一农之事必有一招、一姚、一镶、一褥、一锥、一侄，然后成为农”，铁农具得到广泛使用齐国农业得到很大发展，从五国合纵抗秦时“请粟于齐”的记载看，齐国的粮食是比较丰裕的。齐国的桑麻事业具有悠久的历史，更为发达，“号为冠带衣履天下”。由秦到齐的黄河中下游地区，是中国古代农业最为发达的核心农区。秦“蚕食”韩魏，基本占有中原农区以后，如果迅速灭齐，将黄河中下游农区联成一体口既能得其财富以支持统一事业能断绝“山东从（纵）亲之腰”。从战略角度讲未尝不为上策。但是以军事手段灭齐，势必对这一块四十年不受兵“的东部农区造成极大破坏。秦利用齐安求存的心理，暂行安抚之策，争取齐国保持中立。“不助五国攻秦”，不资五国粮袜，“不修攻战之备”。而集中优势兵力攻击楚、赵、燕诸国。
以上三国或处农牧交错地带，或居火耕水褥之野，地薄民贫基本上属于当时全国的农耕“劣区”。用兵于这些地区，不会对全国的社会、经济造成很大影响。待五国既灭，齐之“扦蔽”（屏障）已除。齐虽发兵守其西界，不通秦，但为时已晚。“秦使将军王贡从燕南攻齐”，避开齐军主力，不与其正面决战。而由北线进人临淄，又许以封地诱降，终于不战而灭齐。史实证明，齐鲁农区并没有因为统一战争而受到破坏。“从秦统一六国起，山东粮食即已不断溯黄河西上，运往关中或其邻近各地”也。秦始皇北却匈奴之后。经营北河、遣兵远戍、徙民实边。其粮株的供给是远取于原属齐国的黄、睡、琅邪诸负海之郡。“使天下飞当挽粟”于齐，说明齐地实在是当时比较富庶的地区。秦始皇的几次大的巡行，几乎都涉足于齐。有一次甚至在琅邪连住三月，还由别的地方向那里迁徙了三万户居民。秦始皇在泰山、琅邪等地立石中“上农除末、黔首是富”、“男乐其畴、女修其业”、“治道运行、诸产裕宜”诸颂词，既是对自己歌功倾德。亦应看作是对齐地农业之赞美。秦汉间，人们称齐为东秦，也就是把齐国的富庶和关中等齐观。齐国农业在战乱频仍的战国末期仍能获得发展，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秦的安齐诱降战略。
我们无意于战争历史的研究，但战争与农业的关系问题却是我们关注的重点之一。尤其是战国时代，战争连绵不断，一场战争“十年之田而不偿也”。不重视战争问题，就很难深人研究当时农业之发展。秦灭六国结束了数百年战争割据状态，建立起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王朝。这样一场前所未有的大变革，赖秦战争观念之转变，并未使中国农业之发展出现倒退、中断，这实在是中国农业史上应该庆幸的事件之一。
六、中央集权制度与农业发展
秦灭六国，统一的中央集权制度使秦文化凭借其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力量强制推向全国，这是齐鲁、三晋、楚越诸地域文化所无法比拟的。在农业方而，秦王朝建立起比较完整的农官体系，制订了严密的法律条文，以加强对生产过程的督导，以保障生产目标的实现。湖北云梦秦简为我们提供了秦农业科技推广的生动范例。秦人将有关农业生产的若干规定与要求以法律形式颁行各地。其中涉及铁器的供应与使用；粮食的贮藏条件与加工比率；耕牛的保护、饲养和繁殖；畜疫的检查与防治；农作物的播种数量、田向管理、灾异申报；以及山泽禁令之重申，农时节令之安排等，内容十分具休，要求相当严格。这种强制的农业推广措施，因为适应了社会经济发展的濡要，所以虽显粗暴却也相当有效。秦简中所见的大量报食积贮记载，是和农业科技进步相一致的。同时，秦统一后设郡县废分封。统一货币和度量衡，统一文字车轨，也为秦农业的整休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秦代大规模的徙民、戍边活动，促进了民间科技文化的交流与传播，推动了秦农业科技的地域性扩展。
史载，始皇亲政以后，吕不韦即被罢免相国，逐出关中，最后乃至饮鸿而亡，由他主持编的《吕氏春秋》一书或因此而遭厄运。吕不韦的数千宾客（包括吕书编著集团成员）或被逐归三晋，或被滴徙房陵。吕书思想传播转人民间和地下状态。在经历了焚书坑儒及秦末兵资之后，《吕氏春秋》竟能奇迹般地完整保留下来，在很大程度上应得力于这些被请逐山东的吕氏集团成员。他们在被迫离开秦国以后，在更大范围内交流、传播了吕书，扩大了吕书的影响。吕书中所包含的农学思想、农业科技也藉此得以行诸东国。秦地是我国古代农田水利事业较早发达的先进地区。通过工程技术以改变农业生产条件，是秦发展农业的或功经验之一。秦统一后将这一经验推广全国，继续组织大型农田水利、河道疏浚工程，促进了工程技术的进步。同时也为我国古代大型水利工程的组织、设计、兴修，积累了宝贵经验。王云度先生在《试论秦统一后杜会经济的发展》一文中充分肯定了秦中央集权制度在统一初期对社会、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把它看作是这一阶段秦农业较大发展的重要原因之一。
